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于修中國通史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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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做得不堪。
世運何故如此衰？餘以為救衰之道，強其體為最要。
強體之道不一，而戒早婚為最要。
漢以來惡俗，必須痛絕。
兩漢時，社會上貧富不均。
富豪兼并土地。
貧民遇饑餓，常自賣為人奴婢，官府亦有收買者。
《貢禹傳》稱，官奴婢十餘萬，遊戲無事。
稅良民以給之，宜免為庶人，雲雲。
不知官府何故有奴婢如此之衆，或其初為救濟貧民而收買之欤？民間富豪畜奴婢者，則不可勝數。
如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王商家奴乃至千人。
家富畜奴婢之多，即此可見一斑。
西漢時，董仲舒說武帝，宜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是當時富者可專殺奴婢也。
新室亦诏廢奴婢。
及東漢光武帝降诏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
”以後諸帝，亦時申禁令。
可見當時社會上貧富懸絕之情形。
至如富家兼并土地，新室诏令，言之痛切。
而朝士論著，亦多注重及此。
如仲公理《昌言》雲：“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于方國。
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于封君，勢力侔于守令。
财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
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
雖亦由綱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
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财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
”引文見《後漢書·仲長統傳》所錄《損益篇》。
公理之論，具見根柢。
惜當時朝野，于此一大問題，不求根本解決。
然漢氏主政四百餘年，民心思戴者，則亦有故。
兩漢賢主，始終能留心多數貧民之利益，未嘗偏與豪富階級妥協，則為明顯的事實。
抑商政策之用意，本在直接防止豪商壟斷财貨之行為，間接杜絕兼并土地之弊害。
雖未必有極大效果，或亦不無相當影響。
至于解放奴婢，累朝诏令督促，未嘗松懈。
若果空文敷衍，如後世所為者，焉得開四百餘年盛治之局？古今有以欺騙成功者乎？又其吏治修明，常以鋤治豪強為事。
豪強，猶今雲土劣。
如義縱為河内都尉，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内道不拾遺。
趙廣漢遷颍川太守。
郡大姓原禧，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
廣漢除其首惡，郡中震栗。
及至東漢，陽平大姓有趙綱，北海大姓有公孫丹，河東大姓有馬适匡。
凡此，皆在地方脅衆攬權，魚肉貧賤，而均為董宣、樊晔、李章等所誅。
此特略征數事，實則兩漢守令，無不懲戒豪強者。
民心思漢，豈幸緻乎？唯西漢武帝用桑弘羊興榷筦之利，為豫絕兼并絕好辦法。
至始元中征賢良文學，問以治亂。
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争利。
此等賢良文學，皆代表豪富階級的利益者也。
當時相诘難甚烈，而桓次公稱，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
雖非正法，巨儒宿學不能自解雲。
要之兩漢對于解決貧富問題，非不留心，但其抑商政策，則迂拙而無甚效。
吏治又不可常恃。
如東漢中衰，戚宦竊柄，則吏治壞而寇盜始起矣。
弘羊政策，後亦莫能繼行。
公理提出土地問題，确是根本。
若當時能本井田之意，而行限田之法，則民生悠遂，或不至寇盜蜂起，浸淫以釀五胡之禍。
曆觀世變，豈天數耶，亦人謀不臧耳。
吾平生不滿東漢黨人，以其純盜虛聲故也。
東京一代，真能留意民生問題，而慨乎其言，發于忠誠者，當以仲公理為最。
王節信指計時短，讨谪物情，亦一代之良也。
王仲任博通，肯用思，知識遠過節信，視公理亦較廣。
三子者，所學不必同，其能不梏于時俗，則一也。
範書以三君同傳，可謂知類。
然論贊極加貶谪，謂皆管視好偏，亦稍過矣。
黨锢諸巨公，于當時社會政治諸大問題，似毫無所究，隻欲與朝廷戚宦抵觸，投身飼虎，而無捕虎之膽與略，立君大事。
李固在廟堂會議時，若面折梁冀，力數其罪，則朝臣或不至皆曰唯大将軍令是聽也。
臨之以嚴氣正色，責之以大義，示之以王莽殷鑒，冀兇兇之氣，當亦自屈矣。
縱或不勝，固死于此時，較之委曲求全不得而死者，不猶愈乎？固不此之圖，乃退在私室，一再為書勸冀。
明知與虎謀皮為不可得，而猶如是委曲者，此何為乎？固之賢，其才略、氣概不過若是。
自餘諸公，皆可不論。
夫吾國之黨人，本非今西洋所謂政黨，乃名士集團也，官僚集團也。
凡人一為名士，便無足觀。
東漢黨人，本無政見可言，無政策可言，無經綸大計條目可言。
即随時濟變，又無膽略。
其空虛脆弱如是，猶幸不得已時，能盡一死字。
範書于黨人稱揚太過，後人遂為所誤，而不知以名士浮虛為戒。
吾嘗謂，範書，黨史也。
名士之稱，始見《後漢書》。
西京以前，士大夫敦實行，求實學，作實事。
矜小慧、飾僞行以盜名者，絕少見焉。
有之，則為社會所鄙夷者也。
自東京而始有所謂名士。
吾嘗謂東京以後，吾國隻是兩個東西始終合流，曰名士，曰奸雄。
名士者，無心肝無知識。
其全副精神，整個向外追逐，純是浮虛誇巧，盜竊不慚，既無立本之學，又無實用之學。
以其小漂亮，弄些應付朝廷與下面社會的伎倆。
此在魏晉時，即是詩哪、四六文哪、清談玄妙哪。
其實無關于玄學。
在唐宋明，則詩哪、古文哪，甚至理學哪。
宋世理學家末流，隻是空疏迂固，尚少近名者。
至明季理學末流，則皆浮薄僞妄之名士矣。
在清世，于古文外，或剽竊一點考據。
章實齋诋為勢家豪奴者是也。
在今日，則哲學、科學、西洋文學，根本不曾費工夫，隻剽竊一些概論與大綱的知識，及時代流行的新名詞、新論調，猶古之詩與四六文、古文辭、漢學、理學等等也。
此等人内無以立己，外無可應用，專以叫響于社會、驚動于朝廷公卿為其能事，天下後世之名歸焉。
然無心肝，無學識，無操持，壞世道人心，使人類都成為鳥獸不如的東西。
其影響甚大，真可痛也。
奸雄者，合妾婦、流氓、強盜、兇猘而為一身。
其無量本領，總可包括于陰、險、卑、賤四字之中。
其劫持天下，牢籠萬物，不外以威劫利誘等毒辣方術。
常利用人類之劣根性，而或逼之以威，誘之以利，使天下之人，皆奪其志，銷其骨，喪其氣，遏其知。
其手段恒不惜出之以奇險奇惡，至卑至賤。
卒緻社會混濁，國家昏亂，黑白不分，是非不辨。
極至利害亦不複計。
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
古今亂亡之世，未有不如是也。
王船山先生曰：“國家将亡，必有妖孽。
”非草木鳥獸之妖也。
亡國之人，皆妖孽也。
觀于魏晉操、懿諸奸雄，與其時文學及玄言諸名士，而知五胡之禍，非無故也。
操、懿皆東京季世之人物，名士亦始于東京，此可以觇世變也。
魏晉名士卑劣之狀，此不及詳，俟将來彙集之。
奸雄之局，至袁世凱而告終。
名士之風，恐猶未已。
經儒足以緻用，若盧植者，可謂賢矣。
性剛毅，有大節，規窦武之書，義正辭嚴。
雖不見聽，浩氣存焉。
黃巾賊起，植以文儒率師征讨，連戰破賊，斬獲萬餘。
賊帥張角，退保廣宗。
植修守具，垂當拔之，而功敗于昏愚之主。
其後皇甫嵩讨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實資其規謀，用濟成功。
何進謀召董卓。
植知卓兇悍，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
及卓譏廢立，公卿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
履虎尾而不虞其咥，強哉矯也。
夫卓，兇猘也。
置之邊隅，但為一方之害。
天下有道，折棰取之可也。
召赴京師，崇其名号，長其羽翼，則狂獸逞虐，何所不至？卓之縱毒，無複人理，乃五胡之先導也。
寇禍古今所常有，但其絕無人理，則未有如董卓輩及五胡所為者。
五胡中亦有好人，如姚弋仲，心存晉朝，以亂華為戒。
苻堅不嗜殺，能修政安民。
此中，且從多數言之耳。
君子于此憂世變焉。
盧公能識董卓于機先，非素以經義濯其心者，能前識如是哉？ 張平子，精思天文、曆算。
嘗造候風地動儀，可驗地震。
即震在遠處，亦可測知其所在。
範氏稱其範圍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知。
平子發明的天才，誠足驚人，然亦可見當時天算學之進步。
平子著有《靈憲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惜後人無繼續精究者。
範書稱平子雖才高于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
古代大科學家的風度，後生宜取法也。
平子亦好玄學，服膺揚子雲《太玄》。
謂其妙極道數，與五經相拟，使人難論陰陽之事雲。
東京末葉，已尚玄虛。
如周勰，隐居竄身，慕老聃清淨。
杜絕人事，巷生荊棘，十有餘歲。
法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内外圖典。
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
同郡田羽稱其蹈老氏之高蹤。
戴良，母卒，兄伯鸾居廬啜粥，非禮不行。
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
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
禮所以制情佚也。
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緻毀容之實。
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
”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
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矯慎，少學黃老，隐遁山谷，因穴為室。
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裡并時。
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推先于慎。
台佟，隐武安山，鑿穴而居，采藥自給。
曰：“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
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辍。
尚書郎張溫異之，下道百步，自與言。
老父曰：“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甯。
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
吾為子羞之。
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凡上所述，皆虛玄之士。
蓋自光武、明帝，外獎儒學而揚名教，内喜善柔而寵桓榮之徒。
黨人又務競名，以空言忤權要，實無濟世之具。
天下聰明博識之士，不樂檢束，又深嫉時俗虛僞，故趨尚玄虛，遺世無所惜。
周勰、法真、矯慎、台佟諸君，皆内養醇至，克全素尚。
漢陰老父，迹彌晦而道彌高。
推其所持，蓋亦無政府主義者，戰國許行之徒也。
惟戴良放縱禮法之外，自況以大禹、仲尼，矜妄不慚。
魏晉間人，實祖其風。
履霜而堅冰至，君子于是憂世變也。
又《臧洪傳》稱，洪領青州刺史。
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
是魏晉清談之風，亦自東漢始。
中古第二期，起三國，訖隋，所謂六朝時代也。
此是古今運會變遷最大關鍵所在。
吾民族悲慘之境，亦自此開端。
蓋自司馬氏群彘肇亂，群彘，謂八王也。
昏賤如彘，故雲。
遂令五胡乘虛狂動，擾害中原。
吾嘗披覽載籍，考見其時百姓遭受屠戮、劫掠、逼辱，種種不可名狀之慘，心悸目眩，不忍措思，以謂宇宙何故為一大修羅場，修羅，魔也。
言宇宙何故為衆魔之場所也。
衆生何故甘作罪惡？哀哉人類，生生者未有已也，其将終古大惑不解耶？吾于是究心天人之故，而漸怡神于釋迦氏之書焉。
此可以知吾當日讀史，心情感動為何如矣。
五胡之局，歸結于拓跋魏。
因與江南皇朝對峙，而稱南北朝焉。
其時北方久淪胡俗，範祖禹等叙錄《魏書》雲：“戎狄亂華，先王之澤，掃地以盡。
”又雲：“刑法峻急，故人相殘殺；不貴禮義，故士無風節；貨賂大行，故俗尚傾奪。
”社會上殘殺傾奪之風既盛，父子兄弟之愛且不可保，況其他乎？孝文雖力矯胡俗，崇尚夏禮，謂中夏禮俗。
然徒襲皮毛。
又欲挽久敝之俗于一旦，勢不可能。
故孝文漢化，隻飾虛文于俄頃，烏足以成化道，振頹風哉？北方戎俗既甚，南國亦浸染其風。
如劉宋諸子之兇逆，蕭梁諸子坐視君父之噬于困獸，侯景之亂，蕭繹與骨肉之擁州者相争戰，反緩置景，遂釀成慘變。
陳氏君臣之荒淫，皆絕無人道可言，其沾被胡俗已深故也。
天倫之變，古亦有之，未有如此時之相習為常，而人皆無所動心也。
昏淫敗度，古亦有之，未有如此時之相習為常，而人皆無一念之警也。
故知其染于胡俗也。
及南北之局統一于隋文，而唐高祖、太宗父子承其業。
貞觀之文治武功，為皇漢文、景、武諸帝以後所僅一見者，但盛業止于太宗一代。
而風俗習慣，自六代以來，浸于胡俗者，始終未盡滌也。
宮闱不正，太宗尚爾，後更不堪矣。
民間俗習亵亂，用夏變夷者，又不知凡幾也。
夫民德澆漓，則野志易動，變詐滋多，嗜利無恥，攻剽無常，難以道義固結其心。
如是之群，枭桀之徒，最易利用之以作亂。
唐代藩鎮之禍，連綿不絕，輾轉推演，以成五季慘局，又如前世五胡故事。
至吐蕃、突厥、回纥、契丹等等，累擾中原，又不待論。
及皇宋肇興，太祖以寬柔甯亂，提倡文教。
諸大儒崛起，追複晚周儒學，明夏禮以革胡俗，複人性于獸習之餘。
可謂吾民族複興之機矣。
然宋祖鑒五代之禍，切于防弊，而武事不修；謹于守成，而開擴不足。
諸老先生又吸收佛家禅學，正心誠意之功有餘，格物緻知之功，終嫌其短。
雖辨章王、伯，而頗近迂談。
孔門由求治兵理财之略，尚非其所敢企，況孔為東周，孟撻齊楚之偉抱，豈彼可得而幾乎？宋始厄于遼，繼辱于金，終則全覆于元。
其所以自立之道未備，雖欲保固神州，而莫由也。
明祖繼起，驅元室于塞外，恢複舊壤，庶幾振宋人之遺緒。
然太祖晚年猜刻已過。
永樂慘酷，視太祖又更甚焉，繼世複無令主。
上視兩宋諸帝，皆昏庸相繼，又若一轍也。
程朱、陸王兩派學者，其大多數皆空談心性，不究實用。
知識方面，視宋儒又更狹焉。
于謙、王陽明、戚繼光、熊襄愍、張江陵、袁崇煥，或以勇斷而肩大任，或以韬略而扶危局，皆曠世雄材，不待文王而興者也。
然少數天才，處極衰之社會，終難大展所志。
雖扶傾于一時，而無以立不拔之基矣。
比兩都淪陷，船山、習齋、亭林諸大哲人，始力變學風，期于道器兼綜，體用赅備，一洗空疏迂陋之風，而歸于實事求是。
上繼宋儒複興晚周文化之遺軌，而皆繩正其偏，救治其弊，又可謂吾民族之幾矣。
然清人起塞外，帝中原，胡俗未革也。
猜心、暴性，未能遽易也。
中原人士新附者，多隐為怨刺之詩焉，其必有以使之然也。
于是士大夫不敢盡其材力于思想之途，而相率以考據之業，自了生涯。
明季諸儒之流風盡泯矣。
自五胡變後，幾二千年，元氣未複。
此一大段氣運，經久而無甚變更，豈不異哉？要之，此長遠期間之擾亂，為本國邊塞人與中原人之内亂。
吾國本部，概稱中原。
由六代迄今，中原固屢傷元氣，而邊塞諸部，亦以争奪中原而卒歸凋謝。
朔北之元室，東北之鮮卑、遼、金、滿清，其結果都無善狀。
甲既受害，謂中原。
乙亦無利。
謂塞外。
曆史事實，昭昭可按。
甚矣，兄弟阋牆之禍，宜深戒也。
嘗謂吾國曆史，自上世迄今，有兩大變遷。
一、自三皇五帝，下逮戰國，如此悠遠時期，為本國中原内争時代。
蓋中原分為無數侯國，競智競力，互争雄長。
但同為有高深文化之國，故于争競之中，自有切磨之益，此古代所以強大而文明也。
此等局面，至周代春秋、戰國，變化日亟。
小弱國家，漸為強盛者所兼并。
至秦皇，而遂開大一統之基，以遺之漢氏，是為中原團結而不複分離之始。
二、自晉世五胡之禍，迄于清室運終，為本國邊塞與中原内争時代。
其情形，已略見前文，可不複贅。
自秦以前，中原列國并峙，各國人民多有參政力量。
故邊塞驕悍者，雖有時内侵，終不能為巨害。
如犬戎弑幽王，乃是偶然之事。
若幽王不寵褒姬，以壞烽火之令，犬戎何能為乎？邢衛困于狄，亦是暫時。
齊桓一度北伐山戎，而諸夏安甯累世。
可見中原民力之強固也。
由秦而下，宇内大一統，中原人民益散漫無組織，參政力量無所表現。
邊塞人民，政府又常漠然遇之，而無聲教以加乎其間。
故邊塞每以其暴力，而摧中原之文弱。
雖雲暴力如狂風驟雨，不可常勝，然當其突至時，則中原受害矣。
自魏晉迄于清運造終，如此悠遠時期，純是本國邊塞與中原内争時代。
在此長期内争之中，邊塞人民既缺乏文化，中原又常受暴力傷殘，故吾國社會各方面在此長期中極少進化。
此可謂睡獅久疲不起之會也。
然亦有相當成功焉，即邊塞人民漸染中原文化，而中原之對于邊塞，亦漸去其隔閡，相親如一體。
明太祖既驅除元室，命學士為文，祭告天地。
文中目元人為胡虜，極其醜诋。
太祖大怒，命改作焉。
帝王大度，中外一家，無有畛域，誠盛德也。
清人入關，自道、鹹以降，漢滿界限蕩然無存。
此雖清人努力同化，然邊塞與中原融洽，卻是累朝演進之結果，非自有清一代而始然也。
或曰：清入中原後，曾胡等猶扶植之，而彼族姓衰耗焉，何也？答曰：此其先輩贻謀不臧也。
悉其族姓，以據中原，其心之私而猜也。
天道惡盈，有不期而然者。
若一向保其支庶于故土，雖遜帝位，而族姓能育，同建共和之規，不亦美乎？雖然，自今以後，五族一體也，則彼又何衰耗之雲。
或曰：過去之事，既聞命矣，敢問茲後民族前途，将何如耶？答曰：世變複雜，日益奇詭。
雖在大聖，有所不可知也，而況于餘乎？然數往知來，有可預言者三。
一曰，吾國大一統之局勢，不宜于過去閉關絕無與競之環境。
今後全球交接，東西文化，互相流通。
雖疲怠睡獅，未能驟爾适應此新環境。
然此新環境之有利于我，則萬不容疑也。
二曰，吾國上古中原列國長期内争之局，至秦而始息。
中古以來，邊塞與中原長期内争之局，至民國而始息。
清末排滿，本為政治革命之一種手段，非真有族姓惡感也。
民國肇建，五族共和，載在約法。
将二十四史中，誤視邊塞先民為異族、為敵國之謬誤觀念，已經一掃而空。
此為民族心理上之重大改革，最不容忽視者也。
此種心理上之改革，一方面由國内漸見融洽，一方面由世界大通，中原與邊塞都把目光向外看去，才知自家團結為要。
開國二十餘年，雖因内憂外患，不遑建設，然政府用才，中外無所偏倚。
中謂中原。
外謂邊塞。
縱未能十分滿意，然較以清世，則塞外人才，登庸為易。
若政治上軌，邊方興學，後此改良之事，必與日俱多。
至就邊塞同胞之國家觀念而言，其進步亦遠逾疇昔。
此次對日抗戰，凡我全族，五族同源，已如前說。
故不分言五族，而雲全族。
一德一心，無有攜貳，雖德王被劫持于仇敵，料亦非其本心。
吾中華偉大的民族，發揮其偉大的團結力，方且自茲開始。
向後科學昌明，西北、東北各大陸開交通，盡地利，講生産，則如嚴又陵所雲，大陸之勢盛，将奪海權。
其必有驗焉，無疑也。
三曰，中國文化，至高尚，至幽深。
欲析言之欤，而若無所可言者。
若複唾棄之，以為無物欤，則又若有物焉。
廣乎漠乎，上際于天，而不可測其高也；下徹乎地，而不可測其深也。
體窮神知化之妙，于人倫日用之中。
所以酬酢萬物，網維萬事者，其道無在，而無所不在。
事物燦殊，無非天則著見。
人生日用，一皆天理自然。
此段，字字吃緊。
得乎此，而後知人道之至尊至樂也。
世固有縱心外馳，逐物求理，逞欲無餍者，其事，吾亦不謂無有是處。
但有辨物析理之長，而無歸根複命之道，是溯流而忘其源也。
如欲格物而不囗于道，道者，萬物之原也。
一切事物所共由之以成也。
各科學之研究，皆止于事物互相關系間的法則而已。
若不能窮極乎道，而實體之于己，則人生徒恃零碎的知識，而自述其本根。
中土玄學，持較西洋，别是一種面目。
科學興，而斯學終不可廢。
用知而克全其神，神者心也。
老莊反知，謂足以擾攘其心故也。
儒者不然，但從事涵養，常令此心虛靜甯壹，而無迷妄雜染，則格物緻知，乃此心自然之妙用。
何有以知而擾攘其心乎？然必有内心涵養一種學問。
故其神全，而不滞于物。
否則逐物而喪其心之所持，竟不識有自心。
則老莊反知，非無故矣。
厚生而不迷其性，性即道也。
以其為萬物所共由之而成，則曰道。
以其為吾人所以生之理，則曰性。
物質上的需要，所以厚生，不可廢也。
故絕物與斷欲，必非人而後可。
道不遠人。
吾先哲未嘗以此為道也。
然必有盡性之學焉，然後能用物而不役于物，從欲而不逾其矩。
否則人生隻陷溺于物欲之中，老子所以有聾、盲、爽、發狂之歎也。
則吾中國文化，确有絕大貢獻。
何可棄哉，何可棄哉？現代所謂文明人者，皆失其本心，而習于向外騁逞。
縱欲殉物，因不得不出于搶奪，而陷于人類自毀之途。
将圖所以救之？非導之于中國文化，終不可得救也。
吾确信中國文化不可亡。
但吾國人努力于文化之發揚，亦必吸收西洋現代文化，以增加新的元素，而有所改造，不可令成一種惰性。
是則餘之所望也。
綜上三事，皆吾民族獨具之優點。
前途發展情狀，吾不能知。
其有可以發展之基，則上述三事是已。
廣大的國家，廣大的民族，高深的文化，在今後的世界，而有此三，真是優點。
老仆所知，亦止此而已。
中古史第二期，甚關重要。
吾本欲詳談，茲當作罷。
第二期以下，暨近古、近代各期，更付阙如。
一因天氣熱悶，二因吾精力疲困，不得不截止。
唯當此抗戰時期，吾有一堅确信念：日本人決不能亡我國家，決不能亡我民族。
日本者，古之所謂倭國也。
其種族，則不知所自出。
當吾國東漢光武時，其國主遣使來朝，自稱大夫。
後其國主，并受中國爵命。
其國文化，過去完全模仿中國。
此世所共知，不待多談。
然日人實不能了解吾國文化的廣大精微處，不堪接受吾先哲高尚的理想與偉大的精神。
自元代以後，他常寇害吾國。
吾國人向來寬大，全無懷恨複仇的心理，而日本人竟處心積慮想滅吾國、亡吾種。
此等野心，吾人今後不能忽視。
但願日人能自反省。
日人今雖力效西洋，以強國自命，然素無文化，純從外襲。
其俗淫亂，絕無天倫，有禽獸所不為者。
其人習于殘忍，無複人性。
其對外，概以狡詐與兇暴。
雖雲施之他國，然此等根性養成，其民族将來欲勿衰亡，何可得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聖言畢竟不容搖奪。
又日人器量過小，雖橫行一時，決定不堪成立大業。
此吾敢斷言以俟之者。
夫日本在昔，本吾華之臣屬，又受吾華文化熏陶。
值歐力東漸，神州衰微，日人為自身利害計，亦不應阻礙吾華族之興複運動，以自陷于孤危。
眼光稍遠者，自能見及此。
乃日人出茲下策，乘吾華方新之機而蹂躏之，實乃竭其民力，戕其民命，以赴于膏火自焚之途。
利害至明，而彼不悟，由其器小易盈，颠狂以逞，絕無遠識故耳。
吾尤有言者，凡曆史書，其紀述之體可略說為二：一則考論人物得失。
如各方面領袖人物，謂若古之君、相及士大夫，今所謂領袖是也。
其推動社會、政治及文化等方面，所發生之影響果何如，此最不可忽者。
《春秋》褒貶善惡與别嫌疑、明是非等義，即在乎此。
後來史家皆宗之。
二則本科學方法，推詳社會變遷，如由遊牧社會而進為農業社會之類。
各時代之一切組織、一切法制及生活情況等等方面，皆互相懸殊。
而其或為漸進，或為突躍，又皆有其所以，必非無故而然者。
史家述作，必于此推詳焉，所以數往知來也。
今之治史志者，大抵有意向此做去，而尚未能做到。
餘以為二種作法，須融合為佳。
大概以考論人物得失為主，而社會各階段中方方面面之變遷，亦必推詳而無所遺，方為良史。
人物本由社會産出，而卻有推動社會的力量。
如五官四肢，自整個的生機體中發展出來，而卻有運動生機體之功能。
舊史注重人物得失，甚有意義。
且模範人物對後人具有偉大的感發力。
曆史家不可不以熱烈真誠的意願，表達偉大人物的精神。
須知一個人必有敬仰偉大人物的真切信念，其人便不至堕落，而可日益向上，以進于偉大。
否則無好善之幾，必為小人禽獸之歸。
一個人如此，一民族更是如此。
若民族普遍的心理，對于偉大人物皆有真切信念，此等民族決不堕落，決不衰亡。
反之，則有淪喪之憂，以其無所向往故也。
但此所謂偉大人物，系指為善而可法的人物。
若兇暴而作大惡者，與浮華嘩世者，則根本不成為人，宜為有識所賤棄。
一個人或一民族，如果崇信惡人暴行，或且貴重浮華之士、淺薄之論，其人其民族必衰亡而不可救。
又所謂敬仰偉大人物者，原不限于本國本族之先人，但對于先輩有盛大功德者，萬不可無敬仰之誠。
今吾國人對先輩一概抹煞，或謂黃帝、大禹等為無其人，或唱打倒孔家店，或以衛、霍安邊之功隻是帝王走狗，種種怪妄，不可勝舉。
寇患相乘，豈曰無因？吾願青年有以自覺也。
昔戰國末葉，六國之士非堯舜、薄湯武成為風尚，六國遂以崩亡。
而吾民族衰象，便伏于此時矣。
可不鑒哉！又複有言者，吾國社會就文化方面言，各時代的社會情形，自有許多不同之點。
如兩漢社會較之戰國盛時，便有停滞之象；五胡變亂時之社會，便有激動之象。
五胡之後，而有盛唐之治，有以也。
諸如此類，皆可推詳。
至就生産方面言，吾國本天然農業的國家。
在近世海通以前，中國國家确自另為一種最高的文化團體。
其文化又别為一種路向，與西洋文化元不同途。
因此，中國社會數千年來，在生産方面始終不離農業本位。
若以西洋社會變遷的各種階段強相比拟，終無是處。
如果以為不離農業本位之故，或拟為奴隸社會，或拟為宗法社會、封建社會，就片段看去，固然好似說得過去。
但如通其全而論之，中國的文化方面，如哲學思想的無神論與心物不分的觀念，與世界觀念及實踐觀念等等，均是極高尚宏博、純粹而無可菲薄的。
藝術思想的優越，更是中外公認的。
道德方面的寬博态度，更不可求之今日西洋社會。
西洋人遇異國之民，便有猜防。
中國人遇外人，則坦懷相與。
其他風俗方面，今日雖敝，然過去優尚之點甚多，茲不暇論。
若以中國社會強判為屬于未進化的卑陋階段中，吾誠未知其可。
吾願将來修通史者，于時俗謬誤，宜加屏絕。
至上古農業初興，或是由部落進為侯國的時代，其時農民不免為君、卿大夫的奴隸，自是勢所必然。
然自夏朝定田賦制度以後，人民已漸為國家之公民。
如盤庚遷都，必得人民同意。
可見殷時人民，已享有公民參政權。
必謂其完全為奴隸，似嫌武斷。
又《詩·小雅》“甫田之什”，《毛傳》雲，刺幽王也，刺其倉廪空，虐政煩。
賦重，農人失職。
按此詩有雲：“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毛傳》：“烝，進。
髦，俊也。
治田得谷，俊士以進。
”《鄭箋》雲：“介，舍也。
禮，使民鋤作耕耘。
閑暇，則于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
”考《箋》與《傳》，詞有詳略，而義相和會。
《傳》雲俊士以進，似謂進而用之在位也。
《箋》雲進其俊士之行，雖不必即用之理政事，然賢能之興，實所以備登庸也。
《傳》于“攸介攸止”句無訓釋，《箋》說為詳。
據此，則西周農人已多為國家之俊士。
而今後生猶謂其屈于奴隸，豈不異乎？又《小雅》諸詩，刺當時社會政治之黑暗，發于義憤，诋呵無諱，盡其形狀，可征民意發抒，民權已盛。
今百姓愁慘，而無所謂呻吟，視西周之民，猶弗如也，謂其為奴隸可乎？夫古代奴隸社會時之情事，容有見于後者，如資本主義的社會，豈能全絕封建社會之迹乎？吾所為龂龂于此者，恐其失中國真相，而曆史純為誣亂之業也。
雖诋餘以迂陋，吾何敢辭？
世運何故如此衰？餘以為救衰之道，強其體為最要。
強體之道不一，而戒早婚為最要。
漢以來惡俗，必須痛絕。
兩漢時，社會上貧富不均。
富豪兼并土地。
貧民遇饑餓，常自賣為人奴婢，官府亦有收買者。
《貢禹傳》稱，官奴婢十餘萬，遊戲無事。
稅良民以給之，宜免為庶人，雲雲。
不知官府何故有奴婢如此之衆，或其初為救濟貧民而收買之欤？民間富豪畜奴婢者，則不可勝數。
如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王商家奴乃至千人。
家富畜奴婢之多，即此可見一斑。
西漢時，董仲舒說武帝，宜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是當時富者可專殺奴婢也。
新室亦诏廢奴婢。
及東漢光武帝降诏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
”以後諸帝，亦時申禁令。
可見當時社會上貧富懸絕之情形。
至如富家兼并土地，新室诏令，言之痛切。
而朝士論著，亦多注重及此。
如仲公理《昌言》雲：“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于方國。
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于封君，勢力侔于守令。
财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
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
雖亦由綱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
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财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
”引文見《後漢書·仲長統傳》所錄《損益篇》。
公理之論，具見根柢。
惜當時朝野，于此一大問題，不求根本解決。
然漢氏主政四百餘年，民心思戴者，則亦有故。
兩漢賢主，始終能留心多數貧民之利益，未嘗偏與豪富階級妥協，則為明顯的事實。
抑商政策之用意，本在直接防止豪商壟斷财貨之行為，間接杜絕兼并土地之弊害。
雖未必有極大效果，或亦不無相當影響。
至于解放奴婢，累朝诏令督促，未嘗松懈。
若果空文敷衍，如後世所為者，焉得開四百餘年盛治之局？古今有以欺騙成功者乎？又其吏治修明，常以鋤治豪強為事。
豪強，猶今雲土劣。
如義縱為河内都尉，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内道不拾遺。
趙廣漢遷颍川太守。
郡大姓原禧，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
廣漢除其首惡，郡中震栗。
及至東漢，陽平大姓有趙綱，北海大姓有公孫丹，河東大姓有馬适匡。
凡此，皆在地方脅衆攬權，魚肉貧賤，而均為董宣、樊晔、李章等所誅。
此特略征數事，實則兩漢守令，無不懲戒豪強者。
民心思漢，豈幸緻乎？唯西漢武帝用桑弘羊興榷筦之利，為豫絕兼并絕好辦法。
至始元中征賢良文學，問以治亂。
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毋與天下争利。
此等賢良文學，皆代表豪富階級的利益者也。
當時相诘難甚烈，而桓次公稱，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
雖非正法，巨儒宿學不能自解雲。
要之兩漢對于解決貧富問題，非不留心，但其抑商政策，則迂拙而無甚效。
吏治又不可常恃。
如東漢中衰，戚宦竊柄，則吏治壞而寇盜始起矣。
弘羊政策，後亦莫能繼行。
公理提出土地問題，确是根本。
若當時能本井田之意，而行限田之法，則民生悠遂，或不至寇盜蜂起，浸淫以釀五胡之禍。
曆觀世變，豈天數耶，亦人謀不臧耳。
吾平生不滿東漢黨人，以其純盜虛聲故也。
東京一代，真能留意民生問題，而慨乎其言，發于忠誠者，當以仲公理為最。
王節信指計時短，讨谪物情，亦一代之良也。
王仲任博通，肯用思，知識遠過節信，視公理亦較廣。
三子者，所學不必同，其能不梏于時俗，則一也。
範書以三君同傳，可謂知類。
然論贊極加貶谪，謂皆管視好偏，亦稍過矣。
黨锢諸巨公，于當時社會政治諸大問題，似毫無所究，隻欲與朝廷戚宦抵觸，投身飼虎，而無捕虎之膽與略，立君大事。
李固在廟堂會議時，若面折梁冀，力數其罪，則朝臣或不至皆曰唯大将軍令是聽也。
臨之以嚴氣正色，責之以大義，示之以王莽殷鑒，冀兇兇之氣，當亦自屈矣。
縱或不勝，固死于此時，較之委曲求全不得而死者，不猶愈乎？固不此之圖，乃退在私室，一再為書勸冀。
明知與虎謀皮為不可得，而猶如是委曲者，此何為乎？固之賢，其才略、氣概不過若是。
自餘諸公，皆可不論。
夫吾國之黨人，本非今西洋所謂政黨，乃名士集團也，官僚集團也。
凡人一為名士，便無足觀。
東漢黨人，本無政見可言，無政策可言，無經綸大計條目可言。
即随時濟變，又無膽略。
其空虛脆弱如是，猶幸不得已時，能盡一死字。
範書于黨人稱揚太過，後人遂為所誤，而不知以名士浮虛為戒。
吾嘗謂，範書，黨史也。
名士之稱，始見《後漢書》。
西京以前，士大夫敦實行，求實學，作實事。
矜小慧、飾僞行以盜名者，絕少見焉。
有之，則為社會所鄙夷者也。
自東京而始有所謂名士。
吾嘗謂東京以後，吾國隻是兩個東西始終合流，曰名士，曰奸雄。
名士者，無心肝無知識。
其全副精神，整個向外追逐，純是浮虛誇巧，盜竊不慚，既無立本之學，又無實用之學。
以其小漂亮，弄些應付朝廷與下面社會的伎倆。
此在魏晉時，即是詩哪、四六文哪、清談玄妙哪。
其實無關于玄學。
在唐宋明，則詩哪、古文哪，甚至理學哪。
宋世理學家末流，隻是空疏迂固，尚少近名者。
至明季理學末流，則皆浮薄僞妄之名士矣。
在清世，于古文外，或剽竊一點考據。
章實齋诋為勢家豪奴者是也。
在今日，則哲學、科學、西洋文學，根本不曾費工夫，隻剽竊一些概論與大綱的知識，及時代流行的新名詞、新論調，猶古之詩與四六文、古文辭、漢學、理學等等也。
此等人内無以立己，外無可應用，專以叫響于社會、驚動于朝廷公卿為其能事，天下後世之名歸焉。
然無心肝，無學識，無操持，壞世道人心，使人類都成為鳥獸不如的東西。
其影響甚大，真可痛也。
奸雄者，合妾婦、流氓、強盜、兇猘而為一身。
其無量本領，總可包括于陰、險、卑、賤四字之中。
其劫持天下，牢籠萬物，不外以威劫利誘等毒辣方術。
常利用人類之劣根性，而或逼之以威，誘之以利，使天下之人，皆奪其志，銷其骨，喪其氣，遏其知。
其手段恒不惜出之以奇險奇惡，至卑至賤。
卒緻社會混濁，國家昏亂，黑白不分，是非不辨。
極至利害亦不複計。
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
古今亂亡之世，未有不如是也。
王船山先生曰：“國家将亡，必有妖孽。
”非草木鳥獸之妖也。
亡國之人，皆妖孽也。
觀于魏晉操、懿諸奸雄，與其時文學及玄言諸名士，而知五胡之禍，非無故也。
操、懿皆東京季世之人物，名士亦始于東京，此可以觇世變也。
魏晉名士卑劣之狀，此不及詳，俟将來彙集之。
奸雄之局，至袁世凱而告終。
名士之風，恐猶未已。
經儒足以緻用，若盧植者，可謂賢矣。
性剛毅，有大節，規窦武之書，義正辭嚴。
雖不見聽，浩氣存焉。
黃巾賊起，植以文儒率師征讨，連戰破賊，斬獲萬餘。
賊帥張角，退保廣宗。
植修守具，垂當拔之，而功敗于昏愚之主。
其後皇甫嵩讨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實資其規謀，用濟成功。
何進謀召董卓。
植知卓兇悍，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
及卓譏廢立，公卿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
履虎尾而不虞其咥，強哉矯也。
夫卓，兇猘也。
置之邊隅，但為一方之害。
天下有道，折棰取之可也。
召赴京師，崇其名号，長其羽翼，則狂獸逞虐，何所不至？卓之縱毒，無複人理，乃五胡之先導也。
寇禍古今所常有，但其絕無人理，則未有如董卓輩及五胡所為者。
五胡中亦有好人，如姚弋仲，心存晉朝，以亂華為戒。
苻堅不嗜殺，能修政安民。
此中，且從多數言之耳。
君子于此憂世變焉。
盧公能識董卓于機先，非素以經義濯其心者，能前識如是哉？ 張平子，精思天文、曆算。
嘗造候風地動儀，可驗地震。
即震在遠處，亦可測知其所在。
範氏稱其範圍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知。
平子發明的天才，誠足驚人，然亦可見當時天算學之進步。
平子著有《靈憲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惜後人無繼續精究者。
範書稱平子雖才高于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
古代大科學家的風度，後生宜取法也。
平子亦好玄學，服膺揚子雲《太玄》。
謂其妙極道數，與五經相拟，使人難論陰陽之事雲。
東京末葉，已尚玄虛。
如周勰，隐居竄身，慕老聃清淨。
杜絕人事，巷生荊棘，十有餘歲。
法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内外圖典。
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
同郡田羽稱其蹈老氏之高蹤。
戴良，母卒，兄伯鸾居廬啜粥，非禮不行。
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
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
禮所以制情佚也。
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緻毀容之實。
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
”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
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矯慎，少學黃老，隐遁山谷，因穴為室。
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裡并時。
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推先于慎。
台佟，隐武安山，鑿穴而居，采藥自給。
曰：“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
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辍。
尚書郎張溫異之，下道百步，自與言。
老父曰：“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甯。
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
吾為子羞之。
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慚，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凡上所述，皆虛玄之士。
蓋自光武、明帝，外獎儒學而揚名教，内喜善柔而寵桓榮之徒。
黨人又務競名，以空言忤權要，實無濟世之具。
天下聰明博識之士，不樂檢束，又深嫉時俗虛僞，故趨尚玄虛，遺世無所惜。
周勰、法真、矯慎、台佟諸君，皆内養醇至，克全素尚。
漢陰老父，迹彌晦而道彌高。
推其所持，蓋亦無政府主義者，戰國許行之徒也。
惟戴良放縱禮法之外，自況以大禹、仲尼，矜妄不慚。
魏晉間人，實祖其風。
履霜而堅冰至，君子于是憂世變也。
又《臧洪傳》稱，洪領青州刺史。
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
是魏晉清談之風，亦自東漢始。
中古第二期，起三國，訖隋，所謂六朝時代也。
此是古今運會變遷最大關鍵所在。
吾民族悲慘之境，亦自此開端。
蓋自司馬氏群彘肇亂，群彘，謂八王也。
昏賤如彘，故雲。
遂令五胡乘虛狂動，擾害中原。
吾嘗披覽載籍，考見其時百姓遭受屠戮、劫掠、逼辱，種種不可名狀之慘，心悸目眩，不忍措思，以謂宇宙何故為一大修羅場，修羅，魔也。
言宇宙何故為衆魔之場所也。
衆生何故甘作罪惡？哀哉人類，生生者未有已也，其将終古大惑不解耶？吾于是究心天人之故，而漸怡神于釋迦氏之書焉。
此可以知吾當日讀史，心情感動為何如矣。
五胡之局，歸結于拓跋魏。
因與江南皇朝對峙，而稱南北朝焉。
其時北方久淪胡俗，範祖禹等叙錄《魏書》雲：“戎狄亂華，先王之澤，掃地以盡。
”又雲：“刑法峻急，故人相殘殺；不貴禮義，故士無風節；貨賂大行，故俗尚傾奪。
”社會上殘殺傾奪之風既盛，父子兄弟之愛且不可保，況其他乎？孝文雖力矯胡俗，崇尚夏禮，謂中夏禮俗。
然徒襲皮毛。
又欲挽久敝之俗于一旦，勢不可能。
故孝文漢化，隻飾虛文于俄頃，烏足以成化道，振頹風哉？北方戎俗既甚，南國亦浸染其風。
如劉宋諸子之兇逆，蕭梁諸子坐視君父之噬于困獸，侯景之亂，蕭繹與骨肉之擁州者相争戰，反緩置景，遂釀成慘變。
陳氏君臣之荒淫，皆絕無人道可言，其沾被胡俗已深故也。
天倫之變，古亦有之，未有如此時之相習為常，而人皆無所動心也。
昏淫敗度，古亦有之，未有如此時之相習為常，而人皆無一念之警也。
故知其染于胡俗也。
及南北之局統一于隋文，而唐高祖、太宗父子承其業。
貞觀之文治武功，為皇漢文、景、武諸帝以後所僅一見者，但盛業止于太宗一代。
而風俗習慣，自六代以來，浸于胡俗者，始終未盡滌也。
宮闱不正，太宗尚爾，後更不堪矣。
民間俗習亵亂，用夏變夷者，又不知凡幾也。
夫民德澆漓，則野志易動，變詐滋多，嗜利無恥，攻剽無常，難以道義固結其心。
如是之群，枭桀之徒，最易利用之以作亂。
唐代藩鎮之禍，連綿不絕，輾轉推演，以成五季慘局，又如前世五胡故事。
至吐蕃、突厥、回纥、契丹等等，累擾中原，又不待論。
及皇宋肇興，太祖以寬柔甯亂，提倡文教。
諸大儒崛起，追複晚周儒學，明夏禮以革胡俗，複人性于獸習之餘。
可謂吾民族複興之機矣。
然宋祖鑒五代之禍，切于防弊，而武事不修；謹于守成，而開擴不足。
諸老先生又吸收佛家禅學，正心誠意之功有餘，格物緻知之功，終嫌其短。
雖辨章王、伯，而頗近迂談。
孔門由求治兵理财之略，尚非其所敢企，況孔為東周，孟撻齊楚之偉抱，豈彼可得而幾乎？宋始厄于遼，繼辱于金，終則全覆于元。
其所以自立之道未備，雖欲保固神州，而莫由也。
明祖繼起，驅元室于塞外，恢複舊壤，庶幾振宋人之遺緒。
然太祖晚年猜刻已過。
永樂慘酷，視太祖又更甚焉，繼世複無令主。
上視兩宋諸帝，皆昏庸相繼，又若一轍也。
程朱、陸王兩派學者，其大多數皆空談心性，不究實用。
知識方面，視宋儒又更狹焉。
于謙、王陽明、戚繼光、熊襄愍、張江陵、袁崇煥，或以勇斷而肩大任，或以韬略而扶危局，皆曠世雄材，不待文王而興者也。
然少數天才，處極衰之社會，終難大展所志。
雖扶傾于一時，而無以立不拔之基矣。
比兩都淪陷，船山、習齋、亭林諸大哲人，始力變學風，期于道器兼綜，體用赅備，一洗空疏迂陋之風，而歸于實事求是。
上繼宋儒複興晚周文化之遺軌，而皆繩正其偏，救治其弊，又可謂吾民族之幾矣。
然清人起塞外，帝中原，胡俗未革也。
猜心、暴性，未能遽易也。
中原人士新附者，多隐為怨刺之詩焉，其必有以使之然也。
于是士大夫不敢盡其材力于思想之途，而相率以考據之業，自了生涯。
明季諸儒之流風盡泯矣。
自五胡變後，幾二千年，元氣未複。
此一大段氣運，經久而無甚變更，豈不異哉？要之，此長遠期間之擾亂，為本國邊塞人與中原人之内亂。
吾國本部，概稱中原。
由六代迄今，中原固屢傷元氣，而邊塞諸部，亦以争奪中原而卒歸凋謝。
朔北之元室，東北之鮮卑、遼、金、滿清，其結果都無善狀。
甲既受害，謂中原。
乙亦無利。
謂塞外。
曆史事實，昭昭可按。
甚矣，兄弟阋牆之禍，宜深戒也。
嘗謂吾國曆史，自上世迄今，有兩大變遷。
一、自三皇五帝，下逮戰國，如此悠遠時期，為本國中原内争時代。
蓋中原分為無數侯國，競智競力，互争雄長。
但同為有高深文化之國，故于争競之中，自有切磨之益，此古代所以強大而文明也。
此等局面，至周代春秋、戰國，變化日亟。
小弱國家，漸為強盛者所兼并。
至秦皇，而遂開大一統之基，以遺之漢氏，是為中原團結而不複分離之始。
二、自晉世五胡之禍，迄于清室運終，為本國邊塞與中原内争時代。
其情形，已略見前文，可不複贅。
自秦以前，中原列國并峙，各國人民多有參政力量。
故邊塞驕悍者，雖有時内侵，終不能為巨害。
如犬戎弑幽王，乃是偶然之事。
若幽王不寵褒姬，以壞烽火之令，犬戎何能為乎？邢衛困于狄，亦是暫時。
齊桓一度北伐山戎，而諸夏安甯累世。
可見中原民力之強固也。
由秦而下，宇内大一統，中原人民益散漫無組織，參政力量無所表現。
邊塞人民，政府又常漠然遇之，而無聲教以加乎其間。
故邊塞每以其暴力，而摧中原之文弱。
雖雲暴力如狂風驟雨，不可常勝，然當其突至時，則中原受害矣。
自魏晉迄于清運造終，如此悠遠時期，純是本國邊塞與中原内争時代。
在此長期内争之中，邊塞人民既缺乏文化，中原又常受暴力傷殘，故吾國社會各方面在此長期中極少進化。
此可謂睡獅久疲不起之會也。
然亦有相當成功焉，即邊塞人民漸染中原文化，而中原之對于邊塞，亦漸去其隔閡，相親如一體。
明太祖既驅除元室，命學士為文，祭告天地。
文中目元人為胡虜，極其醜诋。
太祖大怒，命改作焉。
帝王大度，中外一家，無有畛域，誠盛德也。
清人入關，自道、鹹以降，漢滿界限蕩然無存。
此雖清人努力同化，然邊塞與中原融洽，卻是累朝演進之結果，非自有清一代而始然也。
或曰：清入中原後，曾胡等猶扶植之，而彼族姓衰耗焉，何也？答曰：此其先輩贻謀不臧也。
悉其族姓，以據中原，其心之私而猜也。
天道惡盈，有不期而然者。
若一向保其支庶于故土，雖遜帝位，而族姓能育，同建共和之規，不亦美乎？雖然，自今以後，五族一體也，則彼又何衰耗之雲。
或曰：過去之事，既聞命矣，敢問茲後民族前途，将何如耶？答曰：世變複雜，日益奇詭。
雖在大聖，有所不可知也，而況于餘乎？然數往知來，有可預言者三。
一曰，吾國大一統之局勢，不宜于過去閉關絕無與競之環境。
今後全球交接，東西文化，互相流通。
雖疲怠睡獅，未能驟爾适應此新環境。
然此新環境之有利于我，則萬不容疑也。
二曰，吾國上古中原列國長期内争之局，至秦而始息。
中古以來，邊塞與中原長期内争之局，至民國而始息。
清末排滿，本為政治革命之一種手段，非真有族姓惡感也。
民國肇建，五族共和，載在約法。
将二十四史中，誤視邊塞先民為異族、為敵國之謬誤觀念，已經一掃而空。
此為民族心理上之重大改革，最不容忽視者也。
此種心理上之改革，一方面由國内漸見融洽，一方面由世界大通，中原與邊塞都把目光向外看去，才知自家團結為要。
開國二十餘年，雖因内憂外患，不遑建設，然政府用才，中外無所偏倚。
中謂中原。
外謂邊塞。
縱未能十分滿意，然較以清世，則塞外人才，登庸為易。
若政治上軌，邊方興學，後此改良之事，必與日俱多。
至就邊塞同胞之國家觀念而言，其進步亦遠逾疇昔。
此次對日抗戰，凡我全族，五族同源，已如前說。
故不分言五族，而雲全族。
一德一心，無有攜貳，雖德王被劫持于仇敵，料亦非其本心。
吾中華偉大的民族，發揮其偉大的團結力，方且自茲開始。
向後科學昌明，西北、東北各大陸開交通，盡地利，講生産，則如嚴又陵所雲，大陸之勢盛，将奪海權。
其必有驗焉，無疑也。
三曰，中國文化，至高尚，至幽深。
欲析言之欤，而若無所可言者。
若複唾棄之，以為無物欤，則又若有物焉。
廣乎漠乎，上際于天，而不可測其高也；下徹乎地，而不可測其深也。
體窮神知化之妙，于人倫日用之中。
所以酬酢萬物，網維萬事者，其道無在，而無所不在。
事物燦殊，無非天則著見。
人生日用，一皆天理自然。
此段，字字吃緊。
得乎此，而後知人道之至尊至樂也。
世固有縱心外馳，逐物求理，逞欲無餍者，其事，吾亦不謂無有是處。
但有辨物析理之長，而無歸根複命之道，是溯流而忘其源也。
如欲格物而不囗于道，道者，萬物之原也。
一切事物所共由之以成也。
各科學之研究，皆止于事物互相關系間的法則而已。
若不能窮極乎道，而實體之于己，則人生徒恃零碎的知識，而自述其本根。
中土玄學，持較西洋，别是一種面目。
科學興，而斯學終不可廢。
用知而克全其神，神者心也。
老莊反知，謂足以擾攘其心故也。
儒者不然，但從事涵養，常令此心虛靜甯壹，而無迷妄雜染，則格物緻知，乃此心自然之妙用。
何有以知而擾攘其心乎？然必有内心涵養一種學問。
故其神全，而不滞于物。
否則逐物而喪其心之所持，竟不識有自心。
則老莊反知，非無故矣。
厚生而不迷其性，性即道也。
以其為萬物所共由之而成，則曰道。
以其為吾人所以生之理，則曰性。
物質上的需要，所以厚生，不可廢也。
故絕物與斷欲，必非人而後可。
道不遠人。
吾先哲未嘗以此為道也。
然必有盡性之學焉，然後能用物而不役于物，從欲而不逾其矩。
否則人生隻陷溺于物欲之中，老子所以有聾、盲、爽、發狂之歎也。
則吾中國文化，确有絕大貢獻。
何可棄哉，何可棄哉？現代所謂文明人者，皆失其本心，而習于向外騁逞。
縱欲殉物，因不得不出于搶奪，而陷于人類自毀之途。
将圖所以救之？非導之于中國文化，終不可得救也。
吾确信中國文化不可亡。
但吾國人努力于文化之發揚，亦必吸收西洋現代文化，以增加新的元素，而有所改造，不可令成一種惰性。
是則餘之所望也。
綜上三事，皆吾民族獨具之優點。
前途發展情狀，吾不能知。
其有可以發展之基，則上述三事是已。
廣大的國家，廣大的民族，高深的文化，在今後的世界，而有此三，真是優點。
老仆所知，亦止此而已。
中古史第二期，甚關重要。
吾本欲詳談，茲當作罷。
第二期以下，暨近古、近代各期，更付阙如。
一因天氣熱悶，二因吾精力疲困，不得不截止。
唯當此抗戰時期，吾有一堅确信念：日本人決不能亡我國家，決不能亡我民族。
日本者，古之所謂倭國也。
其種族，則不知所自出。
當吾國東漢光武時，其國主遣使來朝，自稱大夫。
後其國主，并受中國爵命。
其國文化，過去完全模仿中國。
此世所共知，不待多談。
然日人實不能了解吾國文化的廣大精微處，不堪接受吾先哲高尚的理想與偉大的精神。
自元代以後，他常寇害吾國。
吾國人向來寬大，全無懷恨複仇的心理，而日本人竟處心積慮想滅吾國、亡吾種。
此等野心，吾人今後不能忽視。
但願日人能自反省。
日人今雖力效西洋，以強國自命，然素無文化，純從外襲。
其俗淫亂，絕無天倫，有禽獸所不為者。
其人習于殘忍，無複人性。
其對外，概以狡詐與兇暴。
雖雲施之他國，然此等根性養成，其民族将來欲勿衰亡，何可得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聖言畢竟不容搖奪。
又日人器量過小，雖橫行一時，決定不堪成立大業。
此吾敢斷言以俟之者。
夫日本在昔，本吾華之臣屬，又受吾華文化熏陶。
值歐力東漸，神州衰微，日人為自身利害計，亦不應阻礙吾華族之興複運動，以自陷于孤危。
眼光稍遠者，自能見及此。
乃日人出茲下策，乘吾華方新之機而蹂躏之，實乃竭其民力，戕其民命，以赴于膏火自焚之途。
利害至明，而彼不悟，由其器小易盈，颠狂以逞，絕無遠識故耳。
吾尤有言者，凡曆史書，其紀述之體可略說為二：一則考論人物得失。
如各方面領袖人物，謂若古之君、相及士大夫，今所謂領袖是也。
其推動社會、政治及文化等方面，所發生之影響果何如，此最不可忽者。
《春秋》褒貶善惡與别嫌疑、明是非等義，即在乎此。
後來史家皆宗之。
二則本科學方法，推詳社會變遷，如由遊牧社會而進為農業社會之類。
各時代之一切組織、一切法制及生活情況等等方面，皆互相懸殊。
而其或為漸進，或為突躍，又皆有其所以，必非無故而然者。
史家述作，必于此推詳焉，所以數往知來也。
今之治史志者，大抵有意向此做去，而尚未能做到。
餘以為二種作法，須融合為佳。
大概以考論人物得失為主，而社會各階段中方方面面之變遷，亦必推詳而無所遺，方為良史。
人物本由社會産出，而卻有推動社會的力量。
如五官四肢，自整個的生機體中發展出來，而卻有運動生機體之功能。
舊史注重人物得失，甚有意義。
且模範人物對後人具有偉大的感發力。
曆史家不可不以熱烈真誠的意願，表達偉大人物的精神。
須知一個人必有敬仰偉大人物的真切信念，其人便不至堕落，而可日益向上，以進于偉大。
否則無好善之幾，必為小人禽獸之歸。
一個人如此，一民族更是如此。
若民族普遍的心理，對于偉大人物皆有真切信念，此等民族決不堕落，決不衰亡。
反之，則有淪喪之憂，以其無所向往故也。
但此所謂偉大人物，系指為善而可法的人物。
若兇暴而作大惡者，與浮華嘩世者，則根本不成為人，宜為有識所賤棄。
一個人或一民族，如果崇信惡人暴行，或且貴重浮華之士、淺薄之論，其人其民族必衰亡而不可救。
又所謂敬仰偉大人物者，原不限于本國本族之先人，但對于先輩有盛大功德者，萬不可無敬仰之誠。
今吾國人對先輩一概抹煞，或謂黃帝、大禹等為無其人，或唱打倒孔家店，或以衛、霍安邊之功隻是帝王走狗，種種怪妄，不可勝舉。
寇患相乘，豈曰無因？吾願青年有以自覺也。
昔戰國末葉，六國之士非堯舜、薄湯武成為風尚，六國遂以崩亡。
而吾民族衰象，便伏于此時矣。
可不鑒哉！又複有言者，吾國社會就文化方面言，各時代的社會情形，自有許多不同之點。
如兩漢社會較之戰國盛時，便有停滞之象；五胡變亂時之社會，便有激動之象。
五胡之後，而有盛唐之治，有以也。
諸如此類，皆可推詳。
至就生産方面言，吾國本天然農業的國家。
在近世海通以前，中國國家确自另為一種最高的文化團體。
其文化又别為一種路向，與西洋文化元不同途。
因此，中國社會數千年來，在生産方面始終不離農業本位。
若以西洋社會變遷的各種階段強相比拟，終無是處。
如果以為不離農業本位之故，或拟為奴隸社會，或拟為宗法社會、封建社會，就片段看去，固然好似說得過去。
但如通其全而論之，中國的文化方面，如哲學思想的無神論與心物不分的觀念，與世界觀念及實踐觀念等等，均是極高尚宏博、純粹而無可菲薄的。
藝術思想的優越，更是中外公認的。
道德方面的寬博态度，更不可求之今日西洋社會。
西洋人遇異國之民，便有猜防。
中國人遇外人，則坦懷相與。
其他風俗方面，今日雖敝，然過去優尚之點甚多，茲不暇論。
若以中國社會強判為屬于未進化的卑陋階段中，吾誠未知其可。
吾願将來修通史者，于時俗謬誤，宜加屏絕。
至上古農業初興，或是由部落進為侯國的時代，其時農民不免為君、卿大夫的奴隸，自是勢所必然。
然自夏朝定田賦制度以後，人民已漸為國家之公民。
如盤庚遷都，必得人民同意。
可見殷時人民，已享有公民參政權。
必謂其完全為奴隸，似嫌武斷。
又《詩·小雅》“甫田之什”，《毛傳》雲，刺幽王也，刺其倉廪空，虐政煩。
賦重，農人失職。
按此詩有雲：“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毛傳》：“烝，進。
髦，俊也。
治田得谷，俊士以進。
”《鄭箋》雲：“介，舍也。
禮，使民鋤作耕耘。
閑暇，則于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
”考《箋》與《傳》，詞有詳略，而義相和會。
《傳》雲俊士以進，似謂進而用之在位也。
《箋》雲進其俊士之行，雖不必即用之理政事，然賢能之興，實所以備登庸也。
《傳》于“攸介攸止”句無訓釋，《箋》說為詳。
據此，則西周農人已多為國家之俊士。
而今後生猶謂其屈于奴隸，豈不異乎？又《小雅》諸詩，刺當時社會政治之黑暗，發于義憤，诋呵無諱，盡其形狀，可征民意發抒，民權已盛。
今百姓愁慘，而無所謂呻吟，視西周之民，猶弗如也，謂其為奴隸可乎？夫古代奴隸社會時之情事，容有見于後者，如資本主義的社會，豈能全絕封建社會之迹乎？吾所為龂龂于此者，恐其失中國真相，而曆史純為誣亂之業也。
雖诋餘以迂陋，吾何敢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