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雜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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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業師他出，及歲終解館時，便吟詠而摹仿之。
嗚呼！此餘學詩所由始也，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
從"六歲就傅"的皇子、八歲入官學的覺羅、十歲入官學的一般旗人、十三歲以上挑入官學的内府子弟等等例子而看，長到十多歲的曹雪芹是有進入景山官學或鹹安宮官學的可能的，因為他的資質無疑夠得上是"俊秀者"，官學生概由官方挑選，挑着之後恐不容不去，再說官學生不但有公費資助，出學後也有"上進"之路，以當時曹家的情況來說，入官學讀書也必然是家長求之不得的好事。
官學的實際情形又是如何呢？乾隆時代的文獻未易尋覓，但晚清時代的也同樣可以說明問題，那就是："教習之勤惰有賞罰，學生之優劣有進退，歲頒巨款以為俸薪、束脩、獎賞、膏火、紙墨、書籍、飲食之費，于是官學遂為人材林薮，八旗子弟無慮皆入學矣；至近數科，每一榜出，官學人才居半。
--然費如許心力所造就者：舉業耳；于學之實，固無當也！"（注：震鈞《天咫偶聞》卷四。
關于官學的制度，可參看《嘯亭雜錄》卷九"八旗官學"條。
）曹雪芹能對這樣的"教育"發生興趣嗎？ 一方面，他絕不會發生興趣；另一方面，又必須去走這種封建制度給他安排的路途。
這裡便又發生了他和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沖突。
我們讀一讀《紅樓夢》，裡面所反映的賈寶玉不愛讀"四書"、深厭八股文章的情形，就可以恍然如見了。
曹雪芹的"科名"之有無與高下，也是無從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卻記下過他是"貢生""舉人""孝廉"等說法。
"孝廉"，就是"舉人"的别稱（雖然清代确曾舉過"孝廉方正"，但那是另一回事）。
舉人和貢生二說中，我以為後者較為接近事實（注：貢生說見于梁恭辰《勸戒四錄》卷四，時代較早。
舉人說晚出。
鄧之誠《骨董瑣記》卷三亦取貢生說。
）。
但也還不敢遽作定論（注：朱南銑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釋》據《八旗通志·學校志》中無雪芹之名，因此斷定"曹雪芹不會是一個貢生，但也許……是生員，故志書不載。
"但又說：梁恭辰的話"殆系得自其父親梁章钜的座師玉麟所述"（玉麟〔1766-1833〕滿洲正黃旗人，曾充上書房總師傅，管理右翼宗學，并兩次管理内務府包衣三旗事務），"玉麟有機會接觸内務府包衣三旗的大量口碑或檔案，此說諒有一定的真實性。
"）。
總的看來，有一點是明顯的，曹雪芹因為封建力量的驅迫，少年時不得不去走科舉功名的道路，但他最多隻不過走了第一步：正式考中了秀才。
此後，便"不幹"了。
不過，談到這一方面，也還是不要忘記曆史，隻憑一個簡單的抽象的想法去"套"古人的事。
說曹雪芹對科舉這種東西本身是看不上的，那并不錯，但這又并不等于說他一定就拒絕參加科考。
他在小說中嘲笑"進士出身"的那些人的"原來不通"，就包含了另一層心理，即也要争一争誰行誰不行，大抵懷才之人沒有不想使其所懷得有表現的機會的，而在科舉時代要想顯才也隻有應考一條路可走，所以那個時代的才士，盡管不是為了高官厚祿，卻也要争争榜上的名次。
而乾隆時候，恰好又是對滿洲八旗大臣子弟和内務府人員的報考問題，控制得異常嚴格，不讓他們有顯揚才名的餘地（注：參看《紅樓夢新證》頁731-732。
）。
明白了這一點，才能明白，為什麼當敦誠後來提到雪芹時竟會說出"君才抑塞倘欲拔"和"三年下第曾憐我"的話。
不了解當時的曆史，就會指責說，敦誠是歪曲了曹雪芹的人品了。
當然，曹雪芹自己選擇的道路不是"功名"的道路，而且也不是"雜學"的道路。
他所選定的，是"雜作"的道路，甚至是比"雜作"還"低級"得多的、為人所不齒的道路--寫作小說。
伺業師他出，及歲終解館時，便吟詠而摹仿之。
嗚呼！此餘學詩所由始也，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
從"六歲就傅"的皇子、八歲入官學的覺羅、十歲入官學的一般旗人、十三歲以上挑入官學的内府子弟等等例子而看，長到十多歲的曹雪芹是有進入景山官學或鹹安宮官學的可能的，因為他的資質無疑夠得上是"俊秀者"，官學生概由官方挑選，挑着之後恐不容不去，再說官學生不但有公費資助，出學後也有"上進"之路，以當時曹家的情況來說，入官學讀書也必然是家長求之不得的好事。
官學的實際情形又是如何呢？乾隆時代的文獻未易尋覓，但晚清時代的也同樣可以說明問題，那就是："教習之勤惰有賞罰，學生之優劣有進退，歲頒巨款以為俸薪、束脩、獎賞、膏火、紙墨、書籍、飲食之費，于是官學遂為人材林薮，八旗子弟無慮皆入學矣；至近數科，每一榜出，官學人才居半。
--然費如許心力所造就者：舉業耳；于學之實，固無當也！"（注：震鈞《天咫偶聞》卷四。
關于官學的制度，可參看《嘯亭雜錄》卷九"八旗官學"條。
）曹雪芹能對這樣的"教育"發生興趣嗎？ 一方面，他絕不會發生興趣；另一方面，又必須去走這種封建制度給他安排的路途。
這裡便又發生了他和封建主義之間的矛盾沖突。
我們讀一讀《紅樓夢》，裡面所反映的賈寶玉不愛讀"四書"、深厭八股文章的情形，就可以恍然如見了。
曹雪芹的"科名"之有無與高下，也是無從查考的事了，但是清代人有的卻記下過他是"貢生""舉人""孝廉"等說法。
"孝廉"，就是"舉人"的别稱（雖然清代确曾舉過"孝廉方正"，但那是另一回事）。
舉人和貢生二說中，我以為後者較為接近事實（注：貢生說見于梁恭辰《勸戒四錄》卷四，時代較早。
舉人說晚出。
鄧之誠《骨董瑣記》卷三亦取貢生說。
）。
但也還不敢遽作定論（注：朱南銑先生《曹雪芹小像考釋》據《八旗通志·學校志》中無雪芹之名，因此斷定"曹雪芹不會是一個貢生，但也許……是生員，故志書不載。
"但又說：梁恭辰的話"殆系得自其父親梁章钜的座師玉麟所述"（玉麟〔1766-1833〕滿洲正黃旗人，曾充上書房總師傅，管理右翼宗學，并兩次管理内務府包衣三旗事務），"玉麟有機會接觸内務府包衣三旗的大量口碑或檔案，此說諒有一定的真實性。
"）。
總的看來，有一點是明顯的，曹雪芹因為封建力量的驅迫，少年時不得不去走科舉功名的道路，但他最多隻不過走了第一步：正式考中了秀才。
此後，便"不幹"了。
不過，談到這一方面，也還是不要忘記曆史，隻憑一個簡單的抽象的想法去"套"古人的事。
說曹雪芹對科舉這種東西本身是看不上的，那并不錯，但這又并不等于說他一定就拒絕參加科考。
他在小說中嘲笑"進士出身"的那些人的"原來不通"，就包含了另一層心理，即也要争一争誰行誰不行，大抵懷才之人沒有不想使其所懷得有表現的機會的，而在科舉時代要想顯才也隻有應考一條路可走，所以那個時代的才士，盡管不是為了高官厚祿，卻也要争争榜上的名次。
而乾隆時候，恰好又是對滿洲八旗大臣子弟和内務府人員的報考問題，控制得異常嚴格，不讓他們有顯揚才名的餘地（注：參看《紅樓夢新證》頁731-732。
）。
明白了這一點，才能明白，為什麼當敦誠後來提到雪芹時竟會說出"君才抑塞倘欲拔"和"三年下第曾憐我"的話。
不了解當時的曆史，就會指責說，敦誠是歪曲了曹雪芹的人品了。
當然，曹雪芹自己選擇的道路不是"功名"的道路，而且也不是"雜學"的道路。
他所選定的，是"雜作"的道路，甚至是比"雜作"還"低級"得多的、為人所不齒的道路--寫作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