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北大的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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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 我與學生運動 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四五月間，因《巴黎和約》允許日本得承襲德國在山東的權益。
輿論主張我國全權代表不簽字于該約；而政府中親日派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不贊成。
五月四日，北京大學學生聯合北京各高等學校學生，為此問題示威遊行，到曹汝霖宅前破門而入，适見有火油一箱，遂試縱火，偶然有一人出，群以為即汝霖，攢毆之，後始知為宗祥。
未幾，巡警至，大捕學生，學生被捕的數十人。
我與各校長往警察總監處具保，始釋放。
但學生以目的未達，仍派隊分途演講，巡警又捕學生。
而未被捕的學生仍四處演講，且人數日益加多。
巡警捕拘不已，拘留所不能容，乃以北大之第三院在北河沿者為臨時拘留所。
拘學生無數，于是各地方均設學生聯合會，各校均罷課。
而留法學生也組織敢死隊，包圍我國的全權代表，要求不簽字于和約。
政府亦知衆怒難犯，不能不讓步，于是不簽字的要求，終于達到了。
但是學生尚有一種要求，是罷免曹、陸、章。
政府遲遲不肯發表；學生仍罷課，仍演講，北平[京]、天津、上海等工商界也為學生所感動，而繼起要求，如政府再不執行，将有罷市、罷工之舉。
于是罷免曹、陸、章之令乃下。
這就是五四運動的大概。
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是政府的辦理不善，深可慨歎；一方面是學生的熱誠與勇敢，很可佩服。
有人疑從此以後，學生将遇事生風，不複用功了。
而結果乃與之相反，蓋學生在此次運動中，得了兩種經驗：一是進行的時候，遇着艱難，非思想較高、學問較深的同學，不能解決，于是人人感力學的必要。
二是專靠學生運動，政府還是不怕，直到工商界加入，而學生所要求的，始能完全做到。
覺得為救國起見，非啟發群衆不可。
所以五四以後，學生一方面加緊用功；一方面各以課餘辦平民夜校、星期演講及刊布通俗刊物，這真是五四運動的收獲。
在我呢，居校長的地位，即使十二分贊助學生，而在校言校，不能不引咎辭職；所以于五日即遞辭呈。
八日，聞政府已允我辭職，别任馬君其昶為校長。
我深恐發表以後，學生有拒馬之舉，緻涉把持地位之嫌疑，故于九日赴天津，廣告于《晨報》稱：“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學校長，已正式辭去”等語，表示我之去京，實為平日苦于應接不暇之煩忙，而亟思休息也。
不意政府任命馬君之事未能實現；而謀攫取北大校長之地位的是胡君仁源。
胡君曾為南洋公學特班生；有哲學思想，文筆工雅，我甚器重之。
後來留學英國，習工科，以性近文哲的學生肯習工藝，尤為難得。
民國五年，任北大工科學長，并代理校長。
餘到北大後，仍請任工科學長。
而彼不願，遂改聘他人。
以曾經代理校長的人來任校長，資格恰好。
但推戴胡君的人，手段太不高明。
他們一方面運動少數北大學生，歡迎胡君；一方面又發表所謂燃犀錄，捏造故事，醜诋我及沈尹默、夏浮筠諸君，于是激起大多數北大學生的公憤，公言拒胡，并查明少數迎胡之同學而裁制之；胡君固不敢來，而政府亦不願再任他人，乃徇北大教職員及學生之請而留我。
我自出京後，寓天津數日，即赴杭州，寓從弟國親家，後又借寓西湖楊莊，滿拟于讀書之暇，徜徉湖山。
奈北大糾紛未已，代表疊來，函電紛至，非迫我回京不可。
經多次磋商，乃于七月十四日，與蔣君夢麟面商，請其代表到校辦事，蔣君于十六日赴北京。
又經函電商讨，我直至九月十日啟行，十二日到北京，重進北大。
開放女禁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
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
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
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準？”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并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
”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長沙講學 民國九年（公元1920年），我五十四歲。
暑假中，湖南學者周鲠生、楊端六諸君乘杜威留京，羅素新自英來的機會，發起長沙講演會；北京各校著名的教授都被邀，我也參與。
那時譚君組庵任湖南省長．招待我們。
我講了四次，都是關乎美學的。
（實際講了12次，其中有關美學的6次。
演講的題目依次為：《美術的價值》、《何謂文化》、《對于學生的希望》、《中學的教育》、《美術的進化》、《學生的責任和快樂》、《對于師範生的希望》、《中學的科學》、《美學的進化》、《美術與科學的關系》、《美學的研究法》、《美化的都市》。
” 我與學生運動 民國八年（公元1919年）四五月間，因《巴黎和約》允許日本得承襲德國在山東的權益。
輿論主張我國全權代表不簽字于該約；而政府中親日派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不贊成。
五月四日，北京大學學生聯合北京各高等學校學生，為此問題示威遊行，到曹汝霖宅前破門而入，适見有火油一箱，遂試縱火，偶然有一人出，群以為即汝霖，攢毆之，後始知為宗祥。
未幾，巡警至，大捕學生，學生被捕的數十人。
我與各校長往警察總監處具保，始釋放。
但學生以目的未達，仍派隊分途演講，巡警又捕學生。
而未被捕的學生仍四處演講，且人數日益加多。
巡警捕拘不已，拘留所不能容，乃以北大之第三院在北河沿者為臨時拘留所。
拘學生無數，于是各地方均設學生聯合會，各校均罷課。
而留法學生也組織敢死隊，包圍我國的全權代表，要求不簽字于和約。
政府亦知衆怒難犯，不能不讓步，于是不簽字的要求，終于達到了。
但是學生尚有一種要求，是罷免曹、陸、章。
政府遲遲不肯發表；學生仍罷課，仍演講，北平[京]、天津、上海等工商界也為學生所感動，而繼起要求，如政府再不執行，将有罷市、罷工之舉。
于是罷免曹、陸、章之令乃下。
這就是五四運動的大概。
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是政府的辦理不善，深可慨歎；一方面是學生的熱誠與勇敢，很可佩服。
有人疑從此以後，學生将遇事生風，不複用功了。
而結果乃與之相反，蓋學生在此次運動中，得了兩種經驗：一是進行的時候，遇着艱難，非思想較高、學問較深的同學，不能解決，于是人人感力學的必要。
二是專靠學生運動，政府還是不怕，直到工商界加入，而學生所要求的，始能完全做到。
覺得為救國起見，非啟發群衆不可。
所以五四以後，學生一方面加緊用功；一方面各以課餘辦平民夜校、星期演講及刊布通俗刊物，這真是五四運動的收獲。
在我呢，居校長的地位，即使十二分贊助學生，而在校言校，不能不引咎辭職；所以于五日即遞辭呈。
八日，聞政府已允我辭職，别任馬君其昶為校長。
我深恐發表以後，學生有拒馬之舉，緻涉把持地位之嫌疑，故于九日赴天津，廣告于《晨報》稱：“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學校長，已正式辭去”等語，表示我之去京，實為平日苦于應接不暇之煩忙，而亟思休息也。
不意政府任命馬君之事未能實現；而謀攫取北大校長之地位的是胡君仁源。
胡君曾為南洋公學特班生；有哲學思想，文筆工雅，我甚器重之。
後來留學英國，習工科，以性近文哲的學生肯習工藝，尤為難得。
民國五年，任北大工科學長，并代理校長。
餘到北大後，仍請任工科學長。
而彼不願，遂改聘他人。
以曾經代理校長的人來任校長，資格恰好。
但推戴胡君的人，手段太不高明。
他們一方面運動少數北大學生，歡迎胡君；一方面又發表所謂燃犀錄，捏造故事，醜诋我及沈尹默、夏浮筠諸君，于是激起大多數北大學生的公憤，公言拒胡，并查明少數迎胡之同學而裁制之；胡君固不敢來，而政府亦不願再任他人，乃徇北大教職員及學生之請而留我。
我自出京後，寓天津數日，即赴杭州，寓從弟國親家，後又借寓西湖楊莊，滿拟于讀書之暇，徜徉湖山。
奈北大糾紛未已，代表疊來，函電紛至，非迫我回京不可。
經多次磋商，乃于七月十四日，與蔣君夢麟面商，請其代表到校辦事，蔣君于十六日赴北京。
又經函電商讨，我直至九月十日啟行，十二日到北京，重進北大。
開放女禁 我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
九年，有女學生要求進校，以考期已過，姑錄為旁聽生。
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
有人問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準？”我說：“教育部的大學令，并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
”這是男女同校的開始，後來各大學都兼收女生了。
長沙講學 民國九年（公元1920年），我五十四歲。
暑假中，湖南學者周鲠生、楊端六諸君乘杜威留京，羅素新自英來的機會，發起長沙講演會；北京各校著名的教授都被邀，我也參與。
那時譚君組庵任湖南省長．招待我們。
我講了四次，都是關乎美學的。
（實際講了12次，其中有關美學的6次。
演講的題目依次為：《美術的價值》、《何謂文化》、《對于學生的希望》、《中學的教育》、《美術的進化》、《學生的責任和快樂》、《對于師範生的希望》、《中學的科學》、《美學的進化》、《美術與科學的關系》、《美學的研究法》、《美化的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