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 四川保路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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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後，四川發生了波瀾壯闊的保路風潮。
引起這個風潮的，是清廷的所謂“鐵路國有政策”。
這政策的制定人，是郵傳部尚書盛宣懷。
他藉口全國鐵路的幹線必須由政府官辦，隻有支線才能讓老百姓自己籌款興築，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慫恿攝政王載沣，以粵漢鐵路北段（從湖南宜章到湖北武昌）及川漢鐵路廣水、宜昌段與宜昌夔州府段交給英、美、德、法四國修建管理，換取六百萬鎊的借款。
公，可以苟延清廷典當度日的殘喘；私，可以抽取回扣。
盛宣懷未嘗不知道，這粵漢鐵路與川漢鐵路早已在光緒二十八、九年（1902年、1903年）間由清廷準許老百姓成立公司，集款自築，官督商辦。
單就四川一省而論，老百姓所繳的款子已有一千二百四十萬兩以上。
攝政王依照他的奏章，于宣統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頒了一道上谕，說：“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延誤已久。
應即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築。
除支路仍準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從前批準幹路各案一律取消。
至應如何收回之詳細辦法，着度支部、郵傳部，凜遵此次谕旨，悉心籌劃，迅速請旨辦理。
” 度支部與郵傳部才定出了所謂“收回”的辦法：（一）湖南、湖北兩省人民所繳的股金，十足發還。
（二）廣東人民移到了五月二十一日所繳的股金，隻發六成。
（三）四川人民所繳的股金，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已經在宜昌被用作川漢鐵路工錢與材料錢的，換給“保利股票”；第二部分，現存七百餘萬兩，“或仍入股，或興實業，悉聽其便。
” 如此的辦法，對于業已激動的四川人心，等于是火上加油。
在成都的川漢鐵路股東已經約集了各團體代表，于五月初一日在川漢鐵路公司開會，議決由翰林院編修伍肇齡領銜，向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遞上一件呈文，請王人文代奏清廷，說：“川漢鐵路純依國家法律而成立，既無收回國有之理由，恐緻釀成外有之慘禍。
應即合懇督部堂據情電奏，請旨收回成命。
且按照公司律，非開股東大會不能決議。
似此朝旨迫切，少數股東誰敢承認接收？并應速懇督部堂迅予電奏，請旨饬下郵傳部督辦大臣，暫勿派員接收，免緻激亂人心，别生枝節。
” 參加此次大會的，有四川咨議局的代表在内。
王人文不便替股東大會代奏，便在他的奏文中說是替“四川咨議局代奏”。
結果，遭到清廷申斥。
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碰了清廷釘子以後，又在五月十五日替四川鐵路公司代奏了一次，而且于五月二十三日，亦即“保路同志會”成立以後的第二天，奏請清廷治盛宣懷以欺君誤國之罪。
保路同志會的成立經過，見于王人文在這一件奏折之中的是：“本月二十一日，成都各團體集鐵路公司大會，到者二千餘人，讨論合同，及于國家與鐵路存亡之關系，一時哭聲震天，坐次在後者多伏案私泣。
臣饬巡警道派兵彈壓，巡兵聽者亦相顧揮淚。
” “三餘書社主人”在他的《四川血》一書之中，叙述得較為詳細：“路公司以川路收回國有，事機危迫&hellip&hellip因于五月二十一日招集在省股東及各團體籌商，到會者數千人，皆以收路國有，川人可從，收路為他國所有，川人死不能從。
此次鐵路借款合同，名非抵押，實則拱（手）奉（人）。
況因此借債，路權、政權兩受幹涉。
埃及覆轍，危機在即。
佥謂吾輩今日之集會，實亡國民之集會也。
死中求生，惟先決死。
能舍一部分之死，或可得全部人之生。
會時人人号恸，人人決死，組織保路同志會，拼一死以破約保路。
四座痛号，哭聲幹霄。
” 這一次開大會的地方，是楊遇春的宮保府。
四川鐵路公司本就設在這宮保府。
先由鄧孝可報告了盛宣懷所簽的借款合同。
合同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簽的，共有二十五款。
借款金額是六百萬鎊，按九五折實付，實際上借了五百七十萬鎊，而還本付利按照六百萬鎊計算。
利率是年利五厘，每半年付利一次。
開工前後，由四國銀行團先在借款内墊出六十萬鎊，作為備用款，年息六厘。
分期還本，從滿了十年以後開始。
未滿十年，中國政府即使有錢，也不許還本（企圖省掉利息）。
十年以後，未滿十七年，中國政府可以随時自備款項，還清本利，但利息須照債票票面加付百分之二點五（也就是多付半年利息）。
滿了十七年，中國才能夠随時自由還清本利。
作為此次借款的抵押品的，是（甲）湖北厘金，每年約關平二百萬兩；（乙）湖北鹽稅每年附加江防經費與新加二文捐，每年約七十萬兩；（丙）湖北赈籴捐，每年約二十五萬兩；（丁）湖南厘金每年約二百萬兩；（戊）湖南鹽道庫正厘，每年約二十五萬兩。
以上，總計約五百二十萬兩。
這幾種稅收，倘若中國政府不按期交付此次借款的本息，便必須連同“他項合宜之内地捐”，“即行交與海關管理”。
借款的另一條件，是築路的總工程師，武昌、宜章段必須用英國人，廣水、宜昌段必須用德國人，宜昌、夔州段必須用美國人。
築路的器材，除鐵軌由漢陽鐵廠供應外，都必須由英、法、德、美的人優先供應，都必須由中英公司及德華銀行經手，加給傭金百分之五。
這借款合同的種種條件，都帶有濃厚的“勢力範圍”色彩，而勢力範圍在曆史上每每是瓜分的前奏。
不僅四川的愛國同胞，預感到亡省亡國之痛，湖南、湖北、廣東的愛國同胞也是如此。
湖南巡撫楊文鼎曾經奏告清廷，說：“湘省自聞鐵路幹路收歸國有，群情洶懼，嘩噪異常，遍發傳單，恐滋煽動。
”湖南省咨議局而且呈請楊文鼎代奏：“湘路力能自辦，不甘借債。
”湖北的人民，在表面上雖不如四川、湖南兩省之激動，然而其後武昌起義之所以一舉成功，卻與保路運動很有關系。
廣東境内的粵漢鐵路，原已由清廷給美國的合興公司建築，因此而觸英國之怒，于是在這一次的借款合同中，清廷不得不答應立刻從六百萬鎊的借款之中，扣去美金二百二十萬二千元，還給合興公司，外加利息，把美國人的勢力，從英國的勢力範圍之中排擠出去。
廣東老百姓，對這一點也看得很清楚。
鄧孝可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大會所報告的，隻能是
引起這個風潮的，是清廷的所謂“鐵路國有政策”。
這政策的制定人，是郵傳部尚書盛宣懷。
他藉口全國鐵路的幹線必須由政府官辦，隻有支線才能讓老百姓自己籌款興築，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慫恿攝政王載沣，以粵漢鐵路北段（從湖南宜章到湖北武昌）及川漢鐵路廣水、宜昌段與宜昌夔州府段交給英、美、德、法四國修建管理，換取六百萬鎊的借款。
公，可以苟延清廷典當度日的殘喘；私，可以抽取回扣。
盛宣懷未嘗不知道，這粵漢鐵路與川漢鐵路早已在光緒二十八、九年（1902年、1903年）間由清廷準許老百姓成立公司，集款自築，官督商辦。
單就四川一省而論，老百姓所繳的款子已有一千二百四十萬兩以上。
攝政王依照他的奏章，于宣統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頒了一道上谕，說：“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延誤已久。
應即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築。
除支路仍準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從前批準幹路各案一律取消。
至應如何收回之詳細辦法，着度支部、郵傳部，凜遵此次谕旨，悉心籌劃，迅速請旨辦理。
” 度支部與郵傳部才定出了所謂“收回”的辦法：（一）湖南、湖北兩省人民所繳的股金，十足發還。
（二）廣東人民移到了五月二十一日所繳的股金，隻發六成。
（三）四川人民所繳的股金，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已經在宜昌被用作川漢鐵路工錢與材料錢的，換給“保利股票”；第二部分，現存七百餘萬兩，“或仍入股，或興實業，悉聽其便。
” 如此的辦法，對于業已激動的四川人心，等于是火上加油。
在成都的川漢鐵路股東已經約集了各團體代表，于五月初一日在川漢鐵路公司開會，議決由翰林院編修伍肇齡領銜，向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遞上一件呈文，請王人文代奏清廷，說：“川漢鐵路純依國家法律而成立，既無收回國有之理由，恐緻釀成外有之慘禍。
應即合懇督部堂據情電奏，請旨收回成命。
且按照公司律，非開股東大會不能決議。
似此朝旨迫切，少數股東誰敢承認接收？并應速懇督部堂迅予電奏，請旨饬下郵傳部督辦大臣，暫勿派員接收，免緻激亂人心，别生枝節。
” 參加此次大會的，有四川咨議局的代表在内。
王人文不便替股東大會代奏，便在他的奏文中說是替“四川咨議局代奏”。
結果，遭到清廷申斥。
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碰了清廷釘子以後，又在五月十五日替四川鐵路公司代奏了一次，而且于五月二十三日，亦即“保路同志會”成立以後的第二天，奏請清廷治盛宣懷以欺君誤國之罪。
保路同志會的成立經過，見于王人文在這一件奏折之中的是：“本月二十一日，成都各團體集鐵路公司大會，到者二千餘人，讨論合同，及于國家與鐵路存亡之關系，一時哭聲震天，坐次在後者多伏案私泣。
臣饬巡警道派兵彈壓，巡兵聽者亦相顧揮淚。
” “三餘書社主人”在他的《四川血》一書之中，叙述得較為詳細：“路公司以川路收回國有，事機危迫&hellip&hellip因于五月二十一日招集在省股東及各團體籌商，到會者數千人，皆以收路國有，川人可從，收路為他國所有，川人死不能從。
此次鐵路借款合同，名非抵押，實則拱（手）奉（人）。
況因此借債，路權、政權兩受幹涉。
埃及覆轍，危機在即。
佥謂吾輩今日之集會，實亡國民之集會也。
死中求生，惟先決死。
能舍一部分之死，或可得全部人之生。
會時人人号恸，人人決死，組織保路同志會，拼一死以破約保路。
四座痛号，哭聲幹霄。
” 這一次開大會的地方，是楊遇春的宮保府。
四川鐵路公司本就設在這宮保府。
先由鄧孝可報告了盛宣懷所簽的借款合同。
合同是在四月二十二日簽的，共有二十五款。
借款金額是六百萬鎊，按九五折實付，實際上借了五百七十萬鎊，而還本付利按照六百萬鎊計算。
利率是年利五厘，每半年付利一次。
開工前後，由四國銀行團先在借款内墊出六十萬鎊，作為備用款，年息六厘。
分期還本，從滿了十年以後開始。
未滿十年，中國政府即使有錢，也不許還本（企圖省掉利息）。
十年以後，未滿十七年，中國政府可以随時自備款項，還清本利，但利息須照債票票面加付百分之二點五（也就是多付半年利息）。
滿了十七年，中國才能夠随時自由還清本利。
作為此次借款的抵押品的，是（甲）湖北厘金，每年約關平二百萬兩；（乙）湖北鹽稅每年附加江防經費與新加二文捐，每年約七十萬兩；（丙）湖北赈籴捐，每年約二十五萬兩；（丁）湖南厘金每年約二百萬兩；（戊）湖南鹽道庫正厘，每年約二十五萬兩。
以上，總計約五百二十萬兩。
這幾種稅收，倘若中國政府不按期交付此次借款的本息，便必須連同“他項合宜之内地捐”，“即行交與海關管理”。
借款的另一條件，是築路的總工程師，武昌、宜章段必須用英國人，廣水、宜昌段必須用德國人，宜昌、夔州段必須用美國人。
築路的器材，除鐵軌由漢陽鐵廠供應外，都必須由英、法、德、美的人優先供應，都必須由中英公司及德華銀行經手，加給傭金百分之五。
這借款合同的種種條件，都帶有濃厚的“勢力範圍”色彩，而勢力範圍在曆史上每每是瓜分的前奏。
不僅四川的愛國同胞，預感到亡省亡國之痛，湖南、湖北、廣東的愛國同胞也是如此。
湖南巡撫楊文鼎曾經奏告清廷，說：“湘省自聞鐵路幹路收歸國有，群情洶懼，嘩噪異常，遍發傳單，恐滋煽動。
”湖南省咨議局而且呈請楊文鼎代奏：“湘路力能自辦，不甘借債。
”湖北的人民，在表面上雖不如四川、湖南兩省之激動，然而其後武昌起義之所以一舉成功，卻與保路運動很有關系。
廣東境内的粵漢鐵路，原已由清廷給美國的合興公司建築，因此而觸英國之怒，于是在這一次的借款合同中，清廷不得不答應立刻從六百萬鎊的借款之中，扣去美金二百二十萬二千元，還給合興公司，外加利息，把美國人的勢力，從英國的勢力範圍之中排擠出去。
廣東老百姓，對這一點也看得很清楚。
鄧孝可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大會所報告的，隻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