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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變來變去，最後不是成為瓦盆，就是變作痰盂！
前面曾提到，母親在昆明時還有一批特别的朋友，就是在晃縣與我們邂逅的那些空軍航校學員，這是一批抗戰前夕沿海大城市中投筆從戎的愛國青年，後來大多數家鄉淪陷。
在昆明時，每當休息日，他們總愛到我們家來，把母親當作長姐，對她訴說自己的鄉愁和種種苦悶。
他們學成時，父親和母親曾被邀請做他們全期（第七期）的“名譽家長”出席畢業典禮。
但是，政府卻隻用一些破破爛爛的老式飛機來裝備自己的空軍，抗戰沒有結束，他們十來人便全都在一次次與日寇力量懸殊的空戰中犧牲了，沒有一人幸存！有些死得十分壯烈。
因為多數人家在敵占區，他們陣亡後，私人遺物便被寄到我們家裡。
每一次母親都要哭一場。
李莊 一九四○年冬，由于日寇對昆明的空襲日益加劇，營造學社被迫随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再度西遷到四川宜賓附近的一個小江村——李莊。
這裡距揚子江盡處隻有三十公裡（宜賓以上即稱金沙江），而離重慶卻有三天的水路，是個名符其實的窮鄉僻壤。
我們住進了一處篾條抹灰的簡陋農舍。
艱苦的生活，旅途的勞頓和四川冬季潮濕、陰冷的氣候，終于使母親的舊病惡性發作，卧床不起。
而同時父親脊椎軟組織灰質化的毛病也變得越來越嚴重。
李莊的生活确實是艱難的。
家裡惟一能給母親養病用的“軟床”是一張搖搖晃晃的帆布行軍床；晚上，為了父親寫書和我們姐弟做功課，全家點兩盞菜籽油燈，當時，連煤油燈都是過于“現代化”的奢侈品。
記得我在這裡讀小學時，除了冬天外婆親手做的一雙布鞋外，平時都隻能穿草鞋。
偶爾有朋友從重慶或昆明帶來一小罐奶粉，就算是母親難得的高級營養品了。
父親愛吃甜食，但這裡除了土制紅糖之外沒有别的。
父親就把土糖蒸熟消毒，當成果醬抹在饅頭上，戲稱之為“甘蔗醬”。
整個李莊沒有一所醫院，沒有一位正式醫生，沒有任何藥品。
家裡惟一的一隻體溫計被我失手打破，大半年母親竟無法量體溫。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她的病情一天天沉重，卻得不到像樣的治療。
眼看着她消瘦下去，眼窩深陷，面色蒼白，幾個月的工夫，母親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煥發美麗的面容，成了一個憔悴、蒼老，不停地咳喘的病人。
同他們過去的生活相比，李莊的日子真可以說是貧病交加了。
然而，就在這樣的境遇之下，母親和父親并沒有被困難所壓倒，而是拼上性命，繼續堅持着他們的學術事業。
抗戰開始以來，輾轉幾千公裡的逃難，我們家幾乎把全部“細軟”都丢光了，但是，戰前父親和營造學社同人們調查古建築的原始資料——數以千計的照片、實測草圖、記錄等等，他們卻緊緊地抱在胸前，一張也沒有遺失。
隻有那些無法攜帶的照相底版，還有一些珍貴的文獻，他們在離開北平前，曾經存進了天津一家外國銀行的地下保險庫，當時以為這是最安全的，不料一九三九年天津大水時，地下室被淹，所存資料幾乎全部被毀。
這個消息是兩年後才傳到李莊的。
姐姐告訴我，當父親母親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都哭了。
就在這幾間四面透風的農舍裡，父親同幾位共患難的同事，請來當地的木匠，做了幾張半原始的白木頭繪畫桌，攤開了他們的資料，決心着手全面系統地總結整理他們戰前的調查成果，開始撰寫《中國建築史》。
同時，為了實現他和母親多年的宿願，又決定用英文撰寫并繪制一部《圖像中國建築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學地介紹中國古代建築的奧秘和成就。
他和母親一面讨論，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劈啪震響的打字機打出草稿；又和他親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繪制了大量英漢對照注釋的精美插圖。
當時，父親的頸椎灰質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擡不起頭來，他就在畫闆上放一個小花瓶撐住下巴，以便繼續工作。
而母親隻要稍為好過一點就半坐在床上，翻閱“二十四史”和各種資料典籍，為書稿做種種補充、修改，潤色文字。
今天，還可以從當年那些用土紙寫成的原稿上，看到母親病中的斑斑字迹。
一九四二年冬，父親和母親的美國老友，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特别助理費正清（john fairbank）教授來到李莊看望他們，被他們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仍堅持學術工作的堅毅精神所深深感動。
四十年後，他在“自傳”中還專門為此寫了一段深情的話（見蕭乾先生的文章）。
雖然如此，李莊的四年，大概仍是母親情緒上最抑郁的時期。
戰争和疾病無情地擊倒了她，而這裡又是那樣一個偏僻、單調的角落。
老朋友們天各一方，難得有一兩封書信往還。
可以想象，她的心境有時是多麼悲涼。
但病中的母親這時更勤奮于學習。
她在病榻上讀了大量的書。
我和姐姐至今還能舉出不少當時她讀過的書名，這是因為當時她常常讀書有感卻找不到人交談，隻好對着兩隻小牛彈她的琴。
這時期，她讀了許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我記得她非常喜歡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而且要求我也當成功課去讀它（那時我隻有十二歲），還要我們一句句地去體味屠格涅夫對自然景色的描寫；米開朗其羅傳，因為是英文的，我們實在沒法子讀，她就讀一章，給我們講一章，特别詳細地為我們描述了米開朗其羅為聖彼得教堂穹頂作畫時的艱辛。
講的時候很動感情，可能因為米開朗其羅那種對藝術的執著追求特别引起了她的共鳴。
她偶爾也還寫詩，但流露的大多是惆怅。
在她興緻好的時候，間或喜歡讓姐姐和我坐在床前，輕輕地為我們朗讀她舊日的詩、文，她的詩本來講求韻律，比較“上口”，由她自己讀出，那聲音真是如歌。
她也常常讀古詩詞，并講給我們聽，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讀到杜甫和陸遊的“劍外忽傳收薊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可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等名句時那種悲憤、憂愁的神情。
母親非常擅長朗誦。
我記得，還在昆明時期，我大概隻是小學二年級，她教我《唐雎不辱使命》，自己讀給我和姐姐聽。
一篇古文，被她讀得繪聲繪色：唐雎的英雄膽氣，秦王前踞而後恭的窘态，聽來簡直似一場電影。
五十年過去了，我仍覺得聲聲在耳，曆曆在目。
在李莊時，她從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借到過幾張勞倫斯?奧列弗的莎劇台詞唱片，非常喜歡，常常模仿這位英國名演員的語調，大聲地“耳語”：“to beornottobe，thatisthe question！”于是父親、姐姐和我就熱烈鼓掌……她這位母親，幾乎從未給我們講過什麼小白兔、大灰狼之類的故事，除了給我們買了大量的書要我們自己去讀之外，就是以她自己的作品和對文學的理解來代替稚氣的童話，像對成年人一樣地來陶冶我們幼小的心靈。
一九四一年，她非常疼愛的三弟，當時剛從航校畢業不久的空軍上尉飛行員林恒，在一次對日機的倉促應戰中，犧牲在成都上空。
噩耗傳到她病榻上的時候，母親幾乎痛不欲生。
此後不到兩年，昆明那批空軍朋友中的最後一名幸存者，也是母親最喜歡的一個，又在衡陽戰役中被擊落後失蹤了。
他們的死在母親精神上的反響，已不限于對亡故親人和摯友的懷念感傷。
她的悼亡詩《哭三弟恒》可以說不是隻給三舅一個人，而是獻給抗戰前期她所認識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國的飛行員朋友的。
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她對民族命運的憂思和對統治當局的責難。
戰時“大後方”艱苦、暗淡的生活，腐蝕了許多青年人的意志，使他們動搖，彷徨，想放棄學術事業，有人不想再當窮知識分子，而想走升官發财之路。
這一切使母親寫出了她惟一的一首政治詩《刺耳的悲歌》。
她在詩中以悲怆的筆調抨擊了那些看見别人做了官、發了國難财而眼紅的青年人，也抨擊了政府騙取青年的愛國熱情，征召他們去參加目的可疑的什麼“青年軍”（抗戰後國民黨利用“青年軍”鎮壓學生運動、打内戰，證明了母親這個“不問政治”的人政治上的敏感性）。
極為可惜的是，那詩稿如今竟已不存！ 從母親一九四四年留下的幾首短詩中可以看出，她在李莊的最後兩年中心情是多麼惡劣、消沉。
但這并不僅僅是自身病痛所緻，更多的，也許還是出于“長安不見”的憂愁。
她這時愛讀杜、陸後期的詩詞，不是偶然的。
在她和父親身上，常表現出中國漢族讀書人的那種傳統的“氣節”心理。
一九四六年，抗戰已經勝利，有一次我同母親談起四四年日軍攻占貴州獨勻，直逼重慶的危局，我曾問母親，如果當時日本人真的打進四川，你們打算怎麼辦？她若有所思地說：“中國念書人總還有一條後路嘛，我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我急了，又問：“我一個人在重慶上學，那你們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母親深情地握着我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聲地說：“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顧不上你了！”聽到這個回答，我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這不僅是因為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更多地，我确是被母親以最平淡的口吻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凜然之氣震動了。
我第一次忽然覺得她好像不再是“媽媽”，而變成了一個“别人”。
抗戰勝利那年的冬天，母親離開了李莊，先在重慶暫住，但她總在想念昆明，特别是那裡的老朋友們。
四六年春，她終于如願以償，帶病乘飛機再訪昆明，住在圓通山後一座花園裡。
同老朋友金嶽霖、張奚若、錢端升等人的重聚，使她得到了幾年來最大的快樂，可惜高原缺氧的昆明對她的肺病卻很不利。
她在這裡，也寫了幾首小詩。
“一二?一”運動後的昆明，使母親在政治上有了新的認識。
那年三月，我這個初中二年級學生在重慶被哄去參加了反蘇遊行。
母親知道後，從昆明來信把我狠狠地罵了一頓，說我是上當受騙，當時我還不大服氣。
這是我們在政治上的第一次交鋒。
同年八月，我們全家離開了重慶，乘西南聯合大學的包機，飛向北平。
九年的戰時流亡生活，終于結束了！ 重回北平 母親愛北平。
她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是在這裡度過的。
她早年的詩歌、文學作品和學術文章，無一不同北平血肉相關。
九年的颠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
如今，她回來了，像個殘廢人似的貪婪地要重訪每一處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記憶裡那斷了線的珍珠。
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躏，北平也殘破、蒼老了，雖然古老的城牆下仍是那護城河，藍天上依舊有白鴿掠過，但母親知道，生活之水不會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勝利後在北平，母親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
父親應聘籌建清華大學建築系，但不久他即到美國去講學。
開辦新系的許多工作暫時都落到了母親這個沒有任何名義的病人身上。
她幾乎就在病床上，為創立建築系做了大量組織工作，同青年教師們建立了親密的同事情誼，熱心地在學術思想上同他們進行了許多毫無保留的探讨和交流。
同時，她也交結了複原後清華、北大的許多文學、外語方面的中青年教師，經常興緻勃勃地同他們在廣闊的學術領域中進行讨論。
從漢武帝到楊小樓，從曼斯斐爾到澳爾夫，她都有濃厚的興趣和自己的見解。
但是，這幾年裡，疾病仍在無情地侵蝕着她的生命，肉體正在一步步地辜負着她的精神。
她不得不過一種雙重的生活：白天，她會見同事、朋友和學生，談工作、談建築、談文學……有時興高采烈，滔滔不絕，以至自己和别人都忘記了她是個重病人；可是，到了夜裡，卻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輾轉呻吟，半夜裡一次次地吃藥、喝水、咯痰……夜深人靜，當她這樣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時，
在昆明時，每當休息日，他們總愛到我們家來，把母親當作長姐，對她訴說自己的鄉愁和種種苦悶。
他們學成時，父親和母親曾被邀請做他們全期（第七期）的“名譽家長”出席畢業典禮。
但是，政府卻隻用一些破破爛爛的老式飛機來裝備自己的空軍，抗戰沒有結束，他們十來人便全都在一次次與日寇力量懸殊的空戰中犧牲了，沒有一人幸存！有些死得十分壯烈。
因為多數人家在敵占區，他們陣亡後，私人遺物便被寄到我們家裡。
每一次母親都要哭一場。
李莊 一九四○年冬，由于日寇對昆明的空襲日益加劇，營造學社被迫随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再度西遷到四川宜賓附近的一個小江村——李莊。
這裡距揚子江盡處隻有三十公裡（宜賓以上即稱金沙江），而離重慶卻有三天的水路，是個名符其實的窮鄉僻壤。
我們住進了一處篾條抹灰的簡陋農舍。
艱苦的生活，旅途的勞頓和四川冬季潮濕、陰冷的氣候，終于使母親的舊病惡性發作，卧床不起。
而同時父親脊椎軟組織灰質化的毛病也變得越來越嚴重。
李莊的生活确實是艱難的。
家裡惟一能給母親養病用的“軟床”是一張搖搖晃晃的帆布行軍床；晚上，為了父親寫書和我們姐弟做功課，全家點兩盞菜籽油燈，當時，連煤油燈都是過于“現代化”的奢侈品。
記得我在這裡讀小學時，除了冬天外婆親手做的一雙布鞋外，平時都隻能穿草鞋。
偶爾有朋友從重慶或昆明帶來一小罐奶粉，就算是母親難得的高級營養品了。
父親愛吃甜食，但這裡除了土制紅糖之外沒有别的。
父親就把土糖蒸熟消毒，當成果醬抹在饅頭上，戲稱之為“甘蔗醬”。
整個李莊沒有一所醫院，沒有一位正式醫生，沒有任何藥品。
家裡惟一的一隻體溫計被我失手打破，大半年母親竟無法量體溫。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她的病情一天天沉重，卻得不到像樣的治療。
眼看着她消瘦下去，眼窩深陷，面色蒼白，幾個月的工夫，母親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煥發美麗的面容，成了一個憔悴、蒼老，不停地咳喘的病人。
同他們過去的生活相比，李莊的日子真可以說是貧病交加了。
然而，就在這樣的境遇之下，母親和父親并沒有被困難所壓倒，而是拼上性命，繼續堅持着他們的學術事業。
抗戰開始以來，輾轉幾千公裡的逃難，我們家幾乎把全部“細軟”都丢光了，但是，戰前父親和營造學社同人們調查古建築的原始資料——數以千計的照片、實測草圖、記錄等等，他們卻緊緊地抱在胸前，一張也沒有遺失。
隻有那些無法攜帶的照相底版，還有一些珍貴的文獻，他們在離開北平前，曾經存進了天津一家外國銀行的地下保險庫，當時以為這是最安全的，不料一九三九年天津大水時，地下室被淹，所存資料幾乎全部被毀。
這個消息是兩年後才傳到李莊的。
姐姐告訴我，當父親母親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都哭了。
就在這幾間四面透風的農舍裡，父親同幾位共患難的同事，請來當地的木匠，做了幾張半原始的白木頭繪畫桌，攤開了他們的資料，決心着手全面系統地總結整理他們戰前的調查成果，開始撰寫《中國建築史》。
同時，為了實現他和母親多年的宿願，又決定用英文撰寫并繪制一部《圖像中國建築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學地介紹中國古代建築的奧秘和成就。
他和母親一面讨論，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劈啪震響的打字機打出草稿；又和他親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繪制了大量英漢對照注釋的精美插圖。
當時，父親的頸椎灰質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擡不起頭來，他就在畫闆上放一個小花瓶撐住下巴，以便繼續工作。
而母親隻要稍為好過一點就半坐在床上，翻閱“二十四史”和各種資料典籍，為書稿做種種補充、修改，潤色文字。
今天，還可以從當年那些用土紙寫成的原稿上，看到母親病中的斑斑字迹。
一九四二年冬，父親和母親的美國老友，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特别助理費正清（john fairbank）教授來到李莊看望他們，被他們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仍堅持學術工作的堅毅精神所深深感動。
四十年後，他在“自傳”中還專門為此寫了一段深情的話（見蕭乾先生的文章）。
雖然如此，李莊的四年，大概仍是母親情緒上最抑郁的時期。
戰争和疾病無情地擊倒了她，而這裡又是那樣一個偏僻、單調的角落。
老朋友們天各一方，難得有一兩封書信往還。
可以想象，她的心境有時是多麼悲涼。
但病中的母親這時更勤奮于學習。
她在病榻上讀了大量的書。
我和姐姐至今還能舉出不少當時她讀過的書名，這是因為當時她常常讀書有感卻找不到人交談，隻好對着兩隻小牛彈她的琴。
這時期，她讀了許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我記得她非常喜歡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而且要求我也當成功課去讀它（那時我隻有十二歲），還要我們一句句地去體味屠格涅夫對自然景色的描寫；米開朗其羅傳，因為是英文的，我們實在沒法子讀，她就讀一章，給我們講一章，特别詳細地為我們描述了米開朗其羅為聖彼得教堂穹頂作畫時的艱辛。
講的時候很動感情，可能因為米開朗其羅那種對藝術的執著追求特别引起了她的共鳴。
她偶爾也還寫詩，但流露的大多是惆怅。
在她興緻好的時候，間或喜歡讓姐姐和我坐在床前，輕輕地為我們朗讀她舊日的詩、文，她的詩本來講求韻律，比較“上口”，由她自己讀出，那聲音真是如歌。
她也常常讀古詩詞，并講給我們聽，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讀到杜甫和陸遊的“劍外忽傳收薊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可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等名句時那種悲憤、憂愁的神情。
母親非常擅長朗誦。
我記得，還在昆明時期，我大概隻是小學二年級，她教我《唐雎不辱使命》，自己讀給我和姐姐聽。
一篇古文，被她讀得繪聲繪色：唐雎的英雄膽氣，秦王前踞而後恭的窘态，聽來簡直似一場電影。
五十年過去了，我仍覺得聲聲在耳，曆曆在目。
在李莊時，她從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借到過幾張勞倫斯?奧列弗的莎劇台詞唱片，非常喜歡，常常模仿這位英國名演員的語調，大聲地“耳語”：“to beornottobe，thatisthe question！”于是父親、姐姐和我就熱烈鼓掌……她這位母親，幾乎從未給我們講過什麼小白兔、大灰狼之類的故事，除了給我們買了大量的書要我們自己去讀之外，就是以她自己的作品和對文學的理解來代替稚氣的童話，像對成年人一樣地來陶冶我們幼小的心靈。
一九四一年，她非常疼愛的三弟，當時剛從航校畢業不久的空軍上尉飛行員林恒，在一次對日機的倉促應戰中，犧牲在成都上空。
噩耗傳到她病榻上的時候，母親幾乎痛不欲生。
此後不到兩年，昆明那批空軍朋友中的最後一名幸存者，也是母親最喜歡的一個，又在衡陽戰役中被擊落後失蹤了。
他們的死在母親精神上的反響，已不限于對亡故親人和摯友的懷念感傷。
她的悼亡詩《哭三弟恒》可以說不是隻給三舅一個人，而是獻給抗戰前期她所認識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國的飛行員朋友的。
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她對民族命運的憂思和對統治當局的責難。
戰時“大後方”艱苦、暗淡的生活，腐蝕了許多青年人的意志，使他們動搖，彷徨，想放棄學術事業，有人不想再當窮知識分子，而想走升官發财之路。
這一切使母親寫出了她惟一的一首政治詩《刺耳的悲歌》。
她在詩中以悲怆的筆調抨擊了那些看見别人做了官、發了國難财而眼紅的青年人，也抨擊了政府騙取青年的愛國熱情，征召他們去參加目的可疑的什麼“青年軍”（抗戰後國民黨利用“青年軍”鎮壓學生運動、打内戰，證明了母親這個“不問政治”的人政治上的敏感性）。
極為可惜的是，那詩稿如今竟已不存！ 從母親一九四四年留下的幾首短詩中可以看出，她在李莊的最後兩年中心情是多麼惡劣、消沉。
但這并不僅僅是自身病痛所緻，更多的，也許還是出于“長安不見”的憂愁。
她這時愛讀杜、陸後期的詩詞，不是偶然的。
在她和父親身上，常表現出中國漢族讀書人的那種傳統的“氣節”心理。
一九四六年，抗戰已經勝利，有一次我同母親談起四四年日軍攻占貴州獨勻，直逼重慶的危局，我曾問母親，如果當時日本人真的打進四川，你們打算怎麼辦？她若有所思地說：“中國念書人總還有一條後路嘛，我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我急了，又問：“我一個人在重慶上學，那你們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母親深情地握着我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聲地說：“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顧不上你了！”聽到這個回答，我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這不僅是因為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更多地，我确是被母親以最平淡的口吻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凜然之氣震動了。
我第一次忽然覺得她好像不再是“媽媽”，而變成了一個“别人”。
抗戰勝利那年的冬天，母親離開了李莊，先在重慶暫住，但她總在想念昆明，特别是那裡的老朋友們。
四六年春，她終于如願以償，帶病乘飛機再訪昆明，住在圓通山後一座花園裡。
同老朋友金嶽霖、張奚若、錢端升等人的重聚，使她得到了幾年來最大的快樂，可惜高原缺氧的昆明對她的肺病卻很不利。
她在這裡，也寫了幾首小詩。
“一二?一”運動後的昆明，使母親在政治上有了新的認識。
那年三月，我這個初中二年級學生在重慶被哄去參加了反蘇遊行。
母親知道後，從昆明來信把我狠狠地罵了一頓，說我是上當受騙，當時我還不大服氣。
這是我們在政治上的第一次交鋒。
同年八月，我們全家離開了重慶，乘西南聯合大學的包機，飛向北平。
九年的戰時流亡生活，終于結束了！ 重回北平 母親愛北平。
她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是在這裡度過的。
她早年的詩歌、文學作品和學術文章，無一不同北平血肉相關。
九年的颠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
如今，她回來了，像個殘廢人似的貪婪地要重訪每一處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記憶裡那斷了線的珍珠。
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躏，北平也殘破、蒼老了，雖然古老的城牆下仍是那護城河，藍天上依舊有白鴿掠過，但母親知道，生活之水不會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勝利後在北平，母親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
父親應聘籌建清華大學建築系，但不久他即到美國去講學。
開辦新系的許多工作暫時都落到了母親這個沒有任何名義的病人身上。
她幾乎就在病床上，為創立建築系做了大量組織工作，同青年教師們建立了親密的同事情誼，熱心地在學術思想上同他們進行了許多毫無保留的探讨和交流。
同時，她也交結了複原後清華、北大的許多文學、外語方面的中青年教師，經常興緻勃勃地同他們在廣闊的學術領域中進行讨論。
從漢武帝到楊小樓，從曼斯斐爾到澳爾夫，她都有濃厚的興趣和自己的見解。
但是，這幾年裡，疾病仍在無情地侵蝕着她的生命，肉體正在一步步地辜負着她的精神。
她不得不過一種雙重的生活：白天，她會見同事、朋友和學生，談工作、談建築、談文學……有時興高采烈，滔滔不絕，以至自己和别人都忘記了她是個重病人；可是，到了夜裡，卻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輾轉呻吟，半夜裡一次次地吃藥、喝水、咯痰……夜深人靜，當她這樣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