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北大的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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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北大校長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
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
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
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
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
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
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
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
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它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
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
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
”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
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确可為青年的指導者。
”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
我對于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
”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
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
于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破除讀書做官的舊觀念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
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麼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
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
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地連夜閱讀講義，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
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
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
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
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
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
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
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
”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隻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着手。
廣延積學而熱心的教員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
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别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地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并存。
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
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鬥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
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
我們斟酌了一番。
辭退幾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條件辦的。
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
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
”我也一笑置之。
延聘教員
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
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
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
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
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
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
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
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它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
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我到底服從後說，進北京。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
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
”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
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确可為青年的指導者。
”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
我對于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幹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
”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
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
于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破除讀書做官的舊觀念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
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麼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
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
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地連夜閱讀講義，隻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
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範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範圍告知他們了。
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
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
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
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
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後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
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
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
”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隻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着手。
廣延積學而熱心的教員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國後，即請到北大任教授。
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别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
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地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并存。
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
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鬥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 那時候各科都有幾個外國教員都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學問未必都好，而來校既久。
看了中國教員的闌珊，也跟了闌珊起來。
我們斟酌了一番。
辭退幾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條件辦的。
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我；有一英國教習竟要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來同我談判，我不答應。
朱爾典出去後，說：“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長的了。
”我也一笑置之。
延聘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