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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我隻知道，我們從小在家裡從來也沒有聽到過母親提起這位先生的名字。
文學上的這些最初的成就，其實并沒有成為母親當時生活的主旋律。
對她後來一生的道路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是另一件事。
一九三一年四月，父親看到日本侵略勢力在東北日趨猖狂，便憤然辭去了東北大學建築系的職務，放棄了剛剛在沈陽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應聘來到朱啟钤先生創辦的一個私立學術機構，專門研究中國古建築的“中國營造學社”，并擔任了“法式部”主任，母親也在“學社”中任“校理”。
以此為發端，開始了他們的學術生涯。
當時，這個領域在我國學術界幾乎還是一未經開拓的荒原。
國外幾部關于中國建築史的書，還是日本學者的作品，而且語焉不詳，埋沒多年的我國宋代建築家李誡（明仲）的《營造法式》，雖經朱桂老熱心重印，但當父母在美國收到祖父寄去的這部古書時，這兩個建築學生卻對其中術語視若“天書”，幾乎完全不知所雲。
遍布祖國各地無數的宮殿、廟宇、塔幢、園林，中國自己還不曾根據近代的科學技術觀念對它們進行過研究。
它們結構上的奧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學原則，在世界學術界面前，還是一個未解之謎。
西方學者對于歐洲古建築的透徹研究，對每一處實例的精确記錄、測繪，對于父親和母親來說，是一種啟發和激勵。
留學時代，父親就曾寫信給祖父，表示要寫成一部“中國宮室史”，祖父鼓勵他說：“這誠然是一件大事。
”可見，父親進入這個領域，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選擇。
母親愛文學，但隻是一種業餘愛好，往往是靈感來時才欣然命筆，更不會去“為賦新詞強說愁”。
然而，對于古建築，她卻和父親一樣，一開始就是當作一種近乎神聖的事業來獻身的。
從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親作為父親的同事和學術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親和其他同事們一道，在河北、山西、山東、浙江等省的廣大地區進行古建築的野外調查和實測。
我國許多有價值的，原貌尚存的古代建築，往往隐沒在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
當年，他們到這些地方去實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風宿雨”，“艱苦簡陋的生活，與尋常都市相較，至少有兩世紀的分别。
”然而，這也給了他們這樣的長久生活于大城市中的知識分子一種難得的機會，去觀察和體驗偏僻農村中勞動人民艱難的生活和淳樸的作風。
這種經驗曾使母親的思想感情發生了很大的震動。
作為一個古建築學家，母親有她獨特的作風。
她把科學家的缜密、史學家的哲思、文藝家的激情融于一身。
從她關于古建的研究文章，特别是為父親所編《清式營造則例》撰寫的“緒論”中，可以看到她在這門科學上造詣之深。
她并不是那種僅會發思古之幽情，感歎于“多少樓台煙雨中”的古董愛好者；但又不是一個僅僅埋頭于記錄尺寸和方位的建築技師。
在她眼裡，古建築不僅是技術與美的結合，而且是曆史和人情的凝聚。
一處半圮的古刹，常會給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啟示，使她禁不住要創造出“建築意”這麼個“狂妄的”名詞來和“詩情”、“畫意”并列。
好在那個時代他們還真不拘于任何“框框”，使她敢于用那麼奔放的文學語言，乃至嬉笑怒罵的雜文筆法來寫她的學術報告。
母親在測量、繪圖和系統整理資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親，但在融彙材料方面卻充滿了靈感，常會從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獨見精彩，發表極高明的議論。
那時期，父親的論文和調查報告大多經過她的加工潤色。
父親後來常常對我們說，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親給“點”上去的。
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使父親吃了不少苦頭。
因為母親那些“神來之筆”往往正是那些戴紅袖章的狂徒們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這時期的生活經驗，在母親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中有着鮮明的反映。
這些作品一方面表現出一個在優越的條件下順利地踏入社會并開始獲得成功的青年人充滿希望的興奮心情，另一方面，卻又顯出她對自己生活意義的懷疑和探索。
但這并不似當時某些對象牙之塔厭倦了而又無所歸依的“螃蟹似的”文學青年的那種貧乏的彷徨，她的探求是誠實的。
正如她在一封信中所說的：在她看來，真誠，即如實地表現自己确有的思想感情，是文學作品的第一要義。
她的小說和散文《九十九度中》和《窗子以外》，都是這種真情的流露。
在遠未受到革命意識熏染之前，能夠這樣明确地提出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的關系問題，渴望越出那扇阻隔于兩者之間的“窗子”，對于像她這樣出身和經曆的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三十年代是母親最好的年華，也是她一生中物質生活最優裕的時期，這使得她有條件充分地表現出自己多方面的愛好和才藝。
除了古建築和文學之外，她還做過裝幀設計、服裝設計；同父親一道設計了北京大學的女生宿舍，為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門市部設計過民族形式的店面（可惜他們設計的裝修今天被占用着這間店面的某時裝公司拆掉了。
名家手筆還不如廉價的鋁合金裝飾闆。
這就是時下經理們的審美标準和文化追求！），單獨設計了北京大學地質館，據曹禺同志告訴我，母親還到南開大學幫助他設計過話劇布景，那時他還是個年輕學生。
母親喜歡交朋友，她的熱心和健談是有名的，而又從不以才學傲視于年輕人或有意炫耀，因此，赢得許多忘年之交。
母親活潑好動，和親戚朋友一道騎毛驢遊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都是她最快樂的時光。
母親不愛做家務事，曾在一封信中抱怨說，這些瑣事使她覺得浪費了寶貴的生命，而耽誤了本應做的一點對于他人，對于讀者更有價值的事情。
但實際上，她仍是一位熱心的主婦，一個溫柔的媽媽。
三十年代我家坐落在北平東城北總布胡同，是一座有方磚鋪地的四合院，裡面有個美麗的垂花門，一株海棠，兩株馬纓花。
中式平房中，幾件從舊貨店裡買來的老式家具，一兩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殘破石雕，還有無數的書，體現了父母的藝術趣味和學術追求。
當年，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大多數還是青年學生，他們都愛這位長嫂、長姊，每逢假日，這四合院裡就充滿了年輕人的高談闊論，笑語喧聲，真是熱鬧非常。
然而，生活也并不真的那麼無憂無慮。
三十年代的中國政局，特别是日本侵略的威脅，給父母的精神和生活投下了濃重的陰影。
一九三一年，曾在美國學習炮兵的四叔在“一?二八”事件中于淞滬前線因病亡故；“一二?九”學生運動時，我們家成了兩位姑姑和她們的同學們進城遊行時的接待站和避難所，“一二?一六”那一天，姑姑的朋友被宋哲元的“大刀隊”砍傷，半夜裡血流滿面地逃到我們家裡急救包紮；不久，一位姑姑上了黑名單，躲到我們家，父母連夜将她打扮成“少奶奶”模樣，送上開往漢口的火車，約定平安到達即發來賀電，發生意外則來唁電。
他們焦急地等了三天，終于接到一個“恭賀弄璋之喜”的電報，不禁失笑，因為當時我已經三歲了。
然而，這樣的生活，不久就突然地結束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親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騎着騾子在荒涼的山道上颠簸，去尋訪一處曾見諸敦煌壁畫，卻久已湮沒無聞的古廟——佛光寺。
七月初，他們居然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了它，并确證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後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構，也就是當時所知我國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物（新中國成立後，在同一地區曾發現了另一座很小的廟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
這一發現在中國建築史和他們個人的學術生活中的意義，當然是非同小可的。
直到許多年以後，母親還常向我們談起當時他們的興奮心情，講他們怎樣攀上大殿的天花闆，在無數蝙蝠扇起的千年塵埃和無孔不入的臭蟲堆中摸索着測量，母親又怎樣憑她的一雙遠視眼，突然發現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約約的字迹，就是這些字，成了建築年代的确鑿證據。
而對謙遜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廟施主“女弟子甯公遇”端莊美麗的塑像，母親更懷有一種近乎崇敬的感情。
她曾說，當時恨不能也為自己塑一尊像，讓“女弟子林徽因”永遠陪伴這位虔誠的唐朝婦女，在肅穆中再盤腿坐上他一千年！ 可惜這竟是他們戰前事業的最後一個高潮。
七月中旬，當他們從深山中走出時，等着他們的，卻是盧溝橋事變的消息！ 戰争對于父母來說意味着什麼，他們當時也許想得不很具體，但對于需要做出的犧牲，他們是有所準備的。
這點，在母親一九三七年八月回到北平後給正在北戴河随親戚度假的八歲的姐姐寫的一封（奇迹般地保存了下來的）信裡，表達得十分明确。
母親教育姐姐，要勇敢，并告訴她，爸爸媽媽“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因此，她也要“什麼都頂有決心才好”。
就這樣，他們在日軍占領北平前夕，抛下了那安逸的生活、舒适的四合院，帶着外婆和我們姐弟，幾隻皮箱，兩個鋪蓋卷，同一批北大、清華的教授們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那陌生的西南“大後方”，開始了戰時半流亡的生活。
昆明 這确是一次曆盡艱辛的“逃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們在長沙首次接受了戰争的洗禮，九死一生地逃過了日寇對長沙的第一次轟炸。
那情景，在蕭乾先生寫的《一代才女林徽因》中，曾引用母親自己的信，做了詳盡的描述。
緊接着，在我們從長沙遷往昆明途中，母親又在湘黔交界的晃縣患肺炎病倒。
我至今仍依稀記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親怎樣抱着我們，攙着高燒四十度的母親，在那隻有一條滿是泥濘的街道的小縣城裡，到處尋找客店。
最後幸虧遇上一批也是過路的空軍航校學員，才勻了一個房間讓母親躺下。
這也是戰争期間我們家同那些飛行員之間特殊的友誼的開始。
旅途中的這次重病對母親的健康造成了嚴重損害，埋下了幾年後她肺病再次複發的禍根。
三八年一月份，我們終于到達了昆明。
在這數千公裡的逃難中，做出最大犧牲的是母親。
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母親短短一生中作為健康人的最後一個時期。
在這裡，她開始嘗到了戰時大後方知識分子生活的艱辛。
父親年輕時車禍受傷的後遺症時時發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
母親也不得不卷起袖子買菜、做飯、洗衣。
然而，母親的文學、藝術家氣質并沒有因此而改變。
昆明這高原春城绮麗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
記得她曾寫過幾首詩來吟詠那“荒唐的好風景”，一首題為《三月昆明》，可惜詩稿已經找不到了。
還有兩首《茶鋪》和《小樓》，在《林徽因詩集》出版時尚未找到，最近卻蒙邵燕祥先生從他保留的舊報上找出（披露在甘肅《女作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上）。
大約是在一九三九年冬，由于敵機對昆明的轟炸越來越頻繁，我們家從城裡又遷到了市郊，先是借住在麥地村一所已沒有了尼姑的尼姑庵裡，院裡還常有虔誠的農婦來對着已改為營造學社辦公室的娘娘殿燒香還願；後來，父親在龍頭村一塊借來的地皮上請人用未燒制的土坯磚蓋了三間小屋。
而這竟是兩位建築師一生中為自己設計建造的惟一一所房子。
離我們家不遠，在一條水渠那邊，有一個燒制陶器的小村——瓦窯村。
母親經常愛到那半原始的作坊裡去看老師傅做陶坯，常常一看就是幾個小時。
然後沿着長着高高的桉樹的長堤，在黃昏中慢慢走回家。
她對工藝美術曆來十分傾心，我還記得她後來常說起，那老工人的手下曾變化出過多少奇妙的造型
文學上的這些最初的成就，其實并沒有成為母親當時生活的主旋律。
對她後來一生的道路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是另一件事。
一九三一年四月，父親看到日本侵略勢力在東北日趨猖狂，便憤然辭去了東北大學建築系的職務，放棄了剛剛在沈陽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應聘來到朱啟钤先生創辦的一個私立學術機構，專門研究中國古建築的“中國營造學社”，并擔任了“法式部”主任，母親也在“學社”中任“校理”。
以此為發端，開始了他們的學術生涯。
當時，這個領域在我國學術界幾乎還是一未經開拓的荒原。
國外幾部關于中國建築史的書，還是日本學者的作品，而且語焉不詳，埋沒多年的我國宋代建築家李誡（明仲）的《營造法式》，雖經朱桂老熱心重印，但當父母在美國收到祖父寄去的這部古書時，這兩個建築學生卻對其中術語視若“天書”，幾乎完全不知所雲。
遍布祖國各地無數的宮殿、廟宇、塔幢、園林，中國自己還不曾根據近代的科學技術觀念對它們進行過研究。
它們結構上的奧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學原則，在世界學術界面前，還是一個未解之謎。
西方學者對于歐洲古建築的透徹研究，對每一處實例的精确記錄、測繪，對于父親和母親來說，是一種啟發和激勵。
留學時代，父親就曾寫信給祖父，表示要寫成一部“中國宮室史”，祖父鼓勵他說：“這誠然是一件大事。
”可見，父親進入這個領域，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選擇。
母親愛文學，但隻是一種業餘愛好，往往是靈感來時才欣然命筆，更不會去“為賦新詞強說愁”。
然而，對于古建築，她卻和父親一樣，一開始就是當作一種近乎神聖的事業來獻身的。
從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親作為父親的同事和學術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親和其他同事們一道，在河北、山西、山東、浙江等省的廣大地區進行古建築的野外調查和實測。
我國許多有價值的，原貌尚存的古代建築，往往隐沒在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
當年，他們到這些地方去實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風宿雨”，“艱苦簡陋的生活，與尋常都市相較，至少有兩世紀的分别。
”然而，這也給了他們這樣的長久生活于大城市中的知識分子一種難得的機會，去觀察和體驗偏僻農村中勞動人民艱難的生活和淳樸的作風。
這種經驗曾使母親的思想感情發生了很大的震動。
作為一個古建築學家，母親有她獨特的作風。
她把科學家的缜密、史學家的哲思、文藝家的激情融于一身。
從她關于古建的研究文章，特别是為父親所編《清式營造則例》撰寫的“緒論”中，可以看到她在這門科學上造詣之深。
她并不是那種僅會發思古之幽情，感歎于“多少樓台煙雨中”的古董愛好者；但又不是一個僅僅埋頭于記錄尺寸和方位的建築技師。
在她眼裡，古建築不僅是技術與美的結合，而且是曆史和人情的凝聚。
一處半圮的古刹，常會給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啟示，使她禁不住要創造出“建築意”這麼個“狂妄的”名詞來和“詩情”、“畫意”并列。
好在那個時代他們還真不拘于任何“框框”，使她敢于用那麼奔放的文學語言，乃至嬉笑怒罵的雜文筆法來寫她的學術報告。
母親在測量、繪圖和系統整理資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親，但在融彙材料方面卻充滿了靈感，常會從别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獨見精彩，發表極高明的議論。
那時期，父親的論文和調查報告大多經過她的加工潤色。
父親後來常常對我們說，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親給“點”上去的。
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使父親吃了不少苦頭。
因為母親那些“神來之筆”往往正是那些戴紅袖章的狂徒們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這時期的生活經驗，在母親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中有着鮮明的反映。
這些作品一方面表現出一個在優越的條件下順利地踏入社會并開始獲得成功的青年人充滿希望的興奮心情，另一方面，卻又顯出她對自己生活意義的懷疑和探索。
但這并不似當時某些對象牙之塔厭倦了而又無所歸依的“螃蟹似的”文學青年的那種貧乏的彷徨，她的探求是誠實的。
正如她在一封信中所說的：在她看來，真誠，即如實地表現自己确有的思想感情，是文學作品的第一要義。
她的小說和散文《九十九度中》和《窗子以外》，都是這種真情的流露。
在遠未受到革命意識熏染之前，能夠這樣明确地提出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的關系問題，渴望越出那扇阻隔于兩者之間的“窗子”，對于像她這樣出身和經曆的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三十年代是母親最好的年華，也是她一生中物質生活最優裕的時期，這使得她有條件充分地表現出自己多方面的愛好和才藝。
除了古建築和文學之外，她還做過裝幀設計、服裝設計；同父親一道設計了北京大學的女生宿舍，為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門市部設計過民族形式的店面（可惜他們設計的裝修今天被占用着這間店面的某時裝公司拆掉了。
名家手筆還不如廉價的鋁合金裝飾闆。
這就是時下經理們的審美标準和文化追求！），單獨設計了北京大學地質館，據曹禺同志告訴我，母親還到南開大學幫助他設計過話劇布景，那時他還是個年輕學生。
母親喜歡交朋友，她的熱心和健談是有名的，而又從不以才學傲視于年輕人或有意炫耀，因此，赢得許多忘年之交。
母親活潑好動，和親戚朋友一道騎毛驢遊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都是她最快樂的時光。
母親不愛做家務事，曾在一封信中抱怨說，這些瑣事使她覺得浪費了寶貴的生命，而耽誤了本應做的一點對于他人，對于讀者更有價值的事情。
但實際上，她仍是一位熱心的主婦，一個溫柔的媽媽。
三十年代我家坐落在北平東城北總布胡同，是一座有方磚鋪地的四合院，裡面有個美麗的垂花門，一株海棠，兩株馬纓花。
中式平房中，幾件從舊貨店裡買來的老式家具，一兩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殘破石雕，還有無數的書，體現了父母的藝術趣味和學術追求。
當年，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大多數還是青年學生，他們都愛這位長嫂、長姊，每逢假日，這四合院裡就充滿了年輕人的高談闊論，笑語喧聲，真是熱鬧非常。
然而，生活也并不真的那麼無憂無慮。
三十年代的中國政局，特别是日本侵略的威脅，給父母的精神和生活投下了濃重的陰影。
一九三一年，曾在美國學習炮兵的四叔在“一?二八”事件中于淞滬前線因病亡故；“一二?九”學生運動時，我們家成了兩位姑姑和她們的同學們進城遊行時的接待站和避難所，“一二?一六”那一天，姑姑的朋友被宋哲元的“大刀隊”砍傷，半夜裡血流滿面地逃到我們家裡急救包紮；不久，一位姑姑上了黑名單，躲到我們家，父母連夜将她打扮成“少奶奶”模樣，送上開往漢口的火車，約定平安到達即發來賀電，發生意外則來唁電。
他們焦急地等了三天，終于接到一個“恭賀弄璋之喜”的電報，不禁失笑，因為當時我已經三歲了。
然而，這樣的生活，不久就突然地結束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親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騎着騾子在荒涼的山道上颠簸，去尋訪一處曾見諸敦煌壁畫，卻久已湮沒無聞的古廟——佛光寺。
七月初，他們居然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了它，并确證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後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構，也就是當時所知我國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築物（新中國成立後，在同一地區曾發現了另一座很小的廟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
這一發現在中國建築史和他們個人的學術生活中的意義，當然是非同小可的。
直到許多年以後，母親還常向我們談起當時他們的興奮心情，講他們怎樣攀上大殿的天花闆，在無數蝙蝠扇起的千年塵埃和無孔不入的臭蟲堆中摸索着測量，母親又怎樣憑她的一雙遠視眼，突然發現了大梁下面一行隐隐約約的字迹，就是這些字，成了建築年代的确鑿證據。
而對謙遜地隐在大殿角落中本廟施主“女弟子甯公遇”端莊美麗的塑像，母親更懷有一種近乎崇敬的感情。
她曾說，當時恨不能也為自己塑一尊像，讓“女弟子林徽因”永遠陪伴這位虔誠的唐朝婦女，在肅穆中再盤腿坐上他一千年！ 可惜這竟是他們戰前事業的最後一個高潮。
七月中旬，當他們從深山中走出時，等着他們的，卻是盧溝橋事變的消息！ 戰争對于父母來說意味着什麼，他們當時也許想得不很具體，但對于需要做出的犧牲，他們是有所準備的。
這點，在母親一九三七年八月回到北平後給正在北戴河随親戚度假的八歲的姐姐寫的一封（奇迹般地保存了下來的）信裡，表達得十分明确。
母親教育姐姐，要勇敢，并告訴她，爸爸媽媽“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因此，她也要“什麼都頂有決心才好”。
就這樣，他們在日軍占領北平前夕，抛下了那安逸的生活、舒适的四合院，帶着外婆和我們姐弟，幾隻皮箱，兩個鋪蓋卷，同一批北大、清華的教授們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那陌生的西南“大後方”，開始了戰時半流亡的生活。
昆明 這确是一次曆盡艱辛的“逃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們在長沙首次接受了戰争的洗禮，九死一生地逃過了日寇對長沙的第一次轟炸。
那情景，在蕭乾先生寫的《一代才女林徽因》中，曾引用母親自己的信，做了詳盡的描述。
緊接着，在我們從長沙遷往昆明途中，母親又在湘黔交界的晃縣患肺炎病倒。
我至今仍依稀記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親怎樣抱着我們，攙着高燒四十度的母親，在那隻有一條滿是泥濘的街道的小縣城裡，到處尋找客店。
最後幸虧遇上一批也是過路的空軍航校學員，才勻了一個房間讓母親躺下。
這也是戰争期間我們家同那些飛行員之間特殊的友誼的開始。
旅途中的這次重病對母親的健康造成了嚴重損害，埋下了幾年後她肺病再次複發的禍根。
三八年一月份，我們終于到達了昆明。
在這數千公裡的逃難中，做出最大犧牲的是母親。
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母親短短一生中作為健康人的最後一個時期。
在這裡，她開始嘗到了戰時大後方知識分子生活的艱辛。
父親年輕時車禍受傷的後遺症時時發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
母親也不得不卷起袖子買菜、做飯、洗衣。
然而，母親的文學、藝術家氣質并沒有因此而改變。
昆明這高原春城绮麗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
記得她曾寫過幾首詩來吟詠那“荒唐的好風景”，一首題為《三月昆明》，可惜詩稿已經找不到了。
還有兩首《茶鋪》和《小樓》，在《林徽因詩集》出版時尚未找到，最近卻蒙邵燕祥先生從他保留的舊報上找出（披露在甘肅《女作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上）。
大約是在一九三九年冬，由于敵機對昆明的轟炸越來越頻繁，我們家從城裡又遷到了市郊，先是借住在麥地村一所已沒有了尼姑的尼姑庵裡，院裡還常有虔誠的農婦來對着已改為營造學社辦公室的娘娘殿燒香還願；後來，父親在龍頭村一塊借來的地皮上請人用未燒制的土坯磚蓋了三間小屋。
而這竟是兩位建築師一生中為自己設計建造的惟一一所房子。
離我們家不遠，在一條水渠那邊，有一個燒制陶器的小村——瓦窯村。
母親經常愛到那半原始的作坊裡去看老師傅做陶坯，常常一看就是幾個小時。
然後沿着長着高高的桉樹的長堤，在黃昏中慢慢走回家。
她對工藝美術曆來十分傾心，我還記得她後來常說起，那老工人的手下曾變化出過多少奇妙的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