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實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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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它報告給我們，而是當着我們的面把它做出來。
現在來看另一面的情形。
既然移情再現的是患者與其父母的關系，那它也會繼承這一關系的兩極性。
終有一天，患者對分析者的積極态度會轉換成消極、敵對的态度。
這照例也是重複過去。
患者對自己父親的服從（如果談到的是父親的話），對來自父親的贊賞的企求都植根于指向父親的情欲。
遲早這種要求會進入到移情作用中，并堅持要得到滿足。
在分析的情境中，這種要求隻能遭遇挫折。
患者和分析者之間真正的性關系則另當别論，甚至于更微妙的滿足方式，像給予偏愛、親昵等等，也很少為分析者所贊同。
這一拒絕會成為轉變的誘因，很可能這種事也以同樣的方式在患者的童年發生過。
積極的移情作用所導緻的成功治療很容易有暗示（suggestive）之嫌。
如果消極的移情作用占上風，那麼上述的成功就會成為泡影。
我們将驚恐地看到，我們以往的全部辛苦和操勞都已付諸東流。
我們一度視為患者的持久的智力增進，即他對精神分析的理解和對分析功效的信賴，轉瞬間消失殆盡。
他的行為就像一個孩子，無力對他自己做出評判，盲目地相信任何一個他所愛的人，而不相信陌生的人。
顯然，這些移情狀态的危險在于患者不理解移情作用的性質，強把移情作用當作新的現實經驗，而不是當作過去經驗的反應。
如果他（或她）意識到了隐藏在積極移情背後的強烈性欲，他就會相信陷入了情網。
如果移情走向另一極，那麼他就會覺得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忽視，他就會恨分析者，将其當成敵人，并準備放棄分析。
在這兩個極端的案例中，他都忘記了自己在治療之始達成的契約，使之變得對繼續進行正常的分析毫無用處。
分析者的任務是，堅定地使患者擺脫危險的錯覺，反複地向他表明他自以為新的現實生活不過是過去生活的反映。
為免于患者陷入不接受任何證據的狀态，分析者要當心不使愛和恨達到極端。
這取決于患者對這些可能性的充分準備，和分析者不忽略這些可能性的初始迹象。
依此謹慎處理移情作用，一般會有極好的效果。
如果我們像通常能夠做到的那樣，成功地啟發患者認識到移情現象的本來面目，那我們就解除了患者進行抵抗的有力武裝，并會化危險為收獲。
因為患者絕不會再次忘記他以移情的形式所經驗到的一切，這比患者以其他形式能夠得到的經驗具有更大的取信力量。
我們最不希望的是，病人不是去記住移情，而是裝作與移情無幹。
對我們來說，理想的行為應該是，患者在脫離治療時表現得很正常，而隻是在移情作用中才顯示出他的變态反應。
我們用來加強受到削弱的自我的方法有，擴大自我的自知，這是個出發點。
當然，這并非是全部内容，而僅僅是第一步。
喪失對自身的了解，對自我來說意味着喪失自己的權力和影響，這是自我受到本我和超我要求的圍困和制約的第一個明确的标志。
因此，我們必須首先提供的幫助是我們理智的工作和鼓勵患者予以合作。
如我們所知，這種初步的工作意在為下一步更艱難的工作鋪平道路。
即使在最初階段，我們也要看到這一工作的動力因素。
為了治療，我們從多種渠道收集資料&mdash&mdash患者傳達給我們的信息和自由聯想；患者在移情時向我們表明的内容；我們通過解析患者的夢得到的，以及患者的失言或動作錯亂所洩露的材料。
所有這些資料都會有助于我們解釋病人遇到過而又被他遺忘的事情，和現在病人正遇到的而他又不理解的事情。
但在所有資料中，我們務必在我們的了解和患者的了解之間做出嚴格的劃分。
我們不應立即告訴患者我們在初期屢次發現的事情，也不應告訴病人我們的全部發現。
當我們要向患者透露由我們的解釋得出的某一了解時，我們應周密思考并等候我們認為是适當的時機&mdash&mdash這一時機并不總是很容易确定。
通常，當我們把解釋和說明告訴患者時，他自己幾乎已經得出來了，僅差一步之遙。
當然，這一步事實上是關鍵的綜合。
如果我們換一種方式，在患者還沒有準備時，就把我們的解釋全部告訴他，那不是不起作用，就是引起爆發的抵抗，而抵抗會使我們進一步的工作更加困難，甚至有使工作完全停頓下來的危險。
但是，如果時機成熟，那患者常常就會立刻進一步确證我們的解釋，并主動回憶他所遺忘的内部或外部事件。
我們的解釋越是符合患者遺忘的事件的細節，患者就越容易接受。
于是，就這一特定事件而言，我們的了解也就成了患者的了解。
提到抵抗，我們便進到了我們的任務的第二個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已經知道，自我憑借反貫注來防備自己受到來自潛意識和受壓抑的本我的不良元素的侵害，如果自我要正常發揮作用，就一定要保持不受損害。
自我越是感受到緊迫，它就越起勁地（好像很害怕地）依賴于反貫注，為的是使自己的剩餘部分免受進一步的侵害。
然而，這個防禦性的目的根本不是我們的治療所要達到的。
相反，我們的願望是，在我們的确切幫助下，自我變得大膽起來，敢于采取攻勢，以重新奪回所失去的東西。
我們在此才注意到抵抗我們工作的反貫注力量。
自我會由于畏懼危險和不快樂而從與分析者的合作中退縮。
但隻要它不打算拒斥我們，那它就肯定會不斷接受鼓勵和安慰。
把持續于整個治療過程并随工作進展而更新的這一抵抗了解為壓抑引起的抵抗，是不夠正确的。
我們将發現，它并不是我們面對的唯一抵抗。
注意到這一點是很有趣的，即在分析的情境中，交戰各方與我們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倒轉過來了：自我變得反對我們的鼓動，而通常是我們對手的潛意識卻成了我們的幫手，因為它具有自然向上的動機，并強烈要求沖破固定的前線進入自我，從而進入意識。
如果我們達到了目的，能夠引導病人的自我克服抵抗，發展中的鬥争就會順着我們支配的方向并且借助我們的幫助進行。
在自我與本我的鬥争中，無論本我戰勝了自我，還是自我最終解除了本我，都無關緊要。
重要的是無論誰獲勝，永久的危險解除了，自我的範圍擴大了，心理的能量無須再浪費了。
克服抵抗是最費時間和最麻煩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
因為這一工作産生有利于自我的轉變，使自我能獨立承擔移情的後果并适用于生活。
同時，我們努力使自我避免受潛意識的改變。
隻要我們能在自我中檢查出潛意識的派生物，我們就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并促使自我拒絕這些影響。
應當牢記，潛意識元素對自我的改變不應超出一定限度，這是我們幫助病人抵禦潛意識侵犯的契約的先決條件之一。
随着我們對神經症患者心理生活的工作越發深入和了解，作為抵抗的根源的兩個新因素更清楚地引起我們的密切注意。
病人對這兩個新因素完全無知，而在訂立治療契約時，我們對它們也從未考慮過，并且它們不是出自病人的自我。
盡管它們有不同的起源，但在其他方面具有類似性質，大緻可包括在一個名稱中，即&ldquo害病或要受苦的需要&rdquo。
第一個因素可以叫做罪惡感或罪惡意識，但患者并沒感到和有所知覺。
顯然，超我的抵抗部分變得特别強烈和殘酷，患者注定不能好轉，而是必須保持病态，因為他命該如此。
這一抵抗實際上不妨礙我們的精神分析過程，但又使分析過程不起作用。
它常常讓我們消除了某一症狀，卻早已準備了另一症狀取而代之，或者代之以某種身體疾
現在來看另一面的情形。
既然移情再現的是患者與其父母的關系，那它也會繼承這一關系的兩極性。
終有一天，患者對分析者的積極态度會轉換成消極、敵對的态度。
這照例也是重複過去。
患者對自己父親的服從（如果談到的是父親的話），對來自父親的贊賞的企求都植根于指向父親的情欲。
遲早這種要求會進入到移情作用中，并堅持要得到滿足。
在分析的情境中，這種要求隻能遭遇挫折。
患者和分析者之間真正的性關系則另當别論，甚至于更微妙的滿足方式，像給予偏愛、親昵等等，也很少為分析者所贊同。
這一拒絕會成為轉變的誘因，很可能這種事也以同樣的方式在患者的童年發生過。
積極的移情作用所導緻的成功治療很容易有暗示（suggestive）之嫌。
如果消極的移情作用占上風，那麼上述的成功就會成為泡影。
我們将驚恐地看到，我們以往的全部辛苦和操勞都已付諸東流。
我們一度視為患者的持久的智力增進，即他對精神分析的理解和對分析功效的信賴，轉瞬間消失殆盡。
他的行為就像一個孩子，無力對他自己做出評判，盲目地相信任何一個他所愛的人，而不相信陌生的人。
顯然，這些移情狀态的危險在于患者不理解移情作用的性質，強把移情作用當作新的現實經驗，而不是當作過去經驗的反應。
如果他（或她）意識到了隐藏在積極移情背後的強烈性欲，他就會相信陷入了情網。
如果移情走向另一極，那麼他就會覺得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忽視，他就會恨分析者，将其當成敵人，并準備放棄分析。
在這兩個極端的案例中，他都忘記了自己在治療之始達成的契約，使之變得對繼續進行正常的分析毫無用處。
分析者的任務是，堅定地使患者擺脫危險的錯覺，反複地向他表明他自以為新的現實生活不過是過去生活的反映。
為免于患者陷入不接受任何證據的狀态，分析者要當心不使愛和恨達到極端。
這取決于患者對這些可能性的充分準備，和分析者不忽略這些可能性的初始迹象。
依此謹慎處理移情作用，一般會有極好的效果。
如果我們像通常能夠做到的那樣，成功地啟發患者認識到移情現象的本來面目，那我們就解除了患者進行抵抗的有力武裝，并會化危險為收獲。
因為患者絕不會再次忘記他以移情的形式所經驗到的一切，這比患者以其他形式能夠得到的經驗具有更大的取信力量。
我們最不希望的是，病人不是去記住移情，而是裝作與移情無幹。
對我們來說，理想的行為應該是，患者在脫離治療時表現得很正常，而隻是在移情作用中才顯示出他的變态反應。
我們用來加強受到削弱的自我的方法有，擴大自我的自知，這是個出發點。
當然，這并非是全部内容，而僅僅是第一步。
喪失對自身的了解，對自我來說意味着喪失自己的權力和影響，這是自我受到本我和超我要求的圍困和制約的第一個明确的标志。
因此，我們必須首先提供的幫助是我們理智的工作和鼓勵患者予以合作。
如我們所知，這種初步的工作意在為下一步更艱難的工作鋪平道路。
即使在最初階段，我們也要看到這一工作的動力因素。
為了治療，我們從多種渠道收集資料&mdash&mdash患者傳達給我們的信息和自由聯想；患者在移情時向我們表明的内容；我們通過解析患者的夢得到的，以及患者的失言或動作錯亂所洩露的材料。
所有這些資料都會有助于我們解釋病人遇到過而又被他遺忘的事情，和現在病人正遇到的而他又不理解的事情。
但在所有資料中，我們務必在我們的了解和患者的了解之間做出嚴格的劃分。
我們不應立即告訴患者我們在初期屢次發現的事情，也不應告訴病人我們的全部發現。
當我們要向患者透露由我們的解釋得出的某一了解時，我們應周密思考并等候我們認為是适當的時機&mdash&mdash這一時機并不總是很容易确定。
通常，當我們把解釋和說明告訴患者時，他自己幾乎已經得出來了，僅差一步之遙。
當然，這一步事實上是關鍵的綜合。
如果我們換一種方式，在患者還沒有準備時，就把我們的解釋全部告訴他，那不是不起作用，就是引起爆發的抵抗，而抵抗會使我們進一步的工作更加困難，甚至有使工作完全停頓下來的危險。
但是，如果時機成熟，那患者常常就會立刻進一步确證我們的解釋，并主動回憶他所遺忘的内部或外部事件。
我們的解釋越是符合患者遺忘的事件的細節，患者就越容易接受。
于是，就這一特定事件而言，我們的了解也就成了患者的了解。
提到抵抗，我們便進到了我們的任務的第二個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已經知道，自我憑借反貫注來防備自己受到來自潛意識和受壓抑的本我的不良元素的侵害，如果自我要正常發揮作用，就一定要保持不受損害。
自我越是感受到緊迫，它就越起勁地（好像很害怕地）依賴于反貫注，為的是使自己的剩餘部分免受進一步的侵害。
然而，這個防禦性的目的根本不是我們的治療所要達到的。
相反，我們的願望是，在我們的确切幫助下，自我變得大膽起來，敢于采取攻勢，以重新奪回所失去的東西。
我們在此才注意到抵抗我們工作的反貫注力量。
自我會由于畏懼危險和不快樂而從與分析者的合作中退縮。
但隻要它不打算拒斥我們，那它就肯定會不斷接受鼓勵和安慰。
把持續于整個治療過程并随工作進展而更新的這一抵抗了解為壓抑引起的抵抗，是不夠正确的。
我們将發現，它并不是我們面對的唯一抵抗。
注意到這一點是很有趣的，即在分析的情境中，交戰各方與我們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倒轉過來了：自我變得反對我們的鼓動，而通常是我們對手的潛意識卻成了我們的幫手，因為它具有自然向上的動機，并強烈要求沖破固定的前線進入自我，從而進入意識。
如果我們達到了目的，能夠引導病人的自我克服抵抗，發展中的鬥争就會順着我們支配的方向并且借助我們的幫助進行。
在自我與本我的鬥争中，無論本我戰勝了自我，還是自我最終解除了本我，都無關緊要。
重要的是無論誰獲勝，永久的危險解除了，自我的範圍擴大了，心理的能量無須再浪費了。
克服抵抗是最費時間和最麻煩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
因為這一工作産生有利于自我的轉變，使自我能獨立承擔移情的後果并适用于生活。
同時，我們努力使自我避免受潛意識的改變。
隻要我們能在自我中檢查出潛意識的派生物，我們就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并促使自我拒絕這些影響。
應當牢記，潛意識元素對自我的改變不應超出一定限度，這是我們幫助病人抵禦潛意識侵犯的契約的先決條件之一。
随着我們對神經症患者心理生活的工作越發深入和了解，作為抵抗的根源的兩個新因素更清楚地引起我們的密切注意。
病人對這兩個新因素完全無知，而在訂立治療契約時，我們對它們也從未考慮過，并且它們不是出自病人的自我。
盡管它們有不同的起源，但在其他方面具有類似性質，大緻可包括在一個名稱中，即&ldquo害病或要受苦的需要&rdquo。
第一個因素可以叫做罪惡感或罪惡意識，但患者并沒感到和有所知覺。
顯然，超我的抵抗部分變得特别強烈和殘酷，患者注定不能好轉，而是必須保持病态，因為他命該如此。
這一抵抗實際上不妨礙我們的精神分析過程，但又使分析過程不起作用。
它常常讓我們消除了某一症狀，卻早已準備了另一症狀取而代之，或者代之以某種身體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