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北大的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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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于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并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
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它。
這種标準，雖不是一時就能完全适合，但我們總是向這方面進行。
調整學科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
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曆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态。
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
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
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
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
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
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
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
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準，把土木工與礦冶工并到北洋去了。
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
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并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
我覺得那時侯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
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幹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别種機關去的。
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并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
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
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别。
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充實文理法科 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
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适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撫五、顔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内容始以漸充實。
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
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隻有王亮疇、羅鈞任二君。
二君均服務司法部，隻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
所以通盤改革，甚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
北大關于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幹基本教員自從胡适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
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隻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
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的困難一點。
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巽甫、顔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質系。
在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諸君。
在生物學系本已有鐘憲鬯君在東南西南各省搜羅動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講授學理，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逵君。
于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于講演之用。
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志，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
丁巽甫君以物理學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
于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展的境界。
溝通文理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
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于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
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
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
曆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于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于理科。
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孑民又發現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學、文學，均與科學有關，而哲學則全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乃文科學生，因與理
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它。
這種标準，雖不是一時就能完全适合，但我們總是向這方面進行。
調整學科 我從前在教育部時，為了各省高等學堂程度不齊，故改為各大學直接的預科。
不意北大的預科，因曆年校長的放任與預科學長的誤會，竟演成獨立的狀态。
那時候預科中受了教會學校的影響，完全偏重英語及體育兩方面；其他科學比較的落後，畢業後若直升本科，發生困難。
預科中竟自設了一個預科大學的名義，信箋上亦寫此等字樣。
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預科直接受本科學長的管理，不再設預科學長。
預科中主要的教課，均由本科教員兼任。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
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
北京又有一工業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
我以為無此重複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
得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準，把土木工與礦冶工并到北洋去了。
把工科省下來的經費，用在理科上。
我本來想把法科與法專并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
我覺得那時侯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種普通商業學教課，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後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
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生必有若幹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願往别種機關去的。
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并設，有互相關聯的便利。
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科，可辦專科的高等學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
以表示學與術的區别。
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充實文理法科 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
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适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撫五、顔任光、李書華諸君來任教授後，内容始以漸充實。
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
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隻有王亮疇、羅鈞任二君。
二君均服務司法部，隻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
所以通盤改革，甚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諸君來任教授後，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
北大關于文學、哲學等學系，本來有若幹基本教員自從胡适之君到校後，聲應氣求，又引進了多數的同志，所以興會較高一點。
預定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國學四種研究所，隻有國學研究所先辦起來了。
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比較的困難一點。
自民國九年起，自然科學諸系，請到了丁巽甫、顔任光、李潤章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質系。
在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聘丞、丁庶為諸君，而這時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諸君。
在生物學系本已有鐘憲鬯君在東南西南各省搜羅動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講授學理，而這時候又增聘譚仲逵君。
于是整理各系的實驗室與圖書室，使學生在教員指導之下，切實用功；改造第二院禮堂與庭園，使合于講演之用。
在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諸君；一面誠意指導提起學生好學的精神，一面廣購圖書雜志，給學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
丁巽甫君以物理學教授兼預科主任，提高預科程度。
于是北大始達到各系平均發展的境界。
溝通文理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
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于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後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
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
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
曆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于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于理科。
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
孑民又發現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學、文學，均與科學有關，而哲學則全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乃文科學生，因與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