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 四川保路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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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欽命李稷勳為川漢鐵路駐宜總理的電文到達成都，立刻，全城便飛滿了傳單，傳單上說：“自明日起，全川一律罷市罷課，一切厘稅雜捐，概行不納，邀求收回成命。
四川七千萬人同白。
”差不多同時候，趙爾豐出了一張告示，告示上說：“谕爾商民，莫聽浮言。
如有誤犯，拿辦可憐。
妥議路事，必須文明。
何若妄舉，自害安甯。
苦言相勸，大衆敬聽，貿易照常，各謀營生。
”下午兩點鐘，保路同志會舉行會員大會，到會的傳說有數萬人之多，情況的悲壯熱烈，更甚于上午的股東大會，公推羅綸與鄧孝可到督署見趙爾豐。
散會的時候，全城的過半數商店已經關門。
趙爾豐向羅、鄧二人表示：“為郵傳部而罷市，則風馬牛不相及。
為川督而罷市，自問無對不起川人之事。
&hellip&hellip欲得日後的事好辦，須得本日仍照舊開市。
”羅、鄧二人說：“我們自當設法向商民勸解。
但是，罷市與暴動不同。
倘若僅僅罷市而不暴動，川人的秩序仍在，望大帥始終維持。
”趙爾豐與羅、鄧等人邀集了公司重要股東與若幹紳士，在夜間二更時候（十一點鐘左右），開會研究維持秩序、防止暴動的辦法。
王人文此時還不曾離開成都（官職是川滇邊務大臣），也到了會場，發表演說。
和他一齊來演說的，有署理提法司周善培。
“圜而觀聽者約數千人。
”開會的結果，是議決了“由各街公舉三四公正明白人，朝夕與區官接洽。
街中有暴動者，街衆見之，則一面勸阻，立即報知舉出人，與巡警勸阻之。
不聽，則請區官處理之。
巡警見之，亦先報知舉出人勸阻之。
不聽，則處理如法。
” 大家于是便用了保路同志會的名義，寫了很多張布告，叫市民（一）勿在街市群聚；（二）勿暴動；（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油鹽柴米，一切飲食，照常發賣。
第二天七月初二，全城入于罷市罷課的狀态（除了雜貨飲食店以外），家家門口貼了光緒皇帝的神位，有些是用紅紙寫的，有些是用紅紙印刷的。
多數牌位上，所寫的是“光緒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兩旁，各寫六個小字，右邊是“庶政公諸輿論”，左邊是“川路準歸商辦”。
這兩句話，是從光緒一次诏書中摘下來的。
（神位上的“光緒”二字，應該寫作“大清”才對。
但是，倘若沒有光緒二字，老百姓很少知道德宗景皇帝是誰。
主持保路運動的人，用心良苦。
） 有些老百姓，頭上頂了一張光緒皇帝神位的紙條子，在街上走。
也有人在重要的街道的中心搭了席棚亭子，裡面供了光緒皇帝的神位，弄得大小官員皆不能騎馬、乘轎而過，必須步行，繞過亭子的旁邊走。
單就成都一城而論，秩序一直很好，沒有所謂“暴動”的事，一直到七月十五日（9月7日）的上午為止。
趙爾豐卻在七月十五日的上午，誘捕了保路同志會的九個領袖：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顔楷、張瀾、胡嵘、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
趙爾豐為什麼要如此？自從罷市、罷課開始以來，他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清廷電陳不能采取強硬手段：“似此本應懲治，然人民皆未滋擾暴動，礙難拿究”（初三日電）；“故此次罷市、罷課，人心堅固，謂國家如俯恤民情，川路暫歸商辦；并請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資政院議決，院議通過，不敢再有異辭，否則舉凡一切賦稅雜捐，概不完納，政府若不轉圜，人民亦将堅持以待，官吏保持治安，人民亦不暴動，如用強迫手段，即以全省之力對待之雲雲。
&hellip&hellip爾豐受事之初，已窺其隐患，故思潛移默運，收拾人心。
&hellip&hellip惟有仰懇王爺（内閣總理慶親王）、中堂（内閣協理那桐），密為代奏轉圜，拯救危局，倘能準交院議，即可轉危為安，若始終堅持，則禍亂不知所屆”（初四日電）。
“尤懇中堂（那桐）顧念全川，維持大局，倘蒙谕交（資政）院（咨議）局分議，拯救眉急，可事從容布置，不勝感禱。
日昨英領來函，議及路事，拟将宜歸已用之款，暨現存之款，仍還公司，令川自修川境之路，名為枝路，一以符先朝商辦谕旨，一以符幹路國有，枝路準民自辦之旨，亦不相背，如與公司議妥後，伊即電達駐京各國領袖公使及英使雲雲，所言是否可行及能否辦到，尚不可知”（初七日電）。
“總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
如朝廷準歸商辦，大局或不緻十分破壞。
如不準所請，則變生頃刻，勢不得不用兵力剿辦，成敗利鈍，實不可臆計。
”（初十日電） 趙爾豐為什麼突然在七月十五日變更主張，誘捕了保路同志會的九個領袖？次要的原因，是清廷有命令給他，叫他“嚴拿首要”。
主要的原因是：清廷在七月初九日命令端方進四川，“按查路事”，又在七月十二日命令端方趕緊起程，“許帶兵隊”。
而且，湖廣總督瑞澂，與端方沆瀣一氣，撥了不少兵隊給端方。
端方的氣焰，灼灼逼人，分明是要來四川搶趙爾豐的總督。
至于，在榮縣與彭縣，先後發生了人民接收稽征局與搗毀稽征局的事，雖則也影響了趙爾豐的決策，其重要性卻不如“嚴拿首要”的聖旨與端方之帶兵入川。
榮縣人民之接收稽征局，是在七月初四日（領導人是革命同志王天傑）；彭縣人民之搗毀稽征局，是在七月初七日。
而趙爾豐在初十日緻電清廷（内閣協理大臣那桐），對這兩縣的事竟然一字不提，仍在說“如朝廷準歸商辦，大局或不緻十分破壞”。
可見他并未怎樣重視這兩縣的事。
甚至，他在七月十五日上午柬邀了蒲殿俊等九人，加以扣留之時，可能仍不過是一種做作，藉以敷衍清廷，保全祿位。
（事實上，被捕者不止九人；另有三人也被逮捕：彭芬、蒙裁成、閻一士。
） 趙爾豐不曾料到，扣留九人的消息一經傳出，不到正午，便有幾千個老百姓手捧光緒神位，于各街公舉的“街正”領導之下，走到總督衙門，一排一排地跪在地下，替九人求情。
他一時倉皇失措，一面自己派人在衙門附近放火，藉便事後栽誣，一面讓小人之尤、營務處田徵葵，下令對跪着的老百姓開槍，當場就打死了三十二人，而且又縱容兵士在各街追殺了若幹人。
事情鬧到如此地步，如何收拾得了？ 全城的人民動了公憤，甯死
四川七千萬人同白。
”差不多同時候，趙爾豐出了一張告示，告示上說：“谕爾商民，莫聽浮言。
如有誤犯，拿辦可憐。
妥議路事，必須文明。
何若妄舉，自害安甯。
苦言相勸，大衆敬聽，貿易照常，各謀營生。
”下午兩點鐘，保路同志會舉行會員大會，到會的傳說有數萬人之多，情況的悲壯熱烈，更甚于上午的股東大會，公推羅綸與鄧孝可到督署見趙爾豐。
散會的時候，全城的過半數商店已經關門。
趙爾豐向羅、鄧二人表示：“為郵傳部而罷市，則風馬牛不相及。
為川督而罷市，自問無對不起川人之事。
&hellip&hellip欲得日後的事好辦，須得本日仍照舊開市。
”羅、鄧二人說：“我們自當設法向商民勸解。
但是，罷市與暴動不同。
倘若僅僅罷市而不暴動，川人的秩序仍在，望大帥始終維持。
”趙爾豐與羅、鄧等人邀集了公司重要股東與若幹紳士，在夜間二更時候（十一點鐘左右），開會研究維持秩序、防止暴動的辦法。
王人文此時還不曾離開成都（官職是川滇邊務大臣），也到了會場，發表演說。
和他一齊來演說的，有署理提法司周善培。
“圜而觀聽者約數千人。
”開會的結果，是議決了“由各街公舉三四公正明白人，朝夕與區官接洽。
街中有暴動者，街衆見之，則一面勸阻，立即報知舉出人，與巡警勸阻之。
不聽，則請區官處理之。
巡警見之，亦先報知舉出人勸阻之。
不聽，則處理如法。
” 大家于是便用了保路同志會的名義，寫了很多張布告，叫市民（一）勿在街市群聚；（二）勿暴動；（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油鹽柴米，一切飲食，照常發賣。
第二天七月初二，全城入于罷市罷課的狀态（除了雜貨飲食店以外），家家門口貼了光緒皇帝的神位，有些是用紅紙寫的，有些是用紅紙印刷的。
多數牌位上，所寫的是“光緒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兩旁，各寫六個小字，右邊是“庶政公諸輿論”，左邊是“川路準歸商辦”。
這兩句話，是從光緒一次诏書中摘下來的。
（神位上的“光緒”二字，應該寫作“大清”才對。
但是，倘若沒有光緒二字，老百姓很少知道德宗景皇帝是誰。
主持保路運動的人，用心良苦。
） 有些老百姓，頭上頂了一張光緒皇帝神位的紙條子，在街上走。
也有人在重要的街道的中心搭了席棚亭子，裡面供了光緒皇帝的神位，弄得大小官員皆不能騎馬、乘轎而過，必須步行，繞過亭子的旁邊走。
單就成都一城而論，秩序一直很好，沒有所謂“暴動”的事，一直到七月十五日（9月7日）的上午為止。
趙爾豐卻在七月十五日的上午，誘捕了保路同志會的九個領袖：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顔楷、張瀾、胡嵘、江三乘、葉秉誠、王銘新。
趙爾豐為什麼要如此？自從罷市、罷課開始以來，他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清廷電陳不能采取強硬手段：“似此本應懲治，然人民皆未滋擾暴動，礙難拿究”（初三日電）；“故此次罷市、罷課，人心堅固，謂國家如俯恤民情，川路暫歸商辦；并請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資政院議決，院議通過，不敢再有異辭，否則舉凡一切賦稅雜捐，概不完納，政府若不轉圜，人民亦将堅持以待，官吏保持治安，人民亦不暴動，如用強迫手段，即以全省之力對待之雲雲。
&hellip&hellip爾豐受事之初，已窺其隐患，故思潛移默運，收拾人心。
&hellip&hellip惟有仰懇王爺（内閣總理慶親王）、中堂（内閣協理那桐），密為代奏轉圜，拯救危局，倘能準交院議，即可轉危為安，若始終堅持，則禍亂不知所屆”（初四日電）。
“尤懇中堂（那桐）顧念全川，維持大局，倘蒙谕交（資政）院（咨議）局分議，拯救眉急，可事從容布置，不勝感禱。
日昨英領來函，議及路事，拟将宜歸已用之款，暨現存之款，仍還公司，令川自修川境之路，名為枝路，一以符先朝商辦谕旨，一以符幹路國有，枝路準民自辦之旨，亦不相背，如與公司議妥後，伊即電達駐京各國領袖公使及英使雲雲，所言是否可行及能否辦到，尚不可知”（初七日電）。
“總之，此事非和平即激烈。
如朝廷準歸商辦，大局或不緻十分破壞。
如不準所請，則變生頃刻，勢不得不用兵力剿辦，成敗利鈍，實不可臆計。
”（初十日電） 趙爾豐為什麼突然在七月十五日變更主張，誘捕了保路同志會的九個領袖？次要的原因，是清廷有命令給他，叫他“嚴拿首要”。
主要的原因是：清廷在七月初九日命令端方進四川，“按查路事”，又在七月十二日命令端方趕緊起程，“許帶兵隊”。
而且，湖廣總督瑞澂，與端方沆瀣一氣，撥了不少兵隊給端方。
端方的氣焰，灼灼逼人，分明是要來四川搶趙爾豐的總督。
至于，在榮縣與彭縣，先後發生了人民接收稽征局與搗毀稽征局的事，雖則也影響了趙爾豐的決策，其重要性卻不如“嚴拿首要”的聖旨與端方之帶兵入川。
榮縣人民之接收稽征局，是在七月初四日（領導人是革命同志王天傑）；彭縣人民之搗毀稽征局，是在七月初七日。
而趙爾豐在初十日緻電清廷（内閣協理大臣那桐），對這兩縣的事竟然一字不提，仍在說“如朝廷準歸商辦，大局或不緻十分破壞”。
可見他并未怎樣重視這兩縣的事。
甚至，他在七月十五日上午柬邀了蒲殿俊等九人，加以扣留之時，可能仍不過是一種做作，藉以敷衍清廷，保全祿位。
（事實上，被捕者不止九人；另有三人也被逮捕：彭芬、蒙裁成、閻一士。
） 趙爾豐不曾料到，扣留九人的消息一經傳出，不到正午，便有幾千個老百姓手捧光緒神位，于各街公舉的“街正”領導之下，走到總督衙門，一排一排地跪在地下，替九人求情。
他一時倉皇失措，一面自己派人在衙門附近放火，藉便事後栽誣，一面讓小人之尤、營務處田徵葵，下令對跪着的老百姓開槍，當場就打死了三十二人，而且又縱容兵士在各街追殺了若幹人。
事情鬧到如此地步，如何收拾得了？ 全城的人民動了公憤，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