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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正是四十多年來我們在各個領域都屢見不鮮的一哄而起和攀比作風的早期表現，是不能完全由父親和母親這樣的學者來負責的。
五十年代前期，在追求所謂“民族形式”的浪潮中出現的不少建築，的确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建築藝術上都很難說是成功的，然而當時那些不由分說的批判，确實曾深深地傷害了他們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的，科學上和藝術上的探索精神，把他們終身遵循的學術信念和審美原則一下子說得一錢不值，大謬不然，這不能不使他們（母親去世後，主要是父親）感到極大的惶惑。
繼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之後，對“大屋頂”的批判，在以簡單粗暴方式對待學術思想問題方面，也在知識界中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
母親去世很早，沒有來得及看到在批判“大屋頂”的同時北京冒出來的那一批俄羅斯式的“尖屋頂”，更沒有看到後來會有這麼多他們所最惱火的“國際式”高層玻璃盒子，有些上面還頂着個會轉圈的“罐頭盒屋頂”，以“锷未殘”之勢，刺破着碧空下古城原有的和諧的建築天際線；也沒有看到在被拆毀的古城牆遺址邊上，又長出了那麼一排排玻璃與水泥構築的灰黯的“新式城牆”，否則，她定會覺得自己作為建築家而未能盡到對曆史的責任，那種痛苦我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盡瘁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那些年緊張的實際工作中，母親也沒有放松過在古建築方面的學術研究。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她和父親以及莫宗江教授一道，在初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之後，将他們多年來對中國建築發展史的基本觀點，做了一次全面的檢讨，并在此基礎上寫出了《中國建築發展的曆史階段》這篇長文（載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建築學報》），第一次嘗試着以曆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思想，重新回顧從遠古直到現代中國建築發展的整個曆程，開始為他們的研究工作探求一個更加科學的理論基礎。
在那幾年裡，母親還為建築系研究生開過住宅設計和建築史方面的專題講座，每當學生來訪，就在床褥之間，“以振奮的心情盡情地為學生講解，古往今來，對比中外，谑語雄談，敏思遐想，使初學者思想頓感開擴。
學生走後，常氣力不支，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吳良镛、劉小石：《梁思成文集?序》）。
這裡我想特别指出，母親在建築和美術方面治學态度是十分嚴謹的，對工作的要求也十分細緻嚴格，而決沒有那種大而化之的“顧問”作風。
這裡，我手頭有兩頁她的殘留信稿，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一個例證。
為了不使我的這些記述成為空洞的評議，這裡也隻好用一點篇幅來引錄信的原文，也可以算是她這部文集的一個“補遺”吧。
一九五三年前後，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編，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建築彩畫圖案》，請她審稿并作“序”，她對其中彩圖的效果很不滿意，寫信提出了批評，其最後幾段如下： …… （四）青綠的變調和各彩色在應用上改動的結果，在全梁彩色組合上，把主要的對比攪亂了。
如将那天你社留給我的那張印好的彩畫樣子，同清宮中太和門中梁上彩畫（庚子年日軍侵入北京時，由東京帝國大學建築專家所測繪的一圖，兩者正是同一規格）詳細核對，比照着一起看時，問題就很明顯。
原來的構圖是以較黯的青綠為兩端箍頭藻頭的主調，來襯托第一條梁中段以朱為地，以彩色“吉祥草”為紋樣的枋心，和第二條梁靠近枋心的左右紅地吉祥草的兩段藻頭。
兩層梁架上就隻點出三塊紅色的主題，當中再隔開一塊長而細的紅色墊版，全梁青、綠和朱的對比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點也不亂。
從花紋的比例上看，原來的紋樣細密如錦，給人的感覺非常安靜，不像這次所印的那樣渾圓粗大，被金和白攪得熱鬧嘈雜，在效果上有異常不同的表現。
青綠兩色都是中國的礦質顔料，它們調和相處，不黯也不跳；白色略帶蜜黃，不太寬，也不突出。
在另外一張彩畫上看到，原是細緻如少數民族邊飾織紋的箍頭兩旁紋樣，在比例上也被你們那裡的藝人們在插圖時放大了。
總而言之，那張印樣确是“走了樣”的“和玺椀花結帶”，與太和門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畫相比，變得五彩缤紛，賓主不分，八仙過海，各顯其能；聒噪喧騰，一片熱鬧而不知所雲。
從藝術效果上說，确是個失敗的例子。
從這段信中，不僅可以看出她對自己的專業的鑽研是怎樣地深入細緻，而且還可以看到，她在用語言準确而生動地表述形象和色彩方面，有着多麼獨到的功夫（這本大型專業參考工具書後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母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所參與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和建造。
這裡，她和父親一道，也曾為堅持民族形式問題做過一番艱苦的鬥争，當時他們最擔心的，是天安門前建築群的和諧，會被某種從蘇聯“老大哥”那裡抄得來的青銅騎士之類的雕像破壞掉。
母親在“碑建會”裡，不是動口不動手的顧問，而是實幹者。
五三年三月她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 “我的工作現時限制在碑建會設計小組的問題上，有時是把幾個有限的人力拉在一起組織一下，分配一下工作，做技術方面的讨論，如雲紋，如碑的頂部；有時是讨論應如何集體向上級反映一些具體意見，做一兩種重要建議。
今天就是剛開了一次會，有某某等連我六人前天已開過一次，拟了一信稿呈鄭主任和薛秘書長的，今天将所拟稿帶來又修正了一次，今晚抄出大家簽名明天發出，主要要求：立即通知施工組停軋鋼筋；美工合組事雖定了尚未開始，所以趁此時再要求增加技術人員加強設計實力；第三，反映我們認為去掉大台對設計有利（原方案碑座為一高台，裡面可容陳列室及附屬設施——梁注），可能将塑型改善，而減掉複雜性質的陳列室和廁所設備等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确單純許多。
……”除了組織工作，母親自己又親自為碑座和碑身設計了全套飾紋，特别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
為了這個設計，她曾對世界各地區、各時代的花草圖案進行過反複對照、研究，對筆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葉，都描畫過幾十次、上百次。
我還記得那兩年裡，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邊的幾乎每一個紙片上，都有她靈感突來時所匆匆勾下的某個圖形，就像音樂家們匆匆記下的幾個音符、一句旋律。
然而，對于母親來說，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樂曲。
從五四年入秋以後，她的病情開始急劇惡化，完全不能工作了。
每天都在床上艱難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
她的眼睛雖仍然那樣深邃，但眼窩卻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臉上見不到一點血色。
大約在五五年初，父親得了重病入院，緊接着母親也住進了他隔壁的病房。
父親病勢稍有好轉後，每天都到母親房中陪伴她，但母親衰弱得已難于講話。
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母親忽然用微弱的聲音對護士說，她要見一見父親。
護士回答：夜深了，有話明天再談吧。
然而，年僅五十一歲的母親已經沒有力氣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來之前，悄然地離開了人間。
那最後的幾句話，竟沒有機會說出。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親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紀念碑建築委員會決定，把她親手設計的一方漢白玉花圈刻樣移做她的墓碑，墓體則由父親親自設計，以最樸實、簡潔的造型，體現了他們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十年浩劫中，清華紅衛兵也沒有放過她。
“建築師林徽因之墓”幾個字被他們砸掉了，至今沒有恢複。
作為她的後代，我們想，也許就讓它作為一座無名者的墓留在那裡更好？ 母親的一生中，有過一些神采飛揚的時刻，但總的說來，艱辛卻多于順利。
她那過人的才華施展的機會十分短暫，從而使她的成就與能力似不相稱。
那原因自然不在于她自己。
在現代中國的文化界裡，母親也許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帶有一些“文藝複興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識與才能——文藝的和科學的、人文學科和工程技術的、東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現代的——彙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們所說的“修養”，而是在許多領域都能達到一般專業者難以企及的高度。
同時，所有這些在她那裡都已自然地融會貫通，被她娴熟自如地運用于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得心應手而絕無矯揉的痕迹。
不少了解她的同行們，不論是建築界、美術界還是文學界的，包括一些外國朋友，在這一點上對她都是欽佩不已的。
談起外國朋友，那麼還應當提到，母親在英文方面的修養也是她多才多藝的一個突出表現。
美國學者費正清夫婦一九七九年來訪時曾對我說：“你媽媽的英文，常常使我們這些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都感到羨慕。
”父親所寫的英文本《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前言”部分，就大半出自母親的手筆。
我記得五十年代初她還試圖用英文為漢武帝寫一個傳，而且已經開了頭，但後來大概是一個未能完成的項目。
總之，母親這樣一個人的出現，也可以算是現代中國文化界的一種現象。
一九五八年一些人在批判“大屋頂”時，曾經挖苦地說：“梁思成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古文好，洋文也好，又古又洋，所謂修養，既能争論魏風唐味，又會鑒賞抽象立體……”這些話，當然也适用于“批判”母親，如果不嫌其太“輕”了一點的話。
二十世紀前期，在中西文明的沖突和交彙中，在中國确實産生了相當一批在不同領域中“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多少稱得上是“文藝複興式”的人物。
他們是中國文化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産物。
他們的成就，不僅光大了中國的傳統文明，也無愧于當時的世界水平。
這種人物的出現，難道不是值得我們中國人驕傲的事？在我們中華文明重建的時候，難道不是隻嫌這樣的知識分子太少又太少了嗎？對他們的“批判”，本身就表示着文化的倒退。
那結果，隻能換來幾代人的閉塞與無知。
新中國成立後，母親隻生活了短短六年時間，但她的思想感情确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是因為，當時的新政權曾以自己的精神和事業，強烈地吸引了她，教育了她。
以她那樣的出身和經曆，那樣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而能在短短幾年裡就如此無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信任、智慧和精力都奉獻給了這新的國家、新的社會，甘願為之鞠躬盡瘁，又是那樣懇切地決心改造自己舊的世界觀，這确是一件發人深省的事。
許多人曾對我說過：你母親幸虧去世得早，如果她再多活兩年，“反右”那一關她肯定躲不過去。
是的，早逝竟成了她的一種幸福。
對于她這樣一個曆來處世真誠不欺，執著于自己信念的人，如果也要去體驗一下父親在後來的十幾年中所經曆過的一切，那将會是一種什麼局面，我簡直不敢想象。
“文革”期間，父親是在極度的痛苦和困惑中，頂着全國典型“反動學術權威”的大帽子死去的。
我隻能感謝命運的仁慈，沒有讓那樣的侮辱和蹂躏也落到我親愛的母親身上！ 一九五五年，在母親的追悼會上，她的兩個幾十年的摯友——哲學教授金嶽霖和鄧以蟄聯名給她寫了一副挽聯： 一身詩意千尋瀑， 萬古人間四月天。
父親曾告訴我，《你是人間的四月天》這首詩是母親在我出生後的喜悅中為我而作的，但母親自己從未對我說起過這件事。
無論怎樣，今天，我要把這“一句愛的贊頌”重新奉獻給她自己。
願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能夠通過這本文集，化作中國讀書人的共同财富，如四月春風，常駐人間！ 一九八五年四月北京一稿 一九八六年四月北京二稿 一九九一年四月北京再改
五十年代前期，在追求所謂“民族形式”的浪潮中出現的不少建築，的确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建築藝術上都很難說是成功的，然而當時那些不由分說的批判，确實曾深深地傷害了他們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的，科學上和藝術上的探索精神，把他們終身遵循的學術信念和審美原則一下子說得一錢不值，大謬不然，這不能不使他們（母親去世後，主要是父親）感到極大的惶惑。
繼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之後，對“大屋頂”的批判，在以簡單粗暴方式對待學術思想問題方面，也在知識界中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
母親去世很早，沒有來得及看到在批判“大屋頂”的同時北京冒出來的那一批俄羅斯式的“尖屋頂”，更沒有看到後來會有這麼多他們所最惱火的“國際式”高層玻璃盒子，有些上面還頂着個會轉圈的“罐頭盒屋頂”，以“锷未殘”之勢，刺破着碧空下古城原有的和諧的建築天際線；也沒有看到在被拆毀的古城牆遺址邊上，又長出了那麼一排排玻璃與水泥構築的灰黯的“新式城牆”，否則，她定會覺得自己作為建築家而未能盡到對曆史的責任，那種痛苦我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盡瘁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那些年緊張的實際工作中，母親也沒有放松過在古建築方面的學術研究。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她和父親以及莫宗江教授一道，在初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之後，将他們多年來對中國建築發展史的基本觀點，做了一次全面的檢讨，并在此基礎上寫出了《中國建築發展的曆史階段》這篇長文（載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建築學報》），第一次嘗試着以曆史唯物主義作為指導思想，重新回顧從遠古直到現代中國建築發展的整個曆程，開始為他們的研究工作探求一個更加科學的理論基礎。
在那幾年裡，母親還為建築系研究生開過住宅設計和建築史方面的專題講座，每當學生來訪，就在床褥之間，“以振奮的心情盡情地為學生講解，古往今來，對比中外，谑語雄談，敏思遐想，使初學者思想頓感開擴。
學生走後，常氣力不支，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吳良镛、劉小石：《梁思成文集?序》）。
這裡我想特别指出，母親在建築和美術方面治學态度是十分嚴謹的，對工作的要求也十分細緻嚴格，而決沒有那種大而化之的“顧問”作風。
這裡，我手頭有兩頁她的殘留信稿，可以作為這方面的一個例證。
為了不使我的這些記述成為空洞的評議，這裡也隻好用一點篇幅來引錄信的原文，也可以算是她這部文集的一個“補遺”吧。
一九五三年前後，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編，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建築彩畫圖案》，請她審稿并作“序”，她對其中彩圖的效果很不滿意，寫信提出了批評，其最後幾段如下： …… （四）青綠的變調和各彩色在應用上改動的結果，在全梁彩色組合上，把主要的對比攪亂了。
如将那天你社留給我的那張印好的彩畫樣子，同清宮中太和門中梁上彩畫（庚子年日軍侵入北京時，由東京帝國大學建築專家所測繪的一圖，兩者正是同一規格）詳細核對，比照着一起看時，問題就很明顯。
原來的構圖是以較黯的青綠為兩端箍頭藻頭的主調，來襯托第一條梁中段以朱為地，以彩色“吉祥草”為紋樣的枋心，和第二條梁靠近枋心的左右紅地吉祥草的兩段藻頭。
兩層梁架上就隻點出三塊紅色的主題，當中再隔開一塊長而細的紅色墊版，全梁青、綠和朱的對比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點也不亂。
從花紋的比例上看，原來的紋樣細密如錦，給人的感覺非常安靜，不像這次所印的那樣渾圓粗大，被金和白攪得熱鬧嘈雜，在效果上有異常不同的表現。
青綠兩色都是中國的礦質顔料，它們調和相處，不黯也不跳；白色略帶蜜黃，不太寬，也不突出。
在另外一張彩畫上看到，原是細緻如少數民族邊飾織紋的箍頭兩旁紋樣，在比例上也被你們那裡的藝人們在插圖時放大了。
總而言之，那張印樣确是“走了樣”的“和玺椀花結帶”，與太和門中梁上同一格式的彩畫相比，變得五彩缤紛，賓主不分，八仙過海，各顯其能；聒噪喧騰，一片熱鬧而不知所雲。
從藝術效果上說，确是個失敗的例子。
從這段信中，不僅可以看出她對自己的專業的鑽研是怎樣地深入細緻，而且還可以看到，她在用語言準确而生動地表述形象和色彩方面，有着多麼獨到的功夫（這本大型專業參考工具書後于一九五五年出版）。
母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所參與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和建造。
這裡，她和父親一道，也曾為堅持民族形式問題做過一番艱苦的鬥争，當時他們最擔心的，是天安門前建築群的和諧，會被某種從蘇聯“老大哥”那裡抄得來的青銅騎士之類的雕像破壞掉。
母親在“碑建會”裡，不是動口不動手的顧問，而是實幹者。
五三年三月她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 “我的工作現時限制在碑建會設計小組的問題上，有時是把幾個有限的人力拉在一起組織一下，分配一下工作，做技術方面的讨論，如雲紋，如碑的頂部；有時是讨論應如何集體向上級反映一些具體意見，做一兩種重要建議。
今天就是剛開了一次會，有某某等連我六人前天已開過一次，拟了一信稿呈鄭主任和薛秘書長的，今天将所拟稿帶來又修正了一次，今晚抄出大家簽名明天發出，主要要求：立即通知施工組停軋鋼筋；美工合組事雖定了尚未開始，所以趁此時再要求增加技術人員加強設計實力；第三，反映我們認為去掉大台對設計有利（原方案碑座為一高台，裡面可容陳列室及附屬設施——梁注），可能将塑型改善，而減掉複雜性質的陳列室和廁所設備等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确單純許多。
……”除了組織工作，母親自己又親自為碑座和碑身設計了全套飾紋，特别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
為了這個設計，她曾對世界各地區、各時代的花草圖案進行過反複對照、研究，對筆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葉，都描畫過幾十次、上百次。
我還記得那兩年裡，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邊的幾乎每一個紙片上，都有她靈感突來時所匆匆勾下的某個圖形，就像音樂家們匆匆記下的幾個音符、一句旋律。
然而，對于母親來說，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樂曲。
從五四年入秋以後，她的病情開始急劇惡化，完全不能工作了。
每天都在床上艱難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
她的眼睛雖仍然那樣深邃，但眼窩卻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臉上見不到一點血色。
大約在五五年初，父親得了重病入院，緊接着母親也住進了他隔壁的病房。
父親病勢稍有好轉後，每天都到母親房中陪伴她，但母親衰弱得已難于講話。
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母親忽然用微弱的聲音對護士說，她要見一見父親。
護士回答：夜深了，有話明天再談吧。
然而，年僅五十一歲的母親已經沒有力氣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來之前，悄然地離開了人間。
那最後的幾句話，竟沒有機會說出。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親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紀念碑建築委員會決定，把她親手設計的一方漢白玉花圈刻樣移做她的墓碑，墓體則由父親親自設計，以最樸實、簡潔的造型，體現了他們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十年浩劫中，清華紅衛兵也沒有放過她。
“建築師林徽因之墓”幾個字被他們砸掉了，至今沒有恢複。
作為她的後代，我們想，也許就讓它作為一座無名者的墓留在那裡更好？ 母親的一生中，有過一些神采飛揚的時刻，但總的說來，艱辛卻多于順利。
她那過人的才華施展的機會十分短暫，從而使她的成就與能力似不相稱。
那原因自然不在于她自己。
在現代中國的文化界裡，母親也許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帶有一些“文藝複興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識與才能——文藝的和科學的、人文學科和工程技術的、東方和西方的、古代和現代的——彙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們所說的“修養”，而是在許多領域都能達到一般專業者難以企及的高度。
同時，所有這些在她那裡都已自然地融會貫通，被她娴熟自如地運用于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得心應手而絕無矯揉的痕迹。
不少了解她的同行們，不論是建築界、美術界還是文學界的，包括一些外國朋友，在這一點上對她都是欽佩不已的。
談起外國朋友，那麼還應當提到，母親在英文方面的修養也是她多才多藝的一個突出表現。
美國學者費正清夫婦一九七九年來訪時曾對我說：“你媽媽的英文，常常使我們這些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都感到羨慕。
”父親所寫的英文本《圖像中國建築史》的“前言”部分，就大半出自母親的手筆。
我記得五十年代初她還試圖用英文為漢武帝寫一個傳，而且已經開了頭，但後來大概是一個未能完成的項目。
總之，母親這樣一個人的出現，也可以算是現代中國文化界的一種現象。
一九五八年一些人在批判“大屋頂”時，曾經挖苦地說：“梁思成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古文好，洋文也好，又古又洋，所謂修養，既能争論魏風唐味，又會鑒賞抽象立體……”這些話，當然也适用于“批判”母親，如果不嫌其太“輕”了一點的話。
二十世紀前期，在中西文明的沖突和交彙中，在中國确實産生了相當一批在不同領域中“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多少稱得上是“文藝複興式”的人物。
他們是中國文化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的産物。
他們的成就，不僅光大了中國的傳統文明，也無愧于當時的世界水平。
這種人物的出現，難道不是值得我們中國人驕傲的事？在我們中華文明重建的時候，難道不是隻嫌這樣的知識分子太少又太少了嗎？對他們的“批判”，本身就表示着文化的倒退。
那結果，隻能換來幾代人的閉塞與無知。
新中國成立後，母親隻生活了短短六年時間，但她的思想感情确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是因為，當時的新政權曾以自己的精神和事業，強烈地吸引了她，教育了她。
以她那樣的出身和經曆，那樣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而能在短短幾年裡就如此無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信任、智慧和精力都奉獻給了這新的國家、新的社會，甘願為之鞠躬盡瘁，又是那樣懇切地決心改造自己舊的世界觀，這确是一件發人深省的事。
許多人曾對我說過：你母親幸虧去世得早，如果她再多活兩年，“反右”那一關她肯定躲不過去。
是的，早逝竟成了她的一種幸福。
對于她這樣一個曆來處世真誠不欺，執著于自己信念的人，如果也要去體驗一下父親在後來的十幾年中所經曆過的一切，那将會是一種什麼局面，我簡直不敢想象。
“文革”期間，父親是在極度的痛苦和困惑中，頂着全國典型“反動學術權威”的大帽子死去的。
我隻能感謝命運的仁慈，沒有讓那樣的侮辱和蹂躏也落到我親愛的母親身上！ 一九五五年，在母親的追悼會上，她的兩個幾十年的摯友——哲學教授金嶽霖和鄧以蟄聯名給她寫了一副挽聯： 一身詩意千尋瀑， 萬古人間四月天。
父親曾告訴我，《你是人間的四月天》這首詩是母親在我出生後的喜悅中為我而作的，但母親自己從未對我說起過這件事。
無論怎樣，今天，我要把這“一句愛的贊頌”重新奉獻給她自己。
願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能夠通過這本文集，化作中國讀書人的共同财富，如四月春風，常駐人間！ 一九八五年四月北京一稿 一九八六年四月北京二稿 一九九一年四月北京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