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絕”與“奸絕”（陳釀三國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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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裡的諸葛亮我看到了兩個，覺得湖北台的《諸葛亮》主角缺乏飄逸之氣，“空城計”用險時，導演特地給了個後背，我猜是想說明孔明也是凡人，當時也吓出了一背冷汗，着實敗興。
《三國演義》裡的演員表演又顯得張揚，恐怕是近幾年的背景材料看多了，不知該聽哪家的，照“複雜”的路子走吧！表演上要命的二字真訣“分寸”就把握不好，“火”了。
閉眼一想，還是馬連良地道。
說“近幾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是指《三國》研究界，包括古典小說評論界裡批評諸葛亮形象的聲音突然高亢了起來，似乎非要弄出“兩個諸葛亮”來。
比如批評諸葛亮對魏延的态度，不采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計，反而提防并且在死後設計暗算他。
至于“愚忠”啊，“失誤”啊，也挑出不少。
有的則檢直用陳壽站在西晉史官立場的批評，而沒有把陳壽有私怨的因素考慮進去。
史學上的“翻案風”是自五四以來文化選擇倡導起來的風氣，又聽研究“後現代主義”的人說，“消解神聖”是“後現代”的特征之一，那麼對“狀諸葛多智而近妖”的“消解”，也正逢其時。
就沖還懷念着馬連良，就知道我肯定連“現代”狀态都沒有進入過，遑論“後現代”呢？但最近又聽一位朋友附耳密告，說今年某權威刊物将以文化上的“新保守論”為綱，倡導新“新潮”，便又暗自慶幸“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這句老俗話的明達，它似乎已然“解構”了所有時髦發展趨向，都不過是沿着一個環形體運動的秘訣。
比方對襟褂子、旗袍和喇叭褲的重新風行，影視界演繹三十年代上海灘的風潮。
又好比自行車的追逐賽，你隻消原地不動，從旁看上去，已經就是站在後“後現代”的“前沿”了。
最後這話讀上去略嫌别扭，但這符合某種學術意味的“話語系統”，此中深奧，自不足與外人道。
學術文化也有思潮或時髦，但是更重要的是立場。
這可能是安身立命之本，也不妨為追名逐利之道，但它畢竟不是時裝，不是玩意兒，更不是胡适當年輕佻比喻的那樣，是可以對“曆史”這個小姑娘任意打扮的技巧。
對諸葛亮的評價，就有一個學術文化的立場問題。
清初人毛宗崗整理校訂《三國演義》，有“三絕”之說，即諸葛亮為“智絕”，關羽為“義絕”，曹操為“奸絕”。
這一“智”一“奸”，差之毫厘，卻去之千裡。
說起來中國古代有一個智慧人物的系列，比方杜甫說諸葛亮“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提出來和諸葛比較的伊尹、呂尚（俗稱姜太公）、蕭何、曹參就屬于這一系列。
陳壽說他年輕時“每自比于管仲、樂毅”，管、樂也屬于這一系列。
此外還有孫子、孫膑，往下數，還有輔李世民的徐茂公，佐朱元璋的劉伯溫，最為人們樂道。
《水浒傳》裡的“智多星”吳學究，顯然也是仿照這個系列塑造出來的。
其中姜尚在唐、宋時代還享受與文宣孔子相當的“武聖”待遇，他的“武成王廟”裡供奉的就有這些同伴。
不想關羽異軍突起，後來居上，但已是後話，不表。
中國對智慧人物的崇尚，多在兵家中，尤以春秋戰國和曆史大變動時期出現的代表人物為甚。
陳壽曾批評諸葛亮“應變将略，非其所長”，“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将略”，從純功利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
說又說回來，諸葛亮在漢末躬耕南陽，本來不一定非要出山的，盡可以象他的朋友司馬徽、崔州平等那樣，“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三國争雄，幹他鳥事？但他出山輔佐的恰恰是三方中最弱的，而且正在哭（不僅是苦）無立錐之地的當口。
沖這一點，他這就不是那種好打“太平拳”，喜歡扶強淩弱，“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辄紛紛離去”的主兒。
以後三家鼎足，連年用兵之際，又值荊州受到孫吳失信偷襲，劉備意氣用事招緻彜陵慘敗，以蜀國兵員匮乏，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的劣勢中，猶
《三國演義》裡的演員表演又顯得張揚，恐怕是近幾年的背景材料看多了，不知該聽哪家的，照“複雜”的路子走吧！表演上要命的二字真訣“分寸”就把握不好，“火”了。
閉眼一想，還是馬連良地道。
說“近幾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是指《三國》研究界，包括古典小說評論界裡批評諸葛亮形象的聲音突然高亢了起來，似乎非要弄出“兩個諸葛亮”來。
比如批評諸葛亮對魏延的态度，不采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計，反而提防并且在死後設計暗算他。
至于“愚忠”啊，“失誤”啊，也挑出不少。
有的則檢直用陳壽站在西晉史官立場的批評，而沒有把陳壽有私怨的因素考慮進去。
史學上的“翻案風”是自五四以來文化選擇倡導起來的風氣，又聽研究“後現代主義”的人說，“消解神聖”是“後現代”的特征之一，那麼對“狀諸葛多智而近妖”的“消解”，也正逢其時。
就沖還懷念着馬連良，就知道我肯定連“現代”狀态都沒有進入過，遑論“後現代”呢？但最近又聽一位朋友附耳密告，說今年某權威刊物将以文化上的“新保守論”為綱，倡導新“新潮”，便又暗自慶幸“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這句老俗話的明達，它似乎已然“解構”了所有時髦發展趨向，都不過是沿着一個環形體運動的秘訣。
比方對襟褂子、旗袍和喇叭褲的重新風行，影視界演繹三十年代上海灘的風潮。
又好比自行車的追逐賽，你隻消原地不動，從旁看上去，已經就是站在後“後現代”的“前沿”了。
最後這話讀上去略嫌别扭，但這符合某種學術意味的“話語系統”，此中深奧，自不足與外人道。
學術文化也有思潮或時髦，但是更重要的是立場。
這可能是安身立命之本，也不妨為追名逐利之道，但它畢竟不是時裝，不是玩意兒，更不是胡适當年輕佻比喻的那樣，是可以對“曆史”這個小姑娘任意打扮的技巧。
對諸葛亮的評價，就有一個學術文化的立場問題。
清初人毛宗崗整理校訂《三國演義》，有“三絕”之說，即諸葛亮為“智絕”，關羽為“義絕”，曹操為“奸絕”。
這一“智”一“奸”，差之毫厘，卻去之千裡。
說起來中國古代有一個智慧人物的系列，比方杜甫說諸葛亮“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提出來和諸葛比較的伊尹、呂尚（俗稱姜太公）、蕭何、曹參就屬于這一系列。
陳壽說他年輕時“每自比于管仲、樂毅”，管、樂也屬于這一系列。
此外還有孫子、孫膑，往下數，還有輔李世民的徐茂公，佐朱元璋的劉伯溫，最為人們樂道。
《水浒傳》裡的“智多星”吳學究，顯然也是仿照這個系列塑造出來的。
其中姜尚在唐、宋時代還享受與文宣孔子相當的“武聖”待遇，他的“武成王廟”裡供奉的就有這些同伴。
不想關羽異軍突起，後來居上，但已是後話，不表。
中國對智慧人物的崇尚，多在兵家中，尤以春秋戰國和曆史大變動時期出現的代表人物為甚。
陳壽曾批評諸葛亮“應變将略，非其所長”，“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将略”，從純功利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
說又說回來，諸葛亮在漢末躬耕南陽，本來不一定非要出山的，盡可以象他的朋友司馬徽、崔州平等那樣，“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三國争雄，幹他鳥事？但他出山輔佐的恰恰是三方中最弱的，而且正在哭（不僅是苦）無立錐之地的當口。
沖這一點，他這就不是那種好打“太平拳”，喜歡扶強淩弱，“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辄紛紛離去”的主兒。
以後三家鼎足，連年用兵之際，又值荊州受到孫吳失信偷襲，劉備意氣用事招緻彜陵慘敗，以蜀國兵員匮乏，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的劣勢中，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