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實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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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精神分析的技術
夢便是精神病（亦譯精神變态，psychosis），它具有精神病的全部荒謬、妄想和錯覺。
一種短暫的、無疑是無害的、甚至具有益處的精神病，是以當事人的認可而開始，并以當事人的意志活動而終止。
這仍然是一種精神病。
我們從中會認識到，即使像夢一樣深刻的精神生活的改變，也能夠得到消除并代之以正常的功能。
那麼，希望可怕的精神生活的自發疾病也能接受我們的影響并得到治愈，這是不是太大膽了呢？ 對于這樣的任務，我們已經掌握了許多初步的材料。
根據我們的假設，自我的職責是，既要滿足它與現實、與本我和與超我的依賴性聯系所引起的要求，同時還要維護自己的組織，保持自己的自主性。
我們所讨論的病理狀态的必要前提條件：隻能是自我相對的或絕對的軟弱，以至于無法實現自己的職能。
對自我的最強烈的要求，大概是控制本我的本能沖動，而要做到這一點，就不得不保持大量消耗于反貫注的能量。
但是超我提出的要求也可以變得非常強烈和嚴酷，緻使自我可以陷入癱瘓，也就顧不上它的其他任務了。
我們可以設想，在此時出現的經濟性的沖突中，本我和超我常常聯合起來反對受到緊逼的自我，而自我則試圖依賴于現實，以保持自己的正常狀态。
如果本我和超我過于強大，它們就會成功地瓦解和改變自我的組織，使自我與現實的協調關系受到妨礙乃至終結。
我們已由夢看到：一旦自我與外部世界的現實相分離，它就會在内部世界的影響下滑入精神變态。
我們的治療計劃就基于這些發現。
自我為内部沖突所削弱，而我們又必須起用自己。
這種情形好比一場内戰，局面取決于外來盟友的援助。
精神分析醫生和患者的受到削弱的自我必須共同以外部現實世界為基地，聯合起來一緻反對敵人，即本我的本能要求和超我的良心要求。
我們訂立相互的契約。
病态的自我答應我們盡量坦誠&mdash&mdash即答應把自我覺知的一切材料交由我們處置，我們則向病人保證，聽憑病人處理和使用我們的經驗去解釋受潛意識影響的材料。
我們的知識要用來彌補患者的無知，使他的自我重新控制他失控的精神生活。
這一契約構成了精神分析的情境。
當我們按約行事，就立即會感到失望，這首先給了我們的過分自信一個打擊。
如果患者的自我願意與我們合作，那麼，無論受到敵對力量多麼強硬的脅迫，它都必定保持着對現實要求的某些連貫的和某些片斷的理解。
但是，不應該對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抱有如此的期望。
它不會遵守這種契約，實際上它幾乎不理會契約。
它将很快抛開我們和我們提供的幫助，把我們當成不再有任何意義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
從而，我們發現，我們必須放棄這樣的想法，即嘗試把我們的治療計劃運用于精神病患者&mdash&mdash放棄也許是永久的，也許隻是暫時的，直到我們找到了另一個更好的适合于精神病患者的計劃。
不過，還有另一類病人，他們顯然特别類似于精神病患者&mdash&mdash其絕大多數患有嚴重的神經症。
他們的緻病因素及其緻病機制肯定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非常相似的。
然而，他們的自我表現出了更多的抵抗和受到了更少的瓦解。
雖然許多患者患有疾病并産生功能缺陷，但他們仍能夠使自己應付現實生活。
這些神經症患者會表示自己願意接受我們的幫助。
我們将隻對他們感興趣，并将了解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和能用什麼方法來&ldquo治愈&rdquo他們。
我們還要與神經症患者建立契約：一方開誠布公，另一方勿施于人。
這看上去好像我們隻是要做一個并不信教而聆聽忏悔的神父。
但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因為我們要從患者那裡聽取的，不僅僅是他所知道而對他人隐瞞了的事情，他還應該告訴我們他并不知道的東西。
出于這一目的，我們要給患者對我們所指的坦誠做一個更加詳細的說明。
我們要他保證遵守分析的基本規則，這個基本規則會使他此後的行為有利于我們。
患者不僅應該告訴我們他想說和願意說的，像忏悔一樣得到解脫，而且他同樣應該告訴我們其他一切他自我觀察到的，出現在他的腦海中的事情，即使這些是他讨厭說的，似乎對他是不重要的，或者實際沒有什麼意義的。
如果患者在接受這種要求之後不再進行自我譴責，那他就将為我們提供大量的材料&mdash&mdash思想、觀念和回憶&mdash&mdash這些材料已受到潛意識的影響，常常是潛意識的直接派生物，從而使我們能夠推測到患者受到壓抑的潛意識材料，使我們能夠通過患者以信息來擴展他的自我對其潛意識的了解。
然而，這并不是患者的自我被動地和順從地把我們所需的材料提供給我們，并相信和接受我們對材料的解釋。
還會發生許多别的事情，其中一些我們也許預見到了，另一些則往往出乎我們的意料。
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患者不滿足于把分析者看作實際上的幫助者和勸導者。
此外，他還因他所遇到的麻煩以獲取報酬，并且他本人會滿足于那種向險峰攀登的向導角色。
相反，患者把分析者看成是自己童年或過去的某一重要人物的再現或化身，結果把無疑用于原型的感情和反應轉移到了分析者身上。
事實很快表明，移情作用是個意想不到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它是具有無法替代的價值的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重大危險的根源。
移情是兩極化的：它既包含着對分析者的積極的（溫情的）态度，又包含着對分析者的消極的（敵對的）态度。
分析者通常被患者當成自己的父親或母親。
隻要移情作用是積極的，它就會給我們以極好的對待。
它會改變整個分析的情境，會把患者恢複健康、免除病症的理性目标置于一邊，取而代之的目标是取悅分析者，赢得分析者的贊揚和喜愛。
這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動力，他的軟弱的自我變得堅強起來。
在此影響下，患者會做到他平時做不到的事。
他消除了病症，看上去已經康複&mdash&mdash這僅僅是為了分析者。
分析者本人也許羞于承認，他從事的是困難的任務，而沒有任何随心所欲的權力。
此外，随着移情作用的關系，帶來了兩個更進一步的好處。
如果病人把分析者看作自己的父親（或母親），那他就會把他的超我控制自我的權力給予分析者，因為我們知道，他的父母是他的超我的來源。
現在，新的超我有了對神經症患者實施一種再教育（after-education）的機會。
再教育能夠矯正父母對他的教育造成的錯誤。
但在這方面，必須防止濫用這種新影響。
不論分析者多麼想成為别人的老師、榜樣和典範，以及多麼想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别人，他都不應該忘記，這并不是他進行分析治療的任務。
實際上如果他随心所欲，那就将背離自己的任務。
如果他這樣做了，那就隻會重犯父母以自己的影響壓制孩子的獨立性的錯誤，隻會用新的依賴性去替代患者早年的依賴性。
分析者在其治療和教育患者的全部嘗試中，都應該尊重患者的人格。
分析者允許自己合理施加的影響有多大，取決于阻礙病人發展的程度。
某些神經症患者保留了如此之多的孩子氣，以至于在分析中隻能被當作孩子對待。
移情作用的另一個好處也就是，在移情中，病人會以其獨特的清晰性當面向我們展示他的重要生活經曆。
對此，要不是移情作用，患者向我們提供的很可能隻是不充分的表述。
患者幾乎不
一種短暫的、無疑是無害的、甚至具有益處的精神病，是以當事人的認可而開始，并以當事人的意志活動而終止。
這仍然是一種精神病。
我們從中會認識到，即使像夢一樣深刻的精神生活的改變，也能夠得到消除并代之以正常的功能。
那麼，希望可怕的精神生活的自發疾病也能接受我們的影響并得到治愈，這是不是太大膽了呢？ 對于這樣的任務，我們已經掌握了許多初步的材料。
根據我們的假設，自我的職責是，既要滿足它與現實、與本我和與超我的依賴性聯系所引起的要求，同時還要維護自己的組織，保持自己的自主性。
我們所讨論的病理狀态的必要前提條件：隻能是自我相對的或絕對的軟弱，以至于無法實現自己的職能。
對自我的最強烈的要求，大概是控制本我的本能沖動，而要做到這一點，就不得不保持大量消耗于反貫注的能量。
但是超我提出的要求也可以變得非常強烈和嚴酷，緻使自我可以陷入癱瘓，也就顧不上它的其他任務了。
我們可以設想，在此時出現的經濟性的沖突中，本我和超我常常聯合起來反對受到緊逼的自我，而自我則試圖依賴于現實，以保持自己的正常狀态。
如果本我和超我過于強大，它們就會成功地瓦解和改變自我的組織，使自我與現實的協調關系受到妨礙乃至終結。
我們已由夢看到：一旦自我與外部世界的現實相分離，它就會在内部世界的影響下滑入精神變态。
我們的治療計劃就基于這些發現。
自我為内部沖突所削弱，而我們又必須起用自己。
這種情形好比一場内戰，局面取決于外來盟友的援助。
精神分析醫生和患者的受到削弱的自我必須共同以外部現實世界為基地，聯合起來一緻反對敵人，即本我的本能要求和超我的良心要求。
我們訂立相互的契約。
病态的自我答應我們盡量坦誠&mdash&mdash即答應把自我覺知的一切材料交由我們處置，我們則向病人保證，聽憑病人處理和使用我們的經驗去解釋受潛意識影響的材料。
我們的知識要用來彌補患者的無知，使他的自我重新控制他失控的精神生活。
這一契約構成了精神分析的情境。
當我們按約行事，就立即會感到失望，這首先給了我們的過分自信一個打擊。
如果患者的自我願意與我們合作，那麼，無論受到敵對力量多麼強硬的脅迫，它都必定保持着對現實要求的某些連貫的和某些片斷的理解。
但是，不應該對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抱有如此的期望。
它不會遵守這種契約，實際上它幾乎不理會契約。
它将很快抛開我們和我們提供的幫助，把我們當成不再有任何意義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
從而，我們發現，我們必須放棄這樣的想法，即嘗試把我們的治療計劃運用于精神病患者&mdash&mdash放棄也許是永久的，也許隻是暫時的，直到我們找到了另一個更好的适合于精神病患者的計劃。
不過，還有另一類病人，他們顯然特别類似于精神病患者&mdash&mdash其絕大多數患有嚴重的神經症。
他們的緻病因素及其緻病機制肯定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非常相似的。
然而，他們的自我表現出了更多的抵抗和受到了更少的瓦解。
雖然許多患者患有疾病并産生功能缺陷，但他們仍能夠使自己應付現實生活。
這些神經症患者會表示自己願意接受我們的幫助。
我們将隻對他們感興趣，并将了解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和能用什麼方法來&ldquo治愈&rdquo他們。
我們還要與神經症患者建立契約：一方開誠布公，另一方勿施于人。
這看上去好像我們隻是要做一個并不信教而聆聽忏悔的神父。
但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因為我們要從患者那裡聽取的，不僅僅是他所知道而對他人隐瞞了的事情，他還應該告訴我們他并不知道的東西。
出于這一目的，我們要給患者對我們所指的坦誠做一個更加詳細的說明。
我們要他保證遵守分析的基本規則，這個基本規則會使他此後的行為有利于我們。
患者不僅應該告訴我們他想說和願意說的，像忏悔一樣得到解脫，而且他同樣應該告訴我們其他一切他自我觀察到的，出現在他的腦海中的事情，即使這些是他讨厭說的，似乎對他是不重要的，或者實際沒有什麼意義的。
如果患者在接受這種要求之後不再進行自我譴責，那他就将為我們提供大量的材料&mdash&mdash思想、觀念和回憶&mdash&mdash這些材料已受到潛意識的影響，常常是潛意識的直接派生物，從而使我們能夠推測到患者受到壓抑的潛意識材料，使我們能夠通過患者以信息來擴展他的自我對其潛意識的了解。
然而，這并不是患者的自我被動地和順從地把我們所需的材料提供給我們，并相信和接受我們對材料的解釋。
還會發生許多别的事情，其中一些我們也許預見到了，另一些則往往出乎我們的意料。
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患者不滿足于把分析者看作實際上的幫助者和勸導者。
此外，他還因他所遇到的麻煩以獲取報酬，并且他本人會滿足于那種向險峰攀登的向導角色。
相反，患者把分析者看成是自己童年或過去的某一重要人物的再現或化身，結果把無疑用于原型的感情和反應轉移到了分析者身上。
事實很快表明，移情作用是個意想不到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它是具有無法替代的價值的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重大危險的根源。
移情是兩極化的：它既包含着對分析者的積極的（溫情的）态度，又包含着對分析者的消極的（敵對的）态度。
分析者通常被患者當成自己的父親或母親。
隻要移情作用是積極的，它就會給我們以極好的對待。
它會改變整個分析的情境，會把患者恢複健康、免除病症的理性目标置于一邊，取而代之的目标是取悅分析者，赢得分析者的贊揚和喜愛。
這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動力，他的軟弱的自我變得堅強起來。
在此影響下，患者會做到他平時做不到的事。
他消除了病症，看上去已經康複&mdash&mdash這僅僅是為了分析者。
分析者本人也許羞于承認，他從事的是困難的任務，而沒有任何随心所欲的權力。
此外，随着移情作用的關系，帶來了兩個更進一步的好處。
如果病人把分析者看作自己的父親（或母親），那他就會把他的超我控制自我的權力給予分析者，因為我們知道，他的父母是他的超我的來源。
現在，新的超我有了對神經症患者實施一種再教育（after-education）的機會。
再教育能夠矯正父母對他的教育造成的錯誤。
但在這方面，必須防止濫用這種新影響。
不論分析者多麼想成為别人的老師、榜樣和典範，以及多麼想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别人，他都不應該忘記，這并不是他進行分析治療的任務。
實際上如果他随心所欲，那就将背離自己的任務。
如果他這樣做了，那就隻會重犯父母以自己的影響壓制孩子的獨立性的錯誤，隻會用新的依賴性去替代患者早年的依賴性。
分析者在其治療和教育患者的全部嘗試中，都應該尊重患者的人格。
分析者允許自己合理施加的影響有多大，取決于阻礙病人發展的程度。
某些神經症患者保留了如此之多的孩子氣，以至于在分析中隻能被當作孩子對待。
移情作用的另一個好處也就是，在移情中，病人會以其獨特的清晰性當面向我們展示他的重要生活經曆。
對此，要不是移情作用，患者向我們提供的很可能隻是不充分的表述。
患者幾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