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于修中國通史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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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此義須反身體會方得。
畢竟率其恒性，無有惡根也。
恒，常也。
人性常于善，而人有不善者，是有生以後，滞于形而囿于染習，非其本性有不善也。
《書》雲恒性，旨深哉！推征群變，而知奇偶相蕩。
有奇數，則有偶數。
而偶複為奇，動蕩不已，是成萬變。
世間無絕對之美，然《剝》《複》相因，終必有《複》之幾焉。
《易》終《未濟》，而未嘗無《既濟》，義深遠哉！又乃觀物之生，以比為用。
《易》之《比卦》，明萬物莫不以相比助而得生。
互助論者，有見于此。
民群生産，均平為不易之原則。
《周禮》與《大學》，皆明此義。
以斯而談，太平何遽不可期耶？然此義淵廣，必會通群經四子，窮其根柢，得其條貫，夫而後可與言《春秋》太平義。
豈徒執守禮文雲乎哉？康有為言三世，空泛膚亂，無義蘊。
其傳自井研廖氏。
藍之質未美欤，猶未足以出青也。
《易》道深度，此姑不談。
要之，求孔氏學者，必主《易》《春秋》，則非餘之讆言也。
傳孔子學者，夙推孟氏。
孟子首明民貴之義。
論選賢，必國人皆曰賢。
論刑，必國人皆曰可殺。
論經濟，必民皆有恒産。
其他勝義無窮，要皆發揮《春秋》由升平進太平義也。
其原本性善，則從形而上學中人性的認識，以樹立其太平理論的基礎。
博大精深哉，孟氏學也。
今人或摘取為政不得罪于巨室一語，以孟子為主張貴族政治，此可歎也。
言固有一時感事而發者。
今各國政界有勢力而系人望者，猶得以巨室言之。
況自孔子時，大夫專國，“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以此證孔子時，貴族政治已漸崩潰。
後來所謂貴族者，不過虛有階位，如今虛君之國，猶存世爵之臣也。
貴族而專政，則被倒也甚速。
春秋世已然，況戰國乎？春秋以來，政權日下逮于民。
故孟子曰：“得乎邱民而為天子，有以也。
”《左傳》中關于人民參決國政的事實很多。
今人謂其時為貴族社會、奴隸社會，豈不怪哉？吾前雲，周代田制、稅制及學校、明堂等，須細心考正者，以此。
因談孟子，而牽連及之。
工藝方面的發明家，則有周公、墨子、公輸子等。
孟子稱公輸子之巧，必多創作。
惜皆失傳。
而周公之羅盤針，其功尤偉雲。
算學發達最早，而《周髀算經》僅存。
當時數學書，散佚者必多。
恐古代數學發展之程度甚高，惜今無從考見耳。
周世塞外諸部衆，凡夷狄、外患等字，今皆不必用。
以本同種類，又諸部在上世本已臣屬中朝故。
猶未甚開化，俗号犷悍。
春秋以後，時向内侵擾。
齊國有管仲者，時相桓公，修明内政。
為列國盟主，能糾合諸侯。
故各國賴以安定，而侵擾者不得逞志雲。
戰國時，孟子始有王伯之辨。
後來宋儒之學，一宗孟子。
故于王伯之辨，尤龂龂焉。
詳孟子所謂王者，謂堯、舜、禹、湯、文、武也。
《孟子》書中屢稱之，謂其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絕無一毫矯揉造作，絕無一毫虛僞。
國内之治如此，國外之交亦如此。
故乃率天下以仁，率，倡之也，以身作則，使人皆化之也。
而使天下人皆有以複其本心，任天而動，放道而行。
放，順也。
天者萬物之本真。
理之至實，無虛妄也。
在人則謂之本心。
道亦天也，特變文複言之耳。
無有詐虞，無有侵暴，無有欺诳，無有鉗束。
而天下熙熙焉，皞皞焉，各得分願，率土曠然稱治矣。
王道之旨，蓋如此。
其所謂伯者，謂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等也。
伯者，襲先王仁義之迹，迹者，已然之謂。
是先王已行之事。
而假之以自文，雖做得似仁似義，而實不從其本心流露，徒作僞以欺與國，取巧便。
其處心積慮，則完全在功利上計算。
所标榜者，皆極美之名。
而所為者，乃利令智昏，不顧公誼，卒至一無所利，适得其害也。
在其國際如此。
至其國内之治，凡所以約其民者，約者，約束。
純本其一己之主張，制為法令而以權力強制人民，使之不得不從。
彼直視人民如機械。
其趨事赴功，亦足鼓舞一時，而使民有歡虞之象。
歡虞者，勢不可久，而愁慘随之矣。
伯道之敝，蓋如此。
夫王者之為治也，一本于其不忍人之心。
此不忍人之心，即所謂本心也。
本心者，人皆有之。
孟子是以謂人心之所同然者也。
好仁而惡不仁，好義而惡不義，人心之所同然也。
不仁者，而惡居不仁之名。
不義者，而惡居不義之名。
以此見不仁不義之人，其本心之同然者未嘗不在。
而至為不仁不義者，特執其小己之私，縛于染污之習故耳。
王者，使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而無以小己之私害之，無以染污之習障之。
人人共得于天性自然之中，自然，謂純任天真，無有僞妄也。
脫然無挂，無有挂礙也。
曠然無害。
無相侵害也。
美哉，盛哉，人道之至尊至樂也，王道所以為大也。
孟子王伯之辨，義至宏遠，蓋本孔氏《春秋》太平之旨，而敷衍之。
真乃義徹人天，德齊覆載矣。
或曰，孟子貶斥伯功，亦已過矣。
其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無道桓、文之事者，然《論語》不常言齊桓、晉文耶？不常大管仲之功耶？何孟子言之過乎？答曰：春秋時，五伯行事，猶有先王禮治之遺，當别為論。
未至如戰國時伯術之無所不用其極也。
孔子已雲晉文谲而不正。
然戰國時，複有如晉文者乎？晉文尚能用其民，能合諸侯，而六國已不能也。
至如秦之殘暴，則真如今法西斯主義國家矣。
今列強皆伯道也，而法西斯尤甚。
孟子所以過斥桓、文，惡其開禍亂之源耳。
孔子居春秋時，以管仲有匡天下、禦侵略之功，故盛贊管子之仁。
言各有當也。
或曰：若王、伯之說誠然也，則古代美于後世乎？答曰：如宋儒邵堯夫所雲，則世愈降而愈下矣。
餘謂此問題太大，若詳究之，将累帙不能休。
無已，而簡單言之。
古代天才家之智力，其大處深處，或非後人所能及。
但其條理詳明處，又決不能如後人也。
至古代社會上一般智力的水平線，其下于後代甚遠，亦複何疑？古代聖的道德，自當高過後人，以其渾樸未離故。
若古代社會，雖較後代社會為渾樸，然對于道德行為之判别，則限于經驗尚簡，而未能精到，每有許多不合理的信條，亦安之若素，而不知其非。
後代社會，雖智僞百出，而離其渾樸，然對于道德行為之判别，則又遠非古代所及矣。
夫王道出于古代聖帝明王，而伯道則後王所尚。
孟子一本先王，荀卿法後王。
故公孫醜、萬章之徒，不肯仕于當世；而荀卿之徒李斯，遂相秦焉。
儒家在戰國，已有孟、荀二派，不能相一也。
宋世，朱子與陳同父諸人，亦以王、伯興诤也。
今世列強之治，又皆伯道，與秦為類，尚不敢望春秋五伯。
五伯猶假仁義以行之，今則公然搶奪，公然為兇猘矣。
餘以為今後治道，必本吾固有王道的精神，而參以近世伯治之法度，方可拯茲人類。
若純任伯道，則人類終于自毀而已。
邵堯夫詩曰：“帝皇王伯大鋪張。
”帝謂五帝，皇謂三皇，皆王道也。
堯夫雖尚别有說，今此不從。
吾意隻雲王、伯并用。
百世之下，倘見行焉，猶旦暮遇之也。
中古史，起秦皇并六國稱皇帝時，終唐末五代。
中古史，可分為三期：自秦皇迄東漢之終為第一期。
自三國迄六朝之終為第二期。
自隋文滅陳，統一南北，迄唐末五代之終為第三期。
秦皇并六國，天下始定于一。
此是中國曆史上極大的變局。
前此，如夏至西周，雖确立中央制度，然實際仍是萬國并峙，王朝不過監督于其上而已。
及東周以降，王室亦夷為列國。
爾後諸侯互相吞并，日益劇烈。
逮戰國時，僅餘七雄。
至秦始皇，遂滅六國，改郡縣。
自此，乃确立大一統之規模。
此後，雖時有分裂，要是變亂時偶然的現象，終必複歸于大一統之舊雲。
中國至秦而一統，此實必然的趨勢。
一則中國民性之表現也。
中國人的思想，向來是趨向大同，不喜分化的。
所以在遠古部落時代，就有共主出現，如包羲、神農諸帝，就是那時無數部落的共主。
當時侯國，元來都是部落。
又如塞外的各部，雖有時向内侵暴，然遇中朝有賢聖主政，他們還是各自荒塞外來朝，無有離貳。
即此可見我先民厭分化、愛統一的天性。
二由事勢演進的結果也。
自夏朝大禹确立君位世及之制，王朝地位，日趨鞏固。
及周公厲行中央集權，共主之威愈振。
當時大封同姓功臣，能廢除前代以來許多侯國，足見新王威權之大。
又孟子談王制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可想見王朝于諸侯有嚴密的統治的法規。
此必周公所定也。
平王東轍以後，周适衰微。
适值楚人崛興，滅國無數。
代周之勢，雖未竟功；統一之業，已開端緒。
楚地不唯全有今長江、珠江兩流域，即中部豫、魯等省，亦多入楚國版圖。
老、莊自昔稱為楚人，實非長江流域諸省人。
其先，大抵是魯、豫間小國，為楚人所并耳。
秦人後起，所與競者，僅餘六國。
而孟子當其時，已有天下定于一之預言。
蓋天下大勢所趨，哲人知之審矣。
三則儒家思想之所促成也。
儒家本持世界主義，不限于自理其國而已。
孔子有太平、大同之義。
《大學》言治，以平天下為鹄。
齊、魯之間，儒學浸漬已深。
楚國則陳良北遊，悅周公、仲尼之道。
燕與三晉，勢弱于齊、楚，而皆依齊、楚為重，其不能不熏染于儒術可知也。
六國之民，既習儒言，而有諸夏統一之蕲向，非若遇異族侵逼，義不共戴也。
又值六國君相昏庸，無以固結民志。
故秦兵東向，而六國勢如土崩。
儒家思想之有利于秦，其一因也。
及秦既夷六國，而所行者，悉反于儒生所期望。
儒者又相率非毀之。
秦皇懼儒生又将不利于己也，于是坑諸儒，而不知适所以速亡秦之禍也。
卒之，秦皇僅為皇漢驅除難，非真能定大一統之業者也。
而儒生之期望，竟獲于漢焉。
綜上三因，天下之勢，至戰國末葉，不得不歸于大一統。
此其所由來者漸也。
中國自大一統以後，利之所在，而弊亦伏焉。
疇昔本部之内，列國并立。
文物制作，互競雄奇。
殆如歐洲列強今日之狀焉。
春秋戰國，政權由貴族而逮平民。
農人夙隸君、公、大夫之家，漸得解放，而為國家之公民。
哲學思想，如十日并出，萬卉齊發。
或為極端個人主義，如春秋時丈人，戰國時楊朱等。
或為極端社會主義，如墨子，許行等。
或為極端國家主義，如管子、商君等。
或為極端世界主義，如墨子及莊子是也。
老子雖非國家主義者，但其主張又有特别處，容當别論。
或亦堅持無政府主義，許行與莊子皆然。
或專主法治，如韓非等。
或始終不廢人治，如墨與老，皆有尚賢意思。
或力主專斷獨裁，如商君等。
或偏尚自由放任。
如莊子等。
種種矛盾，種種沖突，廣漠揚沙，大洋飛浪，千态萬狀，雄哉奇哉。
其唯宣聖，“天地為爐，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窮極至道，萬變不齊，揆之以道。
通以三世。
《春秋》三世義，至為宏遠。
大哉無不包乎！諸子各為偏至之論，俱為孔氏支流，而仍不能不彙歸于孔氏。
原夫道之一，而通其世之變。
則諸子種種不同的主張，莫不各有所當，而各因其時。
《易》之《随卦》曰：“随時之義大矣哉！”執其一，則礙于至理。
通其變，俱适于大道。
如四時之運行，如萬物之并育。
孟子尊孔氏所以喻如樂之大成也。
又戰國時哲學家中，有主知者，如名家等。
有反知者。
如道家。
而孔氏，則于本體論方面，主亡知而默識；于日常經驗界的事物，則不廢知識，而以慎思明辨為功。
此儒學所以為大也。
後來名、道諸家，各取孔學之一端，失其本矣。
綜前所述，學術思想界發展之狀況，奇偉如是。
豈不以諸夏為列國競争之局，而始有此盛事哉？莊子雲“知出乎争”，蓋亦見及此矣。
及一統以後，全國悉為郡縣，人各安其鄉裡。
漢人所謂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而無異見異聞，以蕩其知。
社會較為安定，而學術思想亦凝滞而少變化焉。
所謂弊亦伏焉者，此也。
晚周諸子百家之學，至漢而亡失殆盡。
名家、墨家，皆未有聞也。
法家，則置其理論而不究。
道家，亦全失老、莊宏旨。
如窦太後者，或略得于保啬精神乏術，而因托于黃老欤？其他蓋公、黃生之倫，以清淨少事言治。
當擾攘之後，亦一道也。
然其自得淺深何如，今不可考見。
儒家，若董生，雖多守古義，而雜以怪迂。
賈誼，全無思想可言，但文字有粗豪氣，為時所推。
後世名流不學之風，自誼開焉。
其影響之惡，不可言也。
淮南王安，招緻遊客，雜錄晚周百家言，而妄有附益。
本雜家也，而傾向道家為多。
但其言，法出于民衆公意。
又謂法籍禮義，所以禁人君，使無擅斷。
餘民二有筆記一則，載梁氏《庸言》雜志，說此事。
此區區數十字，則晚周法家要義賴以保存，功亦钜矣。
王充《論衡》，膚雜無統紀。
其他，皆可不論。
漢世學術思想，锢陋亦甚矣。
唯經師笃守明堂議政、君位傳賢諸義，敢以死犯時主而不諱。
蒙君文通嘗考之。
史遷于帝制，亦不滿焉。
其列項王本紀、陳王世家，傳貨殖以戒壟斷，傳遊俠以厲民氣，皆有深意。
則以漢興去古未遠，晚周師儒軌範猶存。
後此，遂不可見矣。
漢之學者，除考正六藝外，諸子百氏之故言，亦間有采摭。
而天文、算數之學，亦多能通習，不失古之遺緒。
吏治以循良著稱，必其于政治上實際問題研習有素也。
凡此，皆其可稱者。
然上視晚周，則思想單簡，學術廢墜，為憾多矣。
自漢而下，失學日甚。
著說者，乃至以浮俗雜文充數，而集部盛焉。
老聃曰“絕學無憂”，此實可憂之至也。
豈人智不古若欤？亦大一統之環境使然耳。
又大一統以後，不唯學術思想少變化而已，即政治上，亦利弊參半。
往昔列國之世，各國壤地較小，人民較寡，公朝之政令達于民間也易，君、卿大夫之與人民交接也亦極密，人民之互相團結而參決國政也又甚便。
古代民權發達，良有以也。
自大一統以後，疆土廣遠，而交通難；人民衆多，而接觸難。
天子、相臣與億兆民庶，成疏隔之勢。
每有政令，不易速達。
地方監司守令之賢否，朝廷常不易督察。
偶有英君賢相，能慎選疆吏，精于考課，則吏治可觀，民獲安輯。
然此等君相，不可常有。
故政治敗壞者其常，而修明者其暫也。
人民既互相疏離，而不易團聚。
故日趨散漫，無緣共參國政。
久之，人各自為身家謀，至不以國事為懷。
凡此，皆大一統以後發現之弊也。
然亦有其利焉。
即政府因地大民衆，不得不取放任政策。
常一切任人民之自營，而無所拘迫。
即政治敗壞時，貪官污吏有所誅求剝削，仍自有相當限度。
苟誅求剝削太過，則人民群起反抗。
小則聚衆控告官吏，或竟誅殺官吏。
大則揭竿起義，四海響應，而昏亂之朝廷，随之崩潰矣。
又人民既習于自營，如保甲、書院、義倉等等，多有可觀。
雖組織力未臻強固，然因而導之，則民治之基在是矣。
今自世界大通，交通便利。
東西文化，互相接觸，若比鄰之相與也。
唯廣大國家，廣大民衆，最易為治。
則過去之弊盡去，而未來發展之利，将不可思議也。
是在吾國人好自為之耳。
漢高帝，千古之英傑也，豁達大度，從谏如流。
此等處，切勿随便看過。
史稱其知人善任。
夫領導群倫，開物成務者，唯能用天下之智以為智，而不自任私智焉，所以為大智也；用天下之力以為力，而不恃少數爪牙之力焉，所以為大勇也。
然所以能此者，則豁達大度故耳。
唯豁達大度，故能從谏如流。
如胸中有一毫私吝，則有所蔽焉，有所怙焉，而從谏難矣。
不能從谏，則順乎己者善之，異乎己者嫉之，何以知人？不能知人，何以任人？不能知人任人，而欲毋自害以害天下蒼生，何可得也？漢氏長世，四百餘年。
三代後，國運昌隆，莫與比焉。
高皇帝開基之善，有以緻之也。
近見後生，輕于持論。
乃摘其見秦皇出遊，有“大丈夫當如是”之語。
又叔孫起朝儀，曰“今然後知皇帝之貴”。
以此鄙其心事。
不知人非上帝，安得語語盡善，事事盡美？但從其平生大端趨向而察之，則其賢不肖可論也。
宋祖既君臨天下，鑒五代之禍，常慮諸将有異志也，而務以高官厚祿靡其志，金帛子女柔其氣。
惴惴焉，唯猛士之是懼。
而高皇帝晚年大風之歌，思猛士，守四方，所存不在一己，而在四方。
視彼猜忌材武而思所以柔之者，何如乎？即此一念，而二代興衰之故，從何識矣。
夫大人物之有造于社會國家也，其端甚微，而影響極钜。
可不慎欤？ 王船山先生謂高帝起匹夫為天子，是古今一大變局。
吾謂不然。
國體未更也，政權操于君上，如故也，何所謂變局？秦既開一統之基，而不能守位。
則代之者，必出于民間。
此必然之勢也。
秦據關中，而法家之言，獨試驗于其國，而緻富強。
商君孝公之烈，有足多者。
秦地，自周室東遷而後，先王遺俗，日就湮滅。
秦人新造之邦，約之以法，守信不渝，首從上倡。
今人标榜法治者，皆躬先毀法之人，宜其所為與秦異效。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天下事，談何容易哉？然秦以法治，行之一隅而治。
及始皇行之大一統之天下，而竟以速亡。
其故何欤？六國之政，晚雖衰敝，其始，固一遵周先王之遺規，以禮為國者也。
楚之圍宋也，見宋人析骸而炊，易子而食，遂舍而去之。
其伐鄭也，見鄭伯能自下，而謂必能信用其民，亦使複之，而不取其國也。
楚雄南服，而彬彬有禮如是焉。
中原諸國，又不待言。
夫六國之政，皆近于禮治，而未習于法也。
其文化，又素高于秦隴之民。
秦皇一旦欲易之以法治，違其夙習，而又督之以嚴刻。
欲偃然臨天下之上，毋自覆焉，其何可得乎？ 清末以來，治史者好為翻案文章，每頌美秦皇，吾不知其果何心也。
秦皇以枭雄之資，承累世之強，壹意兼并，遂夷六國。
諸夏文化，受其摧殘，自是不振。
大一統之局既開，後來人主，恒秉其規，務以力征兼并天下。
人民在大一統而專制之帝政下，絕不利于組織，絕無參政機會。
何者？大一統，則地域廣而人民衆，勢不得相結合以參預國事。
專制，則亦不欲人民與聞國事。
人民與國家關系，僅有納賦與質訟二者而已。
以此養成人民自謀身家的心理，而無所謂國家觀念，無所謂民族觀念，無所謂政治觀念，無所謂公共觀念。
此皆秦皇開其端也。
或曰：戰國之末，不能不一統者，勢也。
焉得罪秦皇？曰：是不然。
使秦皇無兼并之野心，修其内政，發揚文化，而與六國相休息，則勢不能至此。
夫六國之衰微，原因當不簡單，然舉其要者言之，則攻戰太劇，疲敝民力太甚，實主因也。
而六國之疲于攻戰者，則又以秦人兼并之野心，威脅海内，不得甯息故也。
使六國稍弛其攻戰之禍，而各從事内治與文化之發展，中國當不至成為漢以後之局面。
餘以為人類不能無所與競。
但競尚于德慧方面者，則世界所由進化。
武力競争，必不得已而後用之，決不可以太過。
大《易》之道，去泰去甚，至可玩也。
秦皇之夷六國也，疾如飄風。
而其自亡也，亦如狂風不終朝。
元室之縱橫歐亞也，如飓風。
而其結果又何如？此亦可為肆侵略而夷人國者之殷鑒矣。
且秦皇以一統之局，而用愚民之術。
焚書之事，近人雖多為之曲辨，然民間挾書有禁，直至漢惠而後除之。
此猶得曰秦皇未嘗以愚民為事耶？夫撫廣土衆民者，則莫急于開民智，養民力，作民氣，使其練達于集團生活之中。
由地方以達中央，人民皆得表現其力量，而後可為大一統之雄國矣。
今秦皇唯用愚民政策，開此亂端，而漢以來君主盡率由之。
周制外朝詢萬民與學校教民之政，乃至一切良法美意，至秦而蕩然以盡。
秦皇可謂萬世之罪魁矣。
漢之治，先儒謂其雜王、伯。
高帝入關約法三章，疏節闊目，使人坦然昂首天壤，而不虞刑網之密、逼迫之苦，其于王道也近矣。
高帝天資開豁，蕭何能識大體，故所為往往有當于理。
然仁心誠意，保育群生，一舉一措，而不敢以私意幹之。
堯、舜、禹、湯、文、武，所以見稱仲尼者，有以也。
高帝、蕭何，何堪語此？又凡哲王開一代之規，必博采群情，制為大法。
王制，《周官》其書皆有所本，非由後人僞托也。
漢興，大抵因秦舊制，而去其太甚。
挾書之律，至惠帝而後除之。
承秦嚴刻而繼之以苟簡，終未能自樹一代之規。
天下安其簡便，而不可與建皇極，遊康衢。
故漢之衰，而有曹、馬，天下淪于胡焉。
固本之道既虧，馴至人無與立，而獸噬之禍自至。
此處宜深思。
吾于典午之世，有深痛焉。
推本窮源，伯道之餘習使然也。
撫今思昔，使袁氏能以正治國，則民國開基便穩，何至倭寇乘我于今日耶？ 戰國時，楚之文化已甚高。
老、莊、屈平，或出于其宗支，或産于其領土，皆道家也。
社會主義者許行，孟子稱其南蠻鴂舌，亦楚人也。
楚自熊繹開疆，雖承周王之化，其後則已雜伯術，而不純為禮治之國焉。
特禮意未盡泯耳。
道家之下流，可雜權術。
楚之變周，有以也。
秦起西都，并六國，而高帝卒以故楚遺民，起而代秦。
漢之治，猶楚之遺緒也，非獨雜秦俗而已。
漢猶繼楚也，何必一姓而後為繼乎？ 漢世思想界雖凝滞，然民族力量雄厚。
高帝、蕭何豁達開基。
惠帝仁厚，文、景恭儉，一意休養民力。
及武帝，雄才大略，延攬天下英俊。
自經儒、将才、良吏、谏士、文學、技術之良，博采旁羅，無不畢集。
河工，親身曆視，與文學詠歌，忘其勞苦。
用人勤政如此，故能大振武功。
北開沙漠，除累世之患。
西通西域，今中亞細亞，及印度諸國，多來臣屬，而大秦亦幾至焉。
東北，有今東三省及朝鮮地。
西南，撫有交阯。
日月照臨，無思不服。
皇矣大哉！中國聲威之遠，自三代下，未有盛于此時者也。
夫愚儒之衆，不興神武之君；衰敝之卒，莫出英威之将。
武帝偉大之人物，實自當時社會産生，豈是從天而至乎？吾于是知漢時社會的品質極其優厚。
品者，品格。
質者，性質。
若是卑劣的社會，如何能生出這等英傑來？ 衛青、霍去病諸人，氣度雄遠，故能成就偉業。
《淮南王安傳》，稱其問漢大将軍衛青。
于伍被曰：“公以為大将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者黃義，從大将軍擊匈奴，言大将軍遇士大夫以禮，于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
騎士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hellip&hellip及谒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将軍号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逾河，乃渡。
皇太後所賜金錢，盡以賞賜。
雖古名将弗過也。
”霍去病為人少言，不洩，有氣敢往。
武帝欲為治第，令視之。
對曰：匈奴不靖，無以家為也。
蓋匈奴諸部，自三代以來，嘗侵暴百姓。
漢初，嘗圍高帝于白登，又緻書嫚辱呂後。
文、景欲休息民力，不輕用兵。
及武帝，始張撻伐。
衛、霍皆志在為民除患，故成非常之功雲。
《漢書·衛霍傳》，幾皆嘲語，将英雄志事，一概埋沒。
班氏識量太淺故也。
文帝玄默恭儉。
三代而下，以學者陟帝位，文帝稱首焉。
帝本治老子哲學，而參用法家之術。
匈奴侵肆，吳王不臣，皆靜以鎮之。
不輕啟兵戎，而汲汲修明政治，百司循規，各舉其職。
海内日漸富庶。
不期與寇競，而寇亦自不能我害焉。
景帝賢明，無改父道。
國家元氣深厚，文、景二帝含育之效也。
武帝興，始資之以擴張，非偶然也夫。
恭儉者，德之基，治之本也。
奢侈盛，而盜竊萌，貨賄行。
百姓死于剝削，萬事敗于冥冥。
内既魚爛，而外患有不至乎？虛文日張，外飾日侈。
輕意肆志，以天下莫予侮也，百姓為可欺也。
曾不知兇猘日同于其旁，禍至而莫禦焉。
昔“子路問君子。
子曰：&lsquo修己以敬。
&rsquo曰：&lsquo如斯而已乎？&rsquo曰：&lsquo修己以安人。
&rsquo曰：&lsquo如斯而已乎。
&rsquo曰：&lsquo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rsquo”甚哉，敬之難言也。
敬者，此心之良知良能，恒時為主于中。
恒時二字，注意。
邪欲不得幹，怠慢不得起，一切虛僞苟便之私，不得而入焉。
以此修己，而一旦居位，則其用人行政，猶有自私自便而害人者乎？猶有自私自便而害百姓者乎？故吾儒治己治人之道，恭敬而已矣。
《論語》言道國之要，節用居一焉。
老氏有三寶，儉居一焉。
孟子曰：“儉者不奪人。
”可罷之務，無益民生之費；撙節一分，即為人民寬一分力，又可為人民多興一分利。
公家之務，必持以儉，而後百事修舉。
否則侈心一萌，手段揮霍已慣，而假公肥私，盜心熾焉。
所盜者，皆人民膏血也。
思之抑何忍乎？文帝平生恭儉，自是三代哲王以後所僅見者，可為萬世法也。
汲黯贛直立朝，武帝不冠不敢見。
嘗面斥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帝亦優禮之。
其以直道為朝廷矜式，所關不亦重乎？ 武帝雄才大略，雖置丞相，而恒用順承意志者為之。
公孫弘得志，以此也。
然武帝雖獨裁，而有二善焉，可以無患。
一能受直言盡谏。
汲黯力攻其短，無所避諱，武帝能優容之。
二屢舉賢良文學之士，以共謀議。
《嚴助傳》雲：“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之士。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
朝觐奏事，因言國家便宜。
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顔師古注：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
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臣數诎。
師古注：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诎服也。
”是時武帝年未二十，即位不久，便廣延郡國賢良文學為賓客，共謀議國事，臨朝與大臣辯論。
帝乃集思廣益，而後斷之于己，施之行事。
此其所以能獨裁，而不至暗于天下得失利病之故也。
又公孫弘雖以曲佞見譏當世，然其為人，守儉約，能含容。
當時材能之士甚多，方方面面，各盡其用，弘未嘗有所排忌。
轅固生教弘曰：“公孫子但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
”弘未嘗以為忤也。
若東京以後人，便無此量。
武帝用弘為丞相，含蓄衆流，弼助天工，亦可謂知人善任矣。
張骞冒險而動遠略，班超亦然，皆千載英傑也。
然是時，商旅遠出，逾蔥嶺，越絕塞，貿易通于殊方異俗之國。
中朝使臣與軍隊所至，要皆商旅為之前導也。
當時商業情形，史皆不詳。
其識太陋。
漢時社會，私人講學之風最盛。
諸經師門下，嘗數百或千餘人。
此等材料，官搜考列傳，而彙述之。
漢代用兵西北，所向克捷。
當時交通及馬政，必有可觀，惜史籍不詳。
漢時社會，任俠尚武。
史公《遊俠傳》猶存其概。
班固譏之，陋又甚矣。
桑弘羊祖管、商之術，興榷管之利，所以安邊境，制四夷，成國家大業，功不當在衛、霍下。
伐功怨望，自取誅滅，其人格固無足稱。
朝廷待之，亦稍薄也。
桓寬論鹽鐵，以弘羊為博物通達之士，可謂允矣。
财政、軍事，相關密切。
弘羊之略，宜加考焉。
漢廷儒臣，大抵樂守常而厭遠略者多，故于将帥及計臣，每不喜之。
然尚無結黨橫阻，相率去位，以敗撓大計，如北宋諸儒臣之反對新法者。
然尚無至此為句。
武帝衛、霍、弘羊之成功，賴有此耳。
漢人氣量畢竟廣遠。
但東京以後，此風浸息。
世運升降之故，亦難知也。
蔔式毀家輸邊，意量遠矣。
史家不贊邊功，隐存輕視。
義士愛國之善舉，無所稱揚，何以勸後之民乎？ 新莽之篡帝
此義須反身體會方得。
畢竟率其恒性，無有惡根也。
恒，常也。
人性常于善，而人有不善者，是有生以後，滞于形而囿于染習，非其本性有不善也。
《書》雲恒性，旨深哉！推征群變，而知奇偶相蕩。
有奇數，則有偶數。
而偶複為奇，動蕩不已，是成萬變。
世間無絕對之美，然《剝》《複》相因，終必有《複》之幾焉。
《易》終《未濟》，而未嘗無《既濟》，義深遠哉！又乃觀物之生，以比為用。
《易》之《比卦》，明萬物莫不以相比助而得生。
互助論者，有見于此。
民群生産，均平為不易之原則。
《周禮》與《大學》，皆明此義。
以斯而談，太平何遽不可期耶？然此義淵廣，必會通群經四子，窮其根柢，得其條貫，夫而後可與言《春秋》太平義。
豈徒執守禮文雲乎哉？康有為言三世，空泛膚亂，無義蘊。
其傳自井研廖氏。
藍之質未美欤，猶未足以出青也。
《易》道深度，此姑不談。
要之，求孔氏學者，必主《易》《春秋》，則非餘之讆言也。
傳孔子學者，夙推孟氏。
孟子首明民貴之義。
論選賢，必國人皆曰賢。
論刑，必國人皆曰可殺。
論經濟，必民皆有恒産。
其他勝義無窮，要皆發揮《春秋》由升平進太平義也。
其原本性善，則從形而上學中人性的認識，以樹立其太平理論的基礎。
博大精深哉，孟氏學也。
今人或摘取為政不得罪于巨室一語，以孟子為主張貴族政治，此可歎也。
言固有一時感事而發者。
今各國政界有勢力而系人望者，猶得以巨室言之。
況自孔子時，大夫專國，“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以此證孔子時，貴族政治已漸崩潰。
後來所謂貴族者，不過虛有階位，如今虛君之國，猶存世爵之臣也。
貴族而專政，則被倒也甚速。
春秋世已然，況戰國乎？春秋以來，政權日下逮于民。
故孟子曰：“得乎邱民而為天子，有以也。
”《左傳》中關于人民參決國政的事實很多。
今人謂其時為貴族社會、奴隸社會，豈不怪哉？吾前雲，周代田制、稅制及學校、明堂等，須細心考正者，以此。
因談孟子，而牽連及之。
工藝方面的發明家，則有周公、墨子、公輸子等。
孟子稱公輸子之巧，必多創作。
惜皆失傳。
而周公之羅盤針，其功尤偉雲。
算學發達最早，而《周髀算經》僅存。
當時數學書，散佚者必多。
恐古代數學發展之程度甚高，惜今無從考見耳。
周世塞外諸部衆，凡夷狄、外患等字，今皆不必用。
以本同種類，又諸部在上世本已臣屬中朝故。
猶未甚開化，俗号犷悍。
春秋以後，時向内侵擾。
齊國有管仲者，時相桓公，修明内政。
為列國盟主，能糾合諸侯。
故各國賴以安定，而侵擾者不得逞志雲。
戰國時，孟子始有王伯之辨。
後來宋儒之學，一宗孟子。
故于王伯之辨，尤龂龂焉。
詳孟子所謂王者，謂堯、舜、禹、湯、文、武也。
《孟子》書中屢稱之，謂其皆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絕無一毫矯揉造作，絕無一毫虛僞。
國内之治如此，國外之交亦如此。
故乃率天下以仁，率，倡之也，以身作則，使人皆化之也。
而使天下人皆有以複其本心，任天而動，放道而行。
放，順也。
天者萬物之本真。
理之至實，無虛妄也。
在人則謂之本心。
道亦天也，特變文複言之耳。
無有詐虞，無有侵暴，無有欺诳，無有鉗束。
而天下熙熙焉，皞皞焉，各得分願，率土曠然稱治矣。
王道之旨，蓋如此。
其所謂伯者，謂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等也。
伯者，襲先王仁義之迹，迹者，已然之謂。
是先王已行之事。
而假之以自文，雖做得似仁似義，而實不從其本心流露，徒作僞以欺與國，取巧便。
其處心積慮，則完全在功利上計算。
所标榜者，皆極美之名。
而所為者，乃利令智昏，不顧公誼，卒至一無所利，适得其害也。
在其國際如此。
至其國内之治，凡所以約其民者，約者，約束。
純本其一己之主張，制為法令而以權力強制人民，使之不得不從。
彼直視人民如機械。
其趨事赴功，亦足鼓舞一時，而使民有歡虞之象。
歡虞者，勢不可久，而愁慘随之矣。
伯道之敝，蓋如此。
夫王者之為治也，一本于其不忍人之心。
此不忍人之心，即所謂本心也。
本心者，人皆有之。
孟子是以謂人心之所同然者也。
好仁而惡不仁，好義而惡不義，人心之所同然也。
不仁者，而惡居不仁之名。
不義者，而惡居不義之名。
以此見不仁不義之人，其本心之同然者未嘗不在。
而至為不仁不義者，特執其小己之私，縛于染污之習故耳。
王者，使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而無以小己之私害之，無以染污之習障之。
人人共得于天性自然之中，自然，謂純任天真，無有僞妄也。
脫然無挂，無有挂礙也。
曠然無害。
無相侵害也。
美哉，盛哉，人道之至尊至樂也，王道所以為大也。
孟子王伯之辨，義至宏遠，蓋本孔氏《春秋》太平之旨，而敷衍之。
真乃義徹人天，德齊覆載矣。
或曰，孟子貶斥伯功，亦已過矣。
其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無道桓、文之事者，然《論語》不常言齊桓、晉文耶？不常大管仲之功耶？何孟子言之過乎？答曰：春秋時，五伯行事，猶有先王禮治之遺，當别為論。
未至如戰國時伯術之無所不用其極也。
孔子已雲晉文谲而不正。
然戰國時，複有如晉文者乎？晉文尚能用其民，能合諸侯，而六國已不能也。
至如秦之殘暴，則真如今法西斯主義國家矣。
今列強皆伯道也，而法西斯尤甚。
孟子所以過斥桓、文，惡其開禍亂之源耳。
孔子居春秋時，以管仲有匡天下、禦侵略之功，故盛贊管子之仁。
言各有當也。
或曰：若王、伯之說誠然也，則古代美于後世乎？答曰：如宋儒邵堯夫所雲，則世愈降而愈下矣。
餘謂此問題太大，若詳究之，将累帙不能休。
無已，而簡單言之。
古代天才家之智力，其大處深處，或非後人所能及。
但其條理詳明處，又決不能如後人也。
至古代社會上一般智力的水平線，其下于後代甚遠，亦複何疑？古代聖的道德，自當高過後人，以其渾樸未離故。
若古代社會，雖較後代社會為渾樸，然對于道德行為之判别，則限于經驗尚簡，而未能精到，每有許多不合理的信條，亦安之若素，而不知其非。
後代社會，雖智僞百出，而離其渾樸，然對于道德行為之判别，則又遠非古代所及矣。
夫王道出于古代聖帝明王，而伯道則後王所尚。
孟子一本先王，荀卿法後王。
故公孫醜、萬章之徒，不肯仕于當世；而荀卿之徒李斯，遂相秦焉。
儒家在戰國，已有孟、荀二派，不能相一也。
宋世，朱子與陳同父諸人，亦以王、伯興诤也。
今世列強之治，又皆伯道，與秦為類，尚不敢望春秋五伯。
五伯猶假仁義以行之，今則公然搶奪，公然為兇猘矣。
餘以為今後治道，必本吾固有王道的精神，而參以近世伯治之法度，方可拯茲人類。
若純任伯道，則人類終于自毀而已。
邵堯夫詩曰：“帝皇王伯大鋪張。
”帝謂五帝，皇謂三皇，皆王道也。
堯夫雖尚别有說，今此不從。
吾意隻雲王、伯并用。
百世之下，倘見行焉，猶旦暮遇之也。
中古史，起秦皇并六國稱皇帝時，終唐末五代。
中古史，可分為三期：自秦皇迄東漢之終為第一期。
自三國迄六朝之終為第二期。
自隋文滅陳，統一南北，迄唐末五代之終為第三期。
秦皇并六國，天下始定于一。
此是中國曆史上極大的變局。
前此，如夏至西周，雖确立中央制度，然實際仍是萬國并峙，王朝不過監督于其上而已。
及東周以降，王室亦夷為列國。
爾後諸侯互相吞并，日益劇烈。
逮戰國時，僅餘七雄。
至秦始皇，遂滅六國，改郡縣。
自此，乃确立大一統之規模。
此後，雖時有分裂，要是變亂時偶然的現象，終必複歸于大一統之舊雲。
中國至秦而一統，此實必然的趨勢。
一則中國民性之表現也。
中國人的思想，向來是趨向大同，不喜分化的。
所以在遠古部落時代，就有共主出現，如包羲、神農諸帝，就是那時無數部落的共主。
當時侯國，元來都是部落。
又如塞外的各部，雖有時向内侵暴，然遇中朝有賢聖主政，他們還是各自荒塞外來朝，無有離貳。
即此可見我先民厭分化、愛統一的天性。
二由事勢演進的結果也。
自夏朝大禹确立君位世及之制，王朝地位，日趨鞏固。
及周公厲行中央集權，共主之威愈振。
當時大封同姓功臣，能廢除前代以來許多侯國，足見新王威權之大。
又孟子談王制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可想見王朝于諸侯有嚴密的統治的法規。
此必周公所定也。
平王東轍以後，周适衰微。
适值楚人崛興，滅國無數。
代周之勢，雖未竟功；統一之業，已開端緒。
楚地不唯全有今長江、珠江兩流域，即中部豫、魯等省，亦多入楚國版圖。
老、莊自昔稱為楚人，實非長江流域諸省人。
其先，大抵是魯、豫間小國，為楚人所并耳。
秦人後起，所與競者，僅餘六國。
而孟子當其時，已有天下定于一之預言。
蓋天下大勢所趨，哲人知之審矣。
三則儒家思想之所促成也。
儒家本持世界主義，不限于自理其國而已。
孔子有太平、大同之義。
《大學》言治，以平天下為鹄。
齊、魯之間，儒學浸漬已深。
楚國則陳良北遊，悅周公、仲尼之道。
燕與三晉，勢弱于齊、楚，而皆依齊、楚為重，其不能不熏染于儒術可知也。
六國之民，既習儒言，而有諸夏統一之蕲向，非若遇異族侵逼，義不共戴也。
又值六國君相昏庸，無以固結民志。
故秦兵東向，而六國勢如土崩。
儒家思想之有利于秦，其一因也。
及秦既夷六國，而所行者，悉反于儒生所期望。
儒者又相率非毀之。
秦皇懼儒生又将不利于己也，于是坑諸儒，而不知适所以速亡秦之禍也。
卒之，秦皇僅為皇漢驅除難，非真能定大一統之業者也。
而儒生之期望，竟獲于漢焉。
綜上三因，天下之勢，至戰國末葉，不得不歸于大一統。
此其所由來者漸也。
中國自大一統以後，利之所在，而弊亦伏焉。
疇昔本部之内，列國并立。
文物制作，互競雄奇。
殆如歐洲列強今日之狀焉。
春秋戰國，政權由貴族而逮平民。
農人夙隸君、公、大夫之家，漸得解放，而為國家之公民。
哲學思想，如十日并出，萬卉齊發。
或為極端個人主義，如春秋時丈人，戰國時楊朱等。
或為極端社會主義，如墨子，許行等。
或為極端國家主義，如管子、商君等。
或為極端世界主義，如墨子及莊子是也。
老子雖非國家主義者，但其主張又有特别處，容當别論。
或亦堅持無政府主義，許行與莊子皆然。
或專主法治，如韓非等。
或始終不廢人治，如墨與老，皆有尚賢意思。
或力主專斷獨裁，如商君等。
或偏尚自由放任。
如莊子等。
種種矛盾，種種沖突，廣漠揚沙，大洋飛浪，千态萬狀，雄哉奇哉。
其唯宣聖，“天地為爐，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窮極至道，萬變不齊，揆之以道。
通以三世。
《春秋》三世義，至為宏遠。
大哉無不包乎！諸子各為偏至之論，俱為孔氏支流，而仍不能不彙歸于孔氏。
原夫道之一，而通其世之變。
則諸子種種不同的主張，莫不各有所當，而各因其時。
《易》之《随卦》曰：“随時之義大矣哉！”執其一，則礙于至理。
通其變，俱适于大道。
如四時之運行，如萬物之并育。
孟子尊孔氏所以喻如樂之大成也。
又戰國時哲學家中，有主知者，如名家等。
有反知者。
如道家。
而孔氏，則于本體論方面，主亡知而默識；于日常經驗界的事物，則不廢知識，而以慎思明辨為功。
此儒學所以為大也。
後來名、道諸家，各取孔學之一端，失其本矣。
綜前所述，學術思想界發展之狀況，奇偉如是。
豈不以諸夏為列國競争之局，而始有此盛事哉？莊子雲“知出乎争”，蓋亦見及此矣。
及一統以後，全國悉為郡縣，人各安其鄉裡。
漢人所謂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而無異見異聞，以蕩其知。
社會較為安定，而學術思想亦凝滞而少變化焉。
所謂弊亦伏焉者，此也。
晚周諸子百家之學，至漢而亡失殆盡。
名家、墨家，皆未有聞也。
法家，則置其理論而不究。
道家，亦全失老、莊宏旨。
如窦太後者，或略得于保啬精神乏術，而因托于黃老欤？其他蓋公、黃生之倫，以清淨少事言治。
當擾攘之後，亦一道也。
然其自得淺深何如，今不可考見。
儒家，若董生，雖多守古義，而雜以怪迂。
賈誼，全無思想可言，但文字有粗豪氣，為時所推。
後世名流不學之風，自誼開焉。
其影響之惡，不可言也。
淮南王安，招緻遊客，雜錄晚周百家言，而妄有附益。
本雜家也，而傾向道家為多。
但其言，法出于民衆公意。
又謂法籍禮義，所以禁人君，使無擅斷。
餘民二有筆記一則，載梁氏《庸言》雜志，說此事。
此區區數十字，則晚周法家要義賴以保存，功亦钜矣。
王充《論衡》，膚雜無統紀。
其他，皆可不論。
漢世學術思想，锢陋亦甚矣。
唯經師笃守明堂議政、君位傳賢諸義，敢以死犯時主而不諱。
蒙君文通嘗考之。
史遷于帝制，亦不滿焉。
其列項王本紀、陳王世家，傳貨殖以戒壟斷，傳遊俠以厲民氣，皆有深意。
則以漢興去古未遠，晚周師儒軌範猶存。
後此，遂不可見矣。
漢之學者，除考正六藝外，諸子百氏之故言，亦間有采摭。
而天文、算數之學，亦多能通習，不失古之遺緒。
吏治以循良著稱，必其于政治上實際問題研習有素也。
凡此，皆其可稱者。
然上視晚周，則思想單簡，學術廢墜，為憾多矣。
自漢而下，失學日甚。
著說者，乃至以浮俗雜文充數，而集部盛焉。
老聃曰“絕學無憂”，此實可憂之至也。
豈人智不古若欤？亦大一統之環境使然耳。
又大一統以後，不唯學術思想少變化而已，即政治上，亦利弊參半。
往昔列國之世，各國壤地較小，人民較寡，公朝之政令達于民間也易，君、卿大夫之與人民交接也亦極密，人民之互相團結而參決國政也又甚便。
古代民權發達，良有以也。
自大一統以後，疆土廣遠，而交通難；人民衆多，而接觸難。
天子、相臣與億兆民庶，成疏隔之勢。
每有政令，不易速達。
地方監司守令之賢否，朝廷常不易督察。
偶有英君賢相，能慎選疆吏，精于考課，則吏治可觀，民獲安輯。
然此等君相，不可常有。
故政治敗壞者其常，而修明者其暫也。
人民既互相疏離，而不易團聚。
故日趨散漫，無緣共參國政。
久之，人各自為身家謀，至不以國事為懷。
凡此，皆大一統以後發現之弊也。
然亦有其利焉。
即政府因地大民衆，不得不取放任政策。
常一切任人民之自營，而無所拘迫。
即政治敗壞時，貪官污吏有所誅求剝削，仍自有相當限度。
苟誅求剝削太過，則人民群起反抗。
小則聚衆控告官吏，或竟誅殺官吏。
大則揭竿起義，四海響應，而昏亂之朝廷，随之崩潰矣。
又人民既習于自營，如保甲、書院、義倉等等，多有可觀。
雖組織力未臻強固，然因而導之，則民治之基在是矣。
今自世界大通，交通便利。
東西文化，互相接觸，若比鄰之相與也。
唯廣大國家，廣大民衆，最易為治。
則過去之弊盡去，而未來發展之利，将不可思議也。
是在吾國人好自為之耳。
漢高帝，千古之英傑也，豁達大度，從谏如流。
此等處，切勿随便看過。
史稱其知人善任。
夫領導群倫，開物成務者，唯能用天下之智以為智，而不自任私智焉，所以為大智也；用天下之力以為力，而不恃少數爪牙之力焉，所以為大勇也。
然所以能此者，則豁達大度故耳。
唯豁達大度，故能從谏如流。
如胸中有一毫私吝，則有所蔽焉，有所怙焉，而從谏難矣。
不能從谏，則順乎己者善之，異乎己者嫉之，何以知人？不能知人，何以任人？不能知人任人，而欲毋自害以害天下蒼生，何可得也？漢氏長世，四百餘年。
三代後，國運昌隆，莫與比焉。
高皇帝開基之善，有以緻之也。
近見後生，輕于持論。
乃摘其見秦皇出遊，有“大丈夫當如是”之語。
又叔孫起朝儀，曰“今然後知皇帝之貴”。
以此鄙其心事。
不知人非上帝，安得語語盡善，事事盡美？但從其平生大端趨向而察之，則其賢不肖可論也。
宋祖既君臨天下，鑒五代之禍，常慮諸将有異志也，而務以高官厚祿靡其志，金帛子女柔其氣。
惴惴焉，唯猛士之是懼。
而高皇帝晚年大風之歌，思猛士，守四方，所存不在一己，而在四方。
視彼猜忌材武而思所以柔之者，何如乎？即此一念，而二代興衰之故，從何識矣。
夫大人物之有造于社會國家也，其端甚微，而影響極钜。
可不慎欤？ 王船山先生謂高帝起匹夫為天子，是古今一大變局。
吾謂不然。
國體未更也，政權操于君上，如故也，何所謂變局？秦既開一統之基，而不能守位。
則代之者，必出于民間。
此必然之勢也。
秦據關中，而法家之言，獨試驗于其國，而緻富強。
商君孝公之烈，有足多者。
秦地，自周室東遷而後，先王遺俗，日就湮滅。
秦人新造之邦，約之以法，守信不渝，首從上倡。
今人标榜法治者，皆躬先毀法之人，宜其所為與秦異效。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天下事，談何容易哉？然秦以法治，行之一隅而治。
及始皇行之大一統之天下，而竟以速亡。
其故何欤？六國之政，晚雖衰敝，其始，固一遵周先王之遺規，以禮為國者也。
楚之圍宋也，見宋人析骸而炊，易子而食，遂舍而去之。
其伐鄭也，見鄭伯能自下，而謂必能信用其民，亦使複之，而不取其國也。
楚雄南服，而彬彬有禮如是焉。
中原諸國，又不待言。
夫六國之政，皆近于禮治，而未習于法也。
其文化，又素高于秦隴之民。
秦皇一旦欲易之以法治，違其夙習，而又督之以嚴刻。
欲偃然臨天下之上，毋自覆焉，其何可得乎？ 清末以來，治史者好為翻案文章，每頌美秦皇，吾不知其果何心也。
秦皇以枭雄之資，承累世之強，壹意兼并，遂夷六國。
諸夏文化，受其摧殘，自是不振。
大一統之局既開，後來人主，恒秉其規，務以力征兼并天下。
人民在大一統而專制之帝政下，絕不利于組織，絕無參政機會。
何者？大一統，則地域廣而人民衆，勢不得相結合以參預國事。
專制，則亦不欲人民與聞國事。
人民與國家關系，僅有納賦與質訟二者而已。
以此養成人民自謀身家的心理，而無所謂國家觀念，無所謂民族觀念，無所謂政治觀念，無所謂公共觀念。
此皆秦皇開其端也。
或曰：戰國之末，不能不一統者，勢也。
焉得罪秦皇？曰：是不然。
使秦皇無兼并之野心，修其内政，發揚文化，而與六國相休息，則勢不能至此。
夫六國之衰微，原因當不簡單，然舉其要者言之，則攻戰太劇，疲敝民力太甚，實主因也。
而六國之疲于攻戰者，則又以秦人兼并之野心，威脅海内，不得甯息故也。
使六國稍弛其攻戰之禍，而各從事内治與文化之發展，中國當不至成為漢以後之局面。
餘以為人類不能無所與競。
但競尚于德慧方面者，則世界所由進化。
武力競争，必不得已而後用之，決不可以太過。
大《易》之道，去泰去甚，至可玩也。
秦皇之夷六國也，疾如飄風。
而其自亡也，亦如狂風不終朝。
元室之縱橫歐亞也，如飓風。
而其結果又何如？此亦可為肆侵略而夷人國者之殷鑒矣。
且秦皇以一統之局，而用愚民之術。
焚書之事，近人雖多為之曲辨，然民間挾書有禁，直至漢惠而後除之。
此猶得曰秦皇未嘗以愚民為事耶？夫撫廣土衆民者，則莫急于開民智，養民力，作民氣，使其練達于集團生活之中。
由地方以達中央，人民皆得表現其力量，而後可為大一統之雄國矣。
今秦皇唯用愚民政策，開此亂端，而漢以來君主盡率由之。
周制外朝詢萬民與學校教民之政，乃至一切良法美意，至秦而蕩然以盡。
秦皇可謂萬世之罪魁矣。
漢之治，先儒謂其雜王、伯。
高帝入關約法三章，疏節闊目，使人坦然昂首天壤，而不虞刑網之密、逼迫之苦，其于王道也近矣。
高帝天資開豁，蕭何能識大體，故所為往往有當于理。
然仁心誠意，保育群生，一舉一措，而不敢以私意幹之。
堯、舜、禹、湯、文、武，所以見稱仲尼者，有以也。
高帝、蕭何，何堪語此？又凡哲王開一代之規，必博采群情，制為大法。
王制，《周官》其書皆有所本，非由後人僞托也。
漢興，大抵因秦舊制，而去其太甚。
挾書之律，至惠帝而後除之。
承秦嚴刻而繼之以苟簡，終未能自樹一代之規。
天下安其簡便，而不可與建皇極，遊康衢。
故漢之衰，而有曹、馬，天下淪于胡焉。
固本之道既虧，馴至人無與立，而獸噬之禍自至。
此處宜深思。
吾于典午之世，有深痛焉。
推本窮源，伯道之餘習使然也。
撫今思昔，使袁氏能以正治國，則民國開基便穩，何至倭寇乘我于今日耶？ 戰國時，楚之文化已甚高。
老、莊、屈平，或出于其宗支，或産于其領土，皆道家也。
社會主義者許行，孟子稱其南蠻鴂舌，亦楚人也。
楚自熊繹開疆，雖承周王之化，其後則已雜伯術，而不純為禮治之國焉。
特禮意未盡泯耳。
道家之下流，可雜權術。
楚之變周，有以也。
秦起西都，并六國，而高帝卒以故楚遺民，起而代秦。
漢之治，猶楚之遺緒也，非獨雜秦俗而已。
漢猶繼楚也，何必一姓而後為繼乎？ 漢世思想界雖凝滞，然民族力量雄厚。
高帝、蕭何豁達開基。
惠帝仁厚，文、景恭儉，一意休養民力。
及武帝，雄才大略，延攬天下英俊。
自經儒、将才、良吏、谏士、文學、技術之良，博采旁羅，無不畢集。
河工，親身曆視，與文學詠歌，忘其勞苦。
用人勤政如此，故能大振武功。
北開沙漠，除累世之患。
西通西域，今中亞細亞，及印度諸國，多來臣屬，而大秦亦幾至焉。
東北，有今東三省及朝鮮地。
西南，撫有交阯。
日月照臨，無思不服。
皇矣大哉！中國聲威之遠，自三代下，未有盛于此時者也。
夫愚儒之衆，不興神武之君；衰敝之卒，莫出英威之将。
武帝偉大之人物，實自當時社會産生，豈是從天而至乎？吾于是知漢時社會的品質極其優厚。
品者，品格。
質者，性質。
若是卑劣的社會，如何能生出這等英傑來？ 衛青、霍去病諸人，氣度雄遠，故能成就偉業。
《淮南王安傳》，稱其問漢大将軍衛青。
于伍被曰：“公以為大将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者黃義，從大将軍擊匈奴，言大将軍遇士大夫以禮，于士卒有恩，衆皆樂為用。
騎士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hellip&hellip及谒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将軍号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逾河，乃渡。
皇太後所賜金錢，盡以賞賜。
雖古名将弗過也。
”霍去病為人少言，不洩，有氣敢往。
武帝欲為治第，令視之。
對曰：匈奴不靖，無以家為也。
蓋匈奴諸部，自三代以來，嘗侵暴百姓。
漢初，嘗圍高帝于白登，又緻書嫚辱呂後。
文、景欲休息民力，不輕用兵。
及武帝，始張撻伐。
衛、霍皆志在為民除患，故成非常之功雲。
《漢書·衛霍傳》，幾皆嘲語，将英雄志事，一概埋沒。
班氏識量太淺故也。
文帝玄默恭儉。
三代而下，以學者陟帝位，文帝稱首焉。
帝本治老子哲學，而參用法家之術。
匈奴侵肆，吳王不臣，皆靜以鎮之。
不輕啟兵戎，而汲汲修明政治，百司循規，各舉其職。
海内日漸富庶。
不期與寇競，而寇亦自不能我害焉。
景帝賢明，無改父道。
國家元氣深厚，文、景二帝含育之效也。
武帝興，始資之以擴張，非偶然也夫。
恭儉者，德之基，治之本也。
奢侈盛，而盜竊萌，貨賄行。
百姓死于剝削，萬事敗于冥冥。
内既魚爛，而外患有不至乎？虛文日張，外飾日侈。
輕意肆志，以天下莫予侮也，百姓為可欺也。
曾不知兇猘日同于其旁，禍至而莫禦焉。
昔“子路問君子。
子曰：&lsquo修己以敬。
&rsquo曰：&lsquo如斯而已乎？&rsquo曰：&lsquo修己以安人。
&rsquo曰：&lsquo如斯而已乎。
&rsquo曰：&lsquo修己以安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rsquo”甚哉，敬之難言也。
敬者，此心之良知良能，恒時為主于中。
恒時二字，注意。
邪欲不得幹，怠慢不得起，一切虛僞苟便之私，不得而入焉。
以此修己，而一旦居位，則其用人行政，猶有自私自便而害人者乎？猶有自私自便而害百姓者乎？故吾儒治己治人之道，恭敬而已矣。
《論語》言道國之要，節用居一焉。
老氏有三寶，儉居一焉。
孟子曰：“儉者不奪人。
”可罷之務，無益民生之費；撙節一分，即為人民寬一分力，又可為人民多興一分利。
公家之務，必持以儉，而後百事修舉。
否則侈心一萌，手段揮霍已慣，而假公肥私，盜心熾焉。
所盜者，皆人民膏血也。
思之抑何忍乎？文帝平生恭儉，自是三代哲王以後所僅見者，可為萬世法也。
汲黯贛直立朝，武帝不冠不敢見。
嘗面斥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帝亦優禮之。
其以直道為朝廷矜式，所關不亦重乎？ 武帝雄才大略，雖置丞相，而恒用順承意志者為之。
公孫弘得志，以此也。
然武帝雖獨裁，而有二善焉，可以無患。
一能受直言盡谏。
汲黯力攻其短，無所避諱，武帝能優容之。
二屢舉賢良文學之士，以共謀議。
《嚴助傳》雲：“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屢舉賢良文學之士。
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
朝觐奏事，因言國家便宜。
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顔師古注：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
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臣數诎。
師古注：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诎服也。
”是時武帝年未二十，即位不久，便廣延郡國賢良文學為賓客，共謀議國事，臨朝與大臣辯論。
帝乃集思廣益，而後斷之于己，施之行事。
此其所以能獨裁，而不至暗于天下得失利病之故也。
又公孫弘雖以曲佞見譏當世，然其為人，守儉約，能含容。
當時材能之士甚多，方方面面，各盡其用，弘未嘗有所排忌。
轅固生教弘曰：“公孫子但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
”弘未嘗以為忤也。
若東京以後人，便無此量。
武帝用弘為丞相，含蓄衆流，弼助天工，亦可謂知人善任矣。
張骞冒險而動遠略，班超亦然，皆千載英傑也。
然是時，商旅遠出，逾蔥嶺，越絕塞，貿易通于殊方異俗之國。
中朝使臣與軍隊所至，要皆商旅為之前導也。
當時商業情形，史皆不詳。
其識太陋。
漢時社會，私人講學之風最盛。
諸經師門下，嘗數百或千餘人。
此等材料，官搜考列傳，而彙述之。
漢代用兵西北，所向克捷。
當時交通及馬政，必有可觀，惜史籍不詳。
漢時社會，任俠尚武。
史公《遊俠傳》猶存其概。
班固譏之，陋又甚矣。
桑弘羊祖管、商之術，興榷管之利，所以安邊境，制四夷，成國家大業，功不當在衛、霍下。
伐功怨望，自取誅滅，其人格固無足稱。
朝廷待之，亦稍薄也。
桓寬論鹽鐵，以弘羊為博物通達之士，可謂允矣。
财政、軍事，相關密切。
弘羊之略，宜加考焉。
漢廷儒臣，大抵樂守常而厭遠略者多，故于将帥及計臣，每不喜之。
然尚無結黨橫阻，相率去位，以敗撓大計，如北宋諸儒臣之反對新法者。
然尚無至此為句。
武帝衛、霍、弘羊之成功，賴有此耳。
漢人氣量畢竟廣遠。
但東京以後，此風浸息。
世運升降之故，亦難知也。
蔔式毀家輸邊，意量遠矣。
史家不贊邊功，隐存輕視。
義士愛國之善舉，無所稱揚，何以勸後之民乎？ 新莽之篡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