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北大的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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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把演說稿整理過，載在《北京大學月刊》。
歐美教育考察 這時候，張作霖、曹锟等深不以我為然，尤對于北大男女同學一點，引為口實。
李君石曾為緩和此種摩擦起見，運動政府，派我往歐美考察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
适羅君鈞任正由政府派往歐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約定同行。
遂于十一月下旬赴上海，乘一法國郵船于十二月下旬到法國。
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我五十五歲。
一月，我方從法國到瑞士日内瓦，接蔣夢麟、譚仲逵二君電，痛悉黃夫人仲玉已于一月一日去世，哀哉！溯我從湖南回北京的時候，夫人已病，延法國醫生診療，漸瘥，并為我整理行裝。
我行後，在船中曾以無線電詢病狀，亦得“漸瘥”的複電，不意到歐不數日而得此噩耗，我心甚痛，作祭文一首。
這一年的一月十八日赴法國，往來巴黎、裡昂間。
二月十二日到比利時。
十六日又到法國。
三月十三日到德國。
二十八日到奧國。
四月一日到匈牙利。
五日複到瑞士。
十日複到法國。
十三日往意大利。
二十四日複到法國。
二十九日到荷蘭。
五月三日到英國。
十七日複到法國。
六月一日到美國。
十日到加拿大。
十四日又到美國。
三十日上船。
八月六日到檀香山，受教育部委托。
參加太平洋教育會議。
二十九日上船，九月九日到日本。
十四日到上海。
十八日回北京。
我在意大利時，四月十九日，得裡昂傳來宋漢章君電，知從弟國親去世。
國親比我小十四歲，甚有才幹；我的運動革命，推行教育，得他的助力很多。
曾在司法界服務，現已入金融界，前途甚有希望；竟不永年；可惜可哀！ 教育獨立議 1922年3月，蔡元培發表著名的《教育獨立議》一文，提出教育應擺脫各派政黨和各派教會的影響而獨立。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别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
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的。
政黨是要制造一種特别的群性，抹殺個性。
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
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入教育，便是大害。
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
中國古書說：“一年之計樹谷；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
”可見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時能達到的。
政黨不能掌握政權，往往不出數年，便要更疊。
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黨，兩黨更疊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着改變，教育就沒有成效了。
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黨以外。
教育是進步的：凡有學術，總是後勝于前，因為後人憑着前人的成績，更加一番功夫，自然更進一步。
教會是保守的：無論什麼樣尊重科學，一到《聖經》的成語，便絕對不許批評，便是加了一個限制。
教育是共同的：英國的學生，可以讀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學；印度的學生，可以用德國人所造的儀器，都沒有什麼界限。
教會是差别的：基督教與回教不同；回教又與佛教不同。
不但這樣，基督教裡面，天主教與耶稣教又不同。
不但這樣，耶稣教裡面，又有長老會、浸禮會、美以美會等等派别的不同。
彼此誰真誰僞，永遠沒有定論。
隻好讓成年的人自由選擇，所以各國憲法中，都有“信仰自由”一條。
若是把教育權交與教會，便恐不能絕對自由。
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會以外。
離開北大 我在民國九年的冬季，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曆一年回來。
這期間的校長任務，是由總務長蔣君代理的。
回國以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
十一年冬，财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彜君提議，重複收禁。
我對于彭君此舉，在會議上，認為是蹂躏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
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
我于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
隔了幾個月，賄選總統的布置，漸漸地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十五年，始回國。
那時候，京津間适有戰争，不能回校一看。
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于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
歐美教育考察 這時候，張作霖、曹锟等深不以我為然，尤對于北大男女同學一點，引為口實。
李君石曾為緩和此種摩擦起見，運動政府，派我往歐美考察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
适羅君鈞任正由政府派往歐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約定同行。
遂于十一月下旬赴上海，乘一法國郵船于十二月下旬到法國。
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我五十五歲。
一月，我方從法國到瑞士日内瓦，接蔣夢麟、譚仲逵二君電，痛悉黃夫人仲玉已于一月一日去世，哀哉！溯我從湖南回北京的時候，夫人已病，延法國醫生診療，漸瘥，并為我整理行裝。
我行後，在船中曾以無線電詢病狀，亦得“漸瘥”的複電，不意到歐不數日而得此噩耗，我心甚痛，作祭文一首。
這一年的一月十八日赴法國，往來巴黎、裡昂間。
二月十二日到比利時。
十六日又到法國。
三月十三日到德國。
二十八日到奧國。
四月一日到匈牙利。
五日複到瑞士。
十日複到法國。
十三日往意大利。
二十四日複到法國。
二十九日到荷蘭。
五月三日到英國。
十七日複到法國。
六月一日到美國。
十日到加拿大。
十四日又到美國。
三十日上船。
八月六日到檀香山，受教育部委托。
參加太平洋教育會議。
二十九日上船，九月九日到日本。
十四日到上海。
十八日回北京。
我在意大利時，四月十九日，得裡昂傳來宋漢章君電，知從弟國親去世。
國親比我小十四歲，甚有才幹；我的運動革命，推行教育，得他的助力很多。
曾在司法界服務，現已入金融界，前途甚有希望；竟不永年；可惜可哀！ 教育獨立議 1922年3月，蔡元培發表著名的《教育獨立議》一文，提出教育應擺脫各派政黨和各派教會的影響而獨立。
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别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
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達的。
政黨是要制造一種特别的群性，抹殺個性。
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
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參入教育，便是大害。
教育是求遠效的；政黨的政策是求近功的。
中國古書說：“一年之計樹谷；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
”可見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時能達到的。
政黨不能掌握政權，往往不出數年，便要更疊。
若把教育權也交與政黨，兩黨更疊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着改變，教育就沒有成效了。
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黨以外。
教育是進步的：凡有學術，總是後勝于前，因為後人憑着前人的成績，更加一番功夫，自然更進一步。
教會是保守的：無論什麼樣尊重科學，一到《聖經》的成語，便絕對不許批評，便是加了一個限制。
教育是共同的：英國的學生，可以讀阿拉伯人所作的文學；印度的學生，可以用德國人所造的儀器，都沒有什麼界限。
教會是差别的：基督教與回教不同；回教又與佛教不同。
不但這樣，基督教裡面，天主教與耶稣教又不同。
不但這樣，耶稣教裡面，又有長老會、浸禮會、美以美會等等派别的不同。
彼此誰真誰僞，永遠沒有定論。
隻好讓成年的人自由選擇，所以各國憲法中，都有“信仰自由”一條。
若是把教育權交與教會，便恐不能絕對自由。
所以，教育事業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會以外。
離開北大 我在民國九年的冬季，曾往歐美考察高等教育狀況，曆一年回來。
這期間的校長任務，是由總務長蔣君代理的。
回國以後，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
十一年冬，财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後，又因教育總長彭允彜君提議，重複收禁。
我對于彭君此舉，在會議上，認為是蹂躏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
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
我于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
隔了幾個月，賄選總統的布置，漸漸地實現；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至十五年，始回國。
那時候，京津間适有戰争，不能回校一看。
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範圍，于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