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絕”與“奸絕”（陳釀三國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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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獨立支撐局面，而且堅持東和北伐的《隆中對》大戰略，在世之日，使司馬懿隻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這兩下子就不是一般人幹得了的。
這種智慧，曆史上能夠達到的不多。
何況他從來不是尋章摘句的腐儒，精通科技，“長于巧思”，論進攻他改進了“連弩”，論防禦他設計了紮馬釘，後勤供應他發明的“木牛流馬”，至今仍然使人感到神秘。
正是這些新型技術，才使他雖然勞師遠征，仍然以攻為守，堅持到底。
所以盡管後人痛惜他“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承認他屬于“内聖外王”，也就是道德崇高，事業有成的典型。
諸葛亮不僅名垂後世，而且當時就受到民衆的愛戴，《三國志》記載他死時“黎庶追思，以為口實”，“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到處都在開追悼會。
成都的祠堂，就是當年建起來的。
數十年後，“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
”滅蜀以後，晉武帝還派專人去了解總結諸葛亮的治兵之法。
能得到敵手這樣的敬意，也就“不白活一回”了。
據說東晉時大将桓溫到蜀，還找來一位當年曾是侍候諸葛亮的小童（猶今日所言“身邊工作人員”）的百歲老翁，想問自己比諸葛如何，老翁回答頗妙：“諸葛在時，不覺其異。
自公殁後，無人能比。
”（殷芸《小說》）可見他确實是以“肉身”成聖，而不是後人認為的“近妖”一流。
中國傳統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兩大系列：一種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類聖賢；另一類是前述的智慧人物。
形成後世諸葛亮崇拜的因素很多，但他兼有豐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兩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
這符合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效法天那樣自強不息，效法地那樣厚重載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語出《易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也是後來陳寅恪先生為清華大學拟的校訓）；象流水一樣靈活的智慧，象大山一樣堅實的品格（所以“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有人突發奇想，認為既然《三國演義》裡常說“視時務者，方為俊傑”，“良禽擇木而栖”，要是諸葛亮輔佐的不是劉備父子，而是曹操父子，又該如何？ 這當然是無數個“曆史上的如果”命題中的一個。
我看這種“如果”是不存在的，第一是諸葛亮在襄陽的一幫朋友中，沒有一個幫曹操的（親戚倒有，如他的堂弟諸葛誕），就連“走馬薦諸葛”的徐庶，被逼進了曹營依然“一言不發”，可見有政治立場的對立；第二就是為人的差别了，諸葛亮受朋友“托孤”之請，的确作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沒有象曹操和司馬懿那樣，自己個加“九錫”，“挾天子以令諸侯”，留着讓兒子當皇上。
退一萬步說，交諸葛亮這樣的朋友，放心，交曹操、司馬懿這樣的朋友，糟心！ 這又涉及到文化是一個“價值系統”的問題。
在一個有系統的價值體系裡，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有倫常作為保障，也就是相互間具備“期望值”：你“仁”我“義”，敬我一尺，還你一丈。
小到居家過日子，大到治國安社稷，無不如是。
價值系統如果變亂了，你不仁我不義，君“不君”，則臣亦“不臣”，你有初一我做十五，父子夫妻同事朋友上下都在你騙我，我騙你，倫理常情沒有了，“期望值”消失了，幹什麼好事都白幹，交什麼朋友都白交。
到了大家都相信并且抱定“甯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曹操哲學，而嫌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諸葛亮精神的時候，這個社會離着亂世也就不遠了。
當然，“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到了下一次再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時，人人折騰得夠夠的了，那又是猴年馬月的事，你我還趕得上麼？ 如果我們還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的話，我們就應該承認，在超乎一時得失之上的東西，價值比功利大，存在比功利久，影響比功利遠。
“智”和“奸”一字之别，倒也有“誅心”的意義。
這種智慧，曆史上能夠達到的不多。
何況他從來不是尋章摘句的腐儒，精通科技，“長于巧思”，論進攻他改進了“連弩”，論防禦他設計了紮馬釘，後勤供應他發明的“木牛流馬”，至今仍然使人感到神秘。
正是這些新型技術，才使他雖然勞師遠征，仍然以攻為守，堅持到底。
所以盡管後人痛惜他“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承認他屬于“内聖外王”，也就是道德崇高，事業有成的典型。
諸葛亮不僅名垂後世，而且當時就受到民衆的愛戴，《三國志》記載他死時“黎庶追思，以為口實”，“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到處都在開追悼會。
成都的祠堂，就是當年建起來的。
數十年後，“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
”滅蜀以後，晉武帝還派專人去了解總結諸葛亮的治兵之法。
能得到敵手這樣的敬意，也就“不白活一回”了。
據說東晉時大将桓溫到蜀，還找來一位當年曾是侍候諸葛亮的小童（猶今日所言“身邊工作人員”）的百歲老翁，想問自己比諸葛如何，老翁回答頗妙：“諸葛在時，不覺其異。
自公殁後，無人能比。
”（殷芸《小說》）可見他确實是以“肉身”成聖，而不是後人認為的“近妖”一流。
中國傳統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兩大系列：一種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類聖賢；另一類是前述的智慧人物。
形成後世諸葛亮崇拜的因素很多，但他兼有豐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兩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
這符合中國人的人生理想：效法天那樣自強不息，效法地那樣厚重載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語出《易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也是後來陳寅恪先生為清華大學拟的校訓）；象流水一樣靈活的智慧，象大山一樣堅實的品格（所以“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有人突發奇想，認為既然《三國演義》裡常說“視時務者，方為俊傑”，“良禽擇木而栖”，要是諸葛亮輔佐的不是劉備父子，而是曹操父子，又該如何？ 這當然是無數個“曆史上的如果”命題中的一個。
我看這種“如果”是不存在的，第一是諸葛亮在襄陽的一幫朋友中，沒有一個幫曹操的（親戚倒有，如他的堂弟諸葛誕），就連“走馬薦諸葛”的徐庶，被逼進了曹營依然“一言不發”，可見有政治立場的對立；第二就是為人的差别了，諸葛亮受朋友“托孤”之請，的确作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沒有象曹操和司馬懿那樣，自己個加“九錫”，“挾天子以令諸侯”，留着讓兒子當皇上。
退一萬步說，交諸葛亮這樣的朋友，放心，交曹操、司馬懿這樣的朋友，糟心！ 這又涉及到文化是一個“價值系統”的問題。
在一個有系統的價值體系裡，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有倫常作為保障，也就是相互間具備“期望值”：你“仁”我“義”，敬我一尺，還你一丈。
小到居家過日子，大到治國安社稷，無不如是。
價值系統如果變亂了，你不仁我不義，君“不君”，則臣亦“不臣”，你有初一我做十五，父子夫妻同事朋友上下都在你騙我，我騙你，倫理常情沒有了，“期望值”消失了，幹什麼好事都白幹，交什麼朋友都白交。
到了大家都相信并且抱定“甯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曹操哲學，而嫌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諸葛亮精神的時候，這個社會離着亂世也就不遠了。
當然，“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到了下一次再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時，人人折騰得夠夠的了，那又是猴年馬月的事，你我還趕得上麼？ 如果我們還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的話，我們就應該承認，在超乎一時得失之上的東西，價值比功利大，存在比功利久，影響比功利遠。
“智”和“奸”一字之别，倒也有“誅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