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于修中國通史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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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也，今人謂莽以經儒懷抱政治主張，故欲代漢以行其政策，雖陟位未久，主張失敗，然其理想與志願，亦足以大暴于天下後世，不可與曹操、司馬懿之徒并論也。
此說恐未盡然。
政治主張是一事，其人是否為私人權利，而緣飾經術以自文，則又一事也。
莽未得勢時，淳于長方以外親遇寵，常代王根輔政。
莽心害長寵，因誣陷之于王根。
根信之，命白太後。
長由是得罪，莽遂代根為大司馬。
長本佞幸，不足道。
而莽之所以自進者，亦太卑劣矣。
莽為人陰險，務以詐僞牢籠士大夫。
莽篡位前，天下上書頌莽功德者，動以數萬計。
豈皆贊同其主張者哉？得毋與袁世凱之籌安會及乞丐請願團等相類耶？班書稱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遭漢中微，王後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成篡盜之禍。
雖複及身誅滅，而其污風所煽，已開操、懿之端矣。
莽既竊位，盡更漢制。
莫可注意者，唯禁民買賣田及奴婢二事耳。
莽诏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
&hellip&hellip秦為無道&hellip&hellip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國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
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于民臣，颛斷其命。
奸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悖人倫，謬于&lsquo天地之性人為貴&rsquo之義。
&hellip&hellip今更名天下田曰&lsquo王田&rsquo，奴婢曰&lsquo私屬&rsquo，皆不得買賣。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裡鄉黨。
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
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莽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不可謂非善政，然莽竟敗亡。
想其田地分配法，必未得當。
後世生齒過繁，欲複古井田制，計口授田。
使人皆得力耕而食，無紛擾之患。
此事談何容易哉！曆代言井田者衆，而卒莫能行。
其事誠難，而執政者安于苟且，不求切實辦法，則亦不得辭其咎也。
餘以為莫若仿井田之意，而行限田之法。
凡地主有田者，其最多率以若幹為限。
過此，則嚴罰不稍貸。
既杜兼并之患，而又必廣副業之益，嚴遊惰之律。
如此，則地利均，人力盡矣。
明季，海中介嘗令貧民搶奪富人田。
華亭相國家之田亦被奪。
當時病其嚴酷。
然勢家盛行兼并，非貧民相率起而奪之，彼又烏肯讓産耶？莽之亡，非井田不可行，必行之未得其宜。
又莽好緣飾六經，紛更制度，矜己而自便，諸不利民者多。
小人緣為奸利，莽益作僞日拙，矯符命以誣天欺衆，雖欲勿亡，得乎？然莽之所為，畢竟非操、懿之徒所可及。
世衰，則為惡者亦愈卑下，是可歎也。
光武以文儒創業。
既即大位，其政術亦上師文帝，參老氏之術。
匈奴驕恣，馭以寬容。
遠方貢獻，或卻而不受。
一以撫綏内部為務。
自新莽末年，海内寇盜蜂起，皆失業之民也。
光武才起數年，即平定天下。
雖乘人心思漢之勢，然全國失業之衆，既成寇盜，未知何以安集。
中家亦不詳其所以。
王船山先生嘗論此事，以為光武首征卓茂謹厚之吏，大底極力整饬吏治，使良吏散布郡縣，以恺誠之心，收招流亡，為謀生理。
民得安生樂業，而社會固如磐石矣。
船山所見甚是。
今日民無死所，而舉世莫知吏治之為急。
空言訓政，不究其實，雖外寇不來，亦何以為國乎？ 漢承秦氏，易列國之局而為郡縣，天子與兆民懸絕。
所以與民親接，而悉其患害，相與提挈，以謀福利者，唯在郡縣長吏。
故昭帝常曰：“與我共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此深知治本之言也。
漢世郡縣制度與守令登庸及獎進等法，猶略可考見。
修史者，宜詳著于篇。
自古代初期，已重工商業。
春秋戰國之世，商賈百工，尤為發達。
工商相因者也。
商業盛，則工業進步可知。
然吾國自周代開基，其政策已是重農抑工商。
周公《七月》之詩，詠歌農事艱難，以明王業之本，而于工商不及焉。
又始禁奇技奇器，見《王制》等。
蓋輯錄周公成法，下逮東周，學者思想，猶有以創造機械為戒。
如莊子“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雲雲。
以不貴難得之貨，為理民之上策。
如老子。
儒家如《易·系傳》，雖提倡制器尚象，利用宜民，與道家思想相反，然在孟子，則因惡壟斷而有重農抑工商之傾向。
觀其談生産，皆不外農桑漁畜而已。
商鞅以法家治秦，尤以重農賤商為政策。
商賤，則工藝不振可知也。
漢興，一秉周秦遺策。
諸帝勸農之诏，皆以農為天下之本，屢言之而不厭。
又常減租輕徭，以慰安之。
設三老孝弟力田等鄉官，以督厲之。
其所以謀農事發展者，無微不至。
獨于工商，則特加抑焉。
始禁賈人毋得衣錦繡绮縠絺纻，操兵乘騎馬。
其後又禁毋得為吏。
桓寬為漢世政論大家，亦以工商盛而本業荒為可慮。
本業，謂農也。
昔在上世，特别注重器用創作。
故唐、虞時，有共工之官，謀工藝改進。
周人雖輕工藝，然但禁淫巧而已。
至常用必需之具，亦校其工楛，毋令失壞。
《周官·考工》有記，可見其不全忽略也。
漢世竟無綜核百工藝事之官，忽視工業如此，蓋與其抑商政策為一貫的精神。
然冶兵器與治宮室者，尚有專官典其事。
則其武功所由盛，而建築術亦有可觀也。
要之，重農抑工商，不獨兩漢為然，自漢以後，累代恒以此為傳統政策。
吾國人有反科學的精神，亦可于此等政策見之。
然至清末，則已稍變趣向。
現時論政者，猶有鄉村建設與發展都市之兩大潮流，相持而若不相容。
言鄉建者，近于重農。
言都市發展者，注意提倡工商。
實則民生以食為天，工商必資原料。
古人以農為本業，實有理由。
況神州大陸為天然農業之國，傳統的重農政策，亦非出自偶然。
但今日世界大通，科學昌明，物質文明日益發達，利用厚生，不能專仰一國之農産。
工為制造，商通滞積，大地交通，而工商業的文明遂啟焉。
此乃自然趨勢，非可以一國政策之力，從而遏之也。
今後改造鄉村，振興農業，雖仍為不可易之政策，但工商業之提倡，實至急而不容緩。
前年有吳君者，發表一文，明發展都市的重要，甚為時人所稱許。
不悟吾國今日，都市非不曾發展也，隻是外人以其工商業來發展于吾之都市，以吸取吾鄉村血汗。
吾今日急切問題，乃在如何能自振興工商業，以自力發展都市。
吳君似未見及此，而時賢亦若未計慮及此者，是可怪也。
吾國人工商業的天才，自昔有可驚者。
如古代陶器等制品，精工古雅，僅存于今者，猶可想見其概。
絲織品之美，尤斐然可觀也。
絲綢之行于遠方，或在漢以前也。
惜奇器之被禁絕者，今不可考見。
而墨子作木鸢即飛機之始，猶載故籍。
其作法惜不傳，必為奇技無疑也。
商業在上古之情形，雖不可征，其在漢世，則民俗趨商，殆非法令所可抑絕。
《漢書·地理志》所稱，秦地富人，商賈為利，周俗之失，喜為商賈。
陳人誇奢，上氣力，好商賈。
魯俗儉啬，愛财，趨商賈。
粵地近海，中原往商賈者，多取富。
王符《潛夫論》曰：“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
牛馬車輿，填塞道路。
”據此，則政府雖抑之于上，而人民相率趨之于下。
其天才之不可遏絕也如此。
當時商旅出塞外、适異域者必多，惜史家無識，略而不載也。
又當時商賈在國内者，多以鐵冶緻富。
如《貨殖傳》所載，蜀之卓氏，本趙之遷虜也。
程鄭，山東遷虜也。
宛之孔氏，梁之遷虜也。
而皆以鐵冶緻巨富焉。
豪商壟斷利權，國與民交困。
故桑弘羊、孔僅之徒，始為國家興榷管之利。
而鹽、鐵、酒諸厚利，皆專之于國。
武帝四出征讨之費，取給于是。
桑、孔，真吾國曆史上有數之理财家也。
然其能濟軍用，而商人不敢反抗者，則以其清廉故耳。
班氏薄言利之臣，不為弘羊立傳，但略見其事于車千秋等傳中。
然不言其有貪污淫佚奢侈等事，足征其清白不可誣也。
此其成功所由，而為後世所莫能及也。
弘羊政策，足抑國内商人壟斷。
然國外貿易，猶未講求雲。
東京之世，光武、明、章，敷揚儒學，表章名節。
因新莽敗壞士大夫廉恥，故提倡名節以振起之。
光武優禮隐逸，特征太原周黨、會稽嚴光至京師。
當黨入見，伏而不谒，自陳願守所志。
賜帛四十匹，罷之。
光少與帝同學，帝即位後，物色訪之。
及至，帝與共寝，以足加帝腹。
太史奏客星犯帝座。
光卒不受官，去耕釣于富春山中以終。
餘如太原王霸、北海逢萌，皆隐居養志。
霸應征而後歸，萌竟拒征不起，時論以為高潔。
明帝親臨辟雍，行大射養老之禮。
禮畢，引諸儒升堂，自為演講。
諸儒共執經間難于前，都人皆圜橋門而觀聽。
時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罔不受經。
下至軍校小卒，悉令通《孝經》章句。
匈奴聞之，亦遣子入學，可謂盛矣。
章帝寬惠，尊師重學，親詣魯，祀孔子于阙裡。
又诏諸儒，會議于白虎觀。
帝親稱制臨決，因成《白虎通》一書。
又令曹褒依漢舊典，撰次自君主至于庶人冠婚吉兇終始制度為書奏之。
雖或采及谶記，要以具一代之禮典焉。
夫三帝崇儒術，獎名節，孜孜如不及。
宜其學風不變，士修節義，彬彬焉成一代之治矣。
其後，沖人昏主繼世外戚宦寺亂于前，兇猘大盜恣于後。
諸名士始終與之抵觸，趨死而不止。
後世皆稱其節義，以為東京自章帝沒世以後，朝政昏亂，而猶得載祀二百，不至速亡者，黨锢諸公，以死支柱其間故也。
此說然否，茲且不論。
然三帝崇獎儒學，躬親講習。
且自皇太子以下，至于軍校小卒，無不讀經。
儒學之盛如此，胡為三帝垂殁未幾，朝廷間竟無守經尊道敦節重義之風？戚宦何故乘權？此豈偶然之事？當時朝廷，如有些子正氣存在，何至昏亂如彼？豈儒學不足提倡欤？吾常求其故，而竊歎光武、明帝用心之不誠不正，未足弘敷儒學，而适以自害也。
光武鑒于新莽之事，欲以名教束士人，則假儒學為工具，非真有得于儒也。
然光武為人，猶有向善意思。
明帝察察為能，則虛僞更甚。
唯章帝長者，而年又不永。
光武、明帝所尊寵之師儒，則無恥之桓榮也。
榮拜太子少傅時，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其鄙陋至此。
明帝尊榮以師禮。
每言，辄曰太師在是。
常幸其家，問起居。
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良久乃去。
諸侯、将軍、大夫至榮家問疾者，不敢乘車到門，皆拜床下。
榮貴顯如此。
蓋善以佞媚結主知故也。
夫皇帝崇儒學，而其所崇之師儒乃如此，實乃獎其媚己者。
儒雲乎哉？垂沒而朝政昏亂，宜矣。
東京一代，上繼西京，下開六代。
此誠世運升降之一大關鍵也。
吾讀史至此，常悠然有感，不适于懷。
蓋六代之污風頹勢，直至于今，而未有已也。
而開其端者，厥在東京之世。
夫東京所以醞釀後之衰因者，何耶？吾求其故，略得數事。
一曰，思想界愈益貧困也。
西京二百餘年，思想雖雲凝滞，然承戰國之後，諸子百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
至東京之世，上距戰國已遠，近承西京二百餘年固蔽之餘習，則思想界不唯凝滞，而直患貧困焉。
王充《論衡》雖時有善言，可以發時俗蒙蔽，然實膚雜無統紀，未可以名學術也。
史家稱其正時俗嫌疑，然未見其有何所持，可以導人于一個新的方向。
徒擅雜評，有何足貴？但在東京，則為一代瑰寶。
充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至謂前世孟轲、孫卿不能過。
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
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
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
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
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由是遂見傳焉。
”《抱樸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隐處，果得《論衡》，将數卷持去。
邕丁甯之曰：&lsquo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rsquo”夫《論衡》一書，為名士尊重如此，正可見其時思想界之貧困。
此為衰微之一大因。
凡人知識缺乏，則其活動的力量亦漸衰退。
思想是行動的工具故。
故考察一時代之盛衰者，必精核其時代之思想界果何如。
此最不容忽者也。
二曰，黨人尚标榜而逐浮名也。
西京諸儒，類有醇固重厚氣象；佞曲如公孫宏輩，特少數耳。
又多能留心當時的實際問題，故有通經緻用之說。
如桓次公治《公羊春秋》，而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庶幾究治成一亂家之法。
其他明經通法律政事，為賢公卿與良吏者，不可勝數，俱詳列傳。
東京之儒，習經術達治體者，雖未至乏絕，然是時儒士習尚所趨，大湊于結黨标榜，激揚名譽，互相題拂。
飾行以驚俗取名者衆，而躬行敦重，才堪應世者，殆所罕見。
郭林宗之徒，浮譽過情，昔人已有彈之者。
陳仲弓号為重厚，實乃工揣測，藏拙養望，全身遠害，鄉原之雄也。
父子皆有高名于世，亦可羞已。
其他名浮于實者，茲不俱舉。
雖孔北海之高志直情，而猶以才疏意廣，迄無成功，見譏當世，況其餘乎？夫名者，實之賓也。
士人若競浮名，則其内部生活空虛而無實。
以此成風，世運焉得不衰？是其所關至大，不可忽也。
晚世西洋人長處，隻是務實。
而談西化者，卻不留意及此。
三曰，朝野習俗，奢淫貪污也。
王符《潛夫論》曰：“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
且其徒禦仆妾，皆服文組彩牒，牒，□布也，錦繡绮纨。
葛子升越，葛子布也，出南越。
筒中女布，犀象珠玉，琥珀玳瑁，石山隐飾，金銀錯镂，窮極麗美，轉相誇咤。
一飨所費，破終身之業。
”謂貴富者一食所費，足破中産之家也。
豪貴淫侈如此，民衆尤而效之。
《潛夫論》雲：“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奸合任為業，合任者，合為任俠，猶今結黨為劫盜也。
或以遊博持掩為事。
持掩，謂意圖得錢，如今賭博等事。
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蟲織。
”據此，可見民間風習敝壞。
又當時喪葬侈僞。
《明帝紀》雲：“喪貴緻哀，禮存甯儉。
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
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财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
靡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
子孫饑寒，絕命于此，豈祖考之意哉？”喪事如斯奢靡，民德之薄可知。
夫豪貴淫侈，非剝削百姓，耗敝國家，則其珍藏從何處得來？《左雄傳》稱當時吏治之壞雲：“下飾其詐，上肆其殘。
典城百裡，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
熊按：令長等皆由朝廷權貴私授，以敲剝為務。
其選用不遵憲度故常更易。
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辨為賢能&hellip&hellip髡鉗之戮，生于睚眦；覆屍之禍，成于喜怒。
視民如寇雠，稅之如豺虎。
”熊按：此段話，今人宜省。
《黃瓊傳》雲，外戚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拟王府，勢回天地”。
其贓污貪冒，若此之極也。
又當時将領貪污，亦成積習。
《西羌傳》雲，諸将多斷盜牢禀，私自潤入。
皆以珍寶貨賂左右。
上下放縱，不恤軍士。
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将帥貪渎如此，由朝廷戚宦開其端故耳。
在位者以淫佚奢侈而肆行貪贓，民衆則以奢靡而結聚為攻盜。
見前引《潛夫論》文。
俗尚如此，不亡何待？故東京季世，盜賊蜂起。
天下群牧，各乘機會，擁盜兵而圖不軌，互相慘殺。
百姓死亡略盡。
士女淩辱，更無待論。
雖帝女，亦不免于董卓兇猘之逼焉。
範史緻慨于天地不仁，誠可痛也。
夫奢淫貪污之風，從來聖哲，皆所痛戒。
東京種此惡因，不唯禍流當代，而延及魏晉，遂緻五胡慘變。
其後如唐，如宋，如明，末世衰亡，又無一不由于此。
曆史事實，昭昭可按。
惟奢與貪，習之自上，能令百姓死于剝削，萬事敗于冥冥。
破損國家，摧傷種類，莫此為甚。
哀哉生人，自有恒性，胡忍作惡自賤，如斯其甚耶？吾少讀《孟子》，見其諱言利，而不知其心之所以痛也。
少長，讀王船山先生《通鑒論》，又見其憫衰世之人，沒于權利而不顧族姓之危亡也。
其文辭，直是字字随淚俱出，而竊病其感傷太過也。
今忽焉老至，涉曆彌多。
讀書論世，全憑一副真心，自爾見理分明，感事真切，然後知孟、王諸子所為如彼者，實有所不容己者存也。
今古學人，辜負大悲心事，可勝痛哉！綜上三因，第一、第二，屬于學風士習之敝，半由于大一統之局既成，思想界以無所與競，而不能不腐；半由于三帝表章名節，天下感發而懷貞徙義者固多。
其存矜尚之意，标榜以盜虛聲者，亦自是始焉。
第三曰奢靡貪污，則從安帝以後，罕有令主。
外戚宦豎，疊竊主權，遂成國敗官邪，神州魚爛之局。
此中第三，若得繼世有賢君相，轉移風會，即可轉危為安。
古今本無不可轉移之風會，然而繼漢者為曹氏、司馬氏，肆卑其險，競長頹風，則吾民族國家，欲無衰敗焉，而何可得耶？ 東漢之亂，由于外戚宦豎。
近有某君，教于上庠，以為光武不鑒新室之變，疏于立法。
《孝明帝紀》雲：“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
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據此，則光武鑒王莽移鼎之禍，明立法度，以防外戚。
某君所雲，殆未深考。
夫明主開基，莫不定家法朝章，以垂後嗣。
然繼體昏庸，奸邪得志，則祖宗法度橫遭毀棄，無可如何。
但光武亦有立法不善之處。
即鑒于王莽以執政篡位，遂削奪相權，欲使大柄一操之君上。
卒至庸主不能自持其柄，外戚宦寺竊之。
其勢浸成，則三公退聽，無可與抗。
此又光武立法不慎所緻也。
仲長統《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
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
爰及戰國，亦皆然也。
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禦史大夫。
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
漢之隆盛，是唯在焉。
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
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
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
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熊按：數世，謂元、成、哀、平四帝也。
強臣謂王莽。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
熊按：台閣，謂尚書也。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
熊按：如遇災異，則三公降免也。
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内充京師，外布列郡，颠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驽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緻乖叛，亂離斯瘼。
怨氣并作，陰陽失和&hellip&hellip此皆戚宦之臣所緻然也。
&hellip&hellip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于清悫謹慎，循常習故者。
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耶？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于國家，績加于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于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
鄭通，文帝幸臣也。
居上傍，戲慢。
丞相申徒嘉奏事見之。
罷朝，召通責之曰：&lsquo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
&rsquo通頓首，出血。
文帝使人召通，謝丞相曰：&lsquo此吾弄臣，君其釋之。
&rsquo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于左右小臣哉？&hellip&hellip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hellip&hellip未若置丞相自總之。
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
”仲氏之論，深達治體。
夫行政之權，或專于君上，或專于宰相，有統一指揮之效。
如身使臂，臂使指，則可以為治。
若分任三公，便有指揮不能統一之嫌。
莫若總之丞相為得。
至于不置丞相，而三公又為虛設，竟使國之大柄旁落戚宦。
斯真大亂之道也。
又明帝雖号崇儒，而遇士大夫實無禮。
據《左雄傳》，順帝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
雄上言：&lsquo九卿位亞三公，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
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rsquo”雲雲。
夫大臣受摧辱如此。
戚宦得輕視朝廷，而擅威福，亦何足怪！光武、明、章三世，皆君主獨裁，政權未至旁落。
然既不置相，又不任三公，又摧辱九卿。
則繼世之主，如非其才，欲政權無旁落戚宦，何可得也？又今委員制，亦有仲長統所謂相倚之失，但事實上仍必總其權于委員長或主席焉。
仲氏之論，至今無以易也。
西漢初，匈奴甚強，不奉中朝正朔，又屢侵苦内地民衆。
自經武帝讨平之後，匈奴始為臣屬，邊境安甯。
及新室，猶襲前威，匈奴受策命焉。
至東漢時，匈奴又漸衰。
南北單于互相攻伐，皆求内屬。
朝廷以南單于猶忠順，居其衆内地，資給優厚。
西域諸國，自五帝時，已内屬。
及至東漢，班超經略西域，前後三十一年，恩威并著。
嘗遣掾甘英西使大秦，今歐洲東南境，古羅馬帝國。
抵條支，今波斯西南。
臨大海，波斯灣。
英欲徑渡。
因聞船人言，恐風阻糧絕，乃還。
班超、甘英，可謂能勤遠略者也。
東漢時，中朝權威猶盛。
但内地羌人叛擾，兵連禍結。
良由朝政不綱，吏治敗壞，軍紀不修，故至此耳。
前代史書，國以君為主體。
故于塞外諸國，雖為立傳，而辄曰夷狄。
今後修國史，自以本家為主體。
則叙述從前塞外諸國事迹，自當視為一國以内之事。
如春秋戰國時，各國的文野盛敗，與其對于王朝的或叛或服，都據實叙述。
但均視為諸夏，且視為共隸于統一的王朝之下，畢竟不是異國異族也。
今之國史，其叙述從前塞外諸國，亦應采此态度，不當以外患、外夷等等字眼，标立題目。
唯引用古史事實時，如胡俗及戎胡之性等等詞語，無法避免者，仍從實錄。
若可減省處，亦不妨減省。
吾國塞外先民，武力雖多可稱，而文化确實落後。
未免胡俗，自是實情。
社會開化有遲早，此不足為吾塞外先民病也。
《春秋》諸傳，對于吳楚，亦以野悍蠻俗嗤之。
當時吳楚文化确後于中原諸國。
史家紀述其習性，自當據實，不能謂其有何偏見也。
至所以當視為一國者，則亦事實如此，不容歧外。
朔北獯鬻、猃狁，自上古以來，常服屬中朝。
匈奴，則兩漢時皆稱臣内屬。
雖亦時有叛變，要不能以此之故，而視為異國。
内地又豈少叛變者乎？西北方面，則自上世庸成之代，領地已逾蔥嶺。
黃帝、堯、舜、大禹數代，聲教廣遠，萬國鹹服。
至兩漢時，西域五十餘國，包括今中亞細亞、印度等地域。
皆來内屬。
盛唐之世亦然。
西藏、青海及甘、新諸省塞外懸遠之地，曆史上夙為吾國領土。
《漢史》所謂五十餘國，《唐書》所謂突厥、回纥、吐蕃等等者，無一不受中朝封爵。
中朝又置都護以監臨之。
雖有時叛變，則因中朝政教淩夷所緻，要不可以固有的領土，視為外國也。
東北方面，則九夷在夏朝時已輸誠内向。
春秋時，孔子且欲往居之。
漢時烏桓，亦曾受朝命。
雖叛服不常，要是邊民動擾之性，不能視為外國。
至如朝鮮、安南、緬甸、暹羅等等，向為藩屬，親昵逾恒。
若存歧外，亦複無義。
是知依據事實，國史之體，于叙述從前塞外諸國，當準春秋戰國時所有各國之例，不當以外患、外夷一類字眼，标立題目。
此乃事實本然，非立意造作而然也。
史家用字造句，宜知體要，不可胡亂下筆。
前見一相識雲，新聞記者每不曉事，嘗見其記藏事，文中以中藏相并成詞。
不知藏之在國内，猶蜀與鄂之在國内也，可曰中蜀、中鄂乎？此說甚是。
史家亦宜知此意。
抑吾尤有一說。
從前塞外諸國，雖舊史有傳，大抵記載兵戎之事為多，此外無甚可述。
餘以為今後國史，隻于諸國起滅大概及其内屬情事，甄述明白，其人有賢善可嘉者，應予稱揚。
如不好侵略，又能和其部衆之類。
至其兵戎之事，可極端省略。
近人笑廿四史為相斫書，未為谑虐。
今日學術，門類甚多。
所必需的知識，亦深苦求之不及。
若以相斫書，耗人目力精力，甚不合算。
且此等事迹，亦不能使人有美感，不如極端從略為是。
人類總以去褊狹、趨和同為進化美事。
故凡塞外之樂于内向，能去其侵暴之俗，服中原禮樂之化，而擴大團結性者，是國史所應加詳。
說至此，又觸及一問題。
吾鄉有馮生者，自新疆還。
謂新省教育當局及各學校教師，并苦本國曆史無有适當課本。
餘歎曰：今人治史學者，卻喜在零碎事件上去搜求，又或狂亂去推翻史據，卻莫肯在大體上着想，莫有在急切的問題上注意，不思量什麼是史學的意義和價值。
邊省的人，受國外的刺激多，所以感覺到激發民族意識，是在曆史學。
其實曆史課本，邊省更無别樣。
隻要将古代聖王以來，一切倫理、教化、制度、文物與各時代演變的大概，及曆代模範人物，一一好好發揮出來。
使邊省青年，少而習之，知道本國文化之所由成，并知道國家的統一日趨鞏固，又知道中華民族由一本而分支，又由分支而合歸一本，團結性日益擴大，加增其共同生活的興趣。
如此便得了。
回族之先，在漢時居西域，與藏族即西羌。
互相交錯。
當時亦受匈奴侵逼。
武帝以後，西域諸國恒依賴中朝，以脫匈奴羁轭雲。
東漢時，吾民族已伏衰象。
此中有一最大之原因，前未說及。
其原因維何，即早婚之俗是也。
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五而嫁，足征其于生理極有研究。
古人婚嫁以時，其體氣決甚健壯。
如《禮記》所稱，三十曰壯；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服官政；乃至七十、八十，猶杖于朝，杖于國焉。
據此，則自五十之年始，正是為國家擔重任、耐繁劇之時。
人生五十，精力完足，經驗宏富，神智明利，故任政為宜。
七十、八十，杖朝杖國，則是國有大政，猶備咨詢，非以虛文相酬也。
可見古人年壽長遠，精氣始終充盛。
所以文化發達，國力雄厚。
及至漢代，便有早婚之俗。
西京宣帝時，王吉上書有曰：“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此等污風，大約至東漢時代又加甚。
如《魏志·陳群傳》雲：“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群紀之間。
先與紀友，後與群交。
更為紀群之父也。
拜，由是顯名。
”孔融年在群紀之間，大約其年與紀猶同行輩，而長于群者亦無幾。
由此可見紀生群甚早。
父子間的年齡，相差不甚遠，其早婚可知。
夫紀，陳太丘子也。
父子并名高天下，而早婚不知戒也，則其時社會風習可知。
自漢以後，早婚習為故常，人皆體氣衰薄。
人民智、德、力等方面，日就衰退。
凡人體氣盛，則精神易以向上，而智、德、力俱進矣。
體氣衰，則精神不堪振刷，常易下墜，而智、德、力無可言矣。
或難曰：公之哲學，非唯心耶，胡為反成唯物？答曰：吾言唯心，非謂唯獨有心也。
心以對物得名。
如其無物，心又何存焉？心物本非異體，而勢用有别。
但心力勝敵，說之以唯。
然心非離物别有，即待物而顯發。
故體氣盛，則顯發其心力益強。
反之則否。
此自然之驗也。
若雲以心力主宰乎體氣，如心愈用，則精神愈出；病人體廢，能以心力自振。
此就人生修養上說，别為一義，非此中所欲論。
總之，早婚不戒，則民族衰危，無可挽救。
吾深有感乎此，故鄭重言之。
東漢以後文人，大抵頹廢的意思多。
年三十許，便傷老大。
學業亦難深造。
聞人言，今日軍政界人，盛年失職後，自身都沒改進，反更隳敗。
學人三十後，也是一日不如一日。
官吏都納寵好賄，一切向堕落處行。
吾見清季許多志士，後來
此說恐未盡然。
政治主張是一事，其人是否為私人權利，而緣飾經術以自文，則又一事也。
莽未得勢時，淳于長方以外親遇寵，常代王根輔政。
莽心害長寵，因誣陷之于王根。
根信之，命白太後。
長由是得罪，莽遂代根為大司馬。
長本佞幸，不足道。
而莽之所以自進者，亦太卑劣矣。
莽為人陰險，務以詐僞牢籠士大夫。
莽篡位前，天下上書頌莽功德者，動以數萬計。
豈皆贊同其主張者哉？得毋與袁世凱之籌安會及乞丐請願團等相類耶？班書稱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遭漢中微，王後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成篡盜之禍。
雖複及身誅滅，而其污風所煽，已開操、懿之端矣。
莽既竊位，盡更漢制。
莫可注意者，唯禁民買賣田及奴婢二事耳。
莽诏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
&hellip&hellip秦為無道&hellip&hellip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國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
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制于民臣，颛斷其命。
奸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悖人倫，謬于&lsquo天地之性人為貴&rsquo之義。
&hellip&hellip今更名天下田曰&lsquo王田&rsquo，奴婢曰&lsquo私屬&rsquo，皆不得買賣。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裡鄉黨。
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
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莽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不可謂非善政，然莽竟敗亡。
想其田地分配法，必未得當。
後世生齒過繁，欲複古井田制，計口授田。
使人皆得力耕而食，無紛擾之患。
此事談何容易哉！曆代言井田者衆，而卒莫能行。
其事誠難，而執政者安于苟且，不求切實辦法，則亦不得辭其咎也。
餘以為莫若仿井田之意，而行限田之法。
凡地主有田者，其最多率以若幹為限。
過此，則嚴罰不稍貸。
既杜兼并之患，而又必廣副業之益，嚴遊惰之律。
如此，則地利均，人力盡矣。
明季，海中介嘗令貧民搶奪富人田。
華亭相國家之田亦被奪。
當時病其嚴酷。
然勢家盛行兼并，非貧民相率起而奪之，彼又烏肯讓産耶？莽之亡，非井田不可行，必行之未得其宜。
又莽好緣飾六經，紛更制度，矜己而自便，諸不利民者多。
小人緣為奸利，莽益作僞日拙，矯符命以誣天欺衆，雖欲勿亡，得乎？然莽之所為，畢竟非操、懿之徒所可及。
世衰，則為惡者亦愈卑下，是可歎也。
光武以文儒創業。
既即大位，其政術亦上師文帝，參老氏之術。
匈奴驕恣，馭以寬容。
遠方貢獻，或卻而不受。
一以撫綏内部為務。
自新莽末年，海内寇盜蜂起，皆失業之民也。
光武才起數年，即平定天下。
雖乘人心思漢之勢，然全國失業之衆，既成寇盜，未知何以安集。
中家亦不詳其所以。
王船山先生嘗論此事，以為光武首征卓茂謹厚之吏，大底極力整饬吏治，使良吏散布郡縣，以恺誠之心，收招流亡，為謀生理。
民得安生樂業，而社會固如磐石矣。
船山所見甚是。
今日民無死所，而舉世莫知吏治之為急。
空言訓政，不究其實，雖外寇不來，亦何以為國乎？ 漢承秦氏，易列國之局而為郡縣，天子與兆民懸絕。
所以與民親接，而悉其患害，相與提挈，以謀福利者，唯在郡縣長吏。
故昭帝常曰：“與我共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此深知治本之言也。
漢世郡縣制度與守令登庸及獎進等法，猶略可考見。
修史者，宜詳著于篇。
自古代初期，已重工商業。
春秋戰國之世，商賈百工，尤為發達。
工商相因者也。
商業盛，則工業進步可知。
然吾國自周代開基，其政策已是重農抑工商。
周公《七月》之詩，詠歌農事艱難，以明王業之本，而于工商不及焉。
又始禁奇技奇器，見《王制》等。
蓋輯錄周公成法，下逮東周，學者思想，猶有以創造機械為戒。
如莊子“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雲雲。
以不貴難得之貨，為理民之上策。
如老子。
儒家如《易·系傳》，雖提倡制器尚象，利用宜民，與道家思想相反，然在孟子，則因惡壟斷而有重農抑工商之傾向。
觀其談生産，皆不外農桑漁畜而已。
商鞅以法家治秦，尤以重農賤商為政策。
商賤，則工藝不振可知也。
漢興，一秉周秦遺策。
諸帝勸農之诏，皆以農為天下之本，屢言之而不厭。
又常減租輕徭，以慰安之。
設三老孝弟力田等鄉官，以督厲之。
其所以謀農事發展者，無微不至。
獨于工商，則特加抑焉。
始禁賈人毋得衣錦繡绮縠絺纻，操兵乘騎馬。
其後又禁毋得為吏。
桓寬為漢世政論大家，亦以工商盛而本業荒為可慮。
本業，謂農也。
昔在上世，特别注重器用創作。
故唐、虞時，有共工之官，謀工藝改進。
周人雖輕工藝，然但禁淫巧而已。
至常用必需之具，亦校其工楛，毋令失壞。
《周官·考工》有記，可見其不全忽略也。
漢世竟無綜核百工藝事之官，忽視工業如此，蓋與其抑商政策為一貫的精神。
然冶兵器與治宮室者，尚有專官典其事。
則其武功所由盛，而建築術亦有可觀也。
要之，重農抑工商，不獨兩漢為然，自漢以後，累代恒以此為傳統政策。
吾國人有反科學的精神，亦可于此等政策見之。
然至清末，則已稍變趣向。
現時論政者，猶有鄉村建設與發展都市之兩大潮流，相持而若不相容。
言鄉建者，近于重農。
言都市發展者，注意提倡工商。
實則民生以食為天，工商必資原料。
古人以農為本業，實有理由。
況神州大陸為天然農業之國，傳統的重農政策，亦非出自偶然。
但今日世界大通，科學昌明，物質文明日益發達，利用厚生，不能專仰一國之農産。
工為制造，商通滞積，大地交通，而工商業的文明遂啟焉。
此乃自然趨勢，非可以一國政策之力，從而遏之也。
今後改造鄉村，振興農業，雖仍為不可易之政策，但工商業之提倡，實至急而不容緩。
前年有吳君者，發表一文，明發展都市的重要，甚為時人所稱許。
不悟吾國今日，都市非不曾發展也，隻是外人以其工商業來發展于吾之都市，以吸取吾鄉村血汗。
吾今日急切問題，乃在如何能自振興工商業，以自力發展都市。
吳君似未見及此，而時賢亦若未計慮及此者，是可怪也。
吾國人工商業的天才，自昔有可驚者。
如古代陶器等制品，精工古雅，僅存于今者，猶可想見其概。
絲織品之美，尤斐然可觀也。
絲綢之行于遠方，或在漢以前也。
惜奇器之被禁絕者，今不可考見。
而墨子作木鸢即飛機之始，猶載故籍。
其作法惜不傳，必為奇技無疑也。
商業在上古之情形，雖不可征，其在漢世，則民俗趨商，殆非法令所可抑絕。
《漢書·地理志》所稱，秦地富人，商賈為利，周俗之失，喜為商賈。
陳人誇奢，上氣力，好商賈。
魯俗儉啬，愛财，趨商賈。
粵地近海，中原往商賈者，多取富。
王符《潛夫論》曰：“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
牛馬車輿，填塞道路。
”據此，則政府雖抑之于上，而人民相率趨之于下。
其天才之不可遏絕也如此。
當時商旅出塞外、适異域者必多，惜史家無識，略而不載也。
又當時商賈在國内者，多以鐵冶緻富。
如《貨殖傳》所載，蜀之卓氏，本趙之遷虜也。
程鄭，山東遷虜也。
宛之孔氏，梁之遷虜也。
而皆以鐵冶緻巨富焉。
豪商壟斷利權，國與民交困。
故桑弘羊、孔僅之徒，始為國家興榷管之利。
而鹽、鐵、酒諸厚利，皆專之于國。
武帝四出征讨之費，取給于是。
桑、孔，真吾國曆史上有數之理财家也。
然其能濟軍用，而商人不敢反抗者，則以其清廉故耳。
班氏薄言利之臣，不為弘羊立傳，但略見其事于車千秋等傳中。
然不言其有貪污淫佚奢侈等事，足征其清白不可誣也。
此其成功所由，而為後世所莫能及也。
弘羊政策，足抑國内商人壟斷。
然國外貿易，猶未講求雲。
東京之世，光武、明、章，敷揚儒學，表章名節。
因新莽敗壞士大夫廉恥，故提倡名節以振起之。
光武優禮隐逸，特征太原周黨、會稽嚴光至京師。
當黨入見，伏而不谒，自陳願守所志。
賜帛四十匹，罷之。
光少與帝同學，帝即位後，物色訪之。
及至，帝與共寝，以足加帝腹。
太史奏客星犯帝座。
光卒不受官，去耕釣于富春山中以終。
餘如太原王霸、北海逢萌，皆隐居養志。
霸應征而後歸，萌竟拒征不起，時論以為高潔。
明帝親臨辟雍，行大射養老之禮。
禮畢，引諸儒升堂，自為演講。
諸儒共執經間難于前，都人皆圜橋門而觀聽。
時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罔不受經。
下至軍校小卒，悉令通《孝經》章句。
匈奴聞之，亦遣子入學，可謂盛矣。
章帝寬惠，尊師重學，親詣魯，祀孔子于阙裡。
又诏諸儒，會議于白虎觀。
帝親稱制臨決，因成《白虎通》一書。
又令曹褒依漢舊典，撰次自君主至于庶人冠婚吉兇終始制度為書奏之。
雖或采及谶記，要以具一代之禮典焉。
夫三帝崇儒術，獎名節，孜孜如不及。
宜其學風不變，士修節義，彬彬焉成一代之治矣。
其後，沖人昏主繼世外戚宦寺亂于前，兇猘大盜恣于後。
諸名士始終與之抵觸，趨死而不止。
後世皆稱其節義，以為東京自章帝沒世以後，朝政昏亂，而猶得載祀二百，不至速亡者，黨锢諸公，以死支柱其間故也。
此說然否，茲且不論。
然三帝崇獎儒學，躬親講習。
且自皇太子以下，至于軍校小卒，無不讀經。
儒學之盛如此，胡為三帝垂殁未幾，朝廷間竟無守經尊道敦節重義之風？戚宦何故乘權？此豈偶然之事？當時朝廷，如有些子正氣存在，何至昏亂如彼？豈儒學不足提倡欤？吾常求其故，而竊歎光武、明帝用心之不誠不正，未足弘敷儒學，而适以自害也。
光武鑒于新莽之事，欲以名教束士人，則假儒學為工具，非真有得于儒也。
然光武為人，猶有向善意思。
明帝察察為能，則虛僞更甚。
唯章帝長者，而年又不永。
光武、明帝所尊寵之師儒，則無恥之桓榮也。
榮拜太子少傅時，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其鄙陋至此。
明帝尊榮以師禮。
每言，辄曰太師在是。
常幸其家，問起居。
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良久乃去。
諸侯、将軍、大夫至榮家問疾者，不敢乘車到門，皆拜床下。
榮貴顯如此。
蓋善以佞媚結主知故也。
夫皇帝崇儒學，而其所崇之師儒乃如此，實乃獎其媚己者。
儒雲乎哉？垂沒而朝政昏亂，宜矣。
東京一代，上繼西京，下開六代。
此誠世運升降之一大關鍵也。
吾讀史至此，常悠然有感，不适于懷。
蓋六代之污風頹勢，直至于今，而未有已也。
而開其端者，厥在東京之世。
夫東京所以醞釀後之衰因者，何耶？吾求其故，略得數事。
一曰，思想界愈益貧困也。
西京二百餘年，思想雖雲凝滞，然承戰國之後，諸子百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
至東京之世，上距戰國已遠，近承西京二百餘年固蔽之餘習，則思想界不唯凝滞，而直患貧困焉。
王充《論衡》雖時有善言，可以發時俗蒙蔽，然實膚雜無統紀，未可以名學術也。
史家稱其正時俗嫌疑，然未見其有何所持，可以導人于一個新的方向。
徒擅雜評，有何足貴？但在東京，則為一代瑰寶。
充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至謂前世孟轲、孫卿不能過。
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
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
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
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
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由是遂見傳焉。
”《抱樸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隐處，果得《論衡》，将數卷持去。
邕丁甯之曰：&lsquo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rsquo”夫《論衡》一書，為名士尊重如此，正可見其時思想界之貧困。
此為衰微之一大因。
凡人知識缺乏，則其活動的力量亦漸衰退。
思想是行動的工具故。
故考察一時代之盛衰者，必精核其時代之思想界果何如。
此最不容忽者也。
二曰，黨人尚标榜而逐浮名也。
西京諸儒，類有醇固重厚氣象；佞曲如公孫宏輩，特少數耳。
又多能留心當時的實際問題，故有通經緻用之說。
如桓次公治《公羊春秋》，而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庶幾究治成一亂家之法。
其他明經通法律政事，為賢公卿與良吏者，不可勝數，俱詳列傳。
東京之儒，習經術達治體者，雖未至乏絕，然是時儒士習尚所趨，大湊于結黨标榜，激揚名譽，互相題拂。
飾行以驚俗取名者衆，而躬行敦重，才堪應世者，殆所罕見。
郭林宗之徒，浮譽過情，昔人已有彈之者。
陳仲弓号為重厚，實乃工揣測，藏拙養望，全身遠害，鄉原之雄也。
父子皆有高名于世，亦可羞已。
其他名浮于實者，茲不俱舉。
雖孔北海之高志直情，而猶以才疏意廣，迄無成功，見譏當世，況其餘乎？夫名者，實之賓也。
士人若競浮名，則其内部生活空虛而無實。
以此成風，世運焉得不衰？是其所關至大，不可忽也。
晚世西洋人長處，隻是務實。
而談西化者，卻不留意及此。
三曰，朝野習俗，奢淫貪污也。
王符《潛夫論》曰：“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
且其徒禦仆妾，皆服文組彩牒，牒，□布也，錦繡绮纨。
葛子升越，葛子布也，出南越。
筒中女布，犀象珠玉，琥珀玳瑁，石山隐飾，金銀錯镂，窮極麗美，轉相誇咤。
一飨所費，破終身之業。
”謂貴富者一食所費，足破中産之家也。
豪貴淫侈如此，民衆尤而效之。
《潛夫論》雲：“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奸合任為業，合任者，合為任俠，猶今結黨為劫盜也。
或以遊博持掩為事。
持掩，謂意圖得錢，如今賭博等事。
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蟲織。
”據此，可見民間風習敝壞。
又當時喪葬侈僞。
《明帝紀》雲：“喪貴緻哀，禮存甯儉。
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
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财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
靡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
子孫饑寒，絕命于此，豈祖考之意哉？”喪事如斯奢靡，民德之薄可知。
夫豪貴淫侈，非剝削百姓，耗敝國家，則其珍藏從何處得來？《左雄傳》稱當時吏治之壞雲：“下飾其詐，上肆其殘。
典城百裡，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
熊按：令長等皆由朝廷權貴私授，以敲剝為務。
其選用不遵憲度故常更易。
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辨為賢能&hellip&hellip髡鉗之戮，生于睚眦；覆屍之禍，成于喜怒。
視民如寇雠，稅之如豺虎。
”熊按：此段話，今人宜省。
《黃瓊傳》雲，外戚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拟王府，勢回天地”。
其贓污貪冒，若此之極也。
又當時将領貪污，亦成積習。
《西羌傳》雲，諸将多斷盜牢禀，私自潤入。
皆以珍寶貨賂左右。
上下放縱，不恤軍士。
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将帥貪渎如此，由朝廷戚宦開其端故耳。
在位者以淫佚奢侈而肆行貪贓，民衆則以奢靡而結聚為攻盜。
見前引《潛夫論》文。
俗尚如此，不亡何待？故東京季世，盜賊蜂起。
天下群牧，各乘機會，擁盜兵而圖不軌，互相慘殺。
百姓死亡略盡。
士女淩辱，更無待論。
雖帝女，亦不免于董卓兇猘之逼焉。
範史緻慨于天地不仁，誠可痛也。
夫奢淫貪污之風，從來聖哲，皆所痛戒。
東京種此惡因，不唯禍流當代，而延及魏晉，遂緻五胡慘變。
其後如唐，如宋，如明，末世衰亡，又無一不由于此。
曆史事實，昭昭可按。
惟奢與貪，習之自上，能令百姓死于剝削，萬事敗于冥冥。
破損國家，摧傷種類，莫此為甚。
哀哉生人，自有恒性，胡忍作惡自賤，如斯其甚耶？吾少讀《孟子》，見其諱言利，而不知其心之所以痛也。
少長，讀王船山先生《通鑒論》，又見其憫衰世之人，沒于權利而不顧族姓之危亡也。
其文辭，直是字字随淚俱出，而竊病其感傷太過也。
今忽焉老至，涉曆彌多。
讀書論世，全憑一副真心，自爾見理分明，感事真切，然後知孟、王諸子所為如彼者，實有所不容己者存也。
今古學人，辜負大悲心事，可勝痛哉！綜上三因，第一、第二，屬于學風士習之敝，半由于大一統之局既成，思想界以無所與競，而不能不腐；半由于三帝表章名節，天下感發而懷貞徙義者固多。
其存矜尚之意，标榜以盜虛聲者，亦自是始焉。
第三曰奢靡貪污，則從安帝以後，罕有令主。
外戚宦豎，疊竊主權，遂成國敗官邪，神州魚爛之局。
此中第三，若得繼世有賢君相，轉移風會，即可轉危為安。
古今本無不可轉移之風會，然而繼漢者為曹氏、司馬氏，肆卑其險，競長頹風，則吾民族國家，欲無衰敗焉，而何可得耶？ 東漢之亂，由于外戚宦豎。
近有某君，教于上庠，以為光武不鑒新室之變，疏于立法。
《孝明帝紀》雲：“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
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據此，則光武鑒王莽移鼎之禍，明立法度，以防外戚。
某君所雲，殆未深考。
夫明主開基，莫不定家法朝章，以垂後嗣。
然繼體昏庸，奸邪得志，則祖宗法度橫遭毀棄，無可如何。
但光武亦有立法不善之處。
即鑒于王莽以執政篡位，遂削奪相權，欲使大柄一操之君上。
卒至庸主不能自持其柄，外戚宦寺竊之。
其勢浸成，則三公退聽，無可與抗。
此又光武立法不慎所緻也。
仲長統《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
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
爰及戰國，亦皆然也。
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禦史大夫。
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
漢之隆盛，是唯在焉。
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
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
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
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熊按：數世，謂元、成、哀、平四帝也。
強臣謂王莽。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
熊按：台閣，謂尚書也。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
熊按：如遇災異，則三公降免也。
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内充京師，外布列郡，颠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驽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緻乖叛，亂離斯瘼。
怨氣并作，陰陽失和&hellip&hellip此皆戚宦之臣所緻然也。
&hellip&hellip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于清悫謹慎，循常習故者。
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耶？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于國家，績加于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于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
鄭通，文帝幸臣也。
居上傍，戲慢。
丞相申徒嘉奏事見之。
罷朝，召通責之曰：&lsquo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
&rsquo通頓首，出血。
文帝使人召通，謝丞相曰：&lsquo此吾弄臣，君其釋之。
&rsquo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于左右小臣哉？&hellip&hellip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hellip&hellip未若置丞相自總之。
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
”仲氏之論，深達治體。
夫行政之權，或專于君上，或專于宰相，有統一指揮之效。
如身使臂，臂使指，則可以為治。
若分任三公，便有指揮不能統一之嫌。
莫若總之丞相為得。
至于不置丞相，而三公又為虛設，竟使國之大柄旁落戚宦。
斯真大亂之道也。
又明帝雖号崇儒，而遇士大夫實無禮。
據《左雄傳》，順帝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
雄上言：&lsquo九卿位亞三公，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
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rsquo”雲雲。
夫大臣受摧辱如此。
戚宦得輕視朝廷，而擅威福，亦何足怪！光武、明、章三世，皆君主獨裁，政權未至旁落。
然既不置相，又不任三公，又摧辱九卿。
則繼世之主，如非其才，欲政權無旁落戚宦，何可得也？又今委員制，亦有仲長統所謂相倚之失，但事實上仍必總其權于委員長或主席焉。
仲氏之論，至今無以易也。
西漢初，匈奴甚強，不奉中朝正朔，又屢侵苦内地民衆。
自經武帝讨平之後，匈奴始為臣屬，邊境安甯。
及新室，猶襲前威，匈奴受策命焉。
至東漢時，匈奴又漸衰。
南北單于互相攻伐，皆求内屬。
朝廷以南單于猶忠順，居其衆内地，資給優厚。
西域諸國，自五帝時，已内屬。
及至東漢，班超經略西域，前後三十一年，恩威并著。
嘗遣掾甘英西使大秦，今歐洲東南境，古羅馬帝國。
抵條支，今波斯西南。
臨大海，波斯灣。
英欲徑渡。
因聞船人言，恐風阻糧絕，乃還。
班超、甘英，可謂能勤遠略者也。
東漢時，中朝權威猶盛。
但内地羌人叛擾，兵連禍結。
良由朝政不綱，吏治敗壞，軍紀不修，故至此耳。
前代史書，國以君為主體。
故于塞外諸國，雖為立傳，而辄曰夷狄。
今後修國史，自以本家為主體。
則叙述從前塞外諸國事迹，自當視為一國以内之事。
如春秋戰國時，各國的文野盛敗，與其對于王朝的或叛或服，都據實叙述。
但均視為諸夏，且視為共隸于統一的王朝之下，畢竟不是異國異族也。
今之國史，其叙述從前塞外諸國，亦應采此态度，不當以外患、外夷等等字眼，标立題目。
唯引用古史事實時，如胡俗及戎胡之性等等詞語，無法避免者，仍從實錄。
若可減省處，亦不妨減省。
吾國塞外先民，武力雖多可稱，而文化确實落後。
未免胡俗，自是實情。
社會開化有遲早，此不足為吾塞外先民病也。
《春秋》諸傳，對于吳楚，亦以野悍蠻俗嗤之。
當時吳楚文化确後于中原諸國。
史家紀述其習性，自當據實，不能謂其有何偏見也。
至所以當視為一國者，則亦事實如此，不容歧外。
朔北獯鬻、猃狁，自上古以來，常服屬中朝。
匈奴，則兩漢時皆稱臣内屬。
雖亦時有叛變，要不能以此之故，而視為異國。
内地又豈少叛變者乎？西北方面，則自上世庸成之代，領地已逾蔥嶺。
黃帝、堯、舜、大禹數代，聲教廣遠，萬國鹹服。
至兩漢時，西域五十餘國，包括今中亞細亞、印度等地域。
皆來内屬。
盛唐之世亦然。
西藏、青海及甘、新諸省塞外懸遠之地，曆史上夙為吾國領土。
《漢史》所謂五十餘國，《唐書》所謂突厥、回纥、吐蕃等等者，無一不受中朝封爵。
中朝又置都護以監臨之。
雖有時叛變，則因中朝政教淩夷所緻，要不可以固有的領土，視為外國也。
東北方面，則九夷在夏朝時已輸誠内向。
春秋時，孔子且欲往居之。
漢時烏桓，亦曾受朝命。
雖叛服不常，要是邊民動擾之性，不能視為外國。
至如朝鮮、安南、緬甸、暹羅等等，向為藩屬，親昵逾恒。
若存歧外，亦複無義。
是知依據事實，國史之體，于叙述從前塞外諸國，當準春秋戰國時所有各國之例，不當以外患、外夷一類字眼，标立題目。
此乃事實本然，非立意造作而然也。
史家用字造句，宜知體要，不可胡亂下筆。
前見一相識雲，新聞記者每不曉事，嘗見其記藏事，文中以中藏相并成詞。
不知藏之在國内，猶蜀與鄂之在國内也，可曰中蜀、中鄂乎？此說甚是。
史家亦宜知此意。
抑吾尤有一說。
從前塞外諸國，雖舊史有傳，大抵記載兵戎之事為多，此外無甚可述。
餘以為今後國史，隻于諸國起滅大概及其内屬情事，甄述明白，其人有賢善可嘉者，應予稱揚。
如不好侵略，又能和其部衆之類。
至其兵戎之事，可極端省略。
近人笑廿四史為相斫書，未為谑虐。
今日學術，門類甚多。
所必需的知識，亦深苦求之不及。
若以相斫書，耗人目力精力，甚不合算。
且此等事迹，亦不能使人有美感，不如極端從略為是。
人類總以去褊狹、趨和同為進化美事。
故凡塞外之樂于内向，能去其侵暴之俗，服中原禮樂之化，而擴大團結性者，是國史所應加詳。
說至此，又觸及一問題。
吾鄉有馮生者，自新疆還。
謂新省教育當局及各學校教師，并苦本國曆史無有适當課本。
餘歎曰：今人治史學者，卻喜在零碎事件上去搜求，又或狂亂去推翻史據，卻莫肯在大體上着想，莫有在急切的問題上注意，不思量什麼是史學的意義和價值。
邊省的人，受國外的刺激多，所以感覺到激發民族意識，是在曆史學。
其實曆史課本，邊省更無别樣。
隻要将古代聖王以來，一切倫理、教化、制度、文物與各時代演變的大概，及曆代模範人物，一一好好發揮出來。
使邊省青年，少而習之，知道本國文化之所由成，并知道國家的統一日趨鞏固，又知道中華民族由一本而分支，又由分支而合歸一本，團結性日益擴大，加增其共同生活的興趣。
如此便得了。
回族之先，在漢時居西域，與藏族即西羌。
互相交錯。
當時亦受匈奴侵逼。
武帝以後，西域諸國恒依賴中朝，以脫匈奴羁轭雲。
東漢時，吾民族已伏衰象。
此中有一最大之原因，前未說及。
其原因維何，即早婚之俗是也。
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五而嫁，足征其于生理極有研究。
古人婚嫁以時，其體氣決甚健壯。
如《禮記》所稱，三十曰壯；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服官政；乃至七十、八十，猶杖于朝，杖于國焉。
據此，則自五十之年始，正是為國家擔重任、耐繁劇之時。
人生五十，精力完足，經驗宏富，神智明利，故任政為宜。
七十、八十，杖朝杖國，則是國有大政，猶備咨詢，非以虛文相酬也。
可見古人年壽長遠，精氣始終充盛。
所以文化發達，國力雄厚。
及至漢代，便有早婚之俗。
西京宣帝時，王吉上書有曰：“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此等污風，大約至東漢時代又加甚。
如《魏志·陳群傳》雲：“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群紀之間。
先與紀友，後與群交。
更為紀群之父也。
拜，由是顯名。
”孔融年在群紀之間，大約其年與紀猶同行輩，而長于群者亦無幾。
由此可見紀生群甚早。
父子間的年齡，相差不甚遠，其早婚可知。
夫紀，陳太丘子也。
父子并名高天下，而早婚不知戒也，則其時社會風習可知。
自漢以後，早婚習為故常，人皆體氣衰薄。
人民智、德、力等方面，日就衰退。
凡人體氣盛，則精神易以向上，而智、德、力俱進矣。
體氣衰，則精神不堪振刷，常易下墜，而智、德、力無可言矣。
或難曰：公之哲學，非唯心耶，胡為反成唯物？答曰：吾言唯心，非謂唯獨有心也。
心以對物得名。
如其無物，心又何存焉？心物本非異體，而勢用有别。
但心力勝敵，說之以唯。
然心非離物别有，即待物而顯發。
故體氣盛，則顯發其心力益強。
反之則否。
此自然之驗也。
若雲以心力主宰乎體氣，如心愈用，則精神愈出；病人體廢，能以心力自振。
此就人生修養上說，别為一義，非此中所欲論。
總之，早婚不戒，則民族衰危，無可挽救。
吾深有感乎此，故鄭重言之。
東漢以後文人，大抵頹廢的意思多。
年三十許，便傷老大。
學業亦難深造。
聞人言，今日軍政界人，盛年失職後，自身都沒改進，反更隳敗。
學人三十後，也是一日不如一日。
官吏都納寵好賄，一切向堕落處行。
吾見清季許多志士，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