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實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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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罪惡感也能解釋我們所見的某些嚴重神經症患者的治愈和好轉：問題在于病人應該是痛苦的&mdash&mdash以什麼方式都無關緊要。
患者明顯地毫無抱怨地屈從厄運，忍受痛苦，但痛苦也流露了出來。
為了防止這種抵抗，我們不得不限于患者意識到這一點，并努力逐步消除超我的敵意。
證明另一種抵抗的存在也并非易事，而且特别難以對付。
有這樣一些神經症患者，從其反應判斷，他們的自我保存本能實際上是反向的。
他們似乎在追求自我傷害和自我破壞。
這類人最終有可能走上自殺道路。
在這種人身上，産生了深刻的解除結合的本能，結果解放了指向内部的破壞本能的巨大力量。
這類患者不能容忍我們的治療，而且盡力反抗。
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還不能完全解釋這類病例。
讓我們再一次審查我們企圖幫助患者治療神經症自我所已達到的情境。
這一自我不再能完成外界（包括社會）提出的任務，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全部經驗，并失去了大部分的記憶。
它的活動受制于超我的禁令，它的能量無效地耗費在逃避本我的要求上。
此外，由于本我的不斷闖入，自我的組織受到了損害，再不能進行任何适當的綜合，它為相互敵對的沖動、未解決的沖突和懷疑所分裂。
由此出發，我們遂讓患者的自我參加精神分析解釋的純智力工作，使他能暫時補充心靈資産的空隙，把他内心的超我權力轉移給我們。
我們鼓勵患者的自我與本我的每一個别要求進行鬥争，并戰勝與之有關的抵抗。
同時，我們通過檢查擠入意識的來自潛意識的沖動和内容，恢複自我的秩序，并追溯它們的起源，使之受到批判。
我們以不同的職能，以教師、教育家和父母的權威和替身為病人服務。
如果作為一個精神分析者，我們使病人的自我上升到正常水平，并把潛意識和壓抑的内容轉變成前意識資料，使這些資料重新歸自我所有，那我們就為病人盡了最大的努力。
在患者身上也存在着某些有利于治療的理性因素，如在其痛苦中具有動機力量的康複的需要，以及在精神分析理論和治療中可以在病人身上喚醒的智力興趣等。
更為巨大的力量是患者的積極的移情作用。
但另一方面，反對我們的是消極的移情作用，即自我因壓抑（即必須以不愉快對待加諸自身的艱苦工作）而引起的抵抗；與超我有關而引起的罪惡感以及由于本能組織的深刻變化而引起的害病需要。
病情的輕重與否是由後兩個因素決定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對治療工作可以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如精神的惰性，不願放棄自身固執性的力比多的遲滞，這些因素難以對治療有利。
而使本能升華的能力可以使病人從自己的粗俗的本能生活中解脫出來，對治療有一定的幫助。
其他如智力功能的相對力量對治療也很重要。
如果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最終的治療結果有賴于量的關系&mdash&mdash即有賴于我們在病人心中動員的對治療有利的能量與反對我們治療的能量的對比，那我們是不應失望的。
相反，而是應當感到完全可以理解。
在此，上帝又一次站在強者一邊。
當然，我們的治療并非總是成功，但至少我們總可以知道為什麼不成功。
那些并非出于治療興趣而跟随我們讨論的人，在這種承認之後也許就會輕蔑地轉身而去了。
然而，我們在此讨論的隻是心理治療的方法，暫時還沒有其他方法。
也許未來，可以用特殊的化學物質直接影響心理的能量，直接改變精神結構的分布，也許還會出現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治療可能性。
但迄今為止，我們尚沒掌握比精神分析更好的技術，因此，盡管精神分析還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不容忽視的。
七、精神分析工作的一個範例 對精神的結構，對構成這一結構的成分、組件和機構，對活動于其中的力量，以及對它的成分所具有的功能，我們已經達到了一個一般性的了解。
神經症和精神病都是些狀态，結構的功能失調正是以這些狀态得到了表達。
我們之所以選擇神經症作為研究課題，是因為隻有它适合于我們研究的心理學方法。
當我們試圖影響神經症的時候，我們便彙集了相關的觀察。
這些觀察給了我們一幅神經症産生過程及其産生方式的圖景。
在開始描述前，讓我們首先說明我們的主要發現之一。
神經症（不像傳染病）沒有特殊的決定因素，尋找病源之類的刺激物是徒勞的。
神經症易于轉變為一般所謂的正常。
但另一方面，幾乎所有正常狀态都很少不能指出帶有神經症的特性。
神經症患者也像其他人一樣擁有大緻相同的先天傾向，擁有同樣的經驗，擁有同樣的事情做。
那麼，為什麼他們卻生活得如此糟糕，面臨着更大的難處，以及在這個過程中遭受着更大的不幸、焦慮和痛苦呢？我們沒有必要因找不到這個問題的答案而困惑。
完全可以把量的失調看作是神經症患者的不适和痛苦的因由。
的确，人的心理生活采取的所有形式的決定性原因，都可以在先天的傾向和偶然的經驗之間的互動中找到。
一個特定的本能也許先天太強或太弱，或者一個特定的能力也許在生命中發育不全或沒得到适當的發展。
在另一個方面，外部的影響和經驗會對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影響，而一個人的素質所能處理的也許是另一個人所無法企及的。
這些量的差異将會決定結果的不同。
可是，我們很快就會感到，這個解釋并不令人滿意。
它太一般了，它解釋的太多了。
病因學适用于每一例心理的疾患、痛苦和無能，但是，并不是每一這樣的狀态都能被冠之以神經症。
神經症擁有獨具的特征，它們是特定種類的痛苦。
或許我們可以采取這種假定，在心理生活必須涉及的任務中，有一些特别容易導緻不幸。
因此，神經症現象非常鮮明的特性就會從這而來，而無須我們收回早些時候的主張。
如果神經症與正常人的心理特點的确沒有差别，神經症的研究對我們了解正常人就有極大的價值。
通過這一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正常人心理組織的&ldquo弱點&rdquo。
我們上述的假設得到了證實。
精神分析的經驗告訴我們：有一種需要對付的本能要求不僅最容易失敗或不能得到充分的滿足，而且一生還存在着一個時期專門或最容易發生神經症。
本能的性質和有關的人生時期盡管是有密切關系的兩個因素，但我們将分别加以論述。
我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論述這一生活時期的作用。
神經症似乎隻是兒童時期到6歲為止獲得的，盡管其症狀可以很久以後才表現出來。
兒童期神經症的表現時間可以很短甚至被人忽略。
在每一病例中，後期的神經症疾病都與童年的預兆有着密切的聯系。
有可能的是，所知的創傷性神經症（由于過度的驚吓或者嚴重的身體打擊，像鐵路事故、活埋等等）是例外，它們與童年期決定因素的關系至今未得到證實。
闡明為什麼在童年期的開始階段容易得病并不困難。
我們知道，神經症是自我的錯亂，所以，兒童期的自我是脆弱的、不成熟的、沒有抵抗力的，不能處理長大後很容易處理的事情，這是毫不奇怪的。
在這種情形下，内部的本能沖動和外界的刺激可以作為&ldquo創傷&rdquo而活動，尤其是它們在中途與某種先天傾向性相彙合的時候，孤立無援的自我想借逃避（壓抑）對它們進行防禦，但這種方法變得無效了，而且對未來發展有永久性的妨礙。
自我受到的最初經驗的損害是極不相稱的巨大，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而我們隻是有必要做這樣的類比，用針來刺細胞分裂活動中的細胞體（就像在Roux實驗中那樣）
罪惡感也能解釋我們所見的某些嚴重神經症患者的治愈和好轉：問題在于病人應該是痛苦的&mdash&mdash以什麼方式都無關緊要。
患者明顯地毫無抱怨地屈從厄運，忍受痛苦，但痛苦也流露了出來。
為了防止這種抵抗，我們不得不限于患者意識到這一點，并努力逐步消除超我的敵意。
證明另一種抵抗的存在也并非易事，而且特别難以對付。
有這樣一些神經症患者，從其反應判斷，他們的自我保存本能實際上是反向的。
他們似乎在追求自我傷害和自我破壞。
這類人最終有可能走上自殺道路。
在這種人身上，産生了深刻的解除結合的本能，結果解放了指向内部的破壞本能的巨大力量。
這類患者不能容忍我們的治療，而且盡力反抗。
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還不能完全解釋這類病例。
讓我們再一次審查我們企圖幫助患者治療神經症自我所已達到的情境。
這一自我不再能完成外界（包括社會）提出的任務，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全部經驗，并失去了大部分的記憶。
它的活動受制于超我的禁令，它的能量無效地耗費在逃避本我的要求上。
此外，由于本我的不斷闖入，自我的組織受到了損害，再不能進行任何适當的綜合，它為相互敵對的沖動、未解決的沖突和懷疑所分裂。
由此出發，我們遂讓患者的自我參加精神分析解釋的純智力工作，使他能暫時補充心靈資産的空隙，把他内心的超我權力轉移給我們。
我們鼓勵患者的自我與本我的每一個别要求進行鬥争，并戰勝與之有關的抵抗。
同時，我們通過檢查擠入意識的來自潛意識的沖動和内容，恢複自我的秩序，并追溯它們的起源，使之受到批判。
我們以不同的職能，以教師、教育家和父母的權威和替身為病人服務。
如果作為一個精神分析者，我們使病人的自我上升到正常水平，并把潛意識和壓抑的内容轉變成前意識資料，使這些資料重新歸自我所有，那我們就為病人盡了最大的努力。
在患者身上也存在着某些有利于治療的理性因素，如在其痛苦中具有動機力量的康複的需要，以及在精神分析理論和治療中可以在病人身上喚醒的智力興趣等。
更為巨大的力量是患者的積極的移情作用。
但另一方面，反對我們的是消極的移情作用，即自我因壓抑（即必須以不愉快對待加諸自身的艱苦工作）而引起的抵抗；與超我有關而引起的罪惡感以及由于本能組織的深刻變化而引起的害病需要。
病情的輕重與否是由後兩個因素決定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對治療工作可以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如精神的惰性，不願放棄自身固執性的力比多的遲滞，這些因素難以對治療有利。
而使本能升華的能力可以使病人從自己的粗俗的本能生活中解脫出來，對治療有一定的幫助。
其他如智力功能的相對力量對治療也很重要。
如果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最終的治療結果有賴于量的關系&mdash&mdash即有賴于我們在病人心中動員的對治療有利的能量與反對我們治療的能量的對比，那我們是不應失望的。
相反，而是應當感到完全可以理解。
在此，上帝又一次站在強者一邊。
當然，我們的治療并非總是成功，但至少我們總可以知道為什麼不成功。
那些并非出于治療興趣而跟随我們讨論的人，在這種承認之後也許就會輕蔑地轉身而去了。
然而，我們在此讨論的隻是心理治療的方法，暫時還沒有其他方法。
也許未來，可以用特殊的化學物質直接影響心理的能量，直接改變精神結構的分布，也許還會出現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治療可能性。
但迄今為止，我們尚沒掌握比精神分析更好的技術，因此，盡管精神分析還存在局限性，但仍然是不容忽視的。
七、精神分析工作的一個範例 對精神的結構，對構成這一結構的成分、組件和機構，對活動于其中的力量，以及對它的成分所具有的功能，我們已經達到了一個一般性的了解。
神經症和精神病都是些狀态，結構的功能失調正是以這些狀态得到了表達。
我們之所以選擇神經症作為研究課題，是因為隻有它适合于我們研究的心理學方法。
當我們試圖影響神經症的時候，我們便彙集了相關的觀察。
這些觀察給了我們一幅神經症産生過程及其産生方式的圖景。
在開始描述前，讓我們首先說明我們的主要發現之一。
神經症（不像傳染病）沒有特殊的決定因素，尋找病源之類的刺激物是徒勞的。
神經症易于轉變為一般所謂的正常。
但另一方面，幾乎所有正常狀态都很少不能指出帶有神經症的特性。
神經症患者也像其他人一樣擁有大緻相同的先天傾向，擁有同樣的經驗，擁有同樣的事情做。
那麼，為什麼他們卻生活得如此糟糕，面臨着更大的難處，以及在這個過程中遭受着更大的不幸、焦慮和痛苦呢？我們沒有必要因找不到這個問題的答案而困惑。
完全可以把量的失調看作是神經症患者的不适和痛苦的因由。
的确，人的心理生活采取的所有形式的決定性原因，都可以在先天的傾向和偶然的經驗之間的互動中找到。
一個特定的本能也許先天太強或太弱，或者一個特定的能力也許在生命中發育不全或沒得到适當的發展。
在另一個方面，外部的影響和經驗會對不同的人施以不同的影響，而一個人的素質所能處理的也許是另一個人所無法企及的。
這些量的差異将會決定結果的不同。
可是，我們很快就會感到，這個解釋并不令人滿意。
它太一般了，它解釋的太多了。
病因學适用于每一例心理的疾患、痛苦和無能，但是，并不是每一這樣的狀态都能被冠之以神經症。
神經症擁有獨具的特征，它們是特定種類的痛苦。
或許我們可以采取這種假定，在心理生活必須涉及的任務中，有一些特别容易導緻不幸。
因此，神經症現象非常鮮明的特性就會從這而來，而無須我們收回早些時候的主張。
如果神經症與正常人的心理特點的确沒有差别，神經症的研究對我們了解正常人就有極大的價值。
通過這一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正常人心理組織的&ldquo弱點&rdquo。
我們上述的假設得到了證實。
精神分析的經驗告訴我們：有一種需要對付的本能要求不僅最容易失敗或不能得到充分的滿足，而且一生還存在着一個時期專門或最容易發生神經症。
本能的性質和有關的人生時期盡管是有密切關系的兩個因素，但我們将分别加以論述。
我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論述這一生活時期的作用。
神經症似乎隻是兒童時期到6歲為止獲得的，盡管其症狀可以很久以後才表現出來。
兒童期神經症的表現時間可以很短甚至被人忽略。
在每一病例中，後期的神經症疾病都與童年的預兆有着密切的聯系。
有可能的是，所知的創傷性神經症（由于過度的驚吓或者嚴重的身體打擊，像鐵路事故、活埋等等）是例外，它們與童年期決定因素的關系至今未得到證實。
闡明為什麼在童年期的開始階段容易得病并不困難。
我們知道，神經症是自我的錯亂，所以，兒童期的自我是脆弱的、不成熟的、沒有抵抗力的，不能處理長大後很容易處理的事情，這是毫不奇怪的。
在這種情形下，内部的本能沖動和外界的刺激可以作為&ldquo創傷&rdquo而活動，尤其是它們在中途與某種先天傾向性相彙合的時候，孤立無援的自我想借逃避（壓抑）對它們進行防禦，但這種方法變得無效了，而且對未來發展有永久性的妨礙。
自我受到的最初經驗的損害是極不相稱的巨大，超出了人們的想象。
而我們隻是有必要做這樣的類比，用針來刺細胞分裂活動中的細胞體（就像在Roux實驗中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