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中國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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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傾聽他們的意見;光緒皇帝暫且擺脫了皇太後慈禧的影響。

    慈禧自1860年以來一直決定着中國的政策,但現在,維新派已将皇帝争取到他們那一邊。

    皇帝對他們的口頭和書面奏章印象極深,1898年夏頒發了一系列徹底的改革法令;那段日子稱為"百日維新"。

    這些法令将使中國社會的大多數方面能得到基本的改革。

    許多閑職将被取消;地方政一府将更加集中在北京的領導之下;新學校将傳播歐洲的學風西方式的生産方法将受到鼓勵,國家将按西方的方式建立一支由應征入伍者組成的軍隊。

     但是,這些措施始終停留在紙上。

    維新派缺乏經驗,他們的法令隻得讓内心極不贊成的保守官僚去貫徹。

    維新派确信,不除掉反對派領一導一人,他們的計劃必将失敗,因此,他們密謀策劃,企圖除掉皇太後和她周圍的頑固分子。

    但是,皇太後卻先行一步,她在軍隊的支持下發動政變,廢黜了不幸的皇帝。

    然後宣布由她自己攝政,廢除所有的改革法令,殺害了六位維新派領一導一人。

     "百日維新"的失敗使保守派獲得了所有的權力。

    他們積極、熱忱地引導社會和政治上對外國人的不滿情緒。

    排外的秘密一團一體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統治者的鼓動下,組織了地方民兵以反對外國的侵略。

    這些一團一體中最為著名的是義和一團一,即人們通稱的義和拳。

    義和一團一因得到官方的默許開始襲擊外國人,到1900年時,華北的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和外國人被殺。

    當歐洲海軍分遣隊開始在天津登陸時,義和一團一便向所有的外國人宣戰,并且包圍了北京的外國公使館。

    但幾個月内,八國聯軍救出了公使館人員,帝國朝廷逃離首都。

    中國再次被迫接受喪權辱國的和約,其條款包括進一步承認商業特許權和賠款33,300萬美元。

     "百日維新"和義和一團一運動的失敗清楚地表明,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來使中國現代化是無效的。

    唯一的辦法是從下面進行革命;1911年爆發了這一革命,它最終推翻了滿清王朝,以共和政體來取代。

     革命派的領一導一人和思想家是孫中山博士(1866-1925年)。

    同前著名的維新派領一導一人相比,孫是一位奇特的人物。

    他并不是上流社會的文人,事實上,他所受到的西方教育并不少于他所受到的中國教育,因此,他在傳統經典著作方面的知識很不牢固。

    孫中山出身于廣東三角洲;這裡受外國影響的時間長于中國其他任何地區。

    他13歲時來到在檀香山的哥哥那裡,住了五年,并在一所英國教會寄宿學校念完了中學。

    然後,他進了香港女王書院,畢業後又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1892年獲得醫學學位。

    因此,孫中山受到的是良好的、科學的教育,他完全可以憑着這一點獲得财富和地位;但他卻同窮人在一起,總是為窮人的福利牽腸挂肚。

    "我是一個苦力,一個苦力的兒子",有一次他這樣宣稱。

    "我出身貧窮,現在仍是個窮人。

    我始終同情那些為生計而掙紮的民衆。

    " 孫中山懷着這種感情,不久便離開了自己的職業。

    1895年中國慘敗于日本這一點使他确信,這個國家的政一府已腐敗透頂,隻有革命才能提一供救世良方。

    因此,他開始了一個革命者的生涯,首先去日本,然後去美國,後來又去了倫敦。

    在倫敦的街上他遭綁架,被送往中國公使館;在那裡關了12天。

    不過,他與詹姆斯·康德黎取得了聯系;後者過去在香港西醫書院曾是他的老師,現在住在倫敦中國公使館附近。

    康德黎立刻告訴英國當局。

    使他獲釋。

    這無疑是救了孫中山的命,因為中國公使館官員打算把他偷偷送回中國;而在中國他肯定是要被處決的。

     獲釋後,孫中山前往歐洲大一陸,花了幾年時間研究社會和政治制度。

    正是在這個時候,孫中山在思想上明顯地成為共和主義者。

    他過去一直是一位革命者,希望推翻滿清王朝。

    但以往他的富有建設一性一的建議一向局限在培養有能力的人員和實行技術改進方面。

    這時他決定,革命的目标應該是建立一個民一主共和國。

    1905年,在東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孫中山組織了同盟會。

    同盟會的綱領提倡通過"國民"選舉,建立共和政一府,同時還提倡将土地分給農民。

    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從未有人将土地分配問題作為自強或改革的一個合理的組成部分提出來。

    原因在于,沒有人曾認真地考慮過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方面進行一場謗本革命。

    孫之前,沒有人提出過農民大衆可以轉變成有文化、有财産、政治上積極的公民這樣的見解。

     孫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的中國商人和洗衣工人的支持。

    在國内,隻有少數學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響,而廣大民衆仍無知、冷漠。

    當1911年革命到來時,它在一定程度上隻是一些省份的地主紳士和商業界的事;這些地主紳士和商業界人士反對滿清政權為将鐵路建築收歸國有而作的為時已晚的努力。

    這些地方領一導一人煽動罷工和暴亂,他們表面上以國有化将導緻外國控制為理由,而實際上是害怕國有化将排除他們獲利的可能一性一。

    無論如何,革命者利用了這種不滿,并在學生和士兵中做了有效的工作。

    在廣東,小辨模的革命一黨一人起義雖遭鎮壓,可是在漢口,1911年10月10日,革命者的一家炸彈制造廠的意外爆炸,導緻了附近帝國軍隊的兵變。

    盡避缺乏配合,革命運動仍迅速傳遍全國。

    這時在美國的孫中山立刻回國,并于1911年12月30日被臨時革命議會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顯然,這一推翻滿族統治的運動所體現的遠不僅僅是孫中山所提一供的革命領導。

    因此,即使孫中山是名義上的領一導一人,但卻未能控制全國。

    實際權力在一位能幹的、野心勃勃的帝國官員袁世凱(1859-1916年)手中,他統率着中國最有戰鬥力的軍隊。

    孫中山不願意冒必将招緻外國幹涉的内戰的危險,于1912年2月将總統的位子讓給了袁世凱;後者則同意與國會和責任内閣一道工作。

    然而,這一安排并沒有真正解決根本問題,即以什麼樣的政體取代被推翻的滿族政權的問題。

    袁世凱十分贊賞西方的軍事技術和管理方法,但不贊成西方的政治制度,包括由人民代表監督行政部門這種制度;他認為,這與中國的傳統相反,無疑也與他的個人野心相悖。

     這件事立刻引起争端。

    孫中山建立了一個新的政一黨一——國民一黨一。

    袁世凱為将他的追随者組織起來而成立了進步一黨一。

    1913年4月選舉國會時,國民一黨一獲得了大多數席位。

    但這一挫折對袁世凱的限制并不太大,因為他有軍隊、官僚和外國列強的支持。

    事實上,最後的較量集中在2,500萬英鎊這筆貸款上;這筆錢是袁世凱從五個列強那裡借來的。

    由于意識到袁世凱可能将其中一部分錢用來加強他對政一府的控制,國民一黨一領一導一人曾警告各國政一府:我國憲法規定各種貸款須經國會批準;由于國會永遠不會批準這種特殊的貸款,因此它将不受法律的保護。

    但各列強甯願支持獨一裁者袁世凱,正如他們早些年支持滿清王朝一樣。

    于是,袁世凱得到了這筆錢,而且如國民一黨一所擔心的那樣,他将這筆錢用于鞏固他的地位。

    他這時采取的措施包括暗殺國民一黨一的一位主要領一導一人;這些措施緻使孫中山于1913年夏舉行武裝起義。

    但起義尚不成熟,結果被袁世凱輕易地鎮壓下去。

     孫中山和他的主要追随者一起流亡日本,袁世凱則在為實現自封為皇帝這一不可告人的野心做準備。

    1913年10月,他使自己當選為永久一性一大總統;然後,下令解散國民一黨一和國會。

    為了不遭到反對,他策劃了要求他履行對國家的職責、當皇帝的"自發的"請願。

    1915年12月,袁世凱宣布,他将于1916年1月1日接受皇帝的稱号。

    中國一位哲學家已預料到反對派極其強烈的反應,當時他這樣寫道: 我們用木頭或泥土雕塑出一個人的偶像,稱它為神。

    把它放在美麗的廟宇裡,讓它坐在輝煌的神龛裡;人民崇拜它,認為它是不可思議地強有力的。

    但是,假如有個瘋子把它推倒、踩在腳下,并把它抛進肮髒的池塘裡,假如有人發現了它,再把它撿回來,放在原來神聖的地方,那麼,你将發現它的魅力已經失去。

     結果如他所提示的一樣。

    1915年12月,雲南爆發了起義,并迅速蔓延開來。

    袁世凱發現,首先有必要推遲稱帝的時間;1916年3月,他終于放棄了恢複君主制的野心。

    同年6月,袁世凱在恥辱和痛苦中死去。

    他死後。

    手下的各軍隊首領将中國分割成各自的勢力範圍。

    1926年以前,這些軍閥幾乎一直無視名義上在北京統治這個國家的民國政一府。

    他們殘酷地掠奪農村,把中國拖進了野蠻的無政一府動亂狀态中。

    民國初期若幹年是中國曆史上最壞的時期之一。

     以下幾個因素可解釋對西方作出反應的幾十年中所産生的這一悲慘結果。

    首先,中國幅員遼闊,這使得中國内地許多年來未受到與西方交往的影響。

    内地相當于一個巨大的貯藏所,幾十年來注重傳統的文官候選人一直是從那裡産生。

    他們組成的官僚階層由知識分子構眈而這些知識分子專心于儒家經典著作,因而,他們更強調的是倫理原則,而不是手工技藝或戰争技術。

    這一統治階級因以下事實而進一步受到約束:陳佛教外,中國沒有或幾乎沒有借用國外東西的傳統。

    因此毫不奇怪,盡避19世紀後半葉中國的确發生了變化,但它的變化速度卻遠遠落後于對西方作出反應的其他國家。

     不過,不能讓官僚承擔中國失敗的全部責任。

    年輕的、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也應負部分責任。

    他們中的一些人雖然在民國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們卻試圖在中國建立一些與他們從國外,尤其是從美國觀察、學習到的制度完全一樣的制度。

    他們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對中國人民毫無意義。

    很快就在中國的政治現實面前土崩瓦解。

    美國一位權威人士對這些不老練的政治家的這一失敗作了生動的描寫: 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

    ……那一種共和政體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曆史、傳統、政治經曆、制度、天一性一、信仰、觀念或習慣中毫無根基。

    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

    它随着時間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

    它不代表政治思想,隻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的漫畫。

    ……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

    然而,失敗的并不是共和政體……而是一代人。

     六、閉關自守的日本 曆史學家所提出的幾個因素可解釋中國和日本對西方的挑戰所作的不同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