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育界的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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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民自叙
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浙江省之紹興。
一八七二年五歲始入家塾。
一八八五年始研究中華古代哲學、字學及文學。
一八九二年入翰林院。
一八九八年棄官歸，立志委身于教育界。
（一八）九九年在紹興為中學校校長。
一九○一年在南洋公學，為特班學生教習。
（一九）○二年為蘇報社作論說及演說，皆鼓吹革命主義。
因南洋公學散，學生建設愛國學社，去公學，為學社教習，為愛國女學校校長。
（一九）○三年為《警鐘日報》主筆。
贊成共财産、廢婚姻之主義。
作《新年夢》小說，揭于《警鐘》以寓意。
惟常謂此等主義，非一社會中已得大多數之贊同，必不能實行。
故現在為純粹鼓吹時期，鼓吹者尤當戒貪、戒淫。
庶聞者不至疑其借學說以自便而易于信從。
（一九）○六年為北京譯學館教習。
（一九）○七年赴德意志，寓柏林習德語。
（一九）○八年赴來比錫，入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哲學、美學。
（一九）○九年始戒肉食。
友人有贻書諸之者，對以兼有衛生、戒殺、節費。
十一年[1]十月歸國。
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部總長。
宣布新教育宗旨。
謂現在中國言教育者多提倡尚武主義及實利主義（科學教育），在今日之中國此兩者誠不可廢，而要當以道德教育為中堅。
道德之大綱不外乎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于華人曆代相傳之道德論适相符合。
惟欲完成道德教育，不可不以一種哲學思想為前提。
而哲學思想之涵養，恃有美學之教育，故美學教育為最當注意之點雲。
“三義”而尤以戒殺為主。
友人駁之謂植物亦有生命，不肉食而蔬食，于戒殺之義未完。
答之曰：蔬食主義乃情感上之問題，而非知識上之問題。
即兼知識言之，亦進化論之範圍，而非目的論之範圍。
蓋人類文化愈淺，則其所犧他以自益者愈與己近似。
而文化漸進，則所犧者以漸疏遠。
最顯之例，其始以人異人，如肩輿及人力車；稍進，則用馬車；更進，則用油，用電。
其理由有二：一則知識進步，利用之術漸精；二則情感進步，恻隐之心漸廣也。
野蠻人能食人，而開化之民俗則不能。
以野蠻人尚無人類同等之觀念，其視異種之人，猶開化人之視禽獸也。
自達爾文進化論發行後，人獸同祖之說積漸為人類所公認，而動物心理及動物教育之成績日漸進步，于是人獸同情之觀念日漸萌芽于普通人之腦中，而蔬食主義漸行矣。
若以論理繩之，不特植物亦有生命，與戒殺之名不合，即姑加戒殺以不殺動物之界說，而一葉之蔬、一勺之水，固亦難保無多數之小動物生活其間，亦決不能謂達其戒殺之目的也。
惟其為情感問題，而近日之進化尚僅能發起人獸同情之觀念，則止能為肉食主義與蔬食主義交換之時代，而其他則不能不讓之後人雲。
一九一二年辭教育部職，九月赴來比錫，仍研究哲學、美學。
（一九）一三年五月歸國，九月來法，俊法文稍通，願留法繼續研究美學。
所著已成者有《中國倫理學史》、《哲學大綱》。
（《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 關于不合作宣言 《易傳》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
”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糾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
而且退的舉動，并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
當民國七年南北和議将開的時候，北京有一個和平期成會，我也充作會員。
會員裡面有好幾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會中發言道：“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這樣快？惟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絕無希望。
激烈點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運動，就是和平點的，也陸續離去北京。
那時候的北京，幾乎沒有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軍一起，袁項城一進北京，清室就像&lsquo摧枯拉朽&rsquo的倒了。
現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覺悟了沒有。
若是這一次他還是不肯開誠布公的與南方協議，那就沒有希望了。
我們至少應該相率離京，并家眷也同去。
”我那時聽了這一番話，很為感動。
當局的壞人，大抵一無所能的為多，偶有所能，也是不适于時勢的。
他所以對付時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機械的學者替他在衙署裡面，辦财政、辦外交等，替他在文化事業上作裝飾品。
除了這幾項外，他還有什麼維持的能力呢？所以這班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隻要有飯吃，有錢拿，無論什麼東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語說的“有奶便是娘”的樣子，實在是“助纣為虐”。
他們的罪，比當局的壞人還多一點兒。
八年的春季，華北歐美同學會在清華學校開會，有一部分會員提出對于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會場上通過。
我那時候就問他們：“我們提出去了，萬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們怎麼樣？我個人的意思，要是我們但為發表意見，同新聞記者的社論一樣，那就不必說了。
若是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
”我那時候就縷述和平期成會中某君話告大衆，并且申說：“現在政府那一個機關，能離掉留學生？若學生相率辭職，政府當得起麼？”此是我第一次宣傳某君的名言。
去年春假，教職員聯席會議，因教育經費沒有着落，請八校校長出席發表意見。
我因前一年從歐美歸來，不久進病院，這一回算是第一次出席聯席會議。
我那時候聲明我的意見，以為教育費不發，教職員無論為教課上進行障礙，或為個人生計困難，止須向校長辭職。
若教職員辭職的多了，校長當向政府辭職。
我想這種辭職的效力要比罷課與包圍教育當局還大得多，也縷述某君的一番話備他們參考。
這是我第二次宣傳某君的名言。
但是我個人性情，是曾經吳君稚晖品評過，叫做“律己不苟而對人則絕對放任”。
我自己反省過來，覺得他的品評是很不錯。
我對于某君的名言，雖然極端佩服，但是除前說兩次宣傳外，偶然于談話時傳述過幾次，卻從沒有用這種主張向何等人作積極的運動，不過為自己向這個方向準備。
我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
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後，不知道一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
想每天騰出一兩點鐘讀讀書，竟做不到，實在苦痛極了。
而這個職務，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所在的地方。
止見他們一天一天的堕落：議員的投票，看津貼有無；閣員的位置，禀軍閥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
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
我們的責任在指導青年，在這種惡濁氣裡面，要替這幾千青年保險，叫他們不緻受外界的傳染，我自忖實在沒有這種能力。
所以早早想脫離關系，讓别個能力較大的人來擔任這個保險的任務。
五四風潮以後，我鑒于為一個校長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支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所以近幾年來，在校中設立各種機關，完全倚幾位教授為中堅，決不緻因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
到現在布置的如此妥當，我本來随時可以告退，不過為校中同人感情的牽扯，預備到學期假中設法脫離。
不意有彭允彜提出羅案再議的事件，叫我忍無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
羅案初起，我深惡吳景濂、張伯烈的險惡，因為他們為倒閣起見，盡可用質問彈勁的手續，何以定要用不法行為，對于未曾證明有罪的人，剝奪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總統的大事糊塗，受二個人的脅迫，對于未曾證明有罪的人，草草的下令逮捕，與前年受張勳壓迫，下令解散國會，實在同一糊塗。
我那時候覺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經很急迫了。
但是那時候這個案已交法庭，隻要法庭依法辦理，他們的倒閣目的已達，不再有幹涉司法的舉動，或者于法律保障人權的主義，經一番頓挫，可以格外昭明一點，不妨看他一看。
現在法庭果然依法辦理，宣告不起訴理由了，而國務員匆匆的提出再議的請求，又立刻再剝奪未曾證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
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當局，而為我的職務上天天有關系的教育當局，我不管他們打官話打得怎麼圓滑，我總覺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與為伍的。
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
（《申報》，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自書簡曆 蔡元培（年五十八歲。
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生于中國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
一八九二年中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一八九四年任翰林院編修。
一八九八年出京，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
一九○一年任南洋公學（今名南洋大學）特班教習。
一九○二年任愛國學社社長及愛國女學校校長。
一九○六年任北京譯學館教習。
一九○七年到德國柏林。
一九○八年到Leipzig，進大學聽講。
一九一一年革命軍起，歸國。
一九一二年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總長。
政府移北京，仍任教育總長，五月辭職。
九月，複到德國Leipzis。
一九一三年四月回國。
九月赴法國。
一九一六年回國。
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一九二一年美國紐約大學贈名譽博士。
著有《中學修身教科書》、《中國倫理學史》、《哲學大綱》、《簡易哲學綱要》、《石頭記索隐》等書。
又，北京大學學生所設新潮社印有《蔡孑民先生言行錄》。
（蔡元培手稿） 愛國女學二十五周年紀念會演說詞 今日愛國女學校二十五周年的紀念節，我不能親來祝賀，抱歉得很。
今把我要說的話寫出來，請内子養浩代我說一說。
諸位看着本校有這許多學生，學科這樣完備，校舍也這樣宏敞，而且建築校舍的地基也已經規定，不久就可以着手建築，将以為本校是向來這樣容易發展的。
殊不知二十五年前初建設的本校，實在簡陋不堪。
當民國紀元前十年頃，我與前繼室黃仲玉結婚後，同來上海，寓新馬路登賢裡。
那時候，林少泉先生借他的夫人與他的妹子宗素女士由福建來上海，而通電反對大阿哥的經連山先生有意提倡女學。
曾于吾寓中開會一次，到會的女士，除林氏兩位外，有韋增珮、增瑛姊妹，吳弱男、亞男姊妹，薛錦琴、陳撷芬諸女士；男子除林、經二先生外，有蔣智由、陳夢坡、吳彥複諸先生。
于是有開辦女校的計劃。
到這一年的冬季，就由我與蔣、陳、林、吳諸先生開辦這所女學校了。
爾時，又由蔣先生介紹烏目山僧，因彼是羅伽陵夫人的代表，願出點捐款，助我們成功。
開辦的時候，所有學生，都是發起人的眷屬，教員就是發起人。
公推蔣先生任校長，不到一個月，蔣先生要往日本遊曆，把校長的職務卸給我了。
到第二年的正月，年紀大一點的舊學生，都不能來；我們招了幾個小學生，隻請了一位專任的教員，其餘的功課，我與仲玉擔任了。
等到南洋公學散學以後，組織一個愛國學社。
學社的名，就是從本校推用過去的，因為那時候，本校的發起人已經同别的學者組織了一個中國教育會，本校與愛國學社，都作為中國教育會所辦的事業。
爾時，學社設在泥城橋，從吳稚晖先生的勸告，把本校移到學社左近。
于是社中學生的姊妹，競來就學，學生人數漸多。
中國教育會的會員，來任教員的也較多，如王小徐先生的數學，葉浩吾先生的史學，吳稚晖先生、蔣竹莊先生的國文，鐘憲鬯先生的理科，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教員。
愛國學社解散後，我辭了本校校長，請鐘憲鬯先生繼任。
适逢張竹君女士到上海，宣傳女子職業的重要，提倡手工，本校增設手工班，招特别學生，來學者及數百人。
後來，張女士拟自立手工學校，學生有去此就彼的。
鐘先生辭職，中國教育會仍令我任校長，我的從弟國親，同鄉何阆仙先生、吳丹初先生都來幫助。
辦了一年多，我要回紹興辦學務公所，又辭職。
嗣後，經徐紫虬先生、蔣竹莊先生、徐固卿先生、宋俠公先生與季融五先生的繼續經營，才有現在的盛況，較之我從前辦理的時候，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深喜本校現在的光榮，并祝将來不斷的發展。
（《上海愛國女學校二十六周年紀念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
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
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于大學有特别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
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
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于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于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
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于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于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純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
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
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
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
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
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
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
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
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纜君。
”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
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确可為青年的指導者。
”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
我對于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
”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
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
于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
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麼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
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
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
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的連夜閱讀講義，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
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
一八七二年五歲始入家塾。
一八八五年始研究中華古代哲學、字學及文學。
一八九二年入翰林院。
一八九八年棄官歸，立志委身于教育界。
（一八）九九年在紹興為中學校校長。
一九○一年在南洋公學，為特班學生教習。
（一九）○二年為蘇報社作論說及演說，皆鼓吹革命主義。
因南洋公學散，學生建設愛國學社，去公學，為學社教習，為愛國女學校校長。
（一九）○三年為《警鐘日報》主筆。
贊成共财産、廢婚姻之主義。
作《新年夢》小說，揭于《警鐘》以寓意。
惟常謂此等主義，非一社會中已得大多數之贊同，必不能實行。
故現在為純粹鼓吹時期，鼓吹者尤當戒貪、戒淫。
庶聞者不至疑其借學說以自便而易于信從。
（一九）○六年為北京譯學館教習。
（一九）○七年赴德意志，寓柏林習德語。
（一九）○八年赴來比錫，入大學，研究實驗心理學、哲學、美學。
（一九）○九年始戒肉食。
友人有贻書諸之者，對以兼有衛生、戒殺、節費。
十一年[1]十月歸國。
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部總長。
宣布新教育宗旨。
謂現在中國言教育者多提倡尚武主義及實利主義（科學教育），在今日之中國此兩者誠不可廢，而要當以道德教育為中堅。
道德之大綱不外乎自由、平等、博愛，三者于華人曆代相傳之道德論适相符合。
惟欲完成道德教育，不可不以一種哲學思想為前提。
而哲學思想之涵養，恃有美學之教育，故美學教育為最當注意之點雲。
“三義”而尤以戒殺為主。
友人駁之謂植物亦有生命，不肉食而蔬食，于戒殺之義未完。
答之曰：蔬食主義乃情感上之問題，而非知識上之問題。
即兼知識言之，亦進化論之範圍，而非目的論之範圍。
蓋人類文化愈淺，則其所犧他以自益者愈與己近似。
而文化漸進，則所犧者以漸疏遠。
最顯之例，其始以人異人，如肩輿及人力車；稍進，則用馬車；更進，則用油，用電。
其理由有二：一則知識進步，利用之術漸精；二則情感進步，恻隐之心漸廣也。
野蠻人能食人，而開化之民俗則不能。
以野蠻人尚無人類同等之觀念，其視異種之人，猶開化人之視禽獸也。
自達爾文進化論發行後，人獸同祖之說積漸為人類所公認，而動物心理及動物教育之成績日漸進步，于是人獸同情之觀念日漸萌芽于普通人之腦中，而蔬食主義漸行矣。
若以論理繩之，不特植物亦有生命，與戒殺之名不合，即姑加戒殺以不殺動物之界說，而一葉之蔬、一勺之水，固亦難保無多數之小動物生活其間，亦決不能謂達其戒殺之目的也。
惟其為情感問題，而近日之進化尚僅能發起人獸同情之觀念，則止能為肉食主義與蔬食主義交換之時代，而其他則不能不讓之後人雲。
一九一二年辭教育部職，九月赴來比錫，仍研究哲學、美學。
（一九）一三年五月歸國，九月來法，俊法文稍通，願留法繼續研究美學。
所著已成者有《中國倫理學史》、《哲學大綱》。
（《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 關于不合作宣言 《易傳》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
”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糾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
而且退的舉動，并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
當民國七年南北和議将開的時候，北京有一個和平期成會，我也充作會員。
會員裡面有好幾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會中發言道：“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的這樣快？惟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道北京政府絕無希望。
激烈點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的運動，就是和平點的，也陸續離去北京。
那時候的北京，幾乎沒有一個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軍一起，袁項城一進北京，清室就像&lsquo摧枯拉朽&rsquo的倒了。
現在的政府也到末日了，且看他覺悟了沒有。
若是這一次他還是不肯開誠布公的與南方協議，那就沒有希望了。
我們至少應該相率離京，并家眷也同去。
”我那時聽了這一番話，很為感動。
當局的壞人，大抵一無所能的為多，偶有所能，也是不适于時勢的。
他所以對付時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機械的學者替他在衙署裡面，辦财政、辦外交等，替他在文化事業上作裝飾品。
除了這幾項外，他還有什麼維持的能力呢？所以這班胥吏式機械式的學者，隻要有飯吃，有錢拿，無論什麼東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語說的“有奶便是娘”的樣子，實在是“助纣為虐”。
他們的罪，比當局的壞人還多一點兒。
八年的春季，華北歐美同學會在清華學校開會，有一部分會員提出對于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會場上通過。
我那時候就問他們：“我們提出去了，萬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們怎麼樣？我個人的意思，要是我們但為發表意見，同新聞記者的社論一樣，那就不必說了。
若是求有點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幫忙的決心。
”我那時候就縷述和平期成會中某君話告大衆，并且申說：“現在政府那一個機關，能離掉留學生？若學生相率辭職，政府當得起麼？”此是我第一次宣傳某君的名言。
去年春假，教職員聯席會議，因教育經費沒有着落，請八校校長出席發表意見。
我因前一年從歐美歸來，不久進病院，這一回算是第一次出席聯席會議。
我那時候聲明我的意見，以為教育費不發，教職員無論為教課上進行障礙，或為個人生計困難，止須向校長辭職。
若教職員辭職的多了，校長當向政府辭職。
我想這種辭職的效力要比罷課與包圍教育當局還大得多，也縷述某君的一番話備他們參考。
這是我第二次宣傳某君的名言。
但是我個人性情，是曾經吳君稚晖品評過，叫做“律己不苟而對人則絕對放任”。
我自己反省過來，覺得他的品評是很不錯。
我對于某君的名言，雖然極端佩服，但是除前說兩次宣傳外，偶然于談話時傳述過幾次，卻從沒有用這種主張向何等人作積極的運動，不過為自己向這個方向準備。
我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
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後，不知道一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
想每天騰出一兩點鐘讀讀書，竟做不到，實在苦痛極了。
而這個職務，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所在的地方。
止見他們一天一天的堕落：議員的投票，看津貼有無；閣員的位置，禀軍閥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賽；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
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
我們的責任在指導青年，在這種惡濁氣裡面，要替這幾千青年保險，叫他們不緻受外界的傳染，我自忖實在沒有這種能力。
所以早早想脫離關系，讓别個能力較大的人來擔任這個保險的任務。
五四風潮以後，我鑒于為一個校長去留的問題，生了許多支節，我雖然抱了必退的決心，終不願為一人的緣故，牽動學校，所以近幾年來，在校中設立各種機關，完全倚幾位教授為中堅，決不緻因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
到現在布置的如此妥當，我本來随時可以告退，不過為校中同人感情的牽扯，預備到學期假中設法脫離。
不意有彭允彜提出羅案再議的事件，叫我忍無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
羅案初起，我深惡吳景濂、張伯烈的險惡，因為他們為倒閣起見，盡可用質問彈勁的手續，何以定要用不法行為，對于未曾證明有罪的人，剝奪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總統的大事糊塗，受二個人的脅迫，對于未曾證明有罪的人，草草的下令逮捕，與前年受張勳壓迫，下令解散國會，實在同一糊塗。
我那時候覺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經很急迫了。
但是那時候這個案已交法庭，隻要法庭依法辦理，他們的倒閣目的已達，不再有幹涉司法的舉動，或者于法律保障人權的主義，經一番頓挫，可以格外昭明一點，不妨看他一看。
現在法庭果然依法辦理，宣告不起訴理由了，而國務員匆匆的提出再議的請求，又立刻再剝奪未曾證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
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當局，而為我的職務上天天有關系的教育當局，我不管他們打官話打得怎麼圓滑，我總覺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與為伍的。
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
（《申報》，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自書簡曆 蔡元培（年五十八歲。
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七日生于中國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
一八九二年中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
一八九四年任翰林院編修。
一八九八年出京，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
一九○一年任南洋公學（今名南洋大學）特班教習。
一九○二年任愛國學社社長及愛國女學校校長。
一九○六年任北京譯學館教習。
一九○七年到德國柏林。
一九○八年到Leipzig，進大學聽講。
一九一一年革命軍起，歸國。
一九一二年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總長。
政府移北京，仍任教育總長，五月辭職。
九月，複到德國Leipzis。
一九一三年四月回國。
九月赴法國。
一九一六年回國。
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一九二一年美國紐約大學贈名譽博士。
著有《中學修身教科書》、《中國倫理學史》、《哲學大綱》、《簡易哲學綱要》、《石頭記索隐》等書。
又，北京大學學生所設新潮社印有《蔡孑民先生言行錄》。
（蔡元培手稿） 愛國女學二十五周年紀念會演說詞 今日愛國女學校二十五周年的紀念節，我不能親來祝賀，抱歉得很。
今把我要說的話寫出來，請内子養浩代我說一說。
諸位看着本校有這許多學生，學科這樣完備，校舍也這樣宏敞，而且建築校舍的地基也已經規定，不久就可以着手建築，将以為本校是向來這樣容易發展的。
殊不知二十五年前初建設的本校，實在簡陋不堪。
當民國紀元前十年頃，我與前繼室黃仲玉結婚後，同來上海，寓新馬路登賢裡。
那時候，林少泉先生借他的夫人與他的妹子宗素女士由福建來上海，而通電反對大阿哥的經連山先生有意提倡女學。
曾于吾寓中開會一次，到會的女士，除林氏兩位外，有韋增珮、增瑛姊妹，吳弱男、亞男姊妹，薛錦琴、陳撷芬諸女士；男子除林、經二先生外，有蔣智由、陳夢坡、吳彥複諸先生。
于是有開辦女校的計劃。
到這一年的冬季，就由我與蔣、陳、林、吳諸先生開辦這所女學校了。
爾時，又由蔣先生介紹烏目山僧，因彼是羅伽陵夫人的代表，願出點捐款，助我們成功。
開辦的時候，所有學生，都是發起人的眷屬，教員就是發起人。
公推蔣先生任校長，不到一個月，蔣先生要往日本遊曆，把校長的職務卸給我了。
到第二年的正月，年紀大一點的舊學生，都不能來；我們招了幾個小學生，隻請了一位專任的教員，其餘的功課，我與仲玉擔任了。
等到南洋公學散學以後，組織一個愛國學社。
學社的名，就是從本校推用過去的，因為那時候，本校的發起人已經同别的學者組織了一個中國教育會，本校與愛國學社，都作為中國教育會所辦的事業。
爾時，學社設在泥城橋，從吳稚晖先生的勸告，把本校移到學社左近。
于是社中學生的姊妹，競來就學，學生人數漸多。
中國教育會的會員，來任教員的也較多，如王小徐先生的數學，葉浩吾先生的史學，吳稚晖先生、蔣竹莊先生的國文，鐘憲鬯先生的理科，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教員。
愛國學社解散後，我辭了本校校長，請鐘憲鬯先生繼任。
适逢張竹君女士到上海，宣傳女子職業的重要，提倡手工，本校增設手工班，招特别學生，來學者及數百人。
後來，張女士拟自立手工學校，學生有去此就彼的。
鐘先生辭職，中國教育會仍令我任校長，我的從弟國親，同鄉何阆仙先生、吳丹初先生都來幫助。
辦了一年多，我要回紹興辦學務公所，又辭職。
嗣後，經徐紫虬先生、蔣竹莊先生、徐固卿先生、宋俠公先生與季融五先生的繼續經營，才有現在的盛況，較之我從前辦理的時候，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我深喜本校現在的光榮，并祝将來不斷的發展。
（《上海愛國女學校二十六周年紀念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版）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
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
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于大學有特别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
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
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于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于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
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于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于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純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
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
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
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
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
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
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
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
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纜君。
”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
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确可為青年的指導者。
”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
我對于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
”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
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
于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
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麼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
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
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
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的連夜閱讀講義，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
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