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倏忽人間四月天
——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
梁從誡
母親去世已經三十二年了。
現在能為她出這麼一本小小的文集——她惟一的一本，使我欣慰，也使我感傷。
今天，讀書界記得她的人已經不多了。
老一輩談起，總說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藝，美麗的女詩人。
但是，對于我來說，她卻是一個面容清癯、消瘦的病人，一個忘我的學者，一個用對成年人的平等友誼來代替對孩子的撫愛（有時卻是脾氣急躁）的母親。
三十年代那位女詩人當然是有過的。
可惜我并不認識，不記得。
那個時代的母親，我隻可能在後來逐步有所了解。
當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長大後曾經同我們談起過，但也不常講。
母親的後半生，雖然飽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業上，她總有新的追求，極少以傷感的情緒單純地緬懷過去。
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個多世紀前的某些文壇舊事，我沒有資格評論。
但我有責任把母親當年親口講過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況告訴關心這段文學史的人們。
或許它們會比那些傳聞和臆測更有意義。
早年 我的外祖父林長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幾個姊妹也都能詩文，善書法。
外祖父曾留學日本，英文也很好，在當時也是一位新派人物。
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卻是家庭包辦的一個不幸的結合。
外祖母雖然容貌端正，卻是一位沒有受過教育的，不識字的舊式婦女，因為出自有錢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紅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歡心。
婚後八年，才生下第一個孩子——一個美麗、聰穎的女兒。
這個女兒雖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愛，但外祖母的處境卻并未因此改善。
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外祖母從此更受冷遇，實際上過着與丈夫分居的孤單的生活。
母親從小生活在這樣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傷。
童年的境遇對母親後來的性格是有影響的。
她愛父親，卻恨他對自己母親的無情；她愛自己的母親，卻又恨她不争氣；她以長姊真摯的感情，愛着幾個異母的弟妹，然而，那個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際關系卻在精神上深深地傷害過她。
可能是由于這一切，她後來的一生中很少表現出三從四德式的溫順，卻不斷地在追求人格上的獨立和自由。
少女時期，母親曾經和幾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會女子學校中讀過書，并跟着那裡的外國教員學會了一口相當流利的英語。
一九二○年，當外祖父在北洋官場中受到排擠而被迫“出國考察”時，決定攜帶十六歲的母親同行。
關于這次歐洲之旅我所知甚少。
隻知道他們住在倫敦，同時曾到大陸一些國家遊曆。
母親還考入了一所倫敦女子學校暫讀。
在去英國之前，母親就已認識了當時剛剛進入“清華學堂”的父親。
從英國回來，他們的來往更多了。
在我的祖父梁啟超和外祖父看來，這門親事是頗為相當的。
但是兩個年輕人此時已經受到過相當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不是順從于父輩的意願，而确是憑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親密的友誼的。
他們之間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珍愛和對造型藝術的趣味方面有着高度的一緻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許多差異。
父親喜歡動手，擅長繪畫和木工，又酷愛音樂和體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卻喜歡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母親富有文學家式的熱情，靈感一來，興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顧其他，有時不免受情緒的支配。
我的祖母一開始就對這位性格獨立不羁的新派的未來兒媳不大看得慣，而兩位熱戀中的年輕人當時也不懂得照顧和體貼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雙方關系曾經搞得十分緊張，從而使母親又逐漸卷入了另一組家庭矛盾之中。
這種局面更進一步強化了她内心那種潛在的反抗意識，并在後來的文學作品中有所反映。
父親在清華學堂時代就表現出相當出衆的美術才能，曾經想緻力于雕塑藝術，後來決定出國學建築。
母親則是在英國時就受到一位女同學的影響，早已向往于這門當時在中國學校中還沒有的專業。
在這方面，她和父親可以說早就志趣相投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正當父親準備赴美留學的前夕，一次車禍使他左腿骨折。
這使他的出國推遲了一年，并使他的脊椎受到了影響終生的嚴重損傷。
不久，母親也考取了半官費留學。
一九二四年，他們一同來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父親入建築系，母親則因該系當時不收女生而改入美術學院，但選修的都是建築系的課程，後來被該系聘為“輔導員”。
一九二五年底，外祖父在一場軍閥混戰中死于非命。
這使正在留學的母親精神受到很大打擊。
一九二七年，父親獲賓州大學建築系碩士學位，母親獲美術學院學士學位。
此後，他們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國建築師的事務所裡工作過一段。
不久，父親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美術史。
母親則到耶魯大學戲劇學院随貝克教授學舞台美術。
據說，她是中國第一位在國外學習舞台美術的學生，可惜她後來隻把這作為業餘愛好，沒有正式從事過舞台美術活動。
母親始終是一個戲劇愛好者。
一九二四年，當印度著名詩翁泰戈爾應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國訪問時，母親就曾用英語串演過泰翁名作《齊德拉》；三十年代，她也曾寫過獨幕和多幕話劇。
關于父母的留學生活，我知道得很少。
一九二八年三月，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了婚禮，當時我的大姑父在那裡任中國總領事。
母親不願意穿西式的白紗婚禮服，但又沒有中式“禮服”可穿，她便以構思舞台服裝的想象力，自己設計了一套“東方式”帶頭飾的結婚服裝，據說曾使加拿大新聞攝影記者大感興趣。
這可以說是她後來一生所執著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創作。
婚後，他們到歐洲度蜜月，實際也是他們學習西方建築史之後的一次見習旅行。
歐洲是母親少女時的舊遊之地，婚後的重訪使她感到親切。
後來曾寫過一篇散文《貢納達之夜》，以紀念她在這個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
一九二八年八月，祖父在國内為父親聯系好到沈陽東北大學創辦建築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工作要求他立即到職，同時祖父的腎病也日漸嚴重。
為此，父母中斷了歐洲之遊，取道西伯利亞趕回了國内。
本來，祖父也為父親聯系了在清華大學的工作，但後來卻力主父親去沈陽，他在信上說：“（東北）那邊建築事業将來有大發展的機會，比溫柔鄉的清華園強多了。
但現在總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氣的孩子，總應該往吃苦路上走。
”父親和母親一道在東北大學建築系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可惜東北嚴寒的氣候損害了母親的健康。
一九二九年一月，祖父在北平不幸病逝。
同年八月，我姐姐在沈陽出生。
此後不久，母親年輕時曾一度患過的肺病複發，不得不回到北京，在香山療養。
北平 香山的“雙清”也許是母親詩作的發祥之地。
她留下來的最早的幾首詩都是那時在這裡寫成的。
清靜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親近，初次做母親的快樂，特别是北平朋友們的真摯友情，常使母親心裡充滿了甯靜的欣悅和溫情，也激起了她寫詩的靈感。
從一九三一年春天，她開始發表自己的詩作。
母親寫作新詩，開始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過徐志摩的影響和啟蒙。
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過去文壇上許多人都知道，卻又訛傳很多的一段舊事。
在我和姐姐長大後，母親曾經斷斷續續地同我們講過他們的往事。
母親同徐是一九二○年在倫敦結識的。
當時徐是外祖父的年輕朋友，一位二十四歲的已婚者，在美國學過兩年經濟之後，轉到劍橋學文學；而母親則是一個還未脫離舊式大家庭的十六歲的女中學生。
據當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過林寓的張奚若伯伯多年以後對我們的說法：“你們的媽媽當時梳着兩條小辮子，差一點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因此，當徐志摩以西方式詩人的熱情突然對母親表示傾心的時候，母親無論在精神上、思想上、還是生活體驗上都處在與他完全不能對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産生相應的感情。
母親後來說過，那時，像她這麼一個在舊倫理教育熏陶下長大的姑娘，竟會像有人傳說的那樣去同一個比自己大八九歲的已婚男子談戀愛，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母親當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歡和敬佩這位詩人，尊重他所表露的愛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後來分析的：“徐志摩當時愛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象出來的林徽因，可我其實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樣一個人。
”不久，母親回國，他們便分手了。
等到一九二二年徐回到國内時，母親同父親的關系已經十分親密，後來又雙雙出國留學，和徐志摩更沒有了直接聯系。
父母留學期間，徐志摩的離婚和再娶，成了當時國内文化圈子裡幾乎人人皆知的事。
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後來帶給他的痛苦竟多于歡樂。
一九二九年母親在北平與他重新相聚時，他正處在那樣的心境中，而母親卻滿懷美好的憧憬，正邁向新的生活。
這時的母親當然早已不是倫敦時代那個梳小辮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
徐志摩此時對母親的感情顯然也越過了浪漫的幻想，變得沉着而深化了。
徐志摩是一個真摯奔放的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愛他，母親當然更珍重他的感情。
盡管母親後來也說過，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時也露出某種俗氣，她并不欣賞，但是這沒有妨礙他們彼此成為知音，而且徐也一直是我父親的摯友。
母親告訴過我們，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詩《偶然》是寫給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說明是為她而寫的，那是他遇難前不久的事。
從這前後兩首有代表性的詩中，可以體會出他們感情的脈絡，比之一般外面的傳說，确要崇高許多。
一九三一年以後，母親除詩以外，又陸續發表了一些小說、散文和劇本，很快就受到北方文壇的注意，并成為某些文學活動中的活躍分子。
從她早期作品的風格和文筆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種影響，直到她晚年，這種影響也還依稀有着痕迹。
但母親從不屑于模仿，她自己的特色越來越明顯。
母親文學活動的另一特點，是熱心于扶植比她更年輕的新人。
她參加了幾個文學刊物或副刊的編輯工作，總是盡量為青年人發表作品提供機會；她還熱衷于同他們交談、鼓勵他們創作。
她為之鋪過路的青年中，有些人後來成了著名作家。
關于這些，認識她的文學前輩們大概還能記得。
母親開始寫作時，已是“新月派”活動的晚期，除了徐志摩外，她同“新月派”其他人士的交往并不深。
她初期的作品發表在《新月》上的也不很多。
雖然她在風格上同“新月派”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她卻從不認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歡人家稱她為“新月派詩人”。
徐志摩遇難後，她與其他人的來往更少，不久，這個文學派别也就星散了。
這裡，還要順帶提到所謂徐志摩遺存的“日記”問題。
徐生前是否曾将日記交母親保存，我從未聽母親講起過（這類事在我們稍長後，母親就從不在我們姊弟面前隐諱和保密），但我确知，抗戰期間當我們全家颠沛于西南諸省時，父母僅有的幾件行李中是沒有這份文獻的。
抗戰之後，我家原存放在北平、天津的文物、書信等已大部分在淪陷期間丢失，少量殘存中也沒有此件。
新中國成立初期，母親曾自己處理過一些舊信、舊稿，其中也肯定不含此件。
因此，幾位權威人士關于這份“日記”最後去向的種種說法和猜測，我不知道有什麼事實根據。
特别是幾年前一位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母親曾親口告訴他，徐志摩的兩本日記“一直”由她保存着，不禁使我感到驚奇。
不知這個“一直”是指到什麼
現在能為她出這麼一本小小的文集——她惟一的一本，使我欣慰，也使我感傷。
今天，讀書界記得她的人已經不多了。
老一輩談起，總說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藝，美麗的女詩人。
但是，對于我來說，她卻是一個面容清癯、消瘦的病人，一個忘我的學者，一個用對成年人的平等友誼來代替對孩子的撫愛（有時卻是脾氣急躁）的母親。
三十年代那位女詩人當然是有過的。
可惜我并不認識，不記得。
那個時代的母親，我隻可能在後來逐步有所了解。
當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長大後曾經同我們談起過，但也不常講。
母親的後半生，雖然飽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業上，她總有新的追求，極少以傷感的情緒單純地緬懷過去。
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個多世紀前的某些文壇舊事，我沒有資格評論。
但我有責任把母親當年親口講過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況告訴關心這段文學史的人們。
或許它們會比那些傳聞和臆測更有意義。
早年 我的外祖父林長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幾個姊妹也都能詩文，善書法。
外祖父曾留學日本，英文也很好，在當時也是一位新派人物。
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卻是家庭包辦的一個不幸的結合。
外祖母雖然容貌端正，卻是一位沒有受過教育的，不識字的舊式婦女，因為出自有錢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紅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歡心。
婚後八年，才生下第一個孩子——一個美麗、聰穎的女兒。
這個女兒雖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愛，但外祖母的處境卻并未因此改善。
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外祖母從此更受冷遇，實際上過着與丈夫分居的孤單的生活。
母親從小生活在這樣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傷。
童年的境遇對母親後來的性格是有影響的。
她愛父親，卻恨他對自己母親的無情；她愛自己的母親，卻又恨她不争氣；她以長姊真摯的感情，愛着幾個異母的弟妹，然而，那個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際關系卻在精神上深深地傷害過她。
可能是由于這一切，她後來的一生中很少表現出三從四德式的溫順，卻不斷地在追求人格上的獨立和自由。
少女時期，母親曾經和幾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會女子學校中讀過書，并跟着那裡的外國教員學會了一口相當流利的英語。
一九二○年，當外祖父在北洋官場中受到排擠而被迫“出國考察”時，決定攜帶十六歲的母親同行。
關于這次歐洲之旅我所知甚少。
隻知道他們住在倫敦，同時曾到大陸一些國家遊曆。
母親還考入了一所倫敦女子學校暫讀。
在去英國之前，母親就已認識了當時剛剛進入“清華學堂”的父親。
從英國回來，他們的來往更多了。
在我的祖父梁啟超和外祖父看來，這門親事是頗為相當的。
但是兩個年輕人此時已經受到過相當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不是順從于父輩的意願，而确是憑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親密的友誼的。
他們之間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珍愛和對造型藝術的趣味方面有着高度的一緻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許多差異。
父親喜歡動手，擅長繪畫和木工，又酷愛音樂和體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卻喜歡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母親富有文學家式的熱情，靈感一來，興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顧其他，有時不免受情緒的支配。
我的祖母一開始就對這位性格獨立不羁的新派的未來兒媳不大看得慣，而兩位熱戀中的年輕人當時也不懂得照顧和體貼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雙方關系曾經搞得十分緊張，從而使母親又逐漸卷入了另一組家庭矛盾之中。
這種局面更進一步強化了她内心那種潛在的反抗意識，并在後來的文學作品中有所反映。
父親在清華學堂時代就表現出相當出衆的美術才能，曾經想緻力于雕塑藝術，後來決定出國學建築。
母親則是在英國時就受到一位女同學的影響，早已向往于這門當時在中國學校中還沒有的專業。
在這方面，她和父親可以說早就志趣相投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正當父親準備赴美留學的前夕，一次車禍使他左腿骨折。
這使他的出國推遲了一年，并使他的脊椎受到了影響終生的嚴重損傷。
不久，母親也考取了半官費留學。
一九二四年，他們一同來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父親入建築系，母親則因該系當時不收女生而改入美術學院，但選修的都是建築系的課程，後來被該系聘為“輔導員”。
一九二五年底，外祖父在一場軍閥混戰中死于非命。
這使正在留學的母親精神受到很大打擊。
一九二七年，父親獲賓州大學建築系碩士學位，母親獲美術學院學士學位。
此後，他們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國建築師的事務所裡工作過一段。
不久，父親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美術史。
母親則到耶魯大學戲劇學院随貝克教授學舞台美術。
據說，她是中國第一位在國外學習舞台美術的學生，可惜她後來隻把這作為業餘愛好，沒有正式從事過舞台美術活動。
母親始終是一個戲劇愛好者。
一九二四年，當印度著名詩翁泰戈爾應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國訪問時，母親就曾用英語串演過泰翁名作《齊德拉》；三十年代，她也曾寫過獨幕和多幕話劇。
關于父母的留學生活，我知道得很少。
一九二八年三月，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了婚禮，當時我的大姑父在那裡任中國總領事。
母親不願意穿西式的白紗婚禮服，但又沒有中式“禮服”可穿，她便以構思舞台服裝的想象力，自己設計了一套“東方式”帶頭飾的結婚服裝，據說曾使加拿大新聞攝影記者大感興趣。
這可以說是她後來一生所執著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創作。
婚後，他們到歐洲度蜜月，實際也是他們學習西方建築史之後的一次見習旅行。
歐洲是母親少女時的舊遊之地，婚後的重訪使她感到親切。
後來曾寫過一篇散文《貢納達之夜》，以紀念她在這個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
一九二八年八月，祖父在國内為父親聯系好到沈陽東北大學創辦建築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工作要求他立即到職，同時祖父的腎病也日漸嚴重。
為此，父母中斷了歐洲之遊，取道西伯利亞趕回了國内。
本來，祖父也為父親聯系了在清華大學的工作，但後來卻力主父親去沈陽，他在信上說：“（東北）那邊建築事業将來有大發展的機會，比溫柔鄉的清華園強多了。
但現在總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氣的孩子，總應該往吃苦路上走。
”父親和母親一道在東北大學建築系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可惜東北嚴寒的氣候損害了母親的健康。
一九二九年一月，祖父在北平不幸病逝。
同年八月，我姐姐在沈陽出生。
此後不久，母親年輕時曾一度患過的肺病複發，不得不回到北京，在香山療養。
北平 香山的“雙清”也許是母親詩作的發祥之地。
她留下來的最早的幾首詩都是那時在這裡寫成的。
清靜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親近，初次做母親的快樂，特别是北平朋友們的真摯友情，常使母親心裡充滿了甯靜的欣悅和溫情，也激起了她寫詩的靈感。
從一九三一年春天，她開始發表自己的詩作。
母親寫作新詩，開始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過徐志摩的影響和啟蒙。
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過去文壇上許多人都知道，卻又訛傳很多的一段舊事。
在我和姐姐長大後，母親曾經斷斷續續地同我們講過他們的往事。
母親同徐是一九二○年在倫敦結識的。
當時徐是外祖父的年輕朋友，一位二十四歲的已婚者，在美國學過兩年經濟之後，轉到劍橋學文學；而母親則是一個還未脫離舊式大家庭的十六歲的女中學生。
據當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過林寓的張奚若伯伯多年以後對我們的說法：“你們的媽媽當時梳着兩條小辮子，差一點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因此，當徐志摩以西方式詩人的熱情突然對母親表示傾心的時候，母親無論在精神上、思想上、還是生活體驗上都處在與他完全不能對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産生相應的感情。
母親後來說過，那時，像她這麼一個在舊倫理教育熏陶下長大的姑娘，竟會像有人傳說的那樣去同一個比自己大八九歲的已婚男子談戀愛，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母親當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歡和敬佩這位詩人，尊重他所表露的愛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後來分析的：“徐志摩當時愛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象出來的林徽因，可我其實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樣一個人。
”不久，母親回國，他們便分手了。
等到一九二二年徐回到國内時，母親同父親的關系已經十分親密，後來又雙雙出國留學，和徐志摩更沒有了直接聯系。
父母留學期間，徐志摩的離婚和再娶，成了當時國内文化圈子裡幾乎人人皆知的事。
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後來帶給他的痛苦竟多于歡樂。
一九二九年母親在北平與他重新相聚時，他正處在那樣的心境中，而母親卻滿懷美好的憧憬，正邁向新的生活。
這時的母親當然早已不是倫敦時代那個梳小辮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
徐志摩此時對母親的感情顯然也越過了浪漫的幻想，變得沉着而深化了。
徐志摩是一個真摯奔放的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愛他，母親當然更珍重他的感情。
盡管母親後來也說過，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時也露出某種俗氣，她并不欣賞，但是這沒有妨礙他們彼此成為知音，而且徐也一直是我父親的摯友。
母親告訴過我們，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詩《偶然》是寫給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說明是為她而寫的，那是他遇難前不久的事。
從這前後兩首有代表性的詩中，可以體會出他們感情的脈絡，比之一般外面的傳說，确要崇高許多。
一九三一年以後，母親除詩以外，又陸續發表了一些小說、散文和劇本，很快就受到北方文壇的注意，并成為某些文學活動中的活躍分子。
從她早期作品的風格和文筆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種影響，直到她晚年，這種影響也還依稀有着痕迹。
但母親從不屑于模仿，她自己的特色越來越明顯。
母親文學活動的另一特點，是熱心于扶植比她更年輕的新人。
她參加了幾個文學刊物或副刊的編輯工作，總是盡量為青年人發表作品提供機會；她還熱衷于同他們交談、鼓勵他們創作。
她為之鋪過路的青年中，有些人後來成了著名作家。
關于這些，認識她的文學前輩們大概還能記得。
母親開始寫作時，已是“新月派”活動的晚期，除了徐志摩外，她同“新月派”其他人士的交往并不深。
她初期的作品發表在《新月》上的也不很多。
雖然她在風格上同“新月派”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她卻從不認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歡人家稱她為“新月派詩人”。
徐志摩遇難後，她與其他人的來往更少，不久，這個文學派别也就星散了。
這裡，還要順帶提到所謂徐志摩遺存的“日記”問題。
徐生前是否曾将日記交母親保存，我從未聽母親講起過（這類事在我們稍長後，母親就從不在我們姊弟面前隐諱和保密），但我确知，抗戰期間當我們全家颠沛于西南諸省時，父母僅有的幾件行李中是沒有這份文獻的。
抗戰之後，我家原存放在北平、天津的文物、書信等已大部分在淪陷期間丢失，少量殘存中也沒有此件。
新中國成立初期，母親曾自己處理過一些舊信、舊稿，其中也肯定不含此件。
因此，幾位權威人士關于這份“日記”最後去向的種種說法和猜測，我不知道有什麼事實根據。
特别是幾年前一位先生在文章中說，我母親曾親口告訴他，徐志摩的兩本日記“一直”由她保存着，不禁使我感到驚奇。
不知這個“一直”是指到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