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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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中國，在重大事件和那些休閑讀者感興趣的八卦新聞之間，常常有着巨大而根本的差異，在那片兵荒馬亂的土地上，真正的重要性似乎僅僅和那些轉瞬即逝的人物與事件有關。
從表面上來看，相互敵對的将軍們所進行的鬥争、漫長的圍困進攻、饑餓和災荒、各省的叛亂，以及發生在城市中的趁火打劫，似乎都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事件。
這類事件的發生會吸引駐華記者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但過不了多久，不斷發生的人間悲劇就會逐漸喪失掉它們對記者的特别吸引力。
舉例來說，本書作者就突然發現那些在1925年舉足輕重至關重要的将軍經過四年時間，已經大部分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他們有些已經入土，有些隐居在佛教寺院，還有些躲在異國他鄉過着可恥的富裕生活。
他們來了又走了，他們的勝利和失敗對中國的曆史幾乎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就像夏天陽光下蜻蜓的絢麗多姿對一年裡季節的更疊所起的作用一樣。
當這些表現浮華的紳士們在為他們無法控制的權力而作戰時，當他們殺害同胞、毀壞家園，驅使他們的部隊像蝗蟲一樣進行破壞時，更重要的事情一直在中國發生着。
例如，在過去的兩年裡浙江省有超過一百家電燈廠開業，這一發展對成千上萬的浙江人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單根蠟燭的火焰顯然不利于人們讀書看報。
或許成千上萬曾經在黃昏時分就早早入睡，以及那些昏昏沉沉吸食鴉片的浙江居民，現在正在電燈下改變着他們的生活習慣。
在中國，很多鄉鎮和城市仍然會遭受燒殺搶掠，但與此同時，興建了圖書館的鄉鎮和城市其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祖先崇拜仍在中國延續，但如今幾乎所有的沿海鄉鎮和城市當中的人們都在熱烈地讨論是否應在那些大型學校中開設外國培訓的婦産學來作為控制生育優先選擇的公共課程。
&ldquo雜聞&rdquo這一内容零散的章節是根據四年來在中國許多地方生活和旅行時的所見所聞以及心理感受寫成的，它可以幫助外國讀者了解在這片遙遠而陌生的土地上人們是如何生活的。
1929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ldquo一成不變的中國&rdquo發生了一起頗富戲劇性的變化，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從天津的一所房子搬到了另一所房子，而與此同時南京政府在北京支付了一筆酒店的賬單。
一開始溥儀在天津的日本租界租了一所舒适的宅邸，每月租金為650塊銀圓，但不久他就發現自己的财力正漸漸變得捉襟見肘，于是隻好搬到了一所每月租金隻需要300塊銀圓的小一些的宅子裡。
在溥儀搬家的那天，南京政府在北京支付了一筆價值1.7萬銀圓的酒店賬單，他及他的妻子、秘書、保镖在這個旅館裡隻住了15天。
同時，南京政府還賞賜給酒店的服務人員總共1500塊銀圓的小費，并且向北京警察機關的工作人員贈送了1000塊銀圓作為禮物。
1929年的夏末有一些剛剛十幾歲的男孩因受到參加共産主義活動的指控，而被國民黨領導人批示逮捕。
引用中國媒體的報道來說，就是國民黨集會&ldquo表決他們有罪&rdquo，在沒有進一步審訊的情況下他們在同一天被處死了。
同一個月，在大上海中國法院的管轄下，一名被判有罪的殺人犯以一種新的、殘忍的方式被處決。
這個被定罪的人，雙手捆在背後，脖子綁在了一個十英尺高的十字架橫梁上，然後他腳下站立的桌子被踢開了。
幾名身強體壯的劊子手抓緊他的雙腿，使勁地搖晃，但那人一直掙紮、扭動了20分鐘。
他最終是因為被人踢到腹部而死亡的。
在上海諸如這個中國罪犯被絞刑處死的細節司空見慣，因其太過令人震驚而無法見諸報端。
在上海華人管理的地區，囚禁女性的監獄其條件可能就像過去描述的歐洲中世紀的監獄一樣。
1929年10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漂亮的小女孩梅芳子年僅16歲，滿心歡喜、滿臉微笑地坐在精心刺繡的花轎之中。
花轎穿過上海的大街小弄前往正等待她的新郎的家。
她的新郎叫許福泰，是一個水果店的老闆。
但在半小時之後，當轎子跨過丈夫家的門檻時，漂亮的小梅已經變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
小新娘死在了轎子裡，大概是由于突發的心髒衰竭。
當她的屍體在丈夫住所門口的轎子裡被發現時，碰巧新郎租賃的住房和店鋪的主人就站在附近。
房東是一個深受陳舊迷信思想影響的人，他堅信如果将死去的新娘帶進房子裡，倒黴的日子就會降臨到房子主人的頭上。
于是房東狠心地決定：&ldquo如果她不能像其他新娘那樣按照習俗走着進去，那麼她就不能到家裡去。
&rdquo房東還專門找來了警察以維護自己的權利。
那位極度悲傷的年輕新郎雇了兩個健壯的苦力，他們比起擔心壞運氣更需要的是錢。
新郎把新娘屍體的左腿綁在一個苦力的右腿上，把右腿綁在另一個苦力的左腿上。
然後，這兩個苦力大踏步地走進商店，接着又走進了更遠一點的起居室，年輕的新娘毫無疑問就行走在他倆中間。
上海狂熱的愛國青年不贊成一切外國的東西，他們喜歡公然地給穿着外國款式或進口面料服裝的中國婦女和女孩蓋上印記。
這些年輕人将大的橡皮圖章和紅墨水印盒藏在他們的長袍裡。
當他們看到那些冒犯他們愛國心的年輕女性時就像&ldquo開膛手傑克&rdquo一樣迅速地在那些女性的衣服上打上醒目的漢字： 我不是一個正派的女人，因為我穿的是外國貨。
然後愛國者們很快就消失了，留下那些歇斯底裡的年輕婦女們向充滿敵意和嘲諷的人群做解釋。
生活在偏遠的甘肅和新疆的傳教士在他們的報告中聲稱：令人難以忍受的貧困和持續的食物短缺使這些與世隔絕的地區形成了一種奇怪的習俗，那就是已婚男人向外出租他們的妻子。
有時候這種合同的租期隻有一兩個月；但有時候是長期的租賃合同，期限可以長達兩年或三年，且費用是預付的。
長期的租約通常是由于一對不幸的夫婦為了能夠得到足夠的錢來保證将一個受他們垂青的孩子撫養成人。
但是，如果被租來的妻子在離開丈夫家很遠的地方生下了任何孩子，那麼這些孩子就屬于租她的那個人，當她回到丈夫家時，她也就失去了對這些孩子所有的權利。
星期天下午五點在上海莫紮迪斯酒店（音譯）宴會廳入口。
一輛豪華轎車行駛到路邊，一對穿着外國服裝的年輕中國夫婦下了車。
就在汽車門關閉之前，可以瞥見車裡有一個華麗的黃銅痰盂牢牢地固定在地闆上，後座上放着兩個小方靠墊，上面苫着繡有熱情邀請的黃色字母&ldquo請坐&rdquo的藍色緞面方巾。
洮州（今臨潭）是一座位于甘肅省的古城。
1929年春天的百姓起義以休戰告終，由于害怕報複而逃進沙漠裡的百姓，被官方邀請回到自己的
從表面上來看，相互敵對的将軍們所進行的鬥争、漫長的圍困進攻、饑餓和災荒、各省的叛亂，以及發生在城市中的趁火打劫，似乎都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事件。
這類事件的發生會吸引駐華記者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但過不了多久，不斷發生的人間悲劇就會逐漸喪失掉它們對記者的特别吸引力。
舉例來說，本書作者就突然發現那些在1925年舉足輕重至關重要的将軍經過四年時間，已經大部分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
他們有些已經入土，有些隐居在佛教寺院，還有些躲在異國他鄉過着可恥的富裕生活。
他們來了又走了，他們的勝利和失敗對中國的曆史幾乎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就像夏天陽光下蜻蜓的絢麗多姿對一年裡季節的更疊所起的作用一樣。
當這些表現浮華的紳士們在為他們無法控制的權力而作戰時，當他們殺害同胞、毀壞家園，驅使他們的部隊像蝗蟲一樣進行破壞時，更重要的事情一直在中國發生着。
例如，在過去的兩年裡浙江省有超過一百家電燈廠開業，這一發展對成千上萬的浙江人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單根蠟燭的火焰顯然不利于人們讀書看報。
或許成千上萬曾經在黃昏時分就早早入睡，以及那些昏昏沉沉吸食鴉片的浙江居民，現在正在電燈下改變着他們的生活習慣。
在中國，很多鄉鎮和城市仍然會遭受燒殺搶掠，但與此同時，興建了圖書館的鄉鎮和城市其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祖先崇拜仍在中國延續，但如今幾乎所有的沿海鄉鎮和城市當中的人們都在熱烈地讨論是否應在那些大型學校中開設外國培訓的婦産學來作為控制生育優先選擇的公共課程。
&ldquo雜聞&rdquo這一内容零散的章節是根據四年來在中國許多地方生活和旅行時的所見所聞以及心理感受寫成的，它可以幫助外國讀者了解在這片遙遠而陌生的土地上人們是如何生活的。
1929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ldquo一成不變的中國&rdquo發生了一起頗富戲劇性的變化，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從天津的一所房子搬到了另一所房子，而與此同時南京政府在北京支付了一筆酒店的賬單。
一開始溥儀在天津的日本租界租了一所舒适的宅邸，每月租金為650塊銀圓，但不久他就發現自己的财力正漸漸變得捉襟見肘，于是隻好搬到了一所每月租金隻需要300塊銀圓的小一些的宅子裡。
在溥儀搬家的那天，南京政府在北京支付了一筆價值1.7萬銀圓的酒店賬單，他及他的妻子、秘書、保镖在這個旅館裡隻住了15天。
同時，南京政府還賞賜給酒店的服務人員總共1500塊銀圓的小費，并且向北京警察機關的工作人員贈送了1000塊銀圓作為禮物。
1929年的夏末有一些剛剛十幾歲的男孩因受到參加共産主義活動的指控，而被國民黨領導人批示逮捕。
引用中國媒體的報道來說，就是國民黨集會&ldquo表決他們有罪&rdquo，在沒有進一步審訊的情況下他們在同一天被處死了。
同一個月，在大上海中國法院的管轄下，一名被判有罪的殺人犯以一種新的、殘忍的方式被處決。
這個被定罪的人，雙手捆在背後，脖子綁在了一個十英尺高的十字架橫梁上，然後他腳下站立的桌子被踢開了。
幾名身強體壯的劊子手抓緊他的雙腿，使勁地搖晃，但那人一直掙紮、扭動了20分鐘。
他最終是因為被人踢到腹部而死亡的。
在上海諸如這個中國罪犯被絞刑處死的細節司空見慣，因其太過令人震驚而無法見諸報端。
在上海華人管理的地區，囚禁女性的監獄其條件可能就像過去描述的歐洲中世紀的監獄一樣。
1929年10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漂亮的小女孩梅芳子年僅16歲，滿心歡喜、滿臉微笑地坐在精心刺繡的花轎之中。
花轎穿過上海的大街小弄前往正等待她的新郎的家。
她的新郎叫許福泰，是一個水果店的老闆。
但在半小時之後，當轎子跨過丈夫家的門檻時，漂亮的小梅已經變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
小新娘死在了轎子裡，大概是由于突發的心髒衰竭。
當她的屍體在丈夫住所門口的轎子裡被發現時，碰巧新郎租賃的住房和店鋪的主人就站在附近。
房東是一個深受陳舊迷信思想影響的人，他堅信如果将死去的新娘帶進房子裡，倒黴的日子就會降臨到房子主人的頭上。
于是房東狠心地決定：&ldquo如果她不能像其他新娘那樣按照習俗走着進去，那麼她就不能到家裡去。
&rdquo房東還專門找來了警察以維護自己的權利。
那位極度悲傷的年輕新郎雇了兩個健壯的苦力，他們比起擔心壞運氣更需要的是錢。
新郎把新娘屍體的左腿綁在一個苦力的右腿上，把右腿綁在另一個苦力的左腿上。
然後，這兩個苦力大踏步地走進商店，接着又走進了更遠一點的起居室，年輕的新娘毫無疑問就行走在他倆中間。
上海狂熱的愛國青年不贊成一切外國的東西，他們喜歡公然地給穿着外國款式或進口面料服裝的中國婦女和女孩蓋上印記。
這些年輕人将大的橡皮圖章和紅墨水印盒藏在他們的長袍裡。
當他們看到那些冒犯他們愛國心的年輕女性時就像&ldquo開膛手傑克&rdquo一樣迅速地在那些女性的衣服上打上醒目的漢字： 我不是一個正派的女人，因為我穿的是外國貨。
然後愛國者們很快就消失了，留下那些歇斯底裡的年輕婦女們向充滿敵意和嘲諷的人群做解釋。
生活在偏遠的甘肅和新疆的傳教士在他們的報告中聲稱：令人難以忍受的貧困和持續的食物短缺使這些與世隔絕的地區形成了一種奇怪的習俗，那就是已婚男人向外出租他們的妻子。
有時候這種合同的租期隻有一兩個月；但有時候是長期的租賃合同，期限可以長達兩年或三年，且費用是預付的。
長期的租約通常是由于一對不幸的夫婦為了能夠得到足夠的錢來保證将一個受他們垂青的孩子撫養成人。
但是，如果被租來的妻子在離開丈夫家很遠的地方生下了任何孩子，那麼這些孩子就屬于租她的那個人，當她回到丈夫家時，她也就失去了對這些孩子所有的權利。
星期天下午五點在上海莫紮迪斯酒店（音譯）宴會廳入口。
一輛豪華轎車行駛到路邊，一對穿着外國服裝的年輕中國夫婦下了車。
就在汽車門關閉之前，可以瞥見車裡有一個華麗的黃銅痰盂牢牢地固定在地闆上，後座上放着兩個小方靠墊，上面苫着繡有熱情邀請的黃色字母&ldquo請坐&rdquo的藍色緞面方巾。
洮州（今臨潭）是一座位于甘肅省的古城。
1929年春天的百姓起義以休戰告終，由于害怕報複而逃進沙漠裡的百姓，被官方邀請回到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