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絕”與“奸絕”(陳釀三國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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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裡的諸葛亮我看到了兩個,覺得湖北台的《諸葛亮》主角缺乏飄逸之氣,“空城計”用險時,導演特地給了個後背,我猜是想說明孔明也是凡人,當時也吓出了一背冷汗,着實敗興。
《三國演義》裡的演員表演又顯得張揚,恐怕是近幾年的背景材料看多了,不知該聽哪家的,照“複雜”的路子走吧!表演上要命的二字真訣“分寸”就把握不好,“火”了。
閉眼一想,還是馬連良地道。
說“近幾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是指《三國》研究界,包括古典小說評論界裡批評諸葛亮形象的聲音突然高亢了起來,似乎非要弄出“兩個諸葛亮”來。
比如批評諸葛亮對魏延的态度,不采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計,反而提防并且在死後設計暗算他。
至于“愚忠”啊,“失誤”啊,也挑出不少。
有的則檢直用陳壽站在西晉史官立場的批評,而沒有把陳壽有私怨的因素考慮進去。
史學上的“翻案風”是自五四以來文化選擇倡導起來的風氣,又聽研究“後現代主義”的人說,“消解神聖”是“後現代”的特征之一,那麼對“狀諸葛多智而近妖”的“消解”,也正逢其時。
就沖還懷念着馬連良,就知道我肯定連“現代”狀态都沒有進入過,遑論“後現代”呢?但最近又聽一位朋友附耳密告,說今年某權威刊物将以文化上的“新保守論”為綱,倡導新“新潮”,便又暗自慶幸“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這句老俗話的明達,它似乎已然“解構”了所有時髦發展趨向,都不過是沿着一個環形體運動的秘訣。
比方對襟褂子、旗袍和喇叭褲的重新風行,影視界演繹三十年代上海灘的風潮。
又好比自行車的追逐賽,你隻消原地不動,從旁看上去,已經就是站在後“後現代”的“前沿”了。
最後這話讀上去略嫌别扭,但這符合某種學術意味的“話語系統”,此中深奧,自不足與外人道。
學術文化也有思潮或時髦,但是更重要的是立場。
這可能是安身立命之本,也不妨為追名逐利之道,但它畢竟不是時裝,不是玩意兒,更不是胡适當年輕佻比喻的那樣,是可以對“曆史”這個小姑娘任意打扮的技巧。
對諸葛亮的評價,就有一個學術文化的立場問題。
清初人毛宗崗整理校訂《三國演義》,有“三絕”之說,即諸葛亮為“智絕”,關羽為“義絕”,曹操為“奸絕”。
這一“智”一“奸”,差之毫厘,卻去之千裡。
說起來中國古代有一個智慧人物的系列,比方杜甫說諸葛亮“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提出來和諸葛比較的伊尹、呂尚(俗稱姜太公)、蕭何、曹參就屬于這一系列。
陳壽說他年輕時“每自比于管仲、樂毅”,管、樂也屬于這一系列。
此外還有孫子、孫膑,往下數,還有輔李世民的徐茂公,佐朱元璋的劉伯溫,最為人們樂道。
《水浒傳》裡的“智多星”吳學究,顯然也是仿照這個系列塑造出來的。
其中姜尚在唐、宋時代還享受與文宣孔子相當的“武聖”待遇,他的“武成王廟”裡供奉的就有這些同伴。
不想關羽異軍突起,後來居上,但已是後話,不表。
中國對智慧人物的崇尚,多在兵家中,尤以春秋戰國和曆史大變動時期出現的代表人物為甚。
陳壽曾批評諸葛亮“應變将略,非其所長”,“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将略”,從純功利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
說又說回來,諸葛亮在漢末躬耕南陽,本來不一定非要出山的,盡可以象他的朋友司馬徽、崔州平等那樣,“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三國争雄,幹他鳥事?但他出山輔佐的恰恰是三方中最弱的,而且正在哭(不僅是苦)無立錐之地的當口。
沖這一點,他這就不是那種好打“太平拳”,喜歡扶強淩弱,“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辄紛紛離去”的主兒。
以後三家鼎足,連年用兵之際,又值荊州受到孫吳失信偷襲,劉備意氣用事招緻彜陵慘敗,以蜀國兵員匮乏,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的劣勢中,猶
《三國演義》裡的演員表演又顯得張揚,恐怕是近幾年的背景材料看多了,不知該聽哪家的,照“複雜”的路子走吧!表演上要命的二字真訣“分寸”就把握不好,“火”了。
閉眼一想,還是馬連良地道。
說“近幾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是指《三國》研究界,包括古典小說評論界裡批評諸葛亮形象的聲音突然高亢了起來,似乎非要弄出“兩個諸葛亮”來。
比如批評諸葛亮對魏延的态度,不采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計,反而提防并且在死後設計暗算他。
至于“愚忠”啊,“失誤”啊,也挑出不少。
有的則檢直用陳壽站在西晉史官立場的批評,而沒有把陳壽有私怨的因素考慮進去。
史學上的“翻案風”是自五四以來文化選擇倡導起來的風氣,又聽研究“後現代主義”的人說,“消解神聖”是“後現代”的特征之一,那麼對“狀諸葛多智而近妖”的“消解”,也正逢其時。
就沖還懷念着馬連良,就知道我肯定連“現代”狀态都沒有進入過,遑論“後現代”呢?但最近又聽一位朋友附耳密告,說今年某權威刊物将以文化上的“新保守論”為綱,倡導新“新潮”,便又暗自慶幸“十年河東,十年河西”這句老俗話的明達,它似乎已然“解構”了所有時髦發展趨向,都不過是沿着一個環形體運動的秘訣。
比方對襟褂子、旗袍和喇叭褲的重新風行,影視界演繹三十年代上海灘的風潮。
又好比自行車的追逐賽,你隻消原地不動,從旁看上去,已經就是站在後“後現代”的“前沿”了。
最後這話讀上去略嫌别扭,但這符合某種學術意味的“話語系統”,此中深奧,自不足與外人道。
學術文化也有思潮或時髦,但是更重要的是立場。
這可能是安身立命之本,也不妨為追名逐利之道,但它畢竟不是時裝,不是玩意兒,更不是胡适當年輕佻比喻的那樣,是可以對“曆史”這個小姑娘任意打扮的技巧。
對諸葛亮的評價,就有一個學術文化的立場問題。
清初人毛宗崗整理校訂《三國演義》,有“三絕”之說,即諸葛亮為“智絕”,關羽為“義絕”,曹操為“奸絕”。
這一“智”一“奸”,差之毫厘,卻去之千裡。
說起來中國古代有一個智慧人物的系列,比方杜甫說諸葛亮“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提出來和諸葛比較的伊尹、呂尚(俗稱姜太公)、蕭何、曹參就屬于這一系列。
陳壽說他年輕時“每自比于管仲、樂毅”,管、樂也屬于這一系列。
此外還有孫子、孫膑,往下數,還有輔李世民的徐茂公,佐朱元璋的劉伯溫,最為人們樂道。
《水浒傳》裡的“智多星”吳學究,顯然也是仿照這個系列塑造出來的。
其中姜尚在唐、宋時代還享受與文宣孔子相當的“武聖”待遇,他的“武成王廟”裡供奉的就有這些同伴。
不想關羽異軍突起,後來居上,但已是後話,不表。
中國對智慧人物的崇尚,多在兵家中,尤以春秋戰國和曆史大變動時期出現的代表人物為甚。
陳壽曾批評諸葛亮“應變将略,非其所長”,“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将略”,從純功利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
說又說回來,諸葛亮在漢末躬耕南陽,本來不一定非要出山的,盡可以象他的朋友司馬徽、崔州平等那樣,“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三國争雄,幹他鳥事?但他出山輔佐的恰恰是三方中最弱的,而且正在哭(不僅是苦)無立錐之地的當口。
沖這一點,他這就不是那種好打“太平拳”,喜歡扶強淩弱,“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辄紛紛離去”的主兒。
以後三家鼎足,連年用兵之際,又值荊州受到孫吳失信偷襲,劉備意氣用事招緻彜陵慘敗,以蜀國兵員匮乏,地處偏遠,交通不便的劣勢中,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