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 四川保路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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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課，不戕官吏，不劫倉庫，絕非逆黨勾結為亂。
其十五日居民失火，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
人民赴轅請釋蒲、羅諸人，統領（總辦）田徵葵開槍擊斃者數十人。
逾日城郊附近居民聞知，人人首裹白巾，冒雨奔城下求情，又為官兵開槍擊斃者約數十人。
衆情乃大憤。
至&lsquo自保商榷書&rsquo，并無&lsquo獨立&rsquo字樣，并無保路同志會及股東會圖記。
其中且有&lsquo皇基萬世&rsquo語，況其書并非蒲、羅等手作。
” 端方的這一封電報，等于是參了趙爾豐一本。
趙爾豐于七月十五日事件發生以後的當天，曾經電請那桐代奏，說“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動人民&hellip&hellip遂圖獨立。
&hellip&hellip始則抗糧、抗捐，繼則刊散&lsquo四川自保&rsquo傳單（四川自保商榷書），俨然共和政府之勢。
&hellip&hellip旋于昨夜探悉，逆謀益亟，已聚匪徒近萬，即于十五日意乘不備，前來督署燒殺。
爾豐&hellip&hellip一面凜遵嚴拿首要前旨，将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顔楷、張瀾、胡嵘、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設法誘擒；一面出示解散，安撫居民。
不意午刻猝有匪徒數千，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以圖擾亂，旋即兇撲督署。
&hellip&hellip” 清廷在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根據端方的八月二十八日電報，降旨：王人文與趙爾豐交部議處；田徵葵與提法司周善培、候補道王掞革職；蒲殿俊等九人釋放。
趙爾豐在九月十八日向清廷反告端方一狀，說端方“主張釋放倡亂首要各犯，未奉朝旨，已先将奏稿傳示紳民，一面大張曉谕，風聲所播，已定之人心又複騷動。
”又說，端方“始則徜徉鄂省，惟日電迫爾豐嚴壓川民，又電勸骈誅首要。
及至督兵入蜀，是時省城附近各州縣匪徒蜂起，亟盼援兵，疊奉谕旨饬其迅速來省，與爾豐和衷商辦，爾豐亦複一再電催。
乃端方不肯由四川北路進省籌商，迂道改赴重慶，逗留月餘。
&hellip&hellip川事為之一誤再誤，不可收拾。
端方到省之日，即将為川人獨立之時”。
事實的演變是：端方到不了省，在十月初七日的黎明便死在三十一标内部的革命黨人之手。
促成四川獨立的，不是端方，而是趙爾豐本人。
趙爾豐在十月初六日（11月26日）把印信交出給蒲殿俊；次日成都各界宣布四川獨立，舉蒲殿俊為“大漢四川軍政府正都督”，朱慶瀾為副都督。
端方在死前的幾天，一再向部隊聲明，自己不是滿洲人，而是“投旗”才有四代的漢軍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
他特地印了名片，名片上的姓名是“陶方”二字。
（他生平喜用“匋齋”二字作為别号，然而他确是滿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
） 殺他的革命黨人，多數屬于武昌的文學社。
被大家公推來執行他的死刑的，有五位同志：任伯雄（永森）、盧保漢（原名保清）、姚鴻聖、丁鶴本、孫世棟。
他的弟弟端錦，同時死在另一革命同志賈志剛之手。
當天晚上，大家公舉陳鎮藩為步兵第十六協統領，代替曾廣大的位置，通電響應武漢的中華國民軍鄂軍，議決全部開拔回鄂，幫助鄂軍對清軍作戰。
他們到達武昌，是在十二月初一（1912年1月19日），那時候，鄂軍與清軍已入于停戰狀态。
以上，隻是四川保路風潮的一個輪廓。
曆史的事實，從不單獨存在。
此一事，必有彼一事為因。
甲事，也常常與乙事、丙事、丁事等等同時并發，或略有參差。
叙述曆史的人，隻能把事實一件一件地叙述；因此之故，就免不了有所先後，也不得不就若幹事實之中有所選擇，有所取舍。
本書雖則是名為“細說”，實際上隻能就主要的事實，細說一個經過而已。
例如，被保路同志會派往京師去的代表，不隻是劉聲元一人，另有阮峘、李孔陽、黎紹芬三位。
然而，這三位并未被逮捕押解回籍。
關于這三位的活動，我因此隻得從略。
在京師的幾位四川籍禦史，包括趙熙，曾經上奏章替家鄉的老百姓說話，我也隻得略去。
在七月十五日的屠殺事件之中，黃學典（季陸）是幸免于難的若幹人之一。
當時，他僅有十二歲，是小學生保路同志會的會長。
以我所知，他藏有很豐富的有關四川保路風潮的材料，而且花了不少工夫加以整理。
我希望他把這些材料早日發表出來。
有若幹極有趣味的小故事，夾在可歌可泣的大故事裡面，我也隻得為了顧及行文的線索與脈絡，而不得不加以割舍。
關于保路風潮，如此；關于其他的大事，也如此。
不應該割舍，而值得另寫一章的，是武昌起義以前四川革命同志前仆後繼的各次起義。
尚秉和在他的《辛壬春秋》裡，有這麼幾句話：“川僻在西南，交通阻絕，素無同盟會黨蹤迹，徒以激于冤忿，揭竿而起，故亂數月而省城不陷。
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迹獨立，川人始實行革命矣。
” 尚秉和似乎不知道，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因寫了《革命軍》而在上海租界入獄的鄒容，是四川人。
同盟會自從籌備大會的時候起，便有很多的四川人參加。
在現存的東京本部乙巳、丙午兩年名冊之中，屬于四川籍貫的同志，共有一百三十四人之多。
其中，有七十六位是由黃樹中（複生）主盟，大多數不曾去日本，而是在四川本省入盟的。
至于由日本先後回川，從事種種革命活動的，以有資料可考的而論，便有黃金鳌，黃樹中（複生）、熊克武、但懋辛、謝奉琦、鄧絮、董修武等等。
四川革命同志最早一次的起義，是在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地點是彭縣石堰洞後山，領導人是餘切。
第二次起義，是在丙午年（1906年）八月，地點是江油，領導人是李實。
第三次起義，是在己酉年（1909年）二月，地點是廣安，領導人是餘英。
第四次，是在同年十二月，地點是嘉定童家場，領導人是熊克武。
第五次，是在庚戌年（1910年）十一月，地點是彭水鳳凰山，領導人是溫朝鐘。
第六次，是在辛亥年七月初四（1911年8月27日），地點是榮縣，領導人是王天傑。
這幾次起義，皆在武昌起義以前。
其十五日居民失火，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
人民赴轅請釋蒲、羅諸人，統領（總辦）田徵葵開槍擊斃者數十人。
逾日城郊附近居民聞知，人人首裹白巾，冒雨奔城下求情，又為官兵開槍擊斃者約數十人。
衆情乃大憤。
至&lsquo自保商榷書&rsquo，并無&lsquo獨立&rsquo字樣，并無保路同志會及股東會圖記。
其中且有&lsquo皇基萬世&rsquo語，況其書并非蒲、羅等手作。
” 端方的這一封電報，等于是參了趙爾豐一本。
趙爾豐于七月十五日事件發生以後的當天，曾經電請那桐代奏，說“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動人民&hellip&hellip遂圖獨立。
&hellip&hellip始則抗糧、抗捐，繼則刊散&lsquo四川自保&rsquo傳單（四川自保商榷書），俨然共和政府之勢。
&hellip&hellip旋于昨夜探悉，逆謀益亟，已聚匪徒近萬，即于十五日意乘不備，前來督署燒殺。
爾豐&hellip&hellip一面凜遵嚴拿首要前旨，将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顔楷、張瀾、胡嵘、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設法誘擒；一面出示解散，安撫居民。
不意午刻猝有匪徒數千，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以圖擾亂，旋即兇撲督署。
&hellip&hellip” 清廷在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根據端方的八月二十八日電報，降旨：王人文與趙爾豐交部議處；田徵葵與提法司周善培、候補道王掞革職；蒲殿俊等九人釋放。
趙爾豐在九月十八日向清廷反告端方一狀，說端方“主張釋放倡亂首要各犯，未奉朝旨，已先将奏稿傳示紳民，一面大張曉谕，風聲所播，已定之人心又複騷動。
”又說，端方“始則徜徉鄂省，惟日電迫爾豐嚴壓川民，又電勸骈誅首要。
及至督兵入蜀，是時省城附近各州縣匪徒蜂起，亟盼援兵，疊奉谕旨饬其迅速來省，與爾豐和衷商辦，爾豐亦複一再電催。
乃端方不肯由四川北路進省籌商，迂道改赴重慶，逗留月餘。
&hellip&hellip川事為之一誤再誤，不可收拾。
端方到省之日，即将為川人獨立之時”。
事實的演變是：端方到不了省，在十月初七日的黎明便死在三十一标内部的革命黨人之手。
促成四川獨立的，不是端方，而是趙爾豐本人。
趙爾豐在十月初六日（11月26日）把印信交出給蒲殿俊；次日成都各界宣布四川獨立，舉蒲殿俊為“大漢四川軍政府正都督”，朱慶瀾為副都督。
端方在死前的幾天，一再向部隊聲明，自己不是滿洲人，而是“投旗”才有四代的漢軍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
他特地印了名片，名片上的姓名是“陶方”二字。
（他生平喜用“匋齋”二字作為别号，然而他确是滿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
） 殺他的革命黨人，多數屬于武昌的文學社。
被大家公推來執行他的死刑的，有五位同志：任伯雄（永森）、盧保漢（原名保清）、姚鴻聖、丁鶴本、孫世棟。
他的弟弟端錦，同時死在另一革命同志賈志剛之手。
當天晚上，大家公舉陳鎮藩為步兵第十六協統領，代替曾廣大的位置，通電響應武漢的中華國民軍鄂軍，議決全部開拔回鄂，幫助鄂軍對清軍作戰。
他們到達武昌，是在十二月初一（1912年1月19日），那時候，鄂軍與清軍已入于停戰狀态。
以上，隻是四川保路風潮的一個輪廓。
曆史的事實，從不單獨存在。
此一事，必有彼一事為因。
甲事，也常常與乙事、丙事、丁事等等同時并發，或略有參差。
叙述曆史的人，隻能把事實一件一件地叙述；因此之故，就免不了有所先後，也不得不就若幹事實之中有所選擇，有所取舍。
本書雖則是名為“細說”，實際上隻能就主要的事實，細說一個經過而已。
例如，被保路同志會派往京師去的代表，不隻是劉聲元一人，另有阮峘、李孔陽、黎紹芬三位。
然而，這三位并未被逮捕押解回籍。
關于這三位的活動，我因此隻得從略。
在京師的幾位四川籍禦史，包括趙熙，曾經上奏章替家鄉的老百姓說話，我也隻得略去。
在七月十五日的屠殺事件之中，黃學典（季陸）是幸免于難的若幹人之一。
當時，他僅有十二歲，是小學生保路同志會的會長。
以我所知，他藏有很豐富的有關四川保路風潮的材料，而且花了不少工夫加以整理。
我希望他把這些材料早日發表出來。
有若幹極有趣味的小故事，夾在可歌可泣的大故事裡面，我也隻得為了顧及行文的線索與脈絡，而不得不加以割舍。
關于保路風潮，如此；關于其他的大事，也如此。
不應該割舍，而值得另寫一章的，是武昌起義以前四川革命同志前仆後繼的各次起義。
尚秉和在他的《辛壬春秋》裡，有這麼幾句話：“川僻在西南，交通阻絕，素無同盟會黨蹤迹，徒以激于冤忿，揭竿而起，故亂數月而省城不陷。
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迹獨立，川人始實行革命矣。
” 尚秉和似乎不知道，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因寫了《革命軍》而在上海租界入獄的鄒容，是四川人。
同盟會自從籌備大會的時候起，便有很多的四川人參加。
在現存的東京本部乙巳、丙午兩年名冊之中，屬于四川籍貫的同志，共有一百三十四人之多。
其中，有七十六位是由黃樹中（複生）主盟，大多數不曾去日本，而是在四川本省入盟的。
至于由日本先後回川，從事種種革命活動的，以有資料可考的而論，便有黃金鳌，黃樹中（複生）、熊克武、但懋辛、謝奉琦、鄧絮、董修武等等。
四川革命同志最早一次的起義，是在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地點是彭縣石堰洞後山，領導人是餘切。
第二次起義，是在丙午年（1906年）八月，地點是江油，領導人是李實。
第三次起義，是在己酉年（1909年）二月，地點是廣安，領導人是餘英。
第四次，是在同年十二月，地點是嘉定童家場，領導人是熊克武。
第五次，是在庚戌年（1910年）十一月，地點是彭水鳳凰山，領導人是溫朝鐘。
第六次，是在辛亥年七月初四（1911年8月27日），地點是榮縣，領導人是王天傑。
這幾次起義，皆在武昌起義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