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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沒有人能幫助她。
她是那樣地孤單和無望，有着難以訴說的凄苦。
往往越是這樣，她白天就越顯得興奮，似乎是想攫取某種精神上的補償。
四七年前後她的幾首病中小詩，對這種難堪的心境作了描述。
盡管那調子低沉陰郁得叫人不忍卒讀，卻把“悲”的美學内涵表達得盡情、貼切。
一九四七年冬，結核菌侵入了她的一個腎，必須動大手術切除。
母親帶着渺茫的希望入了醫院。
手術雖然成功了，但她的整個健康狀況卻又惡化了一大步，因為體質太弱，傷口幾個月才勉強愈合。
四八年的北平，在殘破和冷落中期待着。
有人來勸父親和母親“南遷”，出國，卻得不到他們的響應。
抗戰後期，一位老友全家去了美國，這時有人曾說，“某公是不會回來的了”。
母親卻正色厲聲地說：“某公一定回來！”這不僅反映了她對朋友的了解，也反映了她自己的心聲。
那位教授果然在新中國成立前不久舉家回到了清華園。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清華園北面徹夜響起槍炮聲。
母親和父親當時還不知道，這炮聲正在預告着包括他們自己在内的中國人民的生活即将掀開新的一頁。
解放軍包圍北平近兩個月，守軍龜縮城内，清華園門口張貼了解放軍四野十三兵團政治部的布告，要求全體軍民對這座最高學府嚴加保護，不得入内騷擾。
同時，從北面開來的民工卻源源經過清華校園，把雲梯、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運去。
看來，一場攻堅戰落在北平城頭已難以避免。
憂心忡忡的父親每天站在門口往南眺望，谛聽着遠處隐隐的炮聲，常常自言自語地說：“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他擔心的，不止是城裡親友和數十萬百姓的安危，而且還有他和母親的第二生命——這整座珍貴的古城。
中國曆史上哪裡有那樣的軍隊，打仗還惦記着保護文物古迹？ 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當時中國真還有一支這樣的軍隊！就在四八年年底，幾位頭戴大皮帽子的解放軍幹部坐着吉普來到我們家，向父親請教一旦被迫攻城時，哪些文物必須設法保護，要父親把城裡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們帶來的軍用地圖上……父親和母親激動了：“這樣的黨、這樣的軍隊，值得信賴，值得擁護！”從這件事裡，他們樸素地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
直到他們各自生命結束，對此始終深信不疑。
解放 解放了。
母親的病沒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狀态和生活方式，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姐姐參軍南下，我進入大學，都不在家。
對于母親那幾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沒有細緻的了解。
隻記得她和父親突然忙了起來，家裡常常來一些新的客人，興奮地同他們讨論着、籌劃着……過去，他們的活動大半限于營造學社和清華建築系，限于學術圈子，而現在，新政權突然給了他們機會，來參與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實際建設工作，特别是請他們參加并指導北京全市的規劃工作。
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作為建築師，他們猛然感到實現宏偉抱負，把才能獻給祖國、獻給人民的時代奇迹般地到來了。
對這一切，母親同父親一樣，興奮極了。
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過去在建築、文物、美術、教育等等許多領域中積累的知識和多少年的抱負、理想，在一個早晨統統加以實現。
隻有四十六歲的母親，病情再重也壓不住她那突然迸發出來的工作熱情。
母親有過強烈的解放感。
因為新社會确實解放了她，給了她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會地位。
在舊時代，她雖然也在大學教過書，寫過詩，發表過學術文章，也頗有一點名氣，但始終隻不過是“梁思成太太”，而沒有完全獨立的社會身份。
現在，她被正式聘為清華大學建築系的一級教授、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她還當選為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文代會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份來擔任社會職務，來為人民服務了。
這不能不使她對新的政權、新的社會産生感激之情。
“士為知己者用”，她當然要鞠躬盡瘁。
那幾年，母親做的事情很多，我并不全都清楚，但有幾件我是多少記得的。
一九五○年，以父親為首的一個清華建築系教師小組，參加了國徽圖案的設計工作，母親是其中一個活躍的成員。
為自己的國家設計國徽，這也許是一個美術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動人心的課題了。
在中國曆史上，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絕後的機會。
她和父親當時都決心使我們的國徽具有最鮮明的民族特征，不僅要表現革命的内容，還要體現出我們這文明古國悠久的文化傳統。
他們曾擔心：有人會主張像某些東歐“兄弟國家”那樣，來一個蘇聯“老大哥”國徽的“中國版”。
在最初的構思中，他們曾設想過以環形的璧，這種中國古老的形式作為基本圖案，以象征團結、豐裕與和平。
現在的這個圖案，是後來經過多次演變、修改之後才成形的。
一九五○年六月全國政協讨論國徽圖案的大會，母親曾以設計小組代表的身份列席，親眼看到全體委員是怎樣在毛主席的提議下，起立通過了國徽圖案的。
為了這個設計，母親做了很大貢獻，在設計過程中，許多新的構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畫成草圖的，她也曾多次親自帶着圖版，扶病乘車到中南海，向政府領導人彙報，講解，聽取他們的意見……正因為這樣，她才會在毛主席宣布國徽圖案已經通過時激動地落了淚。
新中國成立初期她所熱心從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導某些北京傳統手工藝品的設計改革。
當時有人來向她呼籲，要挽救當時已瀕于停頓、失傳的北京景泰藍、燒磁等手工業。
她對這件事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曾和幾位年輕的工藝美術工作者一道，親自到工場、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藍等的制作工藝，觀看老工人的實際操作。
然後她又根據這些工藝特點親自設計了一批新的構圖簡潔、色調明快的民族形式圖案，還親自到作坊裡去指導工人燒制樣品。
在這個過程中，她還為工藝美院帶出了兩名研究生。
可惜的是，她的試驗在當時的景泰藍等行業中未能推開，她的設計被采納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藍仍維持着原來那種陳舊的圖案。
城牆與屋頂 她的主張不邀時賞的，并不僅是這一件。
現在，當我每天早上夾在車和人的洪流中，急着要從阻塞的大街上擠一條路趕去上班的時候，常常不由得回想起五十年代初期，母親和父親一道，為了保存古城北京的原貌，為了建設一個他們理想中的現代化的首都而進行的那一場徒勞的鬥争。
他們在美國留學的時代，城市規劃在資本主義世界還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
他們曾經看到，在私有制度之下，所謂城市規劃，最後隻能屈從于房地産資本家的意志，建築師們科學的見解、美妙的構思，最後都湮沒在現代都市千奇百怪、雜亂無章的建築物之中。
因此，當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們參加了為北京市做遠景規劃的工作時，心情是極為興奮的。
他們曾經認為，隻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當城市的一切土地都是公有的，一切建築活動都要服從統一的計劃時，真正科學、合理的城市規劃才有可能實現。
對于北京的規劃，他們的基本觀點是：第一，北京是一座有着八百多年曆史，而近五百年來其原貌基本保存完好的文化古城，這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
北京的原貌本身就是曆代勞動人民留給我們的無價珍寶。
而它又是一座“活的”城市，現代人仍然生活于其中，仍在使用和發展着它，但現代人隻負有維護古都原貌，使之傳諸久遠的義務，而沒有“除舊布新”，為了眼前的方便而使珍貴古迹易容湮滅的權利。
第二，他們認為，原北京城的整個布局，是作為封建帝都，為滿足當時那樣的需要而安排的，它當然不能滿足一個現代國家首都在功能上的要求。
而如果隻着眼于對舊城的改建，也難以成功。
他們根據國外許多曆史名城被毀的教訓，預見到如果對北京城“就地改造”，把大量現代高層建築硬塞進這古城的框框，勉強使它适應現代首都的需要，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現代需要既不能充分滿足，古城也将面目全非，弄得不倫不類，其弊端不勝枚舉。
然而，這些意見卻遭到了來自上面的批駁。
于是，他們隻好眼睜睜地看着北京城一步步地重蹈國外那些古城的命運。
那些“妨礙”着現代建設的古老建築物，一座座被鏟除了，一處處富有民族特色的優美的王府和充滿北京風味的四合院被拆平了，而一幢幢現代建築，又“中心開花”地在古城中冒了出來。
繼金水橋前三座門、正陽門牌樓、東西四牌樓、北海“金鳌玉”橋等等被拆除之後，推土機又兵臨“城”下，五百年古城牆，包括那被多少詩人畫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樓和城門，全被判了極刑。
母親幾乎急瘋了。
她到處大聲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聲淚俱下的程度。
她和父親深知，這城牆一旦被毀，就永遠不能恢複，于是再三懇請下命令的人高擡貴手，刀下留城，從長計議。
然而，得到的回答卻是：城牆是封建帝王鎮壓人民對抗農民起義的象征，是“套在社會主義首都脖子上”的一條“鎖鍊”，一定要推倒！又有人動員三輪車（如此落後的交通工具！）工人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控訴”城門、牌樓等等如何阻礙交通、釀成車禍，說什麼“城牆欠下了血債！”于是母親和父親又提出了修建“城上公園”、多開城門的設想，建議在環城近四十公裡的寬闊城牆上面種花植草，放置涼棚長椅，利用城門樓開辦展覽廳、閱覽室、冷飲店，為市區居民開辟一個文化休息的好去處，變“廢”為利。
然而，據理的争辯也罷，激烈的抗議也罷，苦苦的哀求也罷，統統無濟于事。
母親曾在絕望中問道：為什麼經曆了幾百年滄桑，解放前夕還能從炮口下搶救出來的稀世古城，在新中國的和平建設中反而要被毀棄呢？為什麼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裡那麼精心地保存起幾塊出土的殘磚碎瓦，同時卻又要親手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惟一的這處雄偉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 說起母親和父親對待古建築的立場，我便不能不提到對于“大屋頂”的批判問題，這個批判運動雖然是在母親去世之後，針對父親的建築思想開展的，但這種建築思想曆來是他們所共有的，而且那批判的端倪也早已見于解放之初。
這表面上雖是由經濟問題引出來的，但實質上卻是新中國的新建築要不要繼承民族傳統，創造出現代的民族形式的問題。
對于這個重大課題，母親和父親出于他們自幼就懷有的深厚的愛國主義感情，早在留學時期便已開始探索。
他們始終認為，現代建築的材料與結構原則，完全有可能與中國古代建築的傳統結構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創出一種新的，富有中國氣派的民族風格。
他們經過反複思考，明确否定了幾十年來風行于世界各地的“玻璃盒子”式，或所謂“國際式”的建築，認為它們抹殺了一切民族特征，把所有的城市變得千城一面；他們也反對複古主義，反對造“假古董”。
早在三十年代初母親在為《清式營造則例》所寫的“緒論”中就已經告誡建築家們“雖須要明了過去的傳統規矩，卻不要盲從則例，束縛自己的創造力”。
但是在民生凋敝的舊中國，他們一直缺乏實踐機會。
這方面的摸索，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有可能開始。
母親确曾說過，屋頂是中國建築最具特色的部分，但他們并沒有把民族形式簡單地歸結為“大屋頂”。
五十年代前期各地出現的建“大屋頂”之風，是對民族形式的一種簡單的模式化理解，或者說是一種誤解或曲解，決不符合父親和母親的真正主張。
而且當時那種一哄而起，到處蓋房子都要搞個大屋頂的
她是那樣地孤單和無望，有着難以訴說的凄苦。
往往越是這樣，她白天就越顯得興奮，似乎是想攫取某種精神上的補償。
四七年前後她的幾首病中小詩，對這種難堪的心境作了描述。
盡管那調子低沉陰郁得叫人不忍卒讀，卻把“悲”的美學内涵表達得盡情、貼切。
一九四七年冬，結核菌侵入了她的一個腎，必須動大手術切除。
母親帶着渺茫的希望入了醫院。
手術雖然成功了，但她的整個健康狀況卻又惡化了一大步，因為體質太弱，傷口幾個月才勉強愈合。
四八年的北平，在殘破和冷落中期待着。
有人來勸父親和母親“南遷”，出國，卻得不到他們的響應。
抗戰後期，一位老友全家去了美國，這時有人曾說，“某公是不會回來的了”。
母親卻正色厲聲地說：“某公一定回來！”這不僅反映了她對朋友的了解，也反映了她自己的心聲。
那位教授果然在新中國成立前不久舉家回到了清華園。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清華園北面徹夜響起槍炮聲。
母親和父親當時還不知道，這炮聲正在預告着包括他們自己在内的中國人民的生活即将掀開新的一頁。
解放軍包圍北平近兩個月，守軍龜縮城内，清華園門口張貼了解放軍四野十三兵團政治部的布告，要求全體軍民對這座最高學府嚴加保護，不得入内騷擾。
同時，從北面開來的民工卻源源經過清華校園，把雲梯、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運去。
看來，一場攻堅戰落在北平城頭已難以避免。
憂心忡忡的父親每天站在門口往南眺望，谛聽着遠處隐隐的炮聲，常常自言自語地說：“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他擔心的，不止是城裡親友和數十萬百姓的安危，而且還有他和母親的第二生命——這整座珍貴的古城。
中國曆史上哪裡有那樣的軍隊，打仗還惦記着保護文物古迹？ 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當時中國真還有一支這樣的軍隊！就在四八年年底，幾位頭戴大皮帽子的解放軍幹部坐着吉普來到我們家，向父親請教一旦被迫攻城時，哪些文物必須設法保護，要父親把城裡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們帶來的軍用地圖上……父親和母親激動了：“這樣的黨、這樣的軍隊，值得信賴，值得擁護！”從這件事裡，他們樸素地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
直到他們各自生命結束，對此始終深信不疑。
解放 解放了。
母親的病沒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狀态和生活方式，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姐姐參軍南下，我進入大學，都不在家。
對于母親那幾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沒有細緻的了解。
隻記得她和父親突然忙了起來，家裡常常來一些新的客人，興奮地同他們讨論着、籌劃着……過去，他們的活動大半限于營造學社和清華建築系，限于學術圈子，而現在，新政權突然給了他們機會，來參與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實際建設工作，特别是請他們參加并指導北京全市的規劃工作。
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作為建築師，他們猛然感到實現宏偉抱負，把才能獻給祖國、獻給人民的時代奇迹般地到來了。
對這一切，母親同父親一樣，興奮極了。
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過去在建築、文物、美術、教育等等許多領域中積累的知識和多少年的抱負、理想，在一個早晨統統加以實現。
隻有四十六歲的母親，病情再重也壓不住她那突然迸發出來的工作熱情。
母親有過強烈的解放感。
因為新社會确實解放了她，給了她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會地位。
在舊時代，她雖然也在大學教過書，寫過詩，發表過學術文章，也頗有一點名氣，但始終隻不過是“梁思成太太”，而沒有完全獨立的社會身份。
現在，她被正式聘為清華大學建築系的一級教授、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她還當選為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文代會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份來擔任社會職務，來為人民服務了。
這不能不使她對新的政權、新的社會産生感激之情。
“士為知己者用”，她當然要鞠躬盡瘁。
那幾年，母親做的事情很多，我并不全都清楚，但有幾件我是多少記得的。
一九五○年，以父親為首的一個清華建築系教師小組，參加了國徽圖案的設計工作，母親是其中一個活躍的成員。
為自己的國家設計國徽，這也許是一個美術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動人心的課題了。
在中國曆史上，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絕後的機會。
她和父親當時都決心使我們的國徽具有最鮮明的民族特征，不僅要表現革命的内容，還要體現出我們這文明古國悠久的文化傳統。
他們曾擔心：有人會主張像某些東歐“兄弟國家”那樣，來一個蘇聯“老大哥”國徽的“中國版”。
在最初的構思中，他們曾設想過以環形的璧，這種中國古老的形式作為基本圖案，以象征團結、豐裕與和平。
現在的這個圖案，是後來經過多次演變、修改之後才成形的。
一九五○年六月全國政協讨論國徽圖案的大會，母親曾以設計小組代表的身份列席，親眼看到全體委員是怎樣在毛主席的提議下，起立通過了國徽圖案的。
為了這個設計，母親做了很大貢獻，在設計過程中，許多新的構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畫成草圖的，她也曾多次親自帶着圖版，扶病乘車到中南海，向政府領導人彙報，講解，聽取他們的意見……正因為這樣，她才會在毛主席宣布國徽圖案已經通過時激動地落了淚。
新中國成立初期她所熱心從事的另一件工作，是倡導某些北京傳統手工藝品的設計改革。
當時有人來向她呼籲，要挽救當時已瀕于停頓、失傳的北京景泰藍、燒磁等手工業。
她對這件事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曾和幾位年輕的工藝美術工作者一道，親自到工場、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藍等的制作工藝，觀看老工人的實際操作。
然後她又根據這些工藝特點親自設計了一批新的構圖簡潔、色調明快的民族形式圖案，還親自到作坊裡去指導工人燒制樣品。
在這個過程中，她還為工藝美院帶出了兩名研究生。
可惜的是，她的試驗在當時的景泰藍等行業中未能推開，她的設計被采納的不多，市面上的景泰藍仍維持着原來那種陳舊的圖案。
城牆與屋頂 她的主張不邀時賞的，并不僅是這一件。
現在，當我每天早上夾在車和人的洪流中，急着要從阻塞的大街上擠一條路趕去上班的時候，常常不由得回想起五十年代初期，母親和父親一道，為了保存古城北京的原貌，為了建設一個他們理想中的現代化的首都而進行的那一場徒勞的鬥争。
他們在美國留學的時代，城市規劃在資本主義世界還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
他們曾經看到，在私有制度之下，所謂城市規劃，最後隻能屈從于房地産資本家的意志，建築師們科學的見解、美妙的構思，最後都湮沒在現代都市千奇百怪、雜亂無章的建築物之中。
因此，當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們參加了為北京市做遠景規劃的工作時，心情是極為興奮的。
他們曾經認為，隻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當城市的一切土地都是公有的，一切建築活動都要服從統一的計劃時，真正科學、合理的城市規劃才有可能實現。
對于北京的規劃，他們的基本觀點是：第一，北京是一座有着八百多年曆史，而近五百年來其原貌基本保存完好的文化古城，這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
北京的原貌本身就是曆代勞動人民留給我們的無價珍寶。
而它又是一座“活的”城市，現代人仍然生活于其中，仍在使用和發展着它，但現代人隻負有維護古都原貌，使之傳諸久遠的義務，而沒有“除舊布新”，為了眼前的方便而使珍貴古迹易容湮滅的權利。
第二，他們認為，原北京城的整個布局，是作為封建帝都，為滿足當時那樣的需要而安排的，它當然不能滿足一個現代國家首都在功能上的要求。
而如果隻着眼于對舊城的改建，也難以成功。
他們根據國外許多曆史名城被毀的教訓，預見到如果對北京城“就地改造”，把大量現代高層建築硬塞進這古城的框框，勉強使它适應現代首都的需要，結果一定是兩敗俱傷：現代需要既不能充分滿足，古城也将面目全非，弄得不倫不類，其弊端不勝枚舉。
然而，這些意見卻遭到了來自上面的批駁。
于是，他們隻好眼睜睜地看着北京城一步步地重蹈國外那些古城的命運。
那些“妨礙”着現代建設的古老建築物，一座座被鏟除了，一處處富有民族特色的優美的王府和充滿北京風味的四合院被拆平了，而一幢幢現代建築，又“中心開花”地在古城中冒了出來。
繼金水橋前三座門、正陽門牌樓、東西四牌樓、北海“金鳌玉”橋等等被拆除之後，推土機又兵臨“城”下，五百年古城牆，包括那被多少詩人畫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樓和城門，全被判了極刑。
母親幾乎急瘋了。
她到處大聲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聲淚俱下的程度。
她和父親深知，這城牆一旦被毀，就永遠不能恢複，于是再三懇請下命令的人高擡貴手，刀下留城，從長計議。
然而，得到的回答卻是：城牆是封建帝王鎮壓人民對抗農民起義的象征，是“套在社會主義首都脖子上”的一條“鎖鍊”，一定要推倒！又有人動員三輪車（如此落後的交通工具！）工人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控訴”城門、牌樓等等如何阻礙交通、釀成車禍，說什麼“城牆欠下了血債！”于是母親和父親又提出了修建“城上公園”、多開城門的設想，建議在環城近四十公裡的寬闊城牆上面種花植草，放置涼棚長椅，利用城門樓開辦展覽廳、閱覽室、冷飲店，為市區居民開辟一個文化休息的好去處，變“廢”為利。
然而，據理的争辯也罷，激烈的抗議也罷，苦苦的哀求也罷，統統無濟于事。
母親曾在絕望中問道：為什麼經曆了幾百年滄桑，解放前夕還能從炮口下搶救出來的稀世古城，在新中國的和平建設中反而要被毀棄呢？為什麼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裡那麼精心地保存起幾塊出土的殘磚碎瓦，同時卻又要親手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惟一的這處雄偉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 說起母親和父親對待古建築的立場，我便不能不提到對于“大屋頂”的批判問題，這個批判運動雖然是在母親去世之後，針對父親的建築思想開展的，但這種建築思想曆來是他們所共有的，而且那批判的端倪也早已見于解放之初。
這表面上雖是由經濟問題引出來的，但實質上卻是新中國的新建築要不要繼承民族傳統，創造出現代的民族形式的問題。
對于這個重大課題，母親和父親出于他們自幼就懷有的深厚的愛國主義感情，早在留學時期便已開始探索。
他們始終認為，現代建築的材料與結構原則，完全有可能與中國古代建築的傳統結構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創出一種新的，富有中國氣派的民族風格。
他們經過反複思考，明确否定了幾十年來風行于世界各地的“玻璃盒子”式，或所謂“國際式”的建築，認為它們抹殺了一切民族特征，把所有的城市變得千城一面；他們也反對複古主義，反對造“假古董”。
早在三十年代初母親在為《清式營造則例》所寫的“緒論”中就已經告誡建築家們“雖須要明了過去的傳統規矩，卻不要盲從則例，束縛自己的創造力”。
但是在民生凋敝的舊中國，他們一直缺乏實踐機會。
這方面的摸索，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有可能開始。
母親确曾說過，屋頂是中國建築最具特色的部分，但他們并沒有把民族形式簡單地歸結為“大屋頂”。
五十年代前期各地出現的建“大屋頂”之風，是對民族形式的一種簡單的模式化理解，或者說是一種誤解或曲解，決不符合父親和母親的真正主張。
而且當時那種一哄而起，到處蓋房子都要搞個大屋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