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 四川保路風潮
關燈
小
中
大
借款合同的簡單内容。
不過，合同的全文，當時已傳遍成都。
在鄧孝可報告了以後，提議組織“保路同志會”的是羅綸。
羅綸在當時是四川咨議局副議長。
他的提議被熱烈通過。
他被舉為副會長，咨議局的議長蒲殿俊被舉為會長。
依照保路同志會簡章，該會的宗旨是“拒借洋款，廢約保路”。
該會的會員，不限于四川本省人。
會員每十人公推評議員一人，評議員每五人公推評議長一人。
會議分為大會、評議員會、評議長會，皆無一定的會期。
會中事務，由會員自由擔任，分為四部：總務、演講、文牍、交涉。
各部每星期必須開會一次。
在保路同志會成立的一天，大衆于開會以後全體走到布政使衙門，向布政使兼護理總督王人文請願，進了衙門，站在大堂門前。
王人文親自出來，對他們講話，表示同情，答應他們對朝廷力争，說他在任一天，決不辜負他們的期望。
結果是，他自己出面，參了盛宣懷一本。
過了若幹天，攝政王叫人通知他：“貴護督具奏折一件，奉旨留中欽此。
”所謂“留中”，便是留在宮中，不予答複。
王人文在六月初二日，又上了一道折子，代奏羅綸等二千四百餘人聯名的呈文。
呈文的主要内容，是請求“谕旨敕下内閣，會同各部妥議具奏，速将郵傳部所訂借款合同，即行廢棄，嗣後關于外債事項，請敕下資政院照院章十四條第三款議決施行。
其川路公司辦理及款項事件，請敕下四川總督，令該公司照欽定股東公司律召集股東會解決，呈請查核施行。
至盛宣懷蔑法媚外，誤國殃民，尤懇嚴治其罪，以重國典。
” 王人文在這篇奏折的末尾，替保路同志會的人士說了很多句的好話：“講演雖甚痛切，然從無擾亂治安及不守秩序之言論行動，未便辄加幹涉，緻激他變。
” 清廷給王人文的答複是：“鐵路國有政策，早經宣示；借款合同，系有旨谕令簽押，決無反汗之理。
該護督一再禀奏，殊屬不合，著仍凜遵疊次谕旨辦理。
倘或别滋事端，定惟該護督是問。
” 不久，王人文便丢掉了“護理四川總督”的職務，奉召以“督辦川滇邊務大臣”的職銜到京“候訊”。
他遵旨離開成都北上，于八月十一日走到西安，被護理陝西巡撫錢能訓留住。
錢能訓把軍機處寄來的一道命令交給他看，這命令是叫他留在西安“聽候查辦”。
查辦他什麼？原來，四川保路風潮已經在七月初一以後一再擴大，清廷要他負責，治他的罪。
（所好，八天以後就有了武昌起義的事；清廷不再将他查辦，而僅僅撤去他的侍郎銜，開去川滇邊務大臣差使，“交部議處”。
部議，将他革職了事。
九月初一（10月22日），陝西獨立；王人文折回四川，由四川轉赴上海，由上海去天津。
其後，在天津隐居了幾十年，與世無争。
） 趙爾豐在閏六月初九日接任四川總督。
他是漢軍正藍旗人，曆任知縣、同知、道員、川滇邊務大臣、駐藏大臣。
在永甯道任上，捕殺了一百多名會黨的領袖，博得了“趙屠戶”綽号；在邊務大臣與駐藏大臣任上，屢屢對藏胞作戰，厲行改土歸流政策。
趙爾豐有辦法對付會黨與藏胞，卻沒有辦法對付保路同志會的人士。
保路同志會不僅在成都有廣大的群衆，在多數的各府州縣也都設了分會。
在重慶的領袖，有朱之洪；在自流井的，有曹笃（叔實）；在井研的，有方潮珍；在青神與榮縣一帶的，有蕭參與張頤；在威遠與富順一帶的，有劉裕光。
這些人，連同成都的蒲殿俊、羅綸、張瀾、鄧孝可等等，并非都是革命黨人，其中蒲殿俊而且是著名的反對革命、主張君主立憲的分子。
清廷堅持收鐵路幹路為“國有”，弄得立憲黨人情願與革命黨合流，區區趙爾豐怎能挽回這個局面呢？ 在保路風潮之中推波助瀾，給清廷幫倒忙的，又有端方、瑞澂。
端方是滿洲正白旗人，姓托忒克氏，考中舉人，捐得了員外郎，曆官郎中、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
宣統元年（1909年），他在直隸總督任上，于慈禧太後梓宮奉安之時，因“橫沖神路”而丢官。
宣統三年，他花了幾十萬兩銀子，買得了“督辦川漢粵漢鐵路”的肥缺，一心向盛宣懷讨好，希望擠走趙爾豐，取得四川總督的地位。
瑞澂是滿洲正黃旗人，姓博爾濟吉特氏，貢生出身，當過筆帖式（錄事）、主事、員外郎、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因端方之薦而升為江蘇巡撫，最後作了署理湖廣總督。
此人最怕端方搶他的湖廣總督，便竭力慫恿端方擠趙爾豐。
而且不惜以湖北的兵交給端方帶到四川去。
趙爾豐對于保路同志會，起初也不想采取強硬手段。
他替四川鐵路公司股東會顔楷等人，代奏了一篇彈劾盛宣懷的呈文，于閏六月二十一日寄到清廷，清廷給他一個置之不理。
七月初七，清廷又收到他一道電報，裡面說：“此時如純用壓力，反抗必藉此而起。
”清廷在這一天，早已知道，成都及若幹外縣已經從七月初一日開始，相率罷市罷課了。
成都及外縣的罷市罷課，可說是端方與盛宣懷引起來的。
端方派了一個李稷勳，充任所謂“川漢鐵路駐宜（昌）總理”。
這李稷勳不與股東們商量，便把公司存在宜昌的現款數百萬元交郵傳部。
股東會要求撤換李稷勳，盛宣懷反而請旨，以“欽命”的方式提高李稷勳的地位。
“欽命李稷勳為川漢鐵路駐宜總理”的電文，在七月初一日到達成都；當天下午，成都便開始罷市、罷課。
罷市罷課的另一導火線，是瑞澂與端方兩人的一篇聯名會奏，奏文中有這麼幾句話：“自鐵路國有命下，反抗者盡少年喜事之人。
公正紳董，多不謂然。
詢之蜀人，衆口佥同。
&hellip&hellip請饬川督嚴重對待，以遏亂萌，而靖地方。
”趙爾豐把這篇奏文交給保路同志會會長蒲殿俊看，蒲殿俊在初一日的上午的股東大會中報告給大家聽。
“報告甫畢，會場一片哭聲、喊聲、罵聲、捶胸跌足聲、演說聲、糾察整饬秩序聲，會長靜衆聲，轟動會場。
時有拍案大哭，緻推翻幾案者數起，又茶碗破裂聲、幾案倒聲，滿場熱焰欲燒。
于是會場有喊須罷市者，有喊須停課者&hellip&hellip” 七月初一日這一天，成都的空氣真夠緊張。
上午，開了股東會大會，蒲殿俊報告了端方與瑞澂的會奏，引起公憤
不過，合同的全文，當時已傳遍成都。
在鄧孝可報告了以後，提議組織“保路同志會”的是羅綸。
羅綸在當時是四川咨議局副議長。
他的提議被熱烈通過。
他被舉為副會長，咨議局的議長蒲殿俊被舉為會長。
依照保路同志會簡章，該會的宗旨是“拒借洋款，廢約保路”。
該會的會員，不限于四川本省人。
會員每十人公推評議員一人，評議員每五人公推評議長一人。
會議分為大會、評議員會、評議長會，皆無一定的會期。
會中事務，由會員自由擔任，分為四部：總務、演講、文牍、交涉。
各部每星期必須開會一次。
在保路同志會成立的一天，大衆于開會以後全體走到布政使衙門，向布政使兼護理總督王人文請願，進了衙門，站在大堂門前。
王人文親自出來，對他們講話，表示同情，答應他們對朝廷力争，說他在任一天，決不辜負他們的期望。
結果是，他自己出面，參了盛宣懷一本。
過了若幹天，攝政王叫人通知他：“貴護督具奏折一件，奉旨留中欽此。
”所謂“留中”，便是留在宮中，不予答複。
王人文在六月初二日，又上了一道折子，代奏羅綸等二千四百餘人聯名的呈文。
呈文的主要内容，是請求“谕旨敕下内閣，會同各部妥議具奏，速将郵傳部所訂借款合同，即行廢棄，嗣後關于外債事項，請敕下資政院照院章十四條第三款議決施行。
其川路公司辦理及款項事件，請敕下四川總督，令該公司照欽定股東公司律召集股東會解決，呈請查核施行。
至盛宣懷蔑法媚外，誤國殃民，尤懇嚴治其罪，以重國典。
” 王人文在這篇奏折的末尾，替保路同志會的人士說了很多句的好話：“講演雖甚痛切，然從無擾亂治安及不守秩序之言論行動，未便辄加幹涉，緻激他變。
” 清廷給王人文的答複是：“鐵路國有政策，早經宣示；借款合同，系有旨谕令簽押，決無反汗之理。
該護督一再禀奏，殊屬不合，著仍凜遵疊次谕旨辦理。
倘或别滋事端，定惟該護督是問。
” 不久，王人文便丢掉了“護理四川總督”的職務，奉召以“督辦川滇邊務大臣”的職銜到京“候訊”。
他遵旨離開成都北上，于八月十一日走到西安，被護理陝西巡撫錢能訓留住。
錢能訓把軍機處寄來的一道命令交給他看，這命令是叫他留在西安“聽候查辦”。
查辦他什麼？原來，四川保路風潮已經在七月初一以後一再擴大，清廷要他負責，治他的罪。
（所好，八天以後就有了武昌起義的事；清廷不再将他查辦，而僅僅撤去他的侍郎銜，開去川滇邊務大臣差使，“交部議處”。
部議，将他革職了事。
九月初一（10月22日），陝西獨立；王人文折回四川，由四川轉赴上海，由上海去天津。
其後，在天津隐居了幾十年，與世無争。
） 趙爾豐在閏六月初九日接任四川總督。
他是漢軍正藍旗人，曆任知縣、同知、道員、川滇邊務大臣、駐藏大臣。
在永甯道任上，捕殺了一百多名會黨的領袖，博得了“趙屠戶”綽号；在邊務大臣與駐藏大臣任上，屢屢對藏胞作戰，厲行改土歸流政策。
趙爾豐有辦法對付會黨與藏胞，卻沒有辦法對付保路同志會的人士。
保路同志會不僅在成都有廣大的群衆，在多數的各府州縣也都設了分會。
在重慶的領袖，有朱之洪；在自流井的，有曹笃（叔實）；在井研的，有方潮珍；在青神與榮縣一帶的，有蕭參與張頤；在威遠與富順一帶的，有劉裕光。
這些人，連同成都的蒲殿俊、羅綸、張瀾、鄧孝可等等，并非都是革命黨人，其中蒲殿俊而且是著名的反對革命、主張君主立憲的分子。
清廷堅持收鐵路幹路為“國有”，弄得立憲黨人情願與革命黨合流，區區趙爾豐怎能挽回這個局面呢？ 在保路風潮之中推波助瀾，給清廷幫倒忙的，又有端方、瑞澂。
端方是滿洲正白旗人，姓托忒克氏，考中舉人，捐得了員外郎，曆官郎中、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
宣統元年（1909年），他在直隸總督任上，于慈禧太後梓宮奉安之時，因“橫沖神路”而丢官。
宣統三年，他花了幾十萬兩銀子，買得了“督辦川漢粵漢鐵路”的肥缺，一心向盛宣懷讨好，希望擠走趙爾豐，取得四川總督的地位。
瑞澂是滿洲正黃旗人，姓博爾濟吉特氏，貢生出身，當過筆帖式（錄事）、主事、員外郎、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因端方之薦而升為江蘇巡撫，最後作了署理湖廣總督。
此人最怕端方搶他的湖廣總督，便竭力慫恿端方擠趙爾豐。
而且不惜以湖北的兵交給端方帶到四川去。
趙爾豐對于保路同志會，起初也不想采取強硬手段。
他替四川鐵路公司股東會顔楷等人，代奏了一篇彈劾盛宣懷的呈文，于閏六月二十一日寄到清廷，清廷給他一個置之不理。
七月初七，清廷又收到他一道電報，裡面說：“此時如純用壓力，反抗必藉此而起。
”清廷在這一天，早已知道，成都及若幹外縣已經從七月初一日開始，相率罷市罷課了。
成都及外縣的罷市罷課，可說是端方與盛宣懷引起來的。
端方派了一個李稷勳，充任所謂“川漢鐵路駐宜（昌）總理”。
這李稷勳不與股東們商量，便把公司存在宜昌的現款數百萬元交郵傳部。
股東會要求撤換李稷勳，盛宣懷反而請旨，以“欽命”的方式提高李稷勳的地位。
“欽命李稷勳為川漢鐵路駐宜總理”的電文，在七月初一日到達成都；當天下午，成都便開始罷市、罷課。
罷市罷課的另一導火線，是瑞澂與端方兩人的一篇聯名會奏，奏文中有這麼幾句話：“自鐵路國有命下，反抗者盡少年喜事之人。
公正紳董，多不謂然。
詢之蜀人，衆口佥同。
&hellip&hellip請饬川督嚴重對待，以遏亂萌，而靖地方。
”趙爾豐把這篇奏文交給保路同志會會長蒲殿俊看，蒲殿俊在初一日的上午的股東大會中報告給大家聽。
“報告甫畢，會場一片哭聲、喊聲、罵聲、捶胸跌足聲、演說聲、糾察整饬秩序聲，會長靜衆聲，轟動會場。
時有拍案大哭，緻推翻幾案者數起，又茶碗破裂聲、幾案倒聲，滿場熱焰欲燒。
于是會場有喊須罷市者，有喊須停課者&hellip&hellip” 七月初一日這一天，成都的空氣真夠緊張。
上午，開了股東會大會，蒲殿俊報告了端方與瑞澂的會奏，引起公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