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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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而不願意學習，竟然不知道那些沒有古今差異的，也未必不能夠實行。
現在搜集整理到一些内容編輯成此書，傳授給兒童，作為給老師講授之用，或許可以對風俗教育起到一點補充教育的作用吧。
淳熙丁未三月朝旦，晦庵題。
朱熹把《大學》的意思充分表達出來，以使學習之人開智悟理後，又擔心失去常規沒有參照，不能找到進步的載體，于是編輯這本書，來教導幼童學者，使他們能夠紮好根基以通達其枝節，内篇一共有四章，分别叫做立教、明倫、敬身、稽古。
外篇有兩章，分别為嘉言和善行。
修身的事，這裡基本說的比較完備了。
司馬光接受诏令編纂《資治通鑒》，完成以後又摘取其中精粹切要的内容，另行編寫目錄三十卷。
晚年他不滿《資治通鑒》原書太過于詳細，目錄太過于簡練，又計劃編寫《舉要》共八十卷，以符合中正之道，可惜沒有完成。
等到紹興初年，南陽胡文定開始在司馬光遺稿的基礎上，修編成《舉要補遺》若幹卷，其文筆更加簡約而叙事更加完備。
朱熹仍然不滿其見識不強，不能夠領會原文的要旨、探及其詳細含義，于是另外撰寫闡明義理的事例，增加删減，矯正規範，著成《資治通鑒綱目》。
該書效法《春秋》寫作風格，将對人物的褒貶寄托在文章之中，文章上下橫跨一千多年曆史，亂臣賊子的所作所為都被記錄下來，無法再隐匿其惡行。
【評論】 世上熱衷于追求官職的人，無不說想要踐行自己所學到的知識。
假如他們果真有真才實學，那麼即使我自己得不到任用，而去傳道講學寫書，也未嘗不能踐行大道。
看朱熹雖然身在民間，但他的學說足以決定一代人的見識，留下的著作可以端正萬代人的心性，聖賢之道豈不是已經盛行起來了嗎？現在的人剛邁出學校，就想着功名利祿，拿着教科書裡文章的那點知識，就說可以治理天下了，學校越多學習風氣反而越壞，學生日益增多但能踏實學習的人日益減少，說到這裡不禁讓人為之感慨啊。
理學研究開始于宋朝，周敦頤、二程、張載四位學者作為其中的魁首，對于周敦頤，朱熹解析了他寫的《通書》和《太極圖說》；對于二程，則修訂了《程氏遺書》《程氏外書》；對于張載，則注解他寫的《西銘》，朱熹不愧是理學集大成的學者。
《五朝名臣言行錄》共十卷，《三朝名臣言行錄》共十四卷，都是朱熹撰寫的。
五朝為宋朝開國以來到宋英宗，三朝是從宋英宗以後到宋徽宗。
朋溪人李士英（李幼武）又撰寫了《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共八卷、《四朝名臣言行錄》共二十六卷、《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共十七卷，現在有合訂本。
《近思錄》有江永注解的版本，注解《小學》的不止一家，近年通行的版本是高愈注解本。
清朝同治年間，湘鄉羅忠節公（羅澤南）根據朱熹的《小學》，撰寫了《小學韻語》，簡單明了，容易朗誦，家中有上學的孩子的，不能不買一本使用。
有蘇州書局翻刻的版本。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記事最早到戰國時期，明确告訴世人這本書接着《春秋》記事時代之後的，不敢在《春秋》已經記載的事情上再做褒貶，這體現出司馬光的謙虛。
朱熹著書時改為《資治通鑒綱目》，在與蔡季通的書信中說“通鑒的節選版本，隻取名叫做綱目，是取抓住事物的關鍵就可以帶動其他環節的意思”。
實際上“綱”就好比是簡練的“經”，“目”就好比是内容豐富的“傳”，最能夠訂正司馬光這本書的，是在撰寫三國時尊奉劉備為正統而貶低魏武帝。
現在搜集整理到一些内容編輯成此書，傳授給兒童，作為給老師講授之用，或許可以對風俗教育起到一點補充教育的作用吧。
淳熙丁未三月朝旦，晦庵題。
朱熹把《大學》的意思充分表達出來，以使學習之人開智悟理後，又擔心失去常規沒有參照，不能找到進步的載體，于是編輯這本書，來教導幼童學者，使他們能夠紮好根基以通達其枝節，内篇一共有四章，分别叫做立教、明倫、敬身、稽古。
外篇有兩章，分别為嘉言和善行。
修身的事，這裡基本說的比較完備了。
司馬光接受诏令編纂《資治通鑒》，完成以後又摘取其中精粹切要的内容，另行編寫目錄三十卷。
晚年他不滿《資治通鑒》原書太過于詳細，目錄太過于簡練，又計劃編寫《舉要》共八十卷，以符合中正之道，可惜沒有完成。
等到紹興初年，南陽胡文定開始在司馬光遺稿的基礎上，修編成《舉要補遺》若幹卷，其文筆更加簡約而叙事更加完備。
朱熹仍然不滿其見識不強，不能夠領會原文的要旨、探及其詳細含義，于是另外撰寫闡明義理的事例，增加删減，矯正規範，著成《資治通鑒綱目》。
該書效法《春秋》寫作風格，将對人物的褒貶寄托在文章之中，文章上下橫跨一千多年曆史，亂臣賊子的所作所為都被記錄下來，無法再隐匿其惡行。
【評論】 世上熱衷于追求官職的人，無不說想要踐行自己所學到的知識。
假如他們果真有真才實學，那麼即使我自己得不到任用，而去傳道講學寫書，也未嘗不能踐行大道。
看朱熹雖然身在民間，但他的學說足以決定一代人的見識，留下的著作可以端正萬代人的心性，聖賢之道豈不是已經盛行起來了嗎？現在的人剛邁出學校，就想着功名利祿，拿着教科書裡文章的那點知識，就說可以治理天下了，學校越多學習風氣反而越壞，學生日益增多但能踏實學習的人日益減少，說到這裡不禁讓人為之感慨啊。
理學研究開始于宋朝，周敦頤、二程、張載四位學者作為其中的魁首，對于周敦頤，朱熹解析了他寫的《通書》和《太極圖說》；對于二程，則修訂了《程氏遺書》《程氏外書》；對于張載，則注解他寫的《西銘》，朱熹不愧是理學集大成的學者。
《五朝名臣言行錄》共十卷，《三朝名臣言行錄》共十四卷，都是朱熹撰寫的。
五朝為宋朝開國以來到宋英宗，三朝是從宋英宗以後到宋徽宗。
朋溪人李士英（李幼武）又撰寫了《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共八卷、《四朝名臣言行錄》共二十六卷、《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共十七卷，現在有合訂本。
《近思錄》有江永注解的版本，注解《小學》的不止一家，近年通行的版本是高愈注解本。
清朝同治年間，湘鄉羅忠節公（羅澤南）根據朱熹的《小學》，撰寫了《小學韻語》，簡單明了，容易朗誦，家中有上學的孩子的，不能不買一本使用。
有蘇州書局翻刻的版本。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記事最早到戰國時期，明确告訴世人這本書接着《春秋》記事時代之後的，不敢在《春秋》已經記載的事情上再做褒貶，這體現出司馬光的謙虛。
朱熹著書時改為《資治通鑒綱目》，在與蔡季通的書信中說“通鑒的節選版本，隻取名叫做綱目，是取抓住事物的關鍵就可以帶動其他環節的意思”。
實際上“綱”就好比是簡練的“經”，“目”就好比是内容豐富的“傳”，最能夠訂正司馬光這本書的，是在撰寫三國時尊奉劉備為正統而貶低魏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