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嘉的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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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于勇者,沒有什麼是其瘋狂的理由.膽魄這東西更不需要什麼東西去催化,而是一種由心而發的釋放.面對衆多的對手,作為一個勇者,也同樣不需要什麼"故做鎮靜"之類的想法來掩飾自己的慌張.隻需要像平時一樣把殺一個人的方式用比平時更快的速度頻繁地重複,再重複而已……
随着張緝，夏侯玄，李豐在後殿接血诏的事情在一頓飯的工夫塵埃落定，曹芳的皇帝也自然當到了頭。
很顯然這樣的小把戲激怒了司馬師。
很多事情都壞在了什麼咬指盟誓，畫押之類的形式上，但由于時代對于“忠”的诠釋，又顯得極端無奈。
這次依然沒有例外。
司馬師又搬出了什麼“荒淫無道”之類的理由另立了新君。
其實從曆史角度來評價司馬師，沒有什麼太可以職責的地方，因為曆史是不會用道德标準來作為尺度的。
而且曹芳在選擇合作者上也出現了一些錯誤：《演義》中有---- 芳退入後殿，顧左右止有三人：乃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光祿大夫張緝，緝乃張皇後之父，曹芳之皇丈也。
芳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
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司馬師視朕如小兒，觑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哭。
李豐奏曰：“陛下勿憂。
臣雖不才，願以陛下之明诏，聚四方之英傑，以剿此賊。
”夏侯玄奏曰：“臣叔夏侯霸降蜀，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今若剿除此賊，臣叔必回也。
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視奸賊亂國，願同奉诏讨之。
”芳曰：“但恐不能耳。
”三人哭奏曰：“臣等誓當同心滅賊，以報陛下！”芳脫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寫了血诏，授與張緝，乃囑曰：“朕祖武皇帝誅董承，蓋為機事不密也。
卿等須謹細，勿洩于外。
”豐曰：“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董承之輩，司馬師安比武祖也？陛下勿疑。
” 這段文字很微妙地交代了其實張緝真的沒有那麼大的膽子和信心接受這樣有挑戰性的任務！而對于皇帝所受的屈辱，李豐和夏侯玄的态度比張緝要積極的多。
“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時，觀者細心的話不難注意到張緝根本沒有答話。
是李豐和夏侯玄将“以陛下之明诏，聚四方之英傑，以剿此賊”端了出來，直到最後，才“三人哭奏曰：臣等誓當同心滅賊，以報陛下！”，這時的張緝恐怕更多的是迫于面子和“箭在弦上”的形式罷；而且曹芳寫下血書親自交到張緝受禮并囑咐他時，張緝還是一句話未說，答話的依然是李豐！再往下看後面接受司馬師的盤問時，李豐始終是在唱着主角，羅貫中先生的對人物的安排相當值得品位，同時也可以看出曹芳在用人上還真是出了點問題…… 事到如今埋怨張緝也是不客觀的，隻能說明張緝比李豐和夏侯玄更識時務一些：張緝當時是光祿大夫，官雖然不小，但是沒有兵權。
又加上是曹芳的嶽父，以司馬師的心眼，這種人屬于宮廷内部嚴重監控以防作亂的對象。
至于夏侯玄，時任太常，是當時投蜀将官夏侯霸的侄子，雖是武将出身，但無奈在司馬師的地盤裡也折騰不出什麼動靜來。
所以司馬師對于這種根本算不上謀反陣容的謀反壓根就沒有太放在眼裡，之所以一殺一廢，大有“殺雞給猴看”的味道，不過是想告訴自己身邊那些蠢蠢欲動的“同事”們，順我者昌，好好工作，别老想着算計我，僅此而已。
當然，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何況還是這種在封建社會被稱為大逆不道的事。
司馬師的舉動不久就驚動了一支軍馬來“興師問罪”，這就是鎮東将軍毋丘儉和揚州刺史文欽…… 說起這兩個人反叛司馬師的原因，恐怕誰都有自己的看法。
對于毋丘儉，司馬師其實并沒有薄待過他。
在司馬師把持權柄相當長的時期内，毋丘儉從來沒有在官職上做過任何下調，而且還臨危受命由鎮南将軍遷為鎮東将軍，代替曾經作戰不利的諸葛誕。
可見司馬師對毋丘儉沒有什麼太大的猜忌。
再找個有點牽強的原因就是--毋丘儉反司馬師是在為朋友報仇。
在《三國志》中有“儉與李豐，夏侯玄甚善”這句話。
可是毋丘儉多年征戰在外，估計不會輕易地回京師，而李豐夏侯玄卻是在京師供職，這關系就算好，恐怕也不會好到了這種程度吧？也許唯一的解釋就是毋丘儉太愛國了。
至于文欽，那就是個受人恩惠為人賣命的主兒。
看他在《三國意義》中那段“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讨賊，欽願舍死相助。
欽中子文淑，小字阿鴦，有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報仇，今可令為先鋒。
”，這段描述頗有一番忠君愛國的感覺，其實這文欽可不是沖曹芳的面子來的。
文欽和毋丘儉私人關系好的不得了，幫助毋丘儉反司馬師就是為了有利可圖兼報恩。
這個原因其實是最可以理解的了，因為時代造就了這種共性……草草商定之後，毋丘儉盡起淮南軍馬，提兵六萬屯項城，文欽提兩萬軍馬為各路救應。
其實，這是一次相當倉促的反叛，毋丘儉顯然把事情想得過于簡單好辦了。
第一，沒有做任何戰略上的部署，兵力的配置近乎滑稽，《三國志》對毋丘儉起兵的描寫是“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将五六萬衆渡難”。
這種傾巢而出的作戰方法簡直有點可笑。
這樣進兵，一旦壽春被偷襲，兵士的家屬為敵人所虜，怎麼不影響士氣呢？第二，政治手段
很顯然這樣的小把戲激怒了司馬師。
很多事情都壞在了什麼咬指盟誓，畫押之類的形式上，但由于時代對于“忠”的诠釋，又顯得極端無奈。
這次依然沒有例外。
司馬師又搬出了什麼“荒淫無道”之類的理由另立了新君。
其實從曆史角度來評價司馬師，沒有什麼太可以職責的地方，因為曆史是不會用道德标準來作為尺度的。
而且曹芳在選擇合作者上也出現了一些錯誤：《演義》中有---- 芳退入後殿，顧左右止有三人：乃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光祿大夫張緝，緝乃張皇後之父，曹芳之皇丈也。
芳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
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司馬師視朕如小兒，觑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哭。
李豐奏曰：“陛下勿憂。
臣雖不才，願以陛下之明诏，聚四方之英傑，以剿此賊。
”夏侯玄奏曰：“臣叔夏侯霸降蜀，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今若剿除此賊，臣叔必回也。
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視奸賊亂國，願同奉诏讨之。
”芳曰：“但恐不能耳。
”三人哭奏曰：“臣等誓當同心滅賊，以報陛下！”芳脫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寫了血诏，授與張緝，乃囑曰：“朕祖武皇帝誅董承，蓋為機事不密也。
卿等須謹細，勿洩于外。
”豐曰：“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董承之輩，司馬師安比武祖也？陛下勿疑。
” 這段文字很微妙地交代了其實張緝真的沒有那麼大的膽子和信心接受這樣有挑戰性的任務！而對于皇帝所受的屈辱，李豐和夏侯玄的态度比張緝要積極的多。
“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時，觀者細心的話不難注意到張緝根本沒有答話。
是李豐和夏侯玄将“以陛下之明诏，聚四方之英傑，以剿此賊”端了出來，直到最後，才“三人哭奏曰：臣等誓當同心滅賊，以報陛下！”，這時的張緝恐怕更多的是迫于面子和“箭在弦上”的形式罷；而且曹芳寫下血書親自交到張緝受禮并囑咐他時，張緝還是一句話未說，答話的依然是李豐！再往下看後面接受司馬師的盤問時，李豐始終是在唱着主角，羅貫中先生的對人物的安排相當值得品位，同時也可以看出曹芳在用人上還真是出了點問題…… 事到如今埋怨張緝也是不客觀的，隻能說明張緝比李豐和夏侯玄更識時務一些：張緝當時是光祿大夫，官雖然不小，但是沒有兵權。
又加上是曹芳的嶽父，以司馬師的心眼，這種人屬于宮廷内部嚴重監控以防作亂的對象。
至于夏侯玄，時任太常，是當時投蜀将官夏侯霸的侄子，雖是武将出身，但無奈在司馬師的地盤裡也折騰不出什麼動靜來。
所以司馬師對于這種根本算不上謀反陣容的謀反壓根就沒有太放在眼裡，之所以一殺一廢，大有“殺雞給猴看”的味道，不過是想告訴自己身邊那些蠢蠢欲動的“同事”們，順我者昌，好好工作，别老想着算計我，僅此而已。
當然，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何況還是這種在封建社會被稱為大逆不道的事。
司馬師的舉動不久就驚動了一支軍馬來“興師問罪”，這就是鎮東将軍毋丘儉和揚州刺史文欽…… 說起這兩個人反叛司馬師的原因，恐怕誰都有自己的看法。
對于毋丘儉，司馬師其實并沒有薄待過他。
在司馬師把持權柄相當長的時期内，毋丘儉從來沒有在官職上做過任何下調，而且還臨危受命由鎮南将軍遷為鎮東将軍，代替曾經作戰不利的諸葛誕。
可見司馬師對毋丘儉沒有什麼太大的猜忌。
再找個有點牽強的原因就是--毋丘儉反司馬師是在為朋友報仇。
在《三國志》中有“儉與李豐，夏侯玄甚善”這句話。
可是毋丘儉多年征戰在外，估計不會輕易地回京師，而李豐夏侯玄卻是在京師供職，這關系就算好，恐怕也不會好到了這種程度吧？也許唯一的解釋就是毋丘儉太愛國了。
至于文欽，那就是個受人恩惠為人賣命的主兒。
看他在《三國意義》中那段“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讨賊，欽願舍死相助。
欽中子文淑，小字阿鴦，有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報仇，今可令為先鋒。
”，這段描述頗有一番忠君愛國的感覺，其實這文欽可不是沖曹芳的面子來的。
文欽和毋丘儉私人關系好的不得了，幫助毋丘儉反司馬師就是為了有利可圖兼報恩。
這個原因其實是最可以理解的了，因為時代造就了這種共性……草草商定之後，毋丘儉盡起淮南軍馬，提兵六萬屯項城，文欽提兩萬軍馬為各路救應。
其實，這是一次相當倉促的反叛，毋丘儉顯然把事情想得過于簡單好辦了。
第一，沒有做任何戰略上的部署，兵力的配置近乎滑稽，《三國志》對毋丘儉起兵的描寫是“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将五六萬衆渡難”。
這種傾巢而出的作戰方法簡直有點可笑。
這樣進兵，一旦壽春被偷襲，兵士的家屬為敵人所虜，怎麼不影響士氣呢？第二，政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