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歐擴張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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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諸城市國家有時結成教倫巴第聯盟和漢薩同盟那樣強大的組織。
它們都以自己為中心；然而其時，還存在着一股與它們相對抗的勢力，即正在為實現一個以羅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繼承人"羅馬"皇帝為首的統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奮鬥的勢力。
這些互相沖突的勢力錯綜交織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産生了各種程度的無限多樣、不斷變化的同盟和聯盟。
概括地說，查理曼以後，西歐的政治發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9至11世紀，教皇和皇帝通常是攜手合作。
教皇幫助皇帝制一服日耳曼的世俗封建主，而皇帝則支持教皇對付公開對抗羅馬教皇的權威的拜占庭對手。
1073年，随着格列高利七世繼位為教皇，開始了教皇權力至高無上的時期。
格列高利在教皇與皇帝争奪主教叙任權——任命日耳曼主教的權力——的鬥争中，赢得了勝利；從而削弱了皇帝的權力和帝國的行政管理。
在兩個多世紀裡，教皇一直被普遍地公認為天主教世界的首腦；對此，13世紀中葉相繼即位的法、英國主們起了尤為重要印作用，他們是非常虔誠的。
教皇權力至高無上的時期結束于1296年即法國腓力四世在向教土征稅的問題上戰勝教皇蔔尼法斯八世之時。
那一年，教皇發布敕令，申明俗人對教士沒有任何權力，并威脅要把任何試圖向教士征稅者逐出教會。
腓力四世拒絕了教皇的要求，并完全成功地實施了自己的政策。
他甚至還強迫教廷從羅馬遷到阿維尼翁，迫使教廷與法國君主公開合作。
法國和英國的君主們所擁有的新力量，多半來源于他們與新興的商人階級所結成的非正式聯盟。
君主保護市民們不受頻繁的戰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雜稅的侵害，而市民們則向君主提一供财政支援作為報答。
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漸增強、國家機構逐漸完備，君主們在動員人力物力以從事海外冒險事業方面，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他們廢除了五花八門的地方自治政權，因為這些政權都各有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制和貨币。
他們設立了許多征稅站；遲至14世紀末，在易北河旁有35個，在萊茵河兩岸有60多個，在塞納河沿河一帶也有許多，如果船載谷物活一塞納河行駛B00哩，花費的錢将達所載谷物售價的一半。
君主們還保持了一些比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業者，有時，還支持整個整個的手工行業，象法國的戈布蘭挂毯業和塞爾夫瓷器業就曾得到過法庭的支持。
此外，君主們還發特許證給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話，還用皇家海軍作它們的後盾。
最先的伊比利亞人的海外冒險事業就是王室鼓勵和資助的直接結果。
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為哥倫布和達·伽馬取得較大成就提一供了必需的支持。
英國和法國的朝廷也采取了同樣的做法，隻是時間上稍晚些；不過，它們的關注和支持與前者相同。
實際上，在西北歐，商人與君主之間的關系比在伊比利亞半島更密切。
尤其在西班牙，反對穆斯林的長期鬥争使君主和封建主聯合起來，而少數大城市則往往反對他們，要求完全的自治權。
相形之下，在西北歐，商人階級逐漸赢得在歐亞其他地區無可比拟的社會聲望和國家支持。
例如，在中國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歡迎的下等人，沒人瞧得起；在西北歐，商人卻很有地位，而且随着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财富不斷增加，政治權力逐漸增強。
在中國，各時代的商人在衣服穿着、武器佩戴、車馬乘坐和土地占有等方面受到種種限制。
他們運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産一性一和寄生一性一的，他們被置于社會等級的底層。
印度的情況也一樣；由于印度教強調抛棄财産，商人不可能有任何聲譽。
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發财緻富、營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葉做的食物、保持對物質财富無動于衷的神秘主義者。
因此，東方任何帝國的商人都絕無上升為當權者的機會。
在中國，學者進行統治；在日本，武士進行統治；在馬來亞諸國和印度拉傑普特人的一些土邦裡，地方貴族進行統治，但是，沒有一個地方是由商人統治的。
所謂沒有一個地方，是指除西北歐以外；在西北歐，商人不僅經濟力量而且政治力量都在穩步增長。
在那裡，商人正在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志帝國諸自一由城市的參議員和荷蘭高貴的養老金領取者。
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系意味着：在西北歐，對商人利益和海外冒險事業有較多的關心，而且，國家予以較始終如一的支持。
七、處于前夜的西歐 西歐這一由各種勢力、制度和傳統交織在一起而形成的獨特複合一體的意義，通過中國明朝派出的著名的遠航探險隊的驚人曆史，可得到有力的說明。
1405至1433年間的七次遠航冒險都是在一個名叫鄭和的内宮監太監的指揮下進行的。
這些探險隊的規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驚。
第一支探險隊由62般服船組成，共載28000人。
當時有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曾對這一時期的中國艦船作了如下描述： 每艘船築有四層甲闆；船上有供商人使用的船艙和公用房間。
有些船艙設有盥洗室和其他生活上的便利沒備，而且艙門上安有鎖，居住者可以用鑰匙将它們鎖上，可以攜帶妻妾一起住在裡面。
打些船艙的船員還帶着自己的孩子，他們在木桶裡種上供烹任用的香蔥、生姜等。
一般的船寬15O呎，長37O呎，但是最大的船寬180呎，長444呎。
它們與哥倫布的小旗艦——寬25呎、長120呎的"聖馬利亞号"相比，是名符其買的浮動宮殿，而"聖馬利亞号"比哥倫布的另外兩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
中國探險隊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給人以深刻印象。
它們繞東南亞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繼續西航達亞丁和波斯灣口；而個别船則駛入非洲東岸的一些港口。
我們應該記得，在這期間，葡萄牙人隻是剛剛開始沿非洲海岸探尋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達佛得角。
然而，中國這些非凡的遠航探險到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
為什麼要使它們停止正如為什麼會使它們首先開始那樣，至今仍是個謎。
但是，這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倘若在歐洲，這種停止是完全無法想象的。
中國的皇帝能夠并的确發布過一道道對其整個國家有約束力的命令；歐洲絕無這樣的皇帝，隻有一些相對抗的民族君主國，它們在海外冒險事業方面互相競争着，而且，沒有任何帝國當權者阻止它們這樣做。
西北歐的商人也與中國的商人完全不同，他們有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這種權力和聲望保證了要實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的法令是不可能的。
此外，歐洲有與外界進行貿易的傳統，歐洲對外國産品有真實的需要和強烈的需求，而中國完全不是如此。
總之，歐洲有一個強大的推動力——一個牟利的欲一望和機會、一個使牟利得以實現的社會和體制結構。
如果當時歐洲有什麼感到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是：明朝的這些遠航，為何是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業方面的原因而進行的；為何是由宮廷太監而不是由合股公司組織和領導；為何返航時帶回的是供帝國朝廷觀賞的斑馬、鴕鳥和長頸鹿，而不是投入國内市場、可産生利潤的貨物；為何接到中國皇帝的命令便會完全地、無可挽回地停止。
那時的西歐是無可匹敵的，它擁有向外猛一沖的推動力——宗教動力、思想一騷一動、經濟活力、技術進步和有效地動員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國。
中世紀後期，這些被孤立和局限在西歐人中間的發展已給合在一起，從而，進一步促進了西歐人天生的、面向海外的傾向。
那時，十字軍在地中海東部請國的據點已喪失；蒙古帝國已崩潰；奧斯曼土耳其人已占有巴爾幹半島，并擴張到中歐，一逼一抵維也納城下．歐洲商人因為原先由蒙古人強加秩序的地方又一騷一亂疊起而不再能穿越中亞。
黑海也因為土耳其人将它政變成穆斯林獨占的區域而向信基督教的商人關閉。
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香料貿易并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意大利商人繼續在地中海東部諸國的各個港口與阿拉伯商人相會，收取歐洲公衆所需要的種種商品。
這種情況對牟獲中間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來說，頗稱心如意；但是，其他歐洲人則大為不滿，他們熱切地尋找能直接抵達東方的途徑，以分享這筆厚利。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中世紀後期勞出現許許多多為突破或繞過将歐洲人限制在地中海地區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訂的計劃。
那時的歐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繪的那樣，象一個靠他人"通過牆上的裂縫喂養的巨人"。
但是，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識正在增長，牢獄的圍牆已不能長久地禁锢住他。
諸城市國家有時結成教倫巴第聯盟和漢薩同盟那樣強大的組織。
它們都以自己為中心；然而其時，還存在着一股與它們相對抗的勢力，即正在為實現一個以羅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繼承人"羅馬"皇帝為首的統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奮鬥的勢力。
這些互相沖突的勢力錯綜交織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産生了各種程度的無限多樣、不斷變化的同盟和聯盟。
概括地說，查理曼以後，西歐的政治發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9至11世紀，教皇和皇帝通常是攜手合作。
教皇幫助皇帝制一服日耳曼的世俗封建主，而皇帝則支持教皇對付公開對抗羅馬教皇的權威的拜占庭對手。
1073年，随着格列高利七世繼位為教皇，開始了教皇權力至高無上的時期。
格列高利在教皇與皇帝争奪主教叙任權——任命日耳曼主教的權力——的鬥争中，赢得了勝利；從而削弱了皇帝的權力和帝國的行政管理。
在兩個多世紀裡，教皇一直被普遍地公認為天主教世界的首腦；對此，13世紀中葉相繼即位的法、英國主們起了尤為重要印作用，他們是非常虔誠的。
教皇權力至高無上的時期結束于1296年即法國腓力四世在向教土征稅的問題上戰勝教皇蔔尼法斯八世之時。
那一年，教皇發布敕令，申明俗人對教士沒有任何權力，并威脅要把任何試圖向教士征稅者逐出教會。
腓力四世拒絕了教皇的要求，并完全成功地實施了自己的政策。
他甚至還強迫教廷從羅馬遷到阿維尼翁，迫使教廷與法國君主公開合作。
法國和英國的君主們所擁有的新力量，多半來源于他們與新興的商人階級所結成的非正式聯盟。
君主保護市民們不受頻繁的戰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雜稅的侵害，而市民們則向君主提一供财政支援作為報答。
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漸增強、國家機構逐漸完備，君主們在動員人力物力以從事海外冒險事業方面，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他們廢除了五花八門的地方自治政權，因為這些政權都各有自己的關稅、法律、衡量制和貨币。
他們設立了許多征稅站；遲至14世紀末，在易北河旁有35個，在萊茵河兩岸有60多個，在塞納河沿河一帶也有許多，如果船載谷物活一塞納河行駛B00哩，花費的錢将達所載谷物售價的一半。
君主們還保持了一些比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業者，有時，還支持整個整個的手工行業，象法國的戈布蘭挂毯業和塞爾夫瓷器業就曾得到過法庭的支持。
此外，君主們還發特許證給合股公司，如果必要的話，還用皇家海軍作它們的後盾。
最先的伊比利亞人的海外冒險事業就是王室鼓勵和資助的直接結果。
正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為哥倫布和達·伽馬取得較大成就提一供了必需的支持。
英國和法國的朝廷也采取了同樣的做法，隻是時間上稍晚些；不過，它們的關注和支持與前者相同。
實際上，在西北歐，商人與君主之間的關系比在伊比利亞半島更密切。
尤其在西班牙，反對穆斯林的長期鬥争使君主和封建主聯合起來，而少數大城市則往往反對他們，要求完全的自治權。
相形之下，在西北歐，商人階級逐漸赢得在歐亞其他地區無可比拟的社會聲望和國家支持。
例如，在中國和印度，商人被看作是不受歡迎的下等人，沒人瞧得起；在西北歐，商人卻很有地位，而且随着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财富不斷增加，政治權力逐漸增強。
在中國，各時代的商人在衣服穿着、武器佩戴、車馬乘坐和土地占有等方面受到種種限制。
他們運送商品住返各地的作用被看作是非生産一性一和寄生一性一的，他們被置于社會等級的底層。
印度的情況也一樣；由于印度教強調抛棄财産，商人不可能有任何聲譽。
在印度，理想的人不是整天忙碌于發财緻富、營造宅第的商人，而是端坐在蒲席上、吃大蕉葉做的食物、保持對物質财富無動于衷的神秘主義者。
因此，東方任何帝國的商人都絕無上升為當權者的機會。
在中國，學者進行統治；在日本，武士進行統治；在馬來亞諸國和印度拉傑普特人的一些土邦裡，地方貴族進行統治，但是，沒有一個地方是由商人統治的。
所謂沒有一個地方，是指除西北歐以外；在西北歐，商人不僅經濟力量而且政治力量都在穩步增長。
在那裡，商人正在成為倫敦的市長、德意志帝國諸自一由城市的參議員和荷蘭高貴的養老金領取者。
這樣的社會地位和政治關系意味着：在西北歐，對商人利益和海外冒險事業有較多的關心，而且，國家予以較始終如一的支持。
七、處于前夜的西歐 西歐這一由各種勢力、制度和傳統交織在一起而形成的獨特複合一體的意義，通過中國明朝派出的著名的遠航探險隊的驚人曆史，可得到有力的說明。
1405至1433年間的七次遠航冒險都是在一個名叫鄭和的内宮監太監的指揮下進行的。
這些探險隊的規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驚。
第一支探險隊由62般服船組成，共載28000人。
當時有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曾對這一時期的中國艦船作了如下描述： 每艘船築有四層甲闆；船上有供商人使用的船艙和公用房間。
有些船艙設有盥洗室和其他生活上的便利沒備，而且艙門上安有鎖，居住者可以用鑰匙将它們鎖上，可以攜帶妻妾一起住在裡面。
打些船艙的船員還帶着自己的孩子，他們在木桶裡種上供烹任用的香蔥、生姜等。
一般的船寬15O呎，長37O呎，但是最大的船寬180呎，長444呎。
它們與哥倫布的小旗艦——寬25呎、長120呎的"聖馬利亞号"相比，是名符其買的浮動宮殿，而"聖馬利亞号"比哥倫布的另外兩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
中國探險隊不僅在規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給人以深刻印象。
它們繞東南亞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繼續西航達亞丁和波斯灣口；而個别船則駛入非洲東岸的一些港口。
我們應該記得，在這期間，葡萄牙人隻是剛剛開始沿非洲海岸探尋航路，直到1445年才抵達佛得角。
然而，中國這些非凡的遠航探險到1433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
為什麼要使它們停止正如為什麼會使它們首先開始那樣，至今仍是個謎。
但是，這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倘若在歐洲，這種停止是完全無法想象的。
中國的皇帝能夠并的确發布過一道道對其整個國家有約束力的命令；歐洲絕無這樣的皇帝，隻有一些相對抗的民族君主國，它們在海外冒險事業方面互相競争着，而且，沒有任何帝國當權者阻止它們這樣做。
西北歐的商人也與中國的商人完全不同，他們有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這種權力和聲望保證了要實施任何禁止海外冒險事業的法令是不可能的。
此外，歐洲有與外界進行貿易的傳統，歐洲對外國産品有真實的需要和強烈的需求，而中國完全不是如此。
總之，歐洲有一個強大的推動力——一個牟利的欲一望和機會、一個使牟利得以實現的社會和體制結構。
如果當時歐洲有什麼感到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是：明朝的這些遠航，為何是為某些未知的但肯定是非商業方面的原因而進行的；為何是由宮廷太監而不是由合股公司組織和領導；為何返航時帶回的是供帝國朝廷觀賞的斑馬、鴕鳥和長頸鹿，而不是投入國内市場、可産生利潤的貨物；為何接到中國皇帝的命令便會完全地、無可挽回地停止。
那時的西歐是無可匹敵的，它擁有向外猛一沖的推動力——宗教動力、思想一騷一動、經濟活力、技術進步和有效地動員人力物力的民族君主國。
中世紀後期，這些被孤立和局限在西歐人中間的發展已給合在一起，從而，進一步促進了西歐人天生的、面向海外的傾向。
那時，十字軍在地中海東部請國的據點已喪失；蒙古帝國已崩潰；奧斯曼土耳其人已占有巴爾幹半島，并擴張到中歐，一逼一抵維也納城下．歐洲商人因為原先由蒙古人強加秩序的地方又一騷一亂疊起而不再能穿越中亞。
黑海也因為土耳其人将它政變成穆斯林獨占的區域而向信基督教的商人關閉。
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香料貿易并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意大利商人繼續在地中海東部諸國的各個港口與阿拉伯商人相會，收取歐洲公衆所需要的種種商品。
這種情況對牟獲中間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來說，頗稱心如意；但是，其他歐洲人則大為不滿，他們熱切地尋找能直接抵達東方的途徑，以分享這筆厚利。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在中世紀後期勞出現許許多多為突破或繞過将歐洲人限制在地中海地區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訂的計劃。
那時的歐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繪的那樣，象一個靠他人"通過牆上的裂縫喂養的巨人"。
但是，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識正在增長，牢獄的圍牆已不能長久地禁锢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