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 四川保路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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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和他一拼。
同盟會同志曹笃“跳走南門，與朱國琛就農事試驗場，裁木闆大書&lsquo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rsquo二十一字，于夜分投（錦）江中，乘秋漲順流，不一日，幾傳遍川西南”。
成都郊外及附近各縣的人民，在保路同志會的号召之下，當天晚上便有成萬的人來到成都，雖則趙爾豐已經關了城門，雖則趙爾豐的兵又從城牆上開槍，他們卻留在城牆周圍不走。
于是，成都在事實上入于被圍的狀态。
城外的電報杆子被砍斷。
不久，城東五十裡的龍泉驿，也入于義民的掌握。
新津縣的縣城，被義民占領，縣知事被殺。
雙流縣的縣城，也被義民占了一個短時間。
武裝的義民，稱為“同志軍”。
在七月十七日這一天，趙爾豐的軍隊與同志軍，在“紅牌樓”地方有了一次大戰。
七月二十一日，同志軍的武字營在周鴻勳的指揮之下，連勝趙軍，又打到紅牌樓。
趙爾豐在七月二十三日向清廷電奏說，“官軍自十六日迄今，連戰七日，防内攻外，東馳西擊，刻無暇晷。
” 龍泉驿與雙流縣城，雖則不久便被趙軍“收複”；新津縣城卻一直被周鴻勳守得很好，守到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武昌起義以後的第三天，才因彈盡糧絕，重新入于趙軍之手。
四川保路會派來北京的代表劉聲元，向攝政王遞呈文，兩次均被門房擋住。
他跪在地安門路上，等到攝政王經過，攔輿告狀，被捕，交步軍統領烏珍審問。
烏珍對他很同情，派人護送他回會館。
七月十九日，他又遞了一封呈文到慶親王的府裡。
慶親王叫烏珍将他押解回籍。
旅京的四川同鄉，包括官吏、商人、學生，在四川會館開了幾天的會，上了好幾次的呈文與奏折，替四川的老百姓訴冤。
其中，隻有以法部左丞曾鑒領銜的京官聯名呈文，被都察院轉奏，在七月二十三日奉旨抄給端方，“按照所陳各節，查明實在情形，秉公分别核辦。
” 清廷在七月二十三日也加派了岑春煊去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
”岑春煊是廣西西林人，當過四川總督與兩廣總督。
趙爾豐接到消息，十分不安。
端方來，已經構成對他總督地位的威脅。
岑春煊來，更叫他心焦。
清廷不久又授權岑春煊統率川省新舊各軍及各路援軍。
岑春煊興高采烈，從上海的寓所乘輪西上，到了武昌。
他在離開上海以前，打電報給四川文武官吏“不許貪功生事，不得擅行殺戮，即倡亂之人情節最重者亦暫行羁留”，等候他到川以後再行查訊。
同時，他打電報給四川的父老子弟，說：“春煊衰病侵尋，久無用世之志。
然念及蜀事糜爛，吾父老子弟，已在颠連困苦之中，不能不投袂而起。
&hellip&hellip春煊一至，即當進吾父老子弟于庭，開誠布公，共籌所以挽救之策。
父老子弟果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屬事理可行，無論若何艱巨，皆當委曲上陳，必得當而後已。
倘有已往冤抑，亦必力任申雪，不複有所瞻徇。
” 岑春煊到了武昌以後，在八月初八日也打了一個電報給郵傳部，再度建議“将收回路股，均照十成，現款發還。
”（他第一度作此項建議，是在上海啟程以前，打電報給清廷，奏請“敕部”如此如此。
）他在這再度建議的電報中，加強語氣，說：“股款全還，實為要義，若未能照允，則事終難定。
自愧病軀，仍必極力請退，免誤事機。
” 第二天，湖廣總督瑞澂打了一個電報給盛宣懷，說：“今午與西林（岑春煊）論川事，其意仍堅持：一，不主辦首要；一，商股非還給十足現銀不可。
&hellip&hellip果西林挾此宗旨，則平亂不足，反以長川人之驕。
&hellip&hellip澂竊為西林危之。
&hellip&hellip聞西林既視大部複奏為進止，則将所請各節量為議駁，西林勢必力辭，趁此降旨照準。
則于川事、西林兩方面均可顧到。
”瑞澂的動機，實際上完全替端方謀四川總督的位置，何嘗是替“川事”或岑春煊本人着想。
端方在宣統三年（1911年）四月活動到“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的差事，奉旨在武昌設立“公所”，于六月間到任，又奉旨去四川查辦保路風潮。
他在七月十六日離開武昌，八月初九到達夔州府，八月二十二日到達重慶，九月二十二日到達資州（資陽）。
随他而來的，有步兵第十六協的三十一标三個營，與三十二标的一個營。
步兵第十六協原駐湖北，被瑞澂撥交端方，帶來四川。
協統姓鄧，名承拔。
三十一标的标統，姓曾，名廣大。
三十二标的标統，姓孫，名安國。
這兩标裡面的革命黨人很多，不過，兩标的領袖（文學社的标代表）江國光與單道康二人，由于必須留在武昌，積極準備起義工作，向上峰取得了“留守”的職務，不曾入川。
端方在中途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便扣留一切提及此事的信件，不讓軍官與兵士知道風聲。
因此之故，大家到了資州，仍舊如同睡在鼓中。
有一位梁瀛州，從成都托人帶來密函給楊毓林，楊毓林告訴管帶（營長）陳鎮藩，陳鎮藩在端方命令官兵準備開拔、移軍陝西之時，首先表示反對，而且在訓話以後公然剪了辮子，向端方挑戰。
（陳鎮藩是湖北安陸人，同盟會會員，一度被東京本部派充湖北支部長，當時因事未能回鄂就職。
） 端方沒有正當理由将部隊開往陝西。
清廷已經在他未離重慶之時，任命他署理四川總督。
他應該趕緊到成都去上任，不該放棄職守，企圖帶兵北去陝西逃難。
事實上，他不但已經知道武昌起義，武漢三鎮入于革命軍之手，也知道了重慶在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獨立。
當時有一種謠言，說天津已為“孫文”占領，京師已經失守，隆裕太後和宣統皇帝去了山西。
這謠言，端方也聽到了，便動了移軍北上、到陝西去迎駕的念頭。
成都，他不敢去，怕吃趙爾豐的虧。
他對趙爾豐結了深仇，而趙爾豐的武力非他的四個營可比。
趙爾豐有第七鎮（師）的兩個标（第六十六标與第六十八标），又有防軍六個營。
他和趙爾豐結仇，除了意圖争奪總督位置以外，是他在八月二十八日電緻内閣，說七月十五日事件，責任在趙爾豐及其營務處總辦田徵葵。
“川中罷市、
同盟會同志曹笃“跳走南門，與朱國琛就農事試驗場，裁木闆大書&lsquo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rsquo二十一字，于夜分投（錦）江中，乘秋漲順流，不一日，幾傳遍川西南”。
成都郊外及附近各縣的人民，在保路同志會的号召之下，當天晚上便有成萬的人來到成都，雖則趙爾豐已經關了城門，雖則趙爾豐的兵又從城牆上開槍，他們卻留在城牆周圍不走。
于是，成都在事實上入于被圍的狀态。
城外的電報杆子被砍斷。
不久，城東五十裡的龍泉驿，也入于義民的掌握。
新津縣的縣城，被義民占領，縣知事被殺。
雙流縣的縣城，也被義民占了一個短時間。
武裝的義民，稱為“同志軍”。
在七月十七日這一天，趙爾豐的軍隊與同志軍，在“紅牌樓”地方有了一次大戰。
七月二十一日，同志軍的武字營在周鴻勳的指揮之下，連勝趙軍，又打到紅牌樓。
趙爾豐在七月二十三日向清廷電奏說，“官軍自十六日迄今，連戰七日，防内攻外，東馳西擊，刻無暇晷。
” 龍泉驿與雙流縣城，雖則不久便被趙軍“收複”；新津縣城卻一直被周鴻勳守得很好，守到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武昌起義以後的第三天，才因彈盡糧絕，重新入于趙軍之手。
四川保路會派來北京的代表劉聲元，向攝政王遞呈文，兩次均被門房擋住。
他跪在地安門路上，等到攝政王經過，攔輿告狀，被捕，交步軍統領烏珍審問。
烏珍對他很同情，派人護送他回會館。
七月十九日，他又遞了一封呈文到慶親王的府裡。
慶親王叫烏珍将他押解回籍。
旅京的四川同鄉，包括官吏、商人、學生，在四川會館開了幾天的會，上了好幾次的呈文與奏折，替四川的老百姓訴冤。
其中，隻有以法部左丞曾鑒領銜的京官聯名呈文，被都察院轉奏，在七月二十三日奉旨抄給端方，“按照所陳各節，查明實在情形，秉公分别核辦。
” 清廷在七月二十三日也加派了岑春煊去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
”岑春煊是廣西西林人，當過四川總督與兩廣總督。
趙爾豐接到消息，十分不安。
端方來，已經構成對他總督地位的威脅。
岑春煊來，更叫他心焦。
清廷不久又授權岑春煊統率川省新舊各軍及各路援軍。
岑春煊興高采烈，從上海的寓所乘輪西上，到了武昌。
他在離開上海以前，打電報給四川文武官吏“不許貪功生事，不得擅行殺戮，即倡亂之人情節最重者亦暫行羁留”，等候他到川以後再行查訊。
同時，他打電報給四川的父老子弟，說：“春煊衰病侵尋，久無用世之志。
然念及蜀事糜爛，吾父老子弟，已在颠連困苦之中，不能不投袂而起。
&hellip&hellip春煊一至，即當進吾父老子弟于庭，開誠布公，共籌所以挽救之策。
父老子弟果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屬事理可行，無論若何艱巨，皆當委曲上陳，必得當而後已。
倘有已往冤抑，亦必力任申雪，不複有所瞻徇。
” 岑春煊到了武昌以後，在八月初八日也打了一個電報給郵傳部，再度建議“将收回路股，均照十成，現款發還。
”（他第一度作此項建議，是在上海啟程以前，打電報給清廷，奏請“敕部”如此如此。
）他在這再度建議的電報中，加強語氣，說：“股款全還，實為要義，若未能照允，則事終難定。
自愧病軀，仍必極力請退，免誤事機。
” 第二天，湖廣總督瑞澂打了一個電報給盛宣懷，說：“今午與西林（岑春煊）論川事，其意仍堅持：一，不主辦首要；一，商股非還給十足現銀不可。
&hellip&hellip果西林挾此宗旨，則平亂不足，反以長川人之驕。
&hellip&hellip澂竊為西林危之。
&hellip&hellip聞西林既視大部複奏為進止，則将所請各節量為議駁，西林勢必力辭，趁此降旨照準。
則于川事、西林兩方面均可顧到。
”瑞澂的動機，實際上完全替端方謀四川總督的位置，何嘗是替“川事”或岑春煊本人着想。
端方在宣統三年（1911年）四月活動到“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的差事，奉旨在武昌設立“公所”，于六月間到任，又奉旨去四川查辦保路風潮。
他在七月十六日離開武昌，八月初九到達夔州府，八月二十二日到達重慶，九月二十二日到達資州（資陽）。
随他而來的，有步兵第十六協的三十一标三個營，與三十二标的一個營。
步兵第十六協原駐湖北，被瑞澂撥交端方，帶來四川。
協統姓鄧，名承拔。
三十一标的标統，姓曾，名廣大。
三十二标的标統，姓孫，名安國。
這兩标裡面的革命黨人很多，不過，兩标的領袖（文學社的标代表）江國光與單道康二人，由于必須留在武昌，積極準備起義工作，向上峰取得了“留守”的職務，不曾入川。
端方在中途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便扣留一切提及此事的信件，不讓軍官與兵士知道風聲。
因此之故，大家到了資州，仍舊如同睡在鼓中。
有一位梁瀛州，從成都托人帶來密函給楊毓林，楊毓林告訴管帶（營長）陳鎮藩，陳鎮藩在端方命令官兵準備開拔、移軍陝西之時，首先表示反對，而且在訓話以後公然剪了辮子，向端方挑戰。
（陳鎮藩是湖北安陸人，同盟會會員，一度被東京本部派充湖北支部長，當時因事未能回鄂就職。
） 端方沒有正當理由将部隊開往陝西。
清廷已經在他未離重慶之時，任命他署理四川總督。
他應該趕緊到成都去上任，不該放棄職守，企圖帶兵北去陝西逃難。
事實上，他不但已經知道武昌起義，武漢三鎮入于革命軍之手，也知道了重慶在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獨立。
當時有一種謠言，說天津已為“孫文”占領，京師已經失守，隆裕太後和宣統皇帝去了山西。
這謠言，端方也聽到了，便動了移軍北上、到陝西去迎駕的念頭。
成都，他不敢去，怕吃趙爾豐的虧。
他對趙爾豐結了深仇，而趙爾豐的武力非他的四個營可比。
趙爾豐有第七鎮（師）的兩個标（第六十六标與第六十八标），又有防軍六個營。
他和趙爾豐結仇，除了意圖争奪總督位置以外，是他在八月二十八日電緻内閣，說七月十五日事件，責任在趙爾豐及其營務處總辦田徵葵。
“川中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