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
關燈
小
中
大
故的倪映典奠定了基礎。
洪承點于安慶之役失敗以後南來，也多少作了若幹聯絡工夫。
姚雨平與張六村（渌村）、劉古香都作過陸軍中學及其後身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于被開除以後繼續留在廣州積極活動，頗吸收了一些速成學堂的第一期與第二期的學生。
這些學生在畢業以後都當了新軍的軍官。
在朱執信、張伯喬、鄒魯、姚壁樓、吳雨蒼等指導與協助之下，姚雨平等三人也聯絡了不少的學兵營與虎門講武堂的分子。
學兵營的人，被分發到新軍充當正目、副目之流；而虎門講武堂的人，畢了業，都成了巡防營的軍官。
尤其難得的是：有不少惠州嘉應州與北江各縣的同志不惜投到所謂“模範學兵營”，屈身為普通的學兵，以取得新軍棚長的資格。
巡防營除了有虎門講武堂的畢業生作為革命的基幹以外，鄒魯在戊申年（1908年）冬天及其以後也吸收了不少的同志，占全營的十之七八。
這一役的前夕，清吏從順德調了巡防三營進省，其中十個哨長便有八個是革命同志，其餘二人，一人守中立，隻有一人是絕對反對革命的。
巡警教練所的所長夏壽華，雖不是同盟會會員，卻十分同情革命。
在他五百名學生之中，雖則有百分之四十是旗人，而其餘的百分之六十是漢人。
趙聲說：“我有許多部下在裡面，這是我前次失敗以後，他們一時沒有出路，就投身進去的。
”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不久，黃興的兒子黃轶歐與胡國梁、柳聘農，也經由陳方度介紹，投進了這巡警教練所。
在會黨與民軍之中，孫中山自從庚子年第一次廣州之役以來，便一向不曾失去聯絡。
這一役，負這一方面的專責的是胡毅生（一名胡毅，胡漢民的堂弟）。
海軍方面，由李海雲負責。
李海雲準備屆時冒充督署委員，帶領僞裝侍者袁玉雲，到一個軍艦上去，威脅管帶（艦長）反正，發炮轟擊水師公所。
女同志之多而熱心，也是前此各役所沒有的。
同志們的妻與姊妹，能動員的差不多全都動員。
陳璧君（此時已與汪兆銘訂婚）、陳淑子、胡甯媛、徐宗漢（其後于黃興進醫院開刀之時，自認為黃興之妻，對醫生簽字，不久便真地成了黃興的妻）、卓覺華、楊光漢的嫂嫂呂氏、徐進坤之妻某氏、何少卿、胡佩元、宋銘、黃莊漢翹、徐佩瑤、梁绮川、梁梅玉、廣妹、羅阿練、羅四妹等等，真是不勝枚舉。
她們的主要任務，一是運輸軍械彈藥，二是僞裝各處的機關主婦與女傭。
原定的起義日期是三月十五日（4月13日）。
可惜，一則是因為美洲與荷屬南洋的款子尚有一部分在途中，二則是日本與安南的軍火也有一部分不曾運到，三則是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發生了溫生才刺殺滿洲駐防将軍孚琦的案子，同一天又發生了吳鏡在廣州輪船碼頭因攜帶炸彈被捕，以緻引起了清吏的戒備。
于是，已經到達廣州的各同志便決定了改在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
溫生才本想殺死水師提督李準而一時未能下手，到了三月初十，才錯認孚琦為李準，用手槍打死孚琦于東門外咨議局的門口。
這一件事，發生得太遲，反而妨礙了三月“十五日”之役的進行。
本來，殺李準的任務，是統籌部在庚戌年十二月交給一個姓馮名憶漢的人去執行的。
馮在辛亥年正月仍未“交卷”，黃興催促他，殺炸李準的事不宜距離發難的日子太近。
馮陽奉陰違，回家鄉去休息，到了二月中旬，又到香港向統籌部要錢，說是因為“堕水染病”才回去休息的。
趙聲罵了他一頓，他似乎很發憤，于是趙聲又給他錢，吩咐他：“最遲不要過二月二十日。
”溫生才是嘉應州（梅縣）丙村人，在南洋怡保做工，聽過孫中山一次演講，便決心回國革命。
他炸孚琦，完全是個人行動，不曾和别人商量過。
黃興、胡漢民在報告書中說：“馮已大言誤事，而溫生才之勇俠，又未謀之黨人，一擊而殺孚琦，行事誠為卓絕。
”鄒魯在《回顧錄》裡說，溫生才曾經到了統籌部，見到黃興，黃興給了他“廣東毫洋拾元”（一百枚一角“小洋”，等于“大洋”七八元左右），叫他盡快去炸李準。
他沒有下得手，又來統籌部見黃興，“黃責之曰&lsquo汝領廣毫十元，負責殺李準。
李準尚在，（汝）有何面目相見？&rsquo溫返，無以自容，即用南洋攜回之手槍，獨自殺孚琦于廣州咨議局門首。
”在這兩種說法之中，筆者以為黃、胡報告書較為可信。
鄒魯那時候不在香港而在廣州，關于馮憶漢或溫生才與統籌部之間的交涉，隻能得之傳聞，因此而把馮憶漢的賬寫在溫生才名下。
馮憶漢向統籌部前後拿去的有幾百元，不隻廣毫十元。
起義的日期既經改在三月二十八日，統籌部決定請黃興在三月二十五日先去廣州，布置一切，趙聲、胡漢民以下的其餘的人，全數在二十六、二十七兩日前往。
黃興如期到達，發現安南與日本方面的械彈在二十九日才能完全運到廣州，分發給大家，便決定了延期一天，改在三月二十九日起義。
他打了電報通知香港統籌部。
到了二十六日夜晚，他又打了一個電報給統籌部，說“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
這電報的意思是說：“省城的情勢不利于我，起義的事作罷，留在香港的若幹人不可以北來。
”情勢是怎樣的不好呢？兩廣總督張鳴岐調來了巡防營二營，紮在觀音山與龍王廟，居高臨下。
很顯然，有人把起義的消息洩漏給張鳴岐了。
洩漏秘密的人，可能是陳鏡波。
胡毅生與黃興均懷疑他是李準所雇用的偵探。
胡毅生與宋玉琳都勸黃興再度改期。
黃興很灰心，認為一再改期，等于是把起義的事暫作罷論。
于是，他一面打電報叫尚在香港的同志勿來，一面也命令已到廣州的人陸續離開，于是“趙聲部下”及其他單位先後乘船離開廣州。
去香港的有三百多，黃興準備把械彈一概藏起，留作以後起義之用。
他自己呢，感覺到一場大舉功敗垂成，非一死不足以報同志，于是決心獨力擔任刺殺李準的事。
這樣，雖未能如期起義，能夠先殺李準，除去以後别的同志起義的障礙，也未嘗不是好事。
喻培倫和林時塽走來向他說，還有很多人留在廣州，而巡警早就奉令搜查戶口，他與其一人單獨行動，不如仍舊在三月二十九日起義。
黃興答應他們，放棄獨刺李準的計劃，到時候和大家合力進攻總督衙門，殺張鳴岐。
到了二十八日，陳炯明與姚雨平也來找黃興，說：“又有順德三營被調來廣州，已到天字碼頭。
所好這順德三營之中的十個哨長倒有八個是同志，很熱心，願意乘機反正。
”黃興很高興，決計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大規模起義，時間定在夜間十二點（據劉揆一《黃興傳記》）不僅攻總督署，而且同時另分三路，一路由姚雨平統率，攻小北門，占飛來廟，迎接巡防營與新軍，一路由陳炯明統率，攻巡警教練所，迎接所中同情革命的二百多學生。
一路由胡毅生統率，守大南門。
這樣決定了以後，黃興又打一個電報給香港統籌局，說“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
意思是說：“局面好轉，你們大家通通都來。
” 統籌部趙聲與胡漢民二人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夜間接到電報之時，由香港駛往廣州夜船已開。
大批的同志，決不是二十九日的早船所能完全裝載的。
因為，早船隻有一條，而搭客甚多，船上的票位不是同志們所可以包得下來的。
最快隻能以一部分搭二十九日的早船走，其餘的搭二十九日的夜船走。
夜船有好幾條，在夜晚開行，次晨到達廣州。
統籌部趙、胡二人于無可奈何之下，隻得一面打電報給黃興，請他改在三月三十日起義，一面派譚人鳳随着一部分同志搭早船走，到廣州就立刻找黃興向他說明。
趙、胡二人自己與其餘的多數同志在二十九日晚上分乘兩艘夜船去廣州。
他們之所以不搭早船走，因為趙在廣州當過标統，胡是廣州本地人，中過舉，教過書，廣州各界認識他們的人太多，也都知道他們是革命的首領。
譚人鳳在二十九日的下午到達小東營黃興的機關，看見機關裡已經聚集了很多人，束裝待發，黃興坐在中央，在忙着分配槍支、子彈、炸彈、大刀。
譚人鳳向黃興說：“請你休息一下，我有話和你談。
”黃興不理，仍舊辦他的事。
譚人鳳隻得當大衆的面向他報告，香港方面收到電報太晚，來不及搭昨天的夜船，而今天早船隻有一條，大部分的同志隻能搭今天的夜船來，明天早上才能夠到。
黃興聽得不耐煩，頓腳，向譚人鳳說：“老先生，請你不要亂我的軍心！” 譚人鳳不敢再堅持，便也把長衫脫了，捆紮一番，要求加入。
黃興說：“你年紀大了，以後的事還要人辦。
這個是決死隊。
請你不要去。
”譚很生氣，說：“你們敢死，我就怕死麼？”黃興隻得也給他兩支手槍。
沒有一會兒，大家忽聽到砰的一聲，原來譚人鳳不内行，手指碰了扳機。
所好，槍彈飛向屋頂而去，不曾傷人。
也沒有警察來盤問。
黃興走下座位，從譚的手中把兩支手槍搶回，說：“先生不行！先生不行！” 按理，黃興這時候應該早已接到了香港的電報，為什麼不肯把起義的日期改在三十日呢？ 原來，在二十九日的早晨，又出了事！有兩個機關被警察于挨戶搜查之時查破。
這兩個機關，一個是謝恩裡的，一個是二牌樓的。
謝恩裡的機關是“革命軍總糧台”；被查破之時，饒輔廷在内被捕，其後就義。
二牌樓的機關是趙聲的預定寓所，已經有了宋玉樹等蘇、皖兩省的同志住在那裡，僥幸他們恰好不在家，不曾被捕。
到了下午，鄰街的一個機關也被查破，捕去了八人。
因此之故，黃興又臨時再把起義的時間由夜裡十二點鐘提前到下午五點半。
不等到五點半，在五點二十五分他就領了同志出發！ 黃、胡二人在報告書中沒有把三個機關被破的事說出來。
黃興自己在民國元年黃花崗先烈
洪承點于安慶之役失敗以後南來，也多少作了若幹聯絡工夫。
姚雨平與張六村（渌村）、劉古香都作過陸軍中學及其後身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于被開除以後繼續留在廣州積極活動，頗吸收了一些速成學堂的第一期與第二期的學生。
這些學生在畢業以後都當了新軍的軍官。
在朱執信、張伯喬、鄒魯、姚壁樓、吳雨蒼等指導與協助之下，姚雨平等三人也聯絡了不少的學兵營與虎門講武堂的分子。
學兵營的人，被分發到新軍充當正目、副目之流；而虎門講武堂的人，畢了業，都成了巡防營的軍官。
尤其難得的是：有不少惠州嘉應州與北江各縣的同志不惜投到所謂“模範學兵營”，屈身為普通的學兵，以取得新軍棚長的資格。
巡防營除了有虎門講武堂的畢業生作為革命的基幹以外，鄒魯在戊申年（1908年）冬天及其以後也吸收了不少的同志，占全營的十之七八。
這一役的前夕，清吏從順德調了巡防三營進省，其中十個哨長便有八個是革命同志，其餘二人，一人守中立，隻有一人是絕對反對革命的。
巡警教練所的所長夏壽華，雖不是同盟會會員，卻十分同情革命。
在他五百名學生之中，雖則有百分之四十是旗人，而其餘的百分之六十是漢人。
趙聲說：“我有許多部下在裡面，這是我前次失敗以後，他們一時沒有出路，就投身進去的。
”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不久，黃興的兒子黃轶歐與胡國梁、柳聘農，也經由陳方度介紹，投進了這巡警教練所。
在會黨與民軍之中，孫中山自從庚子年第一次廣州之役以來，便一向不曾失去聯絡。
這一役，負這一方面的專責的是胡毅生（一名胡毅，胡漢民的堂弟）。
海軍方面，由李海雲負責。
李海雲準備屆時冒充督署委員，帶領僞裝侍者袁玉雲，到一個軍艦上去，威脅管帶（艦長）反正，發炮轟擊水師公所。
女同志之多而熱心，也是前此各役所沒有的。
同志們的妻與姊妹，能動員的差不多全都動員。
陳璧君（此時已與汪兆銘訂婚）、陳淑子、胡甯媛、徐宗漢（其後于黃興進醫院開刀之時，自認為黃興之妻，對醫生簽字，不久便真地成了黃興的妻）、卓覺華、楊光漢的嫂嫂呂氏、徐進坤之妻某氏、何少卿、胡佩元、宋銘、黃莊漢翹、徐佩瑤、梁绮川、梁梅玉、廣妹、羅阿練、羅四妹等等，真是不勝枚舉。
她們的主要任務，一是運輸軍械彈藥，二是僞裝各處的機關主婦與女傭。
原定的起義日期是三月十五日（4月13日）。
可惜，一則是因為美洲與荷屬南洋的款子尚有一部分在途中，二則是日本與安南的軍火也有一部分不曾運到，三則是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發生了溫生才刺殺滿洲駐防将軍孚琦的案子，同一天又發生了吳鏡在廣州輪船碼頭因攜帶炸彈被捕，以緻引起了清吏的戒備。
于是，已經到達廣州的各同志便決定了改在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
溫生才本想殺死水師提督李準而一時未能下手，到了三月初十，才錯認孚琦為李準，用手槍打死孚琦于東門外咨議局的門口。
這一件事，發生得太遲，反而妨礙了三月“十五日”之役的進行。
本來，殺李準的任務，是統籌部在庚戌年十二月交給一個姓馮名憶漢的人去執行的。
馮在辛亥年正月仍未“交卷”，黃興催促他，殺炸李準的事不宜距離發難的日子太近。
馮陽奉陰違，回家鄉去休息，到了二月中旬，又到香港向統籌部要錢，說是因為“堕水染病”才回去休息的。
趙聲罵了他一頓，他似乎很發憤，于是趙聲又給他錢，吩咐他：“最遲不要過二月二十日。
”溫生才是嘉應州（梅縣）丙村人，在南洋怡保做工，聽過孫中山一次演講，便決心回國革命。
他炸孚琦，完全是個人行動，不曾和别人商量過。
黃興、胡漢民在報告書中說：“馮已大言誤事，而溫生才之勇俠，又未謀之黨人，一擊而殺孚琦，行事誠為卓絕。
”鄒魯在《回顧錄》裡說，溫生才曾經到了統籌部，見到黃興，黃興給了他“廣東毫洋拾元”（一百枚一角“小洋”，等于“大洋”七八元左右），叫他盡快去炸李準。
他沒有下得手，又來統籌部見黃興，“黃責之曰&lsquo汝領廣毫十元，負責殺李準。
李準尚在，（汝）有何面目相見？&rsquo溫返，無以自容，即用南洋攜回之手槍，獨自殺孚琦于廣州咨議局門首。
”在這兩種說法之中，筆者以為黃、胡報告書較為可信。
鄒魯那時候不在香港而在廣州，關于馮憶漢或溫生才與統籌部之間的交涉，隻能得之傳聞，因此而把馮憶漢的賬寫在溫生才名下。
馮憶漢向統籌部前後拿去的有幾百元，不隻廣毫十元。
起義的日期既經改在三月二十八日，統籌部決定請黃興在三月二十五日先去廣州，布置一切，趙聲、胡漢民以下的其餘的人，全數在二十六、二十七兩日前往。
黃興如期到達，發現安南與日本方面的械彈在二十九日才能完全運到廣州，分發給大家，便決定了延期一天，改在三月二十九日起義。
他打了電報通知香港統籌部。
到了二十六日夜晚，他又打了一個電報給統籌部，說“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
這電報的意思是說：“省城的情勢不利于我，起義的事作罷，留在香港的若幹人不可以北來。
”情勢是怎樣的不好呢？兩廣總督張鳴岐調來了巡防營二營，紮在觀音山與龍王廟，居高臨下。
很顯然，有人把起義的消息洩漏給張鳴岐了。
洩漏秘密的人，可能是陳鏡波。
胡毅生與黃興均懷疑他是李準所雇用的偵探。
胡毅生與宋玉琳都勸黃興再度改期。
黃興很灰心，認為一再改期，等于是把起義的事暫作罷論。
于是，他一面打電報叫尚在香港的同志勿來，一面也命令已到廣州的人陸續離開，于是“趙聲部下”及其他單位先後乘船離開廣州。
去香港的有三百多，黃興準備把械彈一概藏起，留作以後起義之用。
他自己呢，感覺到一場大舉功敗垂成，非一死不足以報同志，于是決心獨力擔任刺殺李準的事。
這樣，雖未能如期起義，能夠先殺李準，除去以後别的同志起義的障礙，也未嘗不是好事。
喻培倫和林時塽走來向他說，還有很多人留在廣州，而巡警早就奉令搜查戶口，他與其一人單獨行動，不如仍舊在三月二十九日起義。
黃興答應他們，放棄獨刺李準的計劃，到時候和大家合力進攻總督衙門，殺張鳴岐。
到了二十八日，陳炯明與姚雨平也來找黃興，說：“又有順德三營被調來廣州，已到天字碼頭。
所好這順德三營之中的十個哨長倒有八個是同志，很熱心，願意乘機反正。
”黃興很高興，決計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大規模起義，時間定在夜間十二點（據劉揆一《黃興傳記》）不僅攻總督署，而且同時另分三路，一路由姚雨平統率，攻小北門，占飛來廟，迎接巡防營與新軍，一路由陳炯明統率，攻巡警教練所，迎接所中同情革命的二百多學生。
一路由胡毅生統率，守大南門。
這樣決定了以後，黃興又打一個電報給香港統籌局，說“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
意思是說：“局面好轉，你們大家通通都來。
” 統籌部趙聲與胡漢民二人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夜間接到電報之時，由香港駛往廣州夜船已開。
大批的同志，決不是二十九日的早船所能完全裝載的。
因為，早船隻有一條，而搭客甚多，船上的票位不是同志們所可以包得下來的。
最快隻能以一部分搭二十九日的早船走，其餘的搭二十九日的夜船走。
夜船有好幾條，在夜晚開行，次晨到達廣州。
統籌部趙、胡二人于無可奈何之下，隻得一面打電報給黃興，請他改在三月三十日起義，一面派譚人鳳随着一部分同志搭早船走，到廣州就立刻找黃興向他說明。
趙、胡二人自己與其餘的多數同志在二十九日晚上分乘兩艘夜船去廣州。
他們之所以不搭早船走，因為趙在廣州當過标統，胡是廣州本地人，中過舉，教過書，廣州各界認識他們的人太多，也都知道他們是革命的首領。
譚人鳳在二十九日的下午到達小東營黃興的機關，看見機關裡已經聚集了很多人，束裝待發，黃興坐在中央，在忙着分配槍支、子彈、炸彈、大刀。
譚人鳳向黃興說：“請你休息一下，我有話和你談。
”黃興不理，仍舊辦他的事。
譚人鳳隻得當大衆的面向他報告，香港方面收到電報太晚，來不及搭昨天的夜船，而今天早船隻有一條，大部分的同志隻能搭今天的夜船來，明天早上才能夠到。
黃興聽得不耐煩，頓腳，向譚人鳳說：“老先生，請你不要亂我的軍心！” 譚人鳳不敢再堅持，便也把長衫脫了，捆紮一番，要求加入。
黃興說：“你年紀大了，以後的事還要人辦。
這個是決死隊。
請你不要去。
”譚很生氣，說：“你們敢死，我就怕死麼？”黃興隻得也給他兩支手槍。
沒有一會兒，大家忽聽到砰的一聲，原來譚人鳳不内行，手指碰了扳機。
所好，槍彈飛向屋頂而去，不曾傷人。
也沒有警察來盤問。
黃興走下座位，從譚的手中把兩支手槍搶回，說：“先生不行！先生不行！” 按理，黃興這時候應該早已接到了香港的電報，為什麼不肯把起義的日期改在三十日呢？ 原來，在二十九日的早晨，又出了事！有兩個機關被警察于挨戶搜查之時查破。
這兩個機關，一個是謝恩裡的，一個是二牌樓的。
謝恩裡的機關是“革命軍總糧台”；被查破之時，饒輔廷在内被捕，其後就義。
二牌樓的機關是趙聲的預定寓所，已經有了宋玉樹等蘇、皖兩省的同志住在那裡，僥幸他們恰好不在家，不曾被捕。
到了下午，鄰街的一個機關也被查破，捕去了八人。
因此之故，黃興又臨時再把起義的時間由夜裡十二點鐘提前到下午五點半。
不等到五點半，在五點二十五分他就領了同志出發！ 黃、胡二人在報告書中沒有把三個機關被破的事說出來。
黃興自己在民國元年黃花崗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