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歐擴張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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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但使用時，須得到其他幾種儀器的配合。
星盤，即一種用以觀測天體高度的銅制刻度盤，早在800年以前便已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後，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的航海中予以使用。
這種儀器頗為昂貴，故很快被結構較簡單、造價較低廉的象限儀所取代。
經度測定引起的問題不隻一個。
雖然用砂漏可大緻地估計時間，但要一精一确地計算時間，隻有待到17世紀伽利略發現擺一動原理時。
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報彙編和地圖的幫助。
中世紀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因是最早額準确的地圖，圖上清楚地标明了一精一确的羅盤方位及關于海岸線和港口的詳細情況。
到14世紀時，繪制地圖的技術已有了相當的發展，發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熱那亞和馬霍卡。
中世紀時，一些博學的教條主義者老是争論着人能否在赤道經受住緻命的日光和翻騰的海水；與這些教條主義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紀的航海圖注重事實、客觀，使人耳目一新。
以下這兩段話引自15世紀的航海圖，可作為圖上那些如實、一精一确的文字說明的例證： 駛入港口時，請當心暗礁淺灘。
船的航行須貼近水道中間，但航向應朝着東北海岸，因為那裡可以抛錨泊船。
謹防船航行時過于靠近最近在東面發現的暗礁淺灘。
駛入港口時，應保持船離大一陸的兩船頭之距，因為那裡水深6至6．5尋。
…… 從帕拉莫薩可以到方位東、東東北12哩處的阿克卡弗雷達的抛錨泊船處。
船離陸地的距離不得近于由信标标志的1．5哩。
這一港灣的陸标是陡立于海邊的光秃秃的高山和遠處的島嶼。
當歐洲人抵達南亞和東亞清高度發達、軍事上強大的國家時，他們具有一叫決定一性一的有利條件，即在海軍裝備上占優勢。
造一優勢大約隻是在他們開始海外擴張時才取得，因為中世紀的海戰主要表現為攻入敵船和進行甲闆上的肉一搏戰。
15世紀時，歐洲人的船艦已配備着火炮，但火炮體積很小，射一出的石頭不是重達幾磅，而僅數唡而且。
它們能殺死人，但不能擊毀船艦。
因此，他們對于攻入敵船這種傳統的海戰戰術不是予以排斥，而是加以補充。
當時，陸上已在使用大型火炮，1453年，土耳其人在成功地圍攻君士坦丁堡時，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這些火炮非常笨重。
無法吊到船上，更不用說架置在船上、進行發射一了。
在16世紀的前20年中，佛蘭德、德國和稍後的英國的冶金學家發展了鑄炮技術，鑄成的火炮雖然更易一操一縱，但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火力。
這些新火炮長5至12呎，能發射重達5至60磅的巨石，後來，還能發射如此重量的鐵丸，因而，能擊毀300碼射程内的船體。
這時，海軍的戰術已由設法攻入敵船轉為舷炮齊射；對軍艦也重新予以設計，很快每艘軍艦平均能架置40門炮。
這些發展給歐洲人以一個決定一性一的有利條件，使他們能奪取并控制世界各大洋。
東方的統治者也趕忙裝備自己的船，但他們的船并不是為梁置火炮而設計和建造的，在他們能重新設計自己的船之前，歐洲的海軍裝備已迅速發展，以緻它們兩者間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增大。
因此，日本人于1905年在對馬海峽取得對俄國人的劃時代的勝利以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的無人挑戰的主人。
五、新的經商技術 造船、航海術和海軍裝備方面的進步，對于歐洲的海外擴張，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一性一。
不過，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處理商業事務的新技術的發展，也同樣重要。
這方面，頗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發明的複式簿記。
方濟各會修道主兼數學家盧卡·佩西奧利在1494年發表的《數學概論；幾何學及比值比例》，是一部專論複式簿記的經典著作。
佩西奧利在這部曾用作全歐洲的教科書的著作中，極力主張商人們應将每筆帳在借方與貸方均登記一次。
這種簿記方法使歐洲商人任何時候都能确定商業經營的财務狀況，并進一步激發他們更努力地工作、更其有貨币觀念。
商業方面的另一重大發展是，鑄造出各地通用的标準硬币、貨币的使用日益廣泛。
其起因：部分在于商業增加，部分在于礦産量上升，為鑄造貨币提一供了更多的金銀。
佛羅倫薩城于1252年率先鑄造金币弗羅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國家也紛紛仿效。
具有标準的、可靠的價值的貨币的出現，對商業極為有利。
這時，還出現了原始而重要的銀行和信用票據。
雖然支票、彙票和有限公司如我們今日所知道的那樣，直到17至19世紀間西北歐大舉擴張時，才發展起來，但是，意大利人開始這一漫長的發展過程，為時要早得多。
他們早在12世紀時，便已研制出種種形式簡單的彙票。
到1408年，熱那亞的聖喬治公會已擔負起銀行的職責，使帳單和票據流通。
漸漸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後在北歐，出現了一些強大的金融家族。
如果将下述三個世紀裡一些傑出的金融家族的财産（折合成1958年的美元）加以比較，可清楚地看出财富的數全及其位置方面的發展趨向： 1300年——佩魯齊家族（佛羅倫薩）＄1600000 1440年——梅迪契家族（佛羅倫薩）＄15000000 1546年——富格爾家族（奧格斯堡）＄80000000 金融活動的驚人發展，不可避免地導緻基督教放棄中世紀時它對利息的強烈譴責和排斥。
本來，在一個貿易．活動不多、投資牟利譏會相應少的社會裡；對利息持嫌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行的。
但是，到中世紀後期，情況起了變化，随之，教義也有了改變。
在早先數世紀裡，教士們一直猛烈抨擊導緻高利貸的利息，說它"在上帝看來，是一種最醜惡、最可憎的罪惡"。
但是，到1546年，法國的法學家查爾斯·杜穆林卻在懇求承認"适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貸"。
他說： ……日常的商業實踐表明，一筆數目可觀的錢在使用之後所帶來的效益，不是微不足道的。
……這，并不有助于說明，錢獨自不會生錢：因為即使田地，假如沒有錢财的花費、勞動和人的勤奮，也不會獨自給出果實；錢，同樣如此，即便錢是借來的，過一段時間後仍須歸還，但在此期間，由于人的勤奮，它也會生出相當多的錢。
……而且有時，錢借出後使債權人的所關與債務人的所得正好相等。
……因此，對高利貸的一切憎恨、譴責和懲罰，應被理解為：僅适用于過度且不合理的高利貸，而并不适用于适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貸。
最後，歐洲的擴張在最初的伊比利亞階段之後，因合股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強，其速度也大大加快。
這些新組織是經濟動員和經濟滲透的最有效的工具。
東方的商人，不管其資本多麼雄厚，都是單槍匹馬或以私人合作的關系經營商業；而歐洲則組織起在世界各地從事貿易活動的合股公司。
東印度諸公司（荷蘭的、英國的和法國的）成立後，其他許多公司也相繼成立，其中包括地中海東部諸國的各種公司、莫斯科公司和至今仍存在的哈得孫灣公司。
這些合股公司是無與倫比的，因為它們所具有的合股一性一質限定了投資者的責任，使投資所起的作用與經營管理的職責相分離，同時，也使人們有可能動員大量資本以從事種種商業投機。
任何想用少量錢做投機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個前途之險而如願以償。
對他們來說，有風險的僅在于他們用以買進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錢，對于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損失，他們不用進一步負責任。
而且，各投資者無須相識，無須彼此信賴，也無須關心市場的具體情況和公司的方針政策。
具體的經營管理都委托給根據其責任心之強弱和經驗之多寡而選拔一出來的董事們，而這些董事又可以挑選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業務。
這種安排方式吸引各種分散的人——倫敦的羊一毛一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萊姆的捕鲱魚人、安特衛普的銀行家或約克郡的地主——将他們的儲蓄金投入各種商業冒險事業；因此，能輕而易舉地動員起歐洲資本，使大筆大筆的巨款投入各種海外事業。
東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夥人的财力的限制，由于是從家人或熟人中挑選經理，所以，誰也無法期望與強大的、非個人的合股公司競争。
六、民族君主國的崛起 中世紀後期朝強大的民族君主政體發展的政治趨勢，使上面提到的宗教好戰一精一神、思想一騷一動、經濟活力和技術進步這四股力量結合成一體，并指向外部世界，從而大大促進了西歐的擴張。
814年，查理曼去世後，歐洲進入一個四分五裂、政治混亂的時期。
當時，起作用的幾種傳統和勢力彼此不合。
封建君主們不斷地與常領有較大封地、行使較多權力的封臣們相沖突。
教俗封建公國提出了棘手的叙任權問
星盤，即一種用以觀測天體高度的銅制刻度盤，早在800年以前便已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後，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的航海中予以使用。
這種儀器頗為昂貴，故很快被結構較簡單、造價較低廉的象限儀所取代。
經度測定引起的問題不隻一個。
雖然用砂漏可大緻地估計時間，但要一精一确地計算時間，隻有待到17世紀伽利略發現擺一動原理時。
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報彙編和地圖的幫助。
中世紀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因是最早額準确的地圖，圖上清楚地标明了一精一确的羅盤方位及關于海岸線和港口的詳細情況。
到14世紀時，繪制地圖的技術已有了相當的發展，發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熱那亞和馬霍卡。
中世紀時，一些博學的教條主義者老是争論着人能否在赤道經受住緻命的日光和翻騰的海水；與這些教條主義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紀的航海圖注重事實、客觀，使人耳目一新。
以下這兩段話引自15世紀的航海圖，可作為圖上那些如實、一精一确的文字說明的例證： 駛入港口時，請當心暗礁淺灘。
船的航行須貼近水道中間，但航向應朝着東北海岸，因為那裡可以抛錨泊船。
謹防船航行時過于靠近最近在東面發現的暗礁淺灘。
駛入港口時，應保持船離大一陸的兩船頭之距，因為那裡水深6至6．5尋。
…… 從帕拉莫薩可以到方位東、東東北12哩處的阿克卡弗雷達的抛錨泊船處。
船離陸地的距離不得近于由信标标志的1．5哩。
這一港灣的陸标是陡立于海邊的光秃秃的高山和遠處的島嶼。
當歐洲人抵達南亞和東亞清高度發達、軍事上強大的國家時，他們具有一叫決定一性一的有利條件，即在海軍裝備上占優勢。
造一優勢大約隻是在他們開始海外擴張時才取得，因為中世紀的海戰主要表現為攻入敵船和進行甲闆上的肉一搏戰。
15世紀時，歐洲人的船艦已配備着火炮，但火炮體積很小，射一出的石頭不是重達幾磅，而僅數唡而且。
它們能殺死人，但不能擊毀船艦。
因此，他們對于攻入敵船這種傳統的海戰戰術不是予以排斥，而是加以補充。
當時，陸上已在使用大型火炮，1453年，土耳其人在成功地圍攻君士坦丁堡時，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這些火炮非常笨重。
無法吊到船上，更不用說架置在船上、進行發射一了。
在16世紀的前20年中，佛蘭德、德國和稍後的英國的冶金學家發展了鑄炮技術，鑄成的火炮雖然更易一操一縱，但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火力。
這些新火炮長5至12呎，能發射重達5至60磅的巨石，後來，還能發射如此重量的鐵丸，因而，能擊毀300碼射程内的船體。
這時，海軍的戰術已由設法攻入敵船轉為舷炮齊射；對軍艦也重新予以設計，很快每艘軍艦平均能架置40門炮。
這些發展給歐洲人以一個決定一性一的有利條件，使他們能奪取并控制世界各大洋。
東方的統治者也趕忙裝備自己的船，但他們的船并不是為梁置火炮而設計和建造的，在他們能重新設計自己的船之前，歐洲的海軍裝備已迅速發展，以緻它們兩者間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增大。
因此，日本人于1905年在對馬海峽取得對俄國人的劃時代的勝利以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的無人挑戰的主人。
五、新的經商技術 造船、航海術和海軍裝備方面的進步，對于歐洲的海外擴張，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一性一。
不過，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處理商業事務的新技術的發展，也同樣重要。
這方面，頗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發明的複式簿記。
方濟各會修道主兼數學家盧卡·佩西奧利在1494年發表的《數學概論；幾何學及比值比例》，是一部專論複式簿記的經典著作。
佩西奧利在這部曾用作全歐洲的教科書的著作中，極力主張商人們應将每筆帳在借方與貸方均登記一次。
這種簿記方法使歐洲商人任何時候都能确定商業經營的财務狀況，并進一步激發他們更努力地工作、更其有貨币觀念。
商業方面的另一重大發展是，鑄造出各地通用的标準硬币、貨币的使用日益廣泛。
其起因：部分在于商業增加，部分在于礦産量上升，為鑄造貨币提一供了更多的金銀。
佛羅倫薩城于1252年率先鑄造金币弗羅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國家也紛紛仿效。
具有标準的、可靠的價值的貨币的出現，對商業極為有利。
這時，還出現了原始而重要的銀行和信用票據。
雖然支票、彙票和有限公司如我們今日所知道的那樣，直到17至19世紀間西北歐大舉擴張時，才發展起來，但是，意大利人開始這一漫長的發展過程，為時要早得多。
他們早在12世紀時，便已研制出種種形式簡單的彙票。
到1408年，熱那亞的聖喬治公會已擔負起銀行的職責，使帳單和票據流通。
漸漸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後在北歐，出現了一些強大的金融家族。
如果将下述三個世紀裡一些傑出的金融家族的财産（折合成1958年的美元）加以比較，可清楚地看出财富的數全及其位置方面的發展趨向： 1300年——佩魯齊家族（佛羅倫薩）＄1600000 1440年——梅迪契家族（佛羅倫薩）＄15000000 1546年——富格爾家族（奧格斯堡）＄80000000 金融活動的驚人發展，不可避免地導緻基督教放棄中世紀時它對利息的強烈譴責和排斥。
本來，在一個貿易．活動不多、投資牟利譏會相應少的社會裡；對利息持嫌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行的。
但是，到中世紀後期，情況起了變化，随之，教義也有了改變。
在早先數世紀裡，教士們一直猛烈抨擊導緻高利貸的利息，說它"在上帝看來，是一種最醜惡、最可憎的罪惡"。
但是，到1546年，法國的法學家查爾斯·杜穆林卻在懇求承認"适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貸"。
他說： ……日常的商業實踐表明，一筆數目可觀的錢在使用之後所帶來的效益，不是微不足道的。
……這，并不有助于說明，錢獨自不會生錢：因為即使田地，假如沒有錢财的花費、勞動和人的勤奮，也不會獨自給出果實；錢，同樣如此，即便錢是借來的，過一段時間後仍須歸還，但在此期間，由于人的勤奮，它也會生出相當多的錢。
……而且有時，錢借出後使債權人的所關與債務人的所得正好相等。
……因此，對高利貸的一切憎恨、譴責和懲罰，應被理解為：僅适用于過度且不合理的高利貸，而并不适用于适度且可接受的高利貸。
最後，歐洲的擴張在最初的伊比利亞階段之後，因合股公司的激增而大大加強，其速度也大大加快。
這些新組織是經濟動員和經濟滲透的最有效的工具。
東方的商人，不管其資本多麼雄厚，都是單槍匹馬或以私人合作的關系經營商業；而歐洲則組織起在世界各地從事貿易活動的合股公司。
東印度諸公司（荷蘭的、英國的和法國的）成立後，其他許多公司也相繼成立，其中包括地中海東部諸國的各種公司、莫斯科公司和至今仍存在的哈得孫灣公司。
這些合股公司是無與倫比的，因為它們所具有的合股一性一質限定了投資者的責任，使投資所起的作用與經營管理的職責相分離，同時，也使人們有可能動員大量資本以從事種種商業投機。
任何想用少量錢做投機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個前途之險而如願以償。
對他們來說，有風險的僅在于他們用以買進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錢，對于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損失，他們不用進一步負責任。
而且，各投資者無須相識，無須彼此信賴，也無須關心市場的具體情況和公司的方針政策。
具體的經營管理都委托給根據其責任心之強弱和經驗之多寡而選拔一出來的董事們，而這些董事又可以挑選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業務。
這種安排方式吸引各種分散的人——倫敦的羊一毛一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萊姆的捕鲱魚人、安特衛普的銀行家或約克郡的地主——将他們的儲蓄金投入各種商業冒險事業；因此，能輕而易舉地動員起歐洲資本，使大筆大筆的巨款投入各種海外事業。
東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夥人的财力的限制，由于是從家人或熟人中挑選經理，所以，誰也無法期望與強大的、非個人的合股公司競争。
六、民族君主國的崛起 中世紀後期朝強大的民族君主政體發展的政治趨勢，使上面提到的宗教好戰一精一神、思想一騷一動、經濟活力和技術進步這四股力量結合成一體，并指向外部世界，從而大大促進了西歐的擴張。
814年，查理曼去世後，歐洲進入一個四分五裂、政治混亂的時期。
當時，起作用的幾種傳統和勢力彼此不合。
封建君主們不斷地與常領有較大封地、行使較多權力的封臣們相沖突。
教俗封建公國提出了棘手的叙任權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