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中國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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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帝國的狀況大緻相同。

    正如歐洲列強并吞土耳其從前的從屬地區即外多瑙河地區、俄國南部、埃及和北非一樣,這些列強也并存了中國從前的從屬地區如印度支那、緬甸、朝鮮和阿穆爾河流域。

    而且,西方對中國帝國其餘省份的控制比對奧斯曼帝國其餘省份的控制更加直接,更加廣泛。

    歐洲的炮艦可在中國的内河上巡邏,而土耳其人卻控制着他們的海峽。

    當歐洲人在奧斯曼帝國享有治外法權時,他們對土耳其人的宗主權的侵犯從未達到他們在中國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對中國人的宗主權的侵犯程度,一般說來,歐洲以控制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制了中國,不過這一控制在中國更直接、更廣泛。

    另一方面,中國又不象印度那樣被徹底征服和受外國人的直接統治。

    這一區别的主要原因在于,這時中國無防禦能力已變得十分明顯,不止一個強國對這個國家感興趣,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英國19世紀早期在印度所享有并利用的那種行動自一由權。

     19世紀後半葉中國所經受的屈辱和災難使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進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評價和重新組織。

    下面我們将沿着這一過程的軌迹,看看中國人是怎樣慢慢地、勉強地試圖首先在軍事領域,其次在經濟領域,再次在社會和文化領域,最後在政治領域仿效西方模一式的。

     二、軍事影響 中英鴉片戰争期間,有位是中國皇帝的親戚的軍事将領想出一個打敗西方蠻族的計劃。

    他建議在猴子的背後挂上鞭炮,然後把猴子抛到停泊在岸邊的英國軍艦的甲闆上。

    這個計劃被批準後,19隻猴子關在籠子裡被帶到了中國人的司令部,但卻找不到一個敢到英國軍艦的射程内去抛猴子的人。

     這一事件反映出19世紀中葉中、西方軍事技術方面的奇異的差别。

    中國總督林則徐曾試圖禁止鴉片流入國内,并頂一住了英國人的第一次強攻,但他也認識到外國軍事力量的優勢。

    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同英國軍艦抗衡是不可能的,并斷定:"船隻、大炮和水軍是絕對不可缺少的。

    "但林則徐決不願意散布這些觀點。

    "我隻請你對此保密",他這樣要求他的朋友,"千萬不要告訴别人。

    " 他不願意公開這些觀點,說明他擔心這會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敵對反應。

    這種擔心決不是沒有道理的。

    統治中國的士大夫除少數人外仍然極其厭惡和藐視西方的一切。

    雖然失敗的打擊迫使他們采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術,但在實際中他們隻是做做樣子而已。

    官吏們在機械事務方面的無能已無可救藥,縱然他們真誠地想模仿西方——從根本上說,他們并不想模仿西方。

    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兩次戰争之間的十幾年中,中國面對歐洲擴張主義的挑戰幾乎沒有做什麼。

     三、經濟影響 在西方列強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敗,使中國少數有遠見的知識分子再次重新考慮他們傳統的準則和政策。

    他們的對策是所謂的"自強"運動。

    這一詞語本身出自儒家經典著作,在19世紀60年代,用來相通過移植西方的機械制造來保護中國文明。

    在這一點上,中國的領導者這時已準備超越純軍事範疇,廣泛地将鐵路、輪船航線、機械工廠和應用科學包括在内。

    用當時一位改革者的話來說,"中國應獲得西方在武器和機械方面的優勢,但仍保持中國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

    "這一"自治"運動注定要失敗,因為它所基于的基本設想是荒謬的。

    西方化不可能是一個不徹底的過程,要麼完全照抄,要麼全盤否定。

    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導緻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

    因此,西方的科學不可能用來維護儒家文明,相反,必将削弱這一文明。

     部分現代化的謬論對中國保守的士大夫來說是明了的,他們因而拒絕全盤西方化。

    由于他們占中國統治階級的絕大多數,他們有效地阻止了使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的企圖,正如他們早些時候阻止軍事現代化的企圖一樣。

    一個由120名穿長袍的學生組成的留學生一團一的命運可以作為例子說明他們的影響;1872年,中國派這些學生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學校學習。

    為了讓中國這些未來的現代化人物準備傳統的經典著作的考試——這仍是走上仕途的一個先決條件——這些學生由舊式的中國老師陪伴着。

    而他們采取的每一項措施都是為了确保同西方的這一前所未有的接觸不會玷污這些青年學生的儒家道德。

    盡避他們采取了周密的預防措施,對從事這一事業的明智與否和必要一性一還是大為擔憂,最後,在學習計劃完成之前,保守力量于1881年将整個留學生一團一召回國。

     類似的态度還妨礙了極少數人的工業化的企圖。

    例如,為了建造輪船,将長江三角洲的稻米運往北方首都,1872年成立了輪船招商局。

    由于船隊需要煤,1878年,天津以北的開平礦務局開局。

    為了運輸這些煤炭,1881年,中國第一條永久一性一鐵路開始使用。

    這幾家企業聯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經濟基礎,原本很可能興旺發達。

    但是,它們的主管人員按照中國的傳統方式,用人處事不是為企業考慮,而是從自己家族出發。

    他們任命貧窮的親戚和貪婪的親信擔任各種職務,結果,這些企業負債累累,最後為外國人所控制。

     中國在振興經濟和改建軍隊方面的失敗,必然導緻西方與日俱增的滲透和控制。

    歐洲列強向北京政一府提一供了許多貸款,但貸款前它們常常施加壓力、以準許債權人控制中國部分經濟為貸款條件。

    歐洲列強在中國各港口獲取租界是它們施加經濟影響的另一手段。

    最大的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它已發展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城市國家;在那裡,中國的法律不适用,中國的法院和警察設有管轄權。

    這些租界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

    中國的經濟以往一向是自給自足、以田地為基礎,但現在,它愈來愈依賴外國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

    西方列強除了控制沿岸港口外,還控制了一些大的内河航道,他們維持着幾支炮艦艦隊,在從上海到重慶1500哩長的、橫穿中國中心的長江中巡邏。

    實際上,英國海軍中有位軍官還擁有"長江海軍少将"的頭銜,這一頭銜是頗能說明問題的。

     四、社會和文化影響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對西方挑戰的反應從軍事和經濟領域擴大到社會和文化領域。

    這種擴大反映在中國人選來翻譯的西方書籍的類别有了改變。

    在185O年到1899年這段時期中,中國人所翻譯的自然科學、尤其是應用科學方面的著作在數量上超過了社會科學和古典文學方面的著作,比例為四比一;1902年到1904年的兩年中,後者卻以二比一的比例超過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年這一時期中,得到翻譯的社會科學和古典文學方面的著作比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方面的著作多兩倍。

     這一興趣轉變的一個原因是1894-1895年日本打敗了中國,使居統治地位的土大夫階層的傲慢和自滿遭到毀滅一性一的打擊。

    另一個原因是西方大規模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入侵。

    中日戰争以後的幾年中,這種入侵在各個領域都達到很大的規模,使中國的生存似乎都受到威脅。

    結果,愈來愈多的中國領一導一人被迫得出這樣的結論:重大的變革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這種變革不能僅限于軍事和經濟方面。

    此外,西方在滲透過程中創造了有利于變革的力量和條件。

     外國商業擴大到中國内地,促進了中國商人階級的發展,他們不久就接管了西方商品的銷一售。

    早在186一9年,英國一位官員說道:"由于在語言上占優勢、擁有市場、開支較低,中國人幾乎壟斷了商業經營。

    "後來,中國制造商開始建造火柴廠、面粉廠、紗廠和紡絲廠。

    這些新的經濟領一導一人往往是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

    他們不喜歡歐洲的統治,因為這種統治授與外國商業競争者以特權。

    但他們也不太喜歡北京反動的帝國朝廷,因為它既不有效地抵抗外國人,也不去了解現代經濟的一性一質和需要。

    因此,這些中國商人認為無需忠于北京的滿族政權,就象印度商人早先認為無需忠于德裡的莫卧兒政權一樣。

    結果,正是他們提一供了促進革命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動力,這一運動在動世紀初發展起來。

    第一次排外運動由沿海城市發動,推翻滿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也爆發在這些城市裡,所有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中國的這一危險形勢也影響了居統治地位的士大夫,不過他們是被迫傾向于改良而非傾向于革命。

    他們由于自己的官位和既得利益,隻需要"傳統範圍内的改革。

    "他們仍然認為,改革中國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滿足現代的需要。

    這種觀點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進的廣東學者康有為(1858-1927年),他以其論著《孔子改制考》而震驚同僚。

    這部反傳統觀念的著作将孔子描寫成一人民權利而不是帝國權力的維護者。

    康有為的一位弟子在下面這段話中清楚地說明了這一激進觀點: 一般說來,當帝國的權力來自一個人時,它便軟弱;而當它來自千百萬人民時則強大。

    ……如果學者、商人和老百姓都能關心民族的危難,那麼,這樣的人民将是聰明的,否則是愚昧的。

    因此,如果我們不依靠人民的權威,就不可能變一精一神渙散為一精一誠一團一結、變無知為智慧。

     這種擁護人民權利、提倡人民參政的主張對中國來說是新東西。

    以柱,西方的民一主和民族主義觀念在中國顯然一向是不存在的。

    相反,中國強調的是家庭;就更廣泛的忠誠而言,它采取"文化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的形式。

    所謂文化主義,指的是要對本土文化傳統有息息相關之感,中國人簡單地認為這是對付外國野蠻行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

    中國的士大夫統治階級沉緬于這一傳統,其中許多人仍公開宣稱,"甯願看到民族滅亡,也不願看到其生活方式改變"。

    但是,與這一傳統的文化主義的保守政策相反,維新派領一導一人這時則肯定西方的革命觀念。

    "什麼是民族主義呢?"一位改革者問道。

    "民族主義就是:在所有地方,同一種族、同一語言、同一信仰、同一習俗的人民互相之間都視為兄弟,并為獨立和自治而努力,建立一個為公衆謀福利、反對其他種族侵犯的更為完善的政一府。

    ……如果我們想在中國提倡民族主義的話,那麼,除通過人民的革新以外決無别的辦法。

    " 五、政治影響 1895年中國敗給日本人之後,維新派代言人便找到了發言的機會。

    他們使年輕的光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