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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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又撰《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八卷，《四朝名臣言行錄》二十六卷，《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十七卷。
今有合刻本。
《近思錄》有江永注本，《小學》注者不一家，近通行高愈本。
同治間，湘鄉羅忠節公澤南因朱子之書，撰《小學韻語》，簡明易誦，有子弟者，不可不置一本也。
有蘇州書局刻本。
溫公《資治通鑒》，上起戰國，是明示人以繼春秋之後矣，而不敢于書法寓褒貶，則溫公之謙也。
朱子改為綱目，與蔡季通書雲，“通鑒節本，隻名綱目，取一綱舉衆目張之義。
”其實綱即拟經，目即拟傳，最足正溫公之書者，于三國之帝劉黜魏是也。
士子如果不在朝廷中做官那就研究闡述學問，以等待後來的學者。
與其自己寫書，不如修訂矯正前人所寫的書，以避免出現無知而任意胡為的嫌疑。
朱熹對程氏敬仰而不能從學，自以為其弟子，對程氏的著書，沒有一個字不研習精熟，知道這其中有一些被後人私自篡改，不是程氏的本來意思，于是多次修訂他們的書，恢複其真實面貌。
乾道四年修訂完成《程氏遺書》，乾道九年補修成《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張載是關中地區的大儒、士子們的宗師，曾經在學堂的兩個窗戶上左邊寫《砭愚》一文，右邊寫《訂頑》一文。
伊川先生改稱為《東銘》、《西銘》，曾說《西銘》是明确了理學根本是一樣的但發散開來卻各有不同，拓展了以前聖賢沒有闡述的内容，和孟子的人性本善、保養元氣的觀點有同樣的效果。
對随他求學的人，一定會讓其看《大學》、《西銘》兩篇文章。
朱熹闡述其中的義理編寫成《西銘解義》。
濂溪先生周敦頤作《太極圖》，明晰天理的根本，尋究世間萬物的始終，又寫了《通書》四十篇，闡述太極的内涵，語言簡練而道理博大，文章樸實而義理精微，得到了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根本宗旨，對學習的人非常有利。
世人誤認為《太極圖》是整本書的結尾末節，使得周敦頤通過取法萬物形象來表達思想的精深微妙的意旨，變得晦暗不明。
朱熹糾正了這種錯誤，寫了《太極圖說解》《通書解》。
《西銘解》《太極圖說》這兩本書等到朱熹晚年的時候才拿出來傳授給别人，由此可見朱熹治學謹慎到極緻。
他閱讀近代的文集和記事的書，覺得記載宋代著名大臣言語行為的事迹，對社會教育很有補充作用。
然而因為這些書籍出自不同人之手，沒有統一整理。
既無法追究其始終表裡的來龍去脈，又陷于虛僞浮誇荒誕的學說。
于是選取其中的綱要，撰寫了《名臣言行錄》，這與《伊洛淵源錄》互相配合印證。
朱熹為母親守喪期間，撰寫了《家禮》，來恢複古代禮制。
細數我們對于朱熹的著作之中，一天也不能荒廢的就是《小學》和《近思錄》。
《近思錄》摘取周敦頤、二程、張載四家的言論，主要是關乎聖賢大道且跟平時生活密切相關的内容，作為後來學習之人入門的階梯，一共有六百二十二條。
幫助他寫成此書的，是呂東萊。
《小學》一書中，強調立身處世的規矩最為重要，朱熹自己作序說： 古代小學教導人灑水掃地、溝通交流、行為舉止的節度，以及愛戴親人、尊敬長輩、尊崇老師、親近朋友的道理，這都是用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一定要在孩子小的時候進行講解練習，讓孩子學習與智力一同增長，感化于善行并根植于内心，而不會産生抵觸情緒和格格不入的隐患。
現在前人所做的《小學》一書全文雖然看不到了，但在不同的傳記中體現出的内容也很多，讀者往往因為固執于古今禮法制
今有合刻本。
《近思錄》有江永注本，《小學》注者不一家，近通行高愈本。
同治間，湘鄉羅忠節公澤南因朱子之書，撰《小學韻語》，簡明易誦，有子弟者，不可不置一本也。
有蘇州書局刻本。
溫公《資治通鑒》，上起戰國，是明示人以繼春秋之後矣，而不敢于書法寓褒貶，則溫公之謙也。
朱子改為綱目，與蔡季通書雲，“通鑒節本，隻名綱目，取一綱舉衆目張之義。
”其實綱即拟經，目即拟傳，最足正溫公之書者，于三國之帝劉黜魏是也。
士子如果不在朝廷中做官那就研究闡述學問，以等待後來的學者。
與其自己寫書，不如修訂矯正前人所寫的書，以避免出現無知而任意胡為的嫌疑。
朱熹對程氏敬仰而不能從學，自以為其弟子，對程氏的著書，沒有一個字不研習精熟，知道這其中有一些被後人私自篡改，不是程氏的本來意思，于是多次修訂他們的書，恢複其真實面貌。
乾道四年修訂完成《程氏遺書》，乾道九年補修成《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張載是關中地區的大儒、士子們的宗師，曾經在學堂的兩個窗戶上左邊寫《砭愚》一文，右邊寫《訂頑》一文。
伊川先生改稱為《東銘》、《西銘》，曾說《西銘》是明确了理學根本是一樣的但發散開來卻各有不同，拓展了以前聖賢沒有闡述的内容，和孟子的人性本善、保養元氣的觀點有同樣的效果。
對随他求學的人，一定會讓其看《大學》、《西銘》兩篇文章。
朱熹闡述其中的義理編寫成《西銘解義》。
濂溪先生周敦頤作《太極圖》，明晰天理的根本，尋究世間萬物的始終，又寫了《通書》四十篇，闡述太極的内涵，語言簡練而道理博大，文章樸實而義理精微，得到了孔子和孟子思想的根本宗旨，對學習的人非常有利。
世人誤認為《太極圖》是整本書的結尾末節，使得周敦頤通過取法萬物形象來表達思想的精深微妙的意旨，變得晦暗不明。
朱熹糾正了這種錯誤，寫了《太極圖說解》《通書解》。
《西銘解》《太極圖說》這兩本書等到朱熹晚年的時候才拿出來傳授給别人，由此可見朱熹治學謹慎到極緻。
他閱讀近代的文集和記事的書，覺得記載宋代著名大臣言語行為的事迹，對社會教育很有補充作用。
然而因為這些書籍出自不同人之手，沒有統一整理。
既無法追究其始終表裡的來龍去脈，又陷于虛僞浮誇荒誕的學說。
于是選取其中的綱要，撰寫了《名臣言行錄》，這與《伊洛淵源錄》互相配合印證。
朱熹為母親守喪期間，撰寫了《家禮》，來恢複古代禮制。
細數我們對于朱熹的著作之中，一天也不能荒廢的就是《小學》和《近思錄》。
《近思錄》摘取周敦頤、二程、張載四家的言論，主要是關乎聖賢大道且跟平時生活密切相關的内容，作為後來學習之人入門的階梯，一共有六百二十二條。
幫助他寫成此書的，是呂東萊。
《小學》一書中，強調立身處世的規矩最為重要，朱熹自己作序說： 古代小學教導人灑水掃地、溝通交流、行為舉止的節度，以及愛戴親人、尊敬長輩、尊崇老師、親近朋友的道理，這都是用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一定要在孩子小的時候進行講解練習，讓孩子學習與智力一同增長，感化于善行并根植于内心，而不會産生抵觸情緒和格格不入的隐患。
現在前人所做的《小學》一書全文雖然看不到了，但在不同的傳記中體現出的内容也很多，讀者往往因為固執于古今禮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