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育界的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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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
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
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
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
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
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劣根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
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
”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止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着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
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别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并存。
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
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釘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鬥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
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條件辦的。
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
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
”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
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曆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态。
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
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
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
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
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
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
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
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準，把土木工與礦冶工并到北洋去了。
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
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并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
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
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幹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别種機關去的。
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并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
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别。
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
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于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
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
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
曆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于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于理科。
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
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他不合用了。
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
适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贻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
我為分别發函後，林君複函，列舉彼對于北大懷疑諸點；我複一函，與他辯。
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所以抄在下面。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面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衆矢之的，是無可疑了。
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
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
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
經慰留而罷。
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
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
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
都中喧傳政府将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祀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将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
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
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于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将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
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于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複，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
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複職。
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幹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了乞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
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态中。
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
到校後，在全體學生歡迎會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舉，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
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時候蔣夢麐（麟）君已允來北大共事，請他通盤計劃，設立教務、總務兩處；及聘任、财務等委員會，均以教授為委員。
請蔣君任總務長，而顧孟餘君任教務長。
北大關于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于基本教員，自從胡适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
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止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
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的困難一點。
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翼甫、顔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授君主持地質系。
在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衡青諸君。
在生物學系本已有鐘憲鬯君在東南西南各省搜羅動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講授學理，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遙君。
于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于講演之用。
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鍍生、皮皚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志，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
丁翼甫君以物理學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
于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展的境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
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
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
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準？”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并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
”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實齋先生的。
那時候國史館附設在北大，我定了一個計劃，分征集、篡輯兩股；篡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均從長編入手。
并編曆史辭典。
聘屠敬山、張蔚西、薛閣仙、童亦韓、徐贻孫。
諸君分任征集編篡等務。
後來政府忽又有國史館獨立一案，别行組織。
于是張君所編的民國史，薛、童、徐諸君所編的辭典，均因篇帙無多，視同廢紙；止有屠君在館中仍編他的蒙兀兒史，躬自保存，沒有散失。
我本來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學及美術史教課，除中國美術史由葉浩吾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
十年，我講了十餘次，因足疾進醫院停止。
至于美育的設備，曾設書法研究會，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
設畫法研究會，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比國楷次君教授油畫。
設音樂研究會，請蕭友梅君主持。
均聽學生自由選習。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發而習兵操，對于北大學生之願受軍事訓練的，常特别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裡、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
白君勤懇而有恒，曆十年如一日，實為難得的軍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曆一年回來。
這期間的校長任務，是由總務長蔣君代理的。
回國以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
十一年冬，财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彜君提議，重複收禁。
我對于彭君此舉，在公議上，認為是蹂躏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麐（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
我于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
隔了幾個月，賄選總統的布置，漸漸的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十五年，始回國。
那時候，京津間适有戰争，不能回校一看。
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于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
（《東方雜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我所受舊教育的回憶 我六歲（以陰曆計，若按新法止四歲餘），入家塾，讀《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
本來初上學的學生，有讀《三字經》的，也有讀《千字詩》或先讀《詩經》的，然而我沒有讀這些。
我讀了三部“小書”以後，就讀四書。
四書讀畢，讀五經。
讀小書、四書的時候，先生是不講的，等到讀五經了，先生才講一點。
然而背誦是必要的。
無論讀的書懂不懂，讀的遍數多了，居然背得出來。
讀書以外，還有識字、習字、對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義的開始。
識字是用方塊字教的，每一個字，不但要念出讀法，也要說出意義。
這種方法，現在兒童教育上還是采用的，但加上圖畫，這是比從前進步了。
習字是先摹後臨，摹是先描紅字，後用影格。
臨則先在範本的空格上照寫，後來用帖子放在前面，在别的空白紙上照寫。
初學時，先生把住我的手，助我描寫，熟練了，才自由揮寫。
對句是造句的法子，從一個字起，到四個字止，因為五字以上便是做詩，可聽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範句了。
對句之法，不但名詞、動詞、靜詞要針鋒相對，而且名詞中動、植、礦與器物、宮室等，靜詞中顔色、性質與數目等，都要各從其類。
例如，先生出了“白馬”，學生對以“黃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黃金”、“狡狐”等等作對，就不算好了。
先生出了“登高山”，學生對以“望遠海”、“鑒止水”等，是好的；若用“耕綠野”、“放四海”等作對，用顔色、數目來對性質，就不算好了。
其他可以類推。
還有一點，對句時兼練習四聲的分别。
例如，平聲字與平聲字對，仄聲字對仄聲字對，雖并非絕對的不許，但總以平仄相對為正軌。
又練習的時候，不但令學生知道平仄，而且在仄聲中，上、去、入的分别，也在對句時随時提醒了。
我的對句有點程度了，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
八股文托始于宋人的經義，本是散文的體裁，後來漸漸兒參用排律詩與律賦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體，通常雖稱八股，到我學八股的時候，已經以六股為最普通了。
六股以前有領題，引用題目的上文，是“開篇”的意義；六股以後又有結論；可以見自領題到結論，确是整篇。
但是領題以前有起講（或稱小講），約十餘句；起講以前有承題，約四五句，二十餘字；承題以前有破題，僅二句，約十餘字；這豈不是重複而又重複嗎？我以前很不明白，現在才知道了。
這原是一種練習的方法：先将題目的一句演為兩句（也有将題目的若幹句縮成兩句的，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為）；進一步，演為四句；再進一步，演為十餘句；最後才演為全篇。
照本意講，有了承題，就不必再有破題；有了起講，就不必再有破題與承題；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與起講；不知道何時的八股先生，竟頭上安頭，把這種練習的手續都放在上面，這實在是八股文時代一種笑柄；我所以不避煩瑣，寫出來告知未曾做過八股文的朋友。
我從十七歲起，就自由的讀“考據”、“詞章”等書籍，不再練習八股文了。
（《人問世》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 假如我的年紀回到二十歲 我是将邁七十歲的人了！回想二十歲的時候，還是為舊式的考據與同章所拘束，雖也從古人的格言與名作上得到點修養的資料，都是不深切的。
我到三十餘歲，始留意歐洲文化，始習德語。
到四十歲
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
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
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
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
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劣根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
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
”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止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着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
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别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的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并存。
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
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釘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鬥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
我們斟酌了一番，辭退幾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條件辦的。
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
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
”我也一笑置之。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
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曆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态。
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
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
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
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
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
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
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
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準，把土木工與礦冶工并到北洋去了。
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
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并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
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
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幹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别種機關去的。
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并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
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别。
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
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于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
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
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
曆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于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于理科。
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我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的主張。
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針時說他不合用了。
到北大後，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
适有趙體孟君以編印明遺老劉應秋先生遺集，贻我一函，屬約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諸君品題。
我為分别發函後，林君複函，列舉彼對于北大懷疑諸點；我複一函，與他辯。
這兩函頗可窺見那時候兩種不同的見解，所以抄在下面。
這兩函雖僅為文化一方面之攻擊與辯護，然北大已成為衆矢之的，是無可疑了。
越四十餘日，而有五四運動。
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
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
經慰留而罷。
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
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
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
都中喧傳政府将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祀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将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
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那時候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
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于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将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
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于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複，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
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複職。
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幹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了乞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語。
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态中。
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回校以前，先發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
到校後，在全體學生歡迎會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舉，校長且由神學、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
北大此後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時候蔣夢麐（麟）君已允來北大共事，請他通盤計劃，設立教務、總務兩處；及聘任、财務等委員會，均以教授為委員。
請蔣君任總務長，而顧孟餘君任教務長。
北大關于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于基本教員，自從胡适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
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止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
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的困難一點。
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翼甫、顔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授君主持地質系。
在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衡青諸君。
在生物學系本已有鐘憲鬯君在東南西南各省搜羅動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講授學理，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遙君。
于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于講演之用。
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鍍生、皮皚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志，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
丁翼甫君以物理學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
于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展的境界。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
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
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
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準？”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并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
”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實齋先生的。
那時候國史館附設在北大，我定了一個計劃，分征集、篡輯兩股；篡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均從長編入手。
并編曆史辭典。
聘屠敬山、張蔚西、薛閣仙、童亦韓、徐贻孫。
諸君分任征集編篡等務。
後來政府忽又有國史館獨立一案，别行組織。
于是張君所編的民國史，薛、童、徐諸君所編的辭典，均因篇帙無多，視同廢紙；止有屠君在館中仍編他的蒙兀兒史，躬自保存，沒有散失。
我本來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學及美術史教課，除中國美術史由葉浩吾君講授外，沒有人肯講美學。
十年，我講了十餘次，因足疾進醫院停止。
至于美育的設備，曾設書法研究會，請沈尹默、馬叔平諸君主持。
設畫法研究會，請賀履之、湯定之諸君教授國畫；比國楷次君教授油畫。
設音樂研究會，請蕭友梅君主持。
均聽學生自由選習。
我在愛國學社時，曾斷發而習兵操，對于北大學生之願受軍事訓練的，常特别助成；曾集這些學生，編成學生軍，聘白雄遠君任教練之責，亦請蔣百裡、黃膺白諸君到場演講。
白君勤懇而有恒，曆十年如一日，實為難得的軍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曆一年回來。
這期間的校長任務，是由總務長蔣君代理的。
回國以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
十一年冬，财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彜君提議，重複收禁。
我對于彭君此舉，在公議上，認為是蹂躏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麐（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
我于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
隔了幾個月，賄選總統的布置，漸漸的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十五年，始回國。
那時候，京津間适有戰争，不能回校一看。
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于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
（《東方雜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我所受舊教育的回憶 我六歲（以陰曆計，若按新法止四歲餘），入家塾，讀《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等。
本來初上學的學生，有讀《三字經》的，也有讀《千字詩》或先讀《詩經》的，然而我沒有讀這些。
我讀了三部“小書”以後，就讀四書。
四書讀畢，讀五經。
讀小書、四書的時候，先生是不講的，等到讀五經了，先生才講一點。
然而背誦是必要的。
無論讀的書懂不懂，讀的遍數多了，居然背得出來。
讀書以外，還有識字、習字、對句的三法，是我了解文義的開始。
識字是用方塊字教的，每一個字，不但要念出讀法，也要說出意義。
這種方法，現在兒童教育上還是采用的，但加上圖畫，這是比從前進步了。
習字是先摹後臨，摹是先描紅字，後用影格。
臨則先在範本的空格上照寫，後來用帖子放在前面，在别的空白紙上照寫。
初學時，先生把住我的手，助我描寫，熟練了，才自由揮寫。
對句是造句的法子，從一個字起，到四個字止，因為五字以上便是做詩，可聽其自由造作，不必先出範句了。
對句之法，不但名詞、動詞、靜詞要針鋒相對，而且名詞中動、植、礦與器物、宮室等，靜詞中顔色、性質與數目等，都要各從其類。
例如，先生出了“白馬”，學生對以“黃牛”、“青狐”等，是好的；若用“黃金”、“狡狐”等等作對，就不算好了。
先生出了“登高山”，學生對以“望遠海”、“鑒止水”等，是好的；若用“耕綠野”、“放四海”等作對，用顔色、數目來對性質，就不算好了。
其他可以類推。
還有一點，對句時兼練習四聲的分别。
例如，平聲字與平聲字對，仄聲字對仄聲字對，雖并非絕對的不許，但總以平仄相對為正軌。
又練習的時候，不但令學生知道平仄，而且在仄聲中，上、去、入的分别，也在對句時随時提醒了。
我的對句有點程度了，先生就教我作八股文。
八股文托始于宋人的經義，本是散文的體裁，後來漸漸兒參用排律詩與律賦的格式，演成分股的文體，通常雖稱八股，到我學八股的時候，已經以六股為最普通了。
六股以前有領題，引用題目的上文，是“開篇”的意義；六股以後又有結論；可以見自領題到結論，确是整篇。
但是領題以前有起講（或稱小講），約十餘句；起講以前有承題，約四五句，二十餘字；承題以前有破題，僅二句，約十餘字；這豈不是重複而又重複嗎？我以前很不明白，現在才知道了。
這原是一種練習的方法：先将題目的一句演為兩句（也有将題目的若幹句縮成兩句的，但是能作全篇的人所為）；進一步，演為四句；再進一步，演為十餘句；最後才演為全篇。
照本意講，有了承題，就不必再有破題；有了起講，就不必再有破題與承題；有了全篇，就不必再有破、承與起講；不知道何時的八股先生，竟頭上安頭，把這種練習的手續都放在上面，這實在是八股文時代一種笑柄；我所以不避煩瑣，寫出來告知未曾做過八股文的朋友。
我從十七歲起，就自由的讀“考據”、“詞章”等書籍，不再練習八股文了。
（《人問世》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 假如我的年紀回到二十歲 我是将邁七十歲的人了！回想二十歲的時候，還是為舊式的考據與同章所拘束，雖也從古人的格言與名作上得到點修養的資料，都是不深切的。
我到三十餘歲，始留意歐洲文化，始習德語。
到四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