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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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的種種。
若由一般人的常識來判斷，這個事件很顯然是滅門血案。
可是調查後發現，一枝的丈夫雖是中國人，應該不至于使她的妹妹也被懷疑是間諜吧。
這麼說，以地下組織之名，叫我做埋屍的工作，根本是騙人的！自己被利用的事，讓我的自尊受到很大的傷害。
因為我一直相信自己之所以答應都麼做，一方面固然是被當時的情勢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愛國心的驅使。
埋在釜石礦山的屍體，于五月四日被發現，七日又掘出埋在群馬礦山的屍體，然後是三具埋得較深的屍體，十月二日發現裡在小坂礦山的屍體，十二月二十八日發現了生野礦山的屍體。
至于大和礦山的屍體，則直到次年的二月十日才被發現。
警察局的同事一直在談論這一連串的事件，讓我覺得毫無容身之地。
然而，讓我從無地容身的狀況下得到解脫的，竟然是阿部定事件。
逮捕阿部定的經過，至今仍曆曆如繪。
五月二十日下午五點半。
他用大和田直的假名，投宿于品川車站前的品川旅館時，被警方逮捕。
品川車站屬于高輪派出所的轄區，所以破案的功勞，就由找的同事安藤刑警獲得。
由于阿部定案的偵查總部設在尾久警局，所以當夜雙方的刑事組員，都圍着安藤，舉杯同賀，所有高輪警察局的同仁，都陶醉在破案的甜蜜裡。
我才得以喘一口氣。
六月，我得到閱讀梅澤平吉的手記的機會。
平吉的手記被謄寫了很多份，在各警局之間傳閱，因此才得知有關制作阿索德的想法。
不過，我對于這個手記的内容，仍是半信半疑。
由于我是當事人，所以知道那些身材嬌小的少女，被切斷二、三十公分之後，搬運起來格外方便。
因為，當時我一直有個先入為主的觀念，那就是兇手之所以毀屍，主要是為了運屍方便。
不過，至于為何要分别棄置于不同的地點，我就想不明白了。
從此，我深深迷上這個事件，并一再地思索答案。
我個人的結論是：兇手是醉心于平吉思想的某一個人，這個人為了制作阿索德，而對六名無辜的少女遽下毒手。
除了這個理由外，我實在無法解釋這個命案的殺人行為與動機。
而我，竟成了這個狂人的助手。
不過，我仍有不解之處。
就算棄屍地點有西洋占星術上的特殊含意，但是為何大和與生野的屍體，比其他地方埋得更深，而細倉的屍體又為何不加掩埋？這其中的文章，都和占星術脫不了關系嗎？ 我忽然想到，是否以洞穴的深度，來調節被發現的時間呢？不過，為何小坂、大和、生野三處的屍體，要較慢被發現呢？這三具屍體，并沒有明顯的特征，而且腐爛的程度也不是特别厲害。
我在埋葬屍體之前曾經檢查過。
如果真是那樣，也可以理在别的礦山，或離礦山較遠處，即使挖的洞很淺，也不容易被發現。
說起來都因為有了平吉的手記，才會較早被發現。
為什麼一定要依照平吉手記所述，棄屍于産相關金屬的礦山呢？其理論上的根據究竟是什麼呢？看來，隻有歸咎于占星術，或瘋狂的行為吧！ 另外還有一個更大的疑問。
我認為梅澤家除了一枝之外的六個表姊妹，根本不可能是間諜，那隻是兇手假借地下組織之名引我上鈎，為他處理屍體的手段。
不過，一枝的行動又該作何解釋？這一切都是由她的行動引起的。
是否她早就有意引我上鈎？我雖然也想過，會不會是兇手無意中發現我和一枝的奸情，才想出這個借刀殺人的陰謀？不過，這也不太合理，因為阿索德命案顯然是早有預謀的，兇手早已決定殺害六名少女，然後考慮了許久，才找到擔任運屍工作的最佳人選——我。
因為，既擁有駕照，運屍時即使被發現，也能随口搪塞過去的，除了警官之外無他。
若是一般老百姓，很容易被逮捕，就算自稱是醫生或科學家做為研究之用，也很難逃脫罪責。
而且最重要的是，誰會想到警察就是犯人呢？因此，一枝自然是和兇手一夥的，她的任務就是引誘我，使我自投羅網。
那麼一枝為何會被殺呢？不，這個問題本身即有矛盾。
兇手既然想利用一枝的死來威脅我，就表示一開始就決定置她于死地。
如果一枝早就明白自己難逃一死，還願意為兇手做如此大的犧牲嗎？或是兇手并未告訴她實情，而以别的理由說服她？那麼，那又是什麼理由呢？既然早已預謀殺人，除了逼我為他運屍之外，還有什麼理由？也許一開始時隻是預定以我和一枝的暧昧關系，作為威脅我的利器。
至少，兇手是讓一枝誤以為是這樣的吧？不過，這樣的理由也牽強。
以我和女人的暧昧關系，來威脅我，事實上并不會有太大的效果；更何況不是我去強迫她，而是她來引誘我的。
此外，我又突發奇想，作出以下的推論：一枝就是兇手，她殺了六個人，并預先寫好那封匿名信，然後故意引誘我，再故布疑陣造成他殺的假象而後自殺。
——因為我隻收過那封信，之後就再無任何聯絡。
剛接到信的時候，我本來還想辯駁一番，卻因為信封上并無寄信人的地址，使我無法回信。
于是我不禁懷疑：是否寄信人已死，才無法再來信？ 不過，這種假設似乎也不可能。
首先，一枝是被擊傷後腦而死的，就算她可以事先在鏡台沾上血迹（她的身體均無其他外傷），也不可能做出類似後腦部被重擊的自殺行為吧！況且兇器顯然是玻璃花瓶，無論怎麼說都應該是他殺。
另外一個重要的疑點，就是我最後見到一枝時，是三月二十三日，而那六個姊妹已被證實在三月三十一日早上仍然活着。
一個已死的人怎麼可能行兇呢？ 我是個倒楣鬼，平白無故地被卷入這樁詭異、荒謬的事件，被迫成為神秘兇手的共犯。
一般說來，無論任何刑案，都會随着時間的消逝，而自人們記憶中褪色，但這個案子卻是例外。
戰後不久，這一連串的命案，竟然成為脍炙人口的“梅澤家占星術命案”，許多讀者在看完書後，也紛紛把他們的感想或搜集到的資料，寄到偵查刑事組。
每當同事從小山般的投書中，發現有價值的線索而發出歡呼時，我就再次意識到自身的危機。
看來，我隻有到退休後，不，即使退休，也不能減輕内心的不安。
我被調任到櫻田門偵查一組，也可算是運氣不好。
現在的一組是專門負責縱火案件，和幫忙處理火警現場的單位，但是當時的一組隻有四十六名組員，卻還要負責現在三組、四組負責的欺詐、防火、不良份子、強暴、強盜案，因此每天都會聽到一些讓我的心髒幾乎停止跳動的事件。
當時高輪署的副長小山先生，看中我的沉穩與經驗，就調我到尚有空缺的一組，專門負責處理詐欺案。
昭和十八年時，戰事十分激烈。
對我而言，負責處理詐欺事件，真是另一種不幸。
因為我不得不對那個曾借我凱迪拉克的建築商徇私，因此，我的不安又再度擴大。
由于空襲頻繁，警政署也各處疏散，我們遂移駐于淺草的第一女高。
當時，我真甯願自己被征去當兵，戰死沙場。
不過，由于幹部均需留守，所以盡管許多同僚都開赴戰地，我卻接到緩召的通知。
這件事也增加了我的痛苦。
當時還不滿一歲的兒子文彥，日後竟也選擇了警察這一行，女兒美沙子也嫁給警察。
至此，我的苦惱更是有增無減。
由于我是沒犯錯、不請假、不遲到的模範警察，而且每次的升級考試都通過，在退休之前，已經做到警視之職，在别人眼中看來，我的警察生涯可說是一帆風順。
然而，我最熱切盼望的，卻是退休之日。
雖然大家對我的離去感到惋惜，不過，對我來說，退休之日，就是我走出監獄大門的日子。
昭和三十七（一九六二）年，我正好五十七歲，自從昭和三年進入警界以來，已經度過三十四年充滿痛苦的警察生涯。
那一年，是涉嫌殺害梅澤平吉的昌子死于獄中的兩年後，也是所謂占星術殺人的推理風氣最盛的時期。
我不僅熟讀所有和事件有關的書籍，就連電視及收音機的特别報導也不放過，不過，卻仍然得不到更進一步的資料。
徹底休息了一年以後，我又振作起來了。
當時我還不到六十歲，而且自認身為刑警的辦案能力并未衰退，乃下定決心，要在有生之年查個水落石出！ 我訪問了梅澤家，也到過梅迪西，見過事件的關系人。
當時東京正在舉行奧運。
昭和三十九年十二月時，和占星術殺人事件有關的人，隻剩下吉男之妻文子與富田安江兩人。
我還記得她們各是七十四歲與七十七歲。
梅澤文子把梅澤家的老房子改建成公寓，在此度過殘生。
她沒有子孫，是一個孤獨的老太婆。
戰争時，吉男已超過五十歲，所以沒被征召，不過，我去拜訪她時，她說吉男不久前才過世。
至于富田安江，她把銀座的店賣了，搬到澀谷，開了一家同名的畫廊，交由養子經營，自己獨居于田園調布的公寓。
據說後來平太郎戰死沙場，她便向親戚領養了一個孩子。
雖然養子經常來照顧她，畢竟還是晚景凄涼。
平吉的前妻多惠，在我拜訪她之前已經去世，不過她得到大部分遺産，想必生活也很富裕。
說起來，這三個女人的晚年，都不愁衣食，在那個時代來說，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其他人都死了。
不過，如果說這兩個女人之中，有一個是兇手，還是令人難以相信。
而且，不管是吉男還是平太郎，就像那些業餘偵探所研判的，我也不認為他
若由一般人的常識來判斷，這個事件很顯然是滅門血案。
可是調查後發現，一枝的丈夫雖是中國人，應該不至于使她的妹妹也被懷疑是間諜吧。
這麼說，以地下組織之名，叫我做埋屍的工作，根本是騙人的！自己被利用的事，讓我的自尊受到很大的傷害。
因為我一直相信自己之所以答應都麼做，一方面固然是被當時的情勢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愛國心的驅使。
埋在釜石礦山的屍體，于五月四日被發現，七日又掘出埋在群馬礦山的屍體，然後是三具埋得較深的屍體，十月二日發現裡在小坂礦山的屍體，十二月二十八日發現了生野礦山的屍體。
至于大和礦山的屍體，則直到次年的二月十日才被發現。
警察局的同事一直在談論這一連串的事件，讓我覺得毫無容身之地。
然而，讓我從無地容身的狀況下得到解脫的，竟然是阿部定事件。
逮捕阿部定的經過，至今仍曆曆如繪。
五月二十日下午五點半。
他用大和田直的假名，投宿于品川車站前的品川旅館時，被警方逮捕。
品川車站屬于高輪派出所的轄區，所以破案的功勞，就由找的同事安藤刑警獲得。
由于阿部定案的偵查總部設在尾久警局，所以當夜雙方的刑事組員，都圍着安藤，舉杯同賀，所有高輪警察局的同仁，都陶醉在破案的甜蜜裡。
我才得以喘一口氣。
六月，我得到閱讀梅澤平吉的手記的機會。
平吉的手記被謄寫了很多份，在各警局之間傳閱，因此才得知有關制作阿索德的想法。
不過，我對于這個手記的内容，仍是半信半疑。
由于我是當事人，所以知道那些身材嬌小的少女，被切斷二、三十公分之後，搬運起來格外方便。
因為，當時我一直有個先入為主的觀念，那就是兇手之所以毀屍，主要是為了運屍方便。
不過，至于為何要分别棄置于不同的地點，我就想不明白了。
從此，我深深迷上這個事件，并一再地思索答案。
我個人的結論是：兇手是醉心于平吉思想的某一個人，這個人為了制作阿索德，而對六名無辜的少女遽下毒手。
除了這個理由外，我實在無法解釋這個命案的殺人行為與動機。
而我，竟成了這個狂人的助手。
不過，我仍有不解之處。
就算棄屍地點有西洋占星術上的特殊含意，但是為何大和與生野的屍體，比其他地方埋得更深，而細倉的屍體又為何不加掩埋？這其中的文章，都和占星術脫不了關系嗎？ 我忽然想到，是否以洞穴的深度，來調節被發現的時間呢？不過，為何小坂、大和、生野三處的屍體，要較慢被發現呢？這三具屍體，并沒有明顯的特征，而且腐爛的程度也不是特别厲害。
我在埋葬屍體之前曾經檢查過。
如果真是那樣，也可以理在别的礦山，或離礦山較遠處，即使挖的洞很淺，也不容易被發現。
說起來都因為有了平吉的手記，才會較早被發現。
為什麼一定要依照平吉手記所述，棄屍于産相關金屬的礦山呢？其理論上的根據究竟是什麼呢？看來，隻有歸咎于占星術，或瘋狂的行為吧！ 另外還有一個更大的疑問。
我認為梅澤家除了一枝之外的六個表姊妹，根本不可能是間諜，那隻是兇手假借地下組織之名引我上鈎，為他處理屍體的手段。
不過，一枝的行動又該作何解釋？這一切都是由她的行動引起的。
是否她早就有意引我上鈎？我雖然也想過，會不會是兇手無意中發現我和一枝的奸情，才想出這個借刀殺人的陰謀？不過，這也不太合理，因為阿索德命案顯然是早有預謀的，兇手早已決定殺害六名少女，然後考慮了許久，才找到擔任運屍工作的最佳人選——我。
因為，既擁有駕照，運屍時即使被發現，也能随口搪塞過去的，除了警官之外無他。
若是一般老百姓，很容易被逮捕，就算自稱是醫生或科學家做為研究之用，也很難逃脫罪責。
而且最重要的是，誰會想到警察就是犯人呢？因此，一枝自然是和兇手一夥的，她的任務就是引誘我，使我自投羅網。
那麼一枝為何會被殺呢？不，這個問題本身即有矛盾。
兇手既然想利用一枝的死來威脅我，就表示一開始就決定置她于死地。
如果一枝早就明白自己難逃一死，還願意為兇手做如此大的犧牲嗎？或是兇手并未告訴她實情，而以别的理由說服她？那麼，那又是什麼理由呢？既然早已預謀殺人，除了逼我為他運屍之外，還有什麼理由？也許一開始時隻是預定以我和一枝的暧昧關系，作為威脅我的利器。
至少，兇手是讓一枝誤以為是這樣的吧？不過，這樣的理由也牽強。
以我和女人的暧昧關系，來威脅我，事實上并不會有太大的效果；更何況不是我去強迫她，而是她來引誘我的。
此外，我又突發奇想，作出以下的推論：一枝就是兇手，她殺了六個人，并預先寫好那封匿名信，然後故意引誘我，再故布疑陣造成他殺的假象而後自殺。
——因為我隻收過那封信，之後就再無任何聯絡。
剛接到信的時候，我本來還想辯駁一番，卻因為信封上并無寄信人的地址，使我無法回信。
于是我不禁懷疑：是否寄信人已死，才無法再來信？ 不過，這種假設似乎也不可能。
首先，一枝是被擊傷後腦而死的，就算她可以事先在鏡台沾上血迹（她的身體均無其他外傷），也不可能做出類似後腦部被重擊的自殺行為吧！況且兇器顯然是玻璃花瓶，無論怎麼說都應該是他殺。
另外一個重要的疑點，就是我最後見到一枝時，是三月二十三日，而那六個姊妹已被證實在三月三十一日早上仍然活着。
一個已死的人怎麼可能行兇呢？ 我是個倒楣鬼，平白無故地被卷入這樁詭異、荒謬的事件，被迫成為神秘兇手的共犯。
一般說來，無論任何刑案，都會随着時間的消逝，而自人們記憶中褪色，但這個案子卻是例外。
戰後不久，這一連串的命案，竟然成為脍炙人口的“梅澤家占星術命案”，許多讀者在看完書後，也紛紛把他們的感想或搜集到的資料，寄到偵查刑事組。
每當同事從小山般的投書中，發現有價值的線索而發出歡呼時，我就再次意識到自身的危機。
看來，我隻有到退休後，不，即使退休，也不能減輕内心的不安。
我被調任到櫻田門偵查一組，也可算是運氣不好。
現在的一組是專門負責縱火案件，和幫忙處理火警現場的單位，但是當時的一組隻有四十六名組員，卻還要負責現在三組、四組負責的欺詐、防火、不良份子、強暴、強盜案，因此每天都會聽到一些讓我的心髒幾乎停止跳動的事件。
當時高輪署的副長小山先生，看中我的沉穩與經驗，就調我到尚有空缺的一組，專門負責處理詐欺案。
昭和十八年時，戰事十分激烈。
對我而言，負責處理詐欺事件，真是另一種不幸。
因為我不得不對那個曾借我凱迪拉克的建築商徇私，因此，我的不安又再度擴大。
由于空襲頻繁，警政署也各處疏散，我們遂移駐于淺草的第一女高。
當時，我真甯願自己被征去當兵，戰死沙場。
不過，由于幹部均需留守，所以盡管許多同僚都開赴戰地，我卻接到緩召的通知。
這件事也增加了我的痛苦。
當時還不滿一歲的兒子文彥，日後竟也選擇了警察這一行，女兒美沙子也嫁給警察。
至此，我的苦惱更是有增無減。
由于我是沒犯錯、不請假、不遲到的模範警察，而且每次的升級考試都通過，在退休之前，已經做到警視之職，在别人眼中看來，我的警察生涯可說是一帆風順。
然而，我最熱切盼望的，卻是退休之日。
雖然大家對我的離去感到惋惜，不過，對我來說，退休之日，就是我走出監獄大門的日子。
昭和三十七（一九六二）年，我正好五十七歲，自從昭和三年進入警界以來，已經度過三十四年充滿痛苦的警察生涯。
那一年，是涉嫌殺害梅澤平吉的昌子死于獄中的兩年後，也是所謂占星術殺人的推理風氣最盛的時期。
我不僅熟讀所有和事件有關的書籍，就連電視及收音機的特别報導也不放過，不過，卻仍然得不到更進一步的資料。
徹底休息了一年以後，我又振作起來了。
當時我還不到六十歲，而且自認身為刑警的辦案能力并未衰退，乃下定決心，要在有生之年查個水落石出！ 我訪問了梅澤家，也到過梅迪西，見過事件的關系人。
當時東京正在舉行奧運。
昭和三十九年十二月時，和占星術殺人事件有關的人，隻剩下吉男之妻文子與富田安江兩人。
我還記得她們各是七十四歲與七十七歲。
梅澤文子把梅澤家的老房子改建成公寓，在此度過殘生。
她沒有子孫，是一個孤獨的老太婆。
戰争時，吉男已超過五十歲，所以沒被征召，不過，我去拜訪她時，她說吉男不久前才過世。
至于富田安江，她把銀座的店賣了，搬到澀谷，開了一家同名的畫廊，交由養子經營，自己獨居于田園調布的公寓。
據說後來平太郎戰死沙場，她便向親戚領養了一個孩子。
雖然養子經常來照顧她，畢竟還是晚景凄涼。
平吉的前妻多惠，在我拜訪她之前已經去世，不過她得到大部分遺産，想必生活也很富裕。
說起來，這三個女人的晚年，都不愁衣食，在那個時代來說，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其他人都死了。
不過，如果說這兩個女人之中，有一個是兇手，還是令人難以相信。
而且，不管是吉男還是平太郎，就像那些業餘偵探所研判的，我也不認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