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論時代分期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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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是個身處森林的植物學家，倒像一位婦人，剪了幾朵花要在客廳安插。
在某種程度上，最偉大的曆史學家也是這樣。
我們無法進入過去這座真實叢林；這正是&ldquo過去&rdquo一詞的部分含義。
我們自然而然想到的第一個分期，是古代（Antiquity）和黑暗時代（theDarkAges）&mdash&mdash帝國衰亡，蠻夷入侵，歐洲基督化。
這當然是一場巨大而又多重的變遷，曆史思考不可能會發生革命，來否認這一事實。
切莫以為我打算貶低這一分期。
然而我必須指出，就以吉本為例吧，自從吉本時代以來，發生了三樣事情，使得這場變遷對于我們不再像對于他那樣顯得是個災難。
1.古代學問的部分失喪及其在文藝複興時的恢複，于他而言，都是獨一無二的事件。
這樣一種死而複生，史上無與倫比。
可是，我們此生卻見證了古代學問的第二次死亡。
曾一度為一切受教育者所掌握的某些東西，在我們的時代，萎縮成少數專家的技術造詣。
要是我們說，這算不上完全死亡，就會有人反駁說，在黑暗時代也沒有完全的死亡。
甚至有人會争辯說，作為黑暗時代文化的語言載體而存活下來的拉丁語，保存了法學和修辭學的拉丁語，使得古典遺産的某些部分在那些年代生活中的地位，相對于我們自己生活中專家的那些學術研究所能聲稱的地位，更活生生，更完整。
至于這兩場死亡的範圍和速度，倘若你要找一個盡管父親讀得懂維吉爾而自己卻讀不懂的人，在20世紀找起來，要比在15世紀容易。
2.對于吉本，從維吉爾到《貝奧武甫》或《希爾布蘭德之歌》的文學變遷，要是他讀過這些書的話，要比在我們眼中更為巨大。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些蠻族詩歌，跟《荒原》或瓊斯先生的《咒逐》（Anathemata）相比，實在算不上新異（anovelty）。
毋甯說，它們是最早的古典詩歌精神的無意識回歸。
荷馬的聽衆和《希爾布蘭德之歌》的聽衆，一旦他們懂得對方的語言和格律，就會發現，對方的詩歌完全可解。
可不是什麼新東西，來到這個世界。
3.歐洲的基督化，對我們所有的祖先來說，無論他們身為基督徒表示歡迎，還是身為人文主義的不信者，像吉本那般為之扼腕，都是個獨一無二的不可逆轉的事件。
不過，我們倒已經見證了相反過程。
我們時代歐洲的非基督化（un-christening），當然還不徹底；黑暗時代的基督化（chris-tening），也不徹底。
不過大略說來，我們倒可以說，對于祖先，全部曆史分為兩個時代，前基督時代和基督時代，而且隻分兩個；而對于我們，它則變成三個：前基督時代，基督時代，還有或許名至實歸的後基督時代（thepost-Christian）。
這必定會産生巨大差異。
無論是基督化還是非基督化，我這裡都不是從神學視點考慮。
我隻是将它們想作一場文化變遷。
這樣想的時候，在我眼中，第二場變遷要比第一場劇烈得多。
基督徒和異教徒，跟一位後基督徒相比，彼此共通之處頗多。
崇拜不同神靈的那些人之間的裂隙，不像敬神者跟不敬神者之間的裂隙那樣大。
異教時代和基督時代，鮑桑尼亞均會喚作&ldquo&rdquo（禮義）時代，[1]亦即稱情而立文的時代。
[2]獻祭，競技，凱旋，彌撒，比武，假面演出，露天慶典，頌詩。
還有其中的儀式或象征性裝扮，绶帶，桂冠，王冠，冠冕，法官的長袍，騎士的馬刺，傳令官的垂旌，甲胄，神甫的法衣，修士的僧袍&mdash&mdash因為每個頭銜、行當或場合，都有其明顯标志。
即便我們轉離這裡，去探測人們的思想氣質，我仿佛也看到了同樣的東西。
應該說，賴爾教授跟托馬斯·布朗之間的距離，比大貴格利（GregorytheGreat）跟維吉爾之間的距離，要大出很多吧。
應該說，塞涅卡跟約翰遜博士，相比于伯頓跟弗洛伊德，也親近得多吧。
諸位已經明白我的思考線路；而且，我也絕無将懸念留在最後的意思。
即便我已經試圖修正我們對從&ldquo古代&rdquo到&ldquo黑暗時代&rdquo的轉換的看法，那也隻是因為我相信，我們已經見證了一場更為深遠的變革。
接下來的一條分界線，盡管是新近才劃的，劃在了黑暗時代（theDarkAges）和中世紀（theMiddleAges）中間。
我們将這條線，劃在了12世紀早期的某個地方。
在宗教領域，這條界線跟前一條顯然無法争雄；前一條的民心歸向，它也無法自诩擁有。
不過，它還是在别的方面彌補了這些不足。
從古代到黑暗時代的轉變，畢竟主要在于若幹失落。
但也不盡然。
黑暗時代，并不像我們通常會想的那樣，止步不前。
他們看到了codex也即訂裝書籍，對書卷或volumen的勝利&mdash&mdash這項技術革新，就知識史而言，其重要堪與印刷術比肩。
一切嚴謹的學問，都仰仗于它。
如果說&mdash&mdash我這樣說不一定對&mdash&mdash他們也發明了馬镫的話，就作戰技術而論，他們做了跟發明坦克同樣重要的事情。
不過總體上，這是個倒退的年代：房屋更簡陋，排水系統更糟，浴室更少，道路更崎岖不平，更少安全感（我們在《貝奧武甫》中留意到，人們想着老劍比新劍更好使）。
而在中世紀，各方面都湧現出了顯著進步。
重新發現了亞裡士多德的文本。
阿爾伯特和托馬斯·阿奎那對這些文本的迅速吸收，打開了一個新的思想世界。
在建築領域，對技術難題的新的解決，産生了新的審美效果。
在文學上，那押尾韻有音步的韻文（rhymedandsyllabicverse）取代了舊的押頭韻多輔音的格律詩（theoldalliterativeandassonantalmetres），成了後來數個世紀歐洲詩歌的主要載體。
與此同時，詩人們探究一個全新的情感領域。
對這場變革，我一點都不低估。
前不久，我就被指責誇大了它。
不過&ldquo大&rdquo和&ldquo小&rdquo是相對而言。
要是不知道還有一場更大的，我仍會認為這場文學變遷是最大的。
我并不認為，吟遊詩人和克雷蒂安及其他人的詩歌，跟20世紀的詩作一樣新異。
一個受《羅蘭之歌》哺育的人，或
在某種程度上，最偉大的曆史學家也是這樣。
我們無法進入過去這座真實叢林；這正是&ldquo過去&rdquo一詞的部分含義。
我們自然而然想到的第一個分期，是古代（Antiquity）和黑暗時代（theDarkAges）&mdash&mdash帝國衰亡，蠻夷入侵，歐洲基督化。
這當然是一場巨大而又多重的變遷，曆史思考不可能會發生革命，來否認這一事實。
切莫以為我打算貶低這一分期。
然而我必須指出，就以吉本為例吧，自從吉本時代以來，發生了三樣事情，使得這場變遷對于我們不再像對于他那樣顯得是個災難。
1.古代學問的部分失喪及其在文藝複興時的恢複，于他而言，都是獨一無二的事件。
這樣一種死而複生，史上無與倫比。
可是，我們此生卻見證了古代學問的第二次死亡。
曾一度為一切受教育者所掌握的某些東西，在我們的時代，萎縮成少數專家的技術造詣。
要是我們說，這算不上完全死亡，就會有人反駁說，在黑暗時代也沒有完全的死亡。
甚至有人會争辯說，作為黑暗時代文化的語言載體而存活下來的拉丁語，保存了法學和修辭學的拉丁語，使得古典遺産的某些部分在那些年代生活中的地位，相對于我們自己生活中專家的那些學術研究所能聲稱的地位，更活生生，更完整。
至于這兩場死亡的範圍和速度，倘若你要找一個盡管父親讀得懂維吉爾而自己卻讀不懂的人，在20世紀找起來，要比在15世紀容易。
2.對于吉本，從維吉爾到《貝奧武甫》或《希爾布蘭德之歌》的文學變遷，要是他讀過這些書的話，要比在我們眼中更為巨大。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些蠻族詩歌，跟《荒原》或瓊斯先生的《咒逐》（Anathemata）相比，實在算不上新異（anovelty）。
毋甯說，它們是最早的古典詩歌精神的無意識回歸。
荷馬的聽衆和《希爾布蘭德之歌》的聽衆，一旦他們懂得對方的語言和格律，就會發現，對方的詩歌完全可解。
可不是什麼新東西，來到這個世界。
3.歐洲的基督化，對我們所有的祖先來說，無論他們身為基督徒表示歡迎，還是身為人文主義的不信者，像吉本那般為之扼腕，都是個獨一無二的不可逆轉的事件。
不過，我們倒已經見證了相反過程。
我們時代歐洲的非基督化（un-christening），當然還不徹底；黑暗時代的基督化（chris-tening），也不徹底。
不過大略說來，我們倒可以說，對于祖先，全部曆史分為兩個時代，前基督時代和基督時代，而且隻分兩個；而對于我們，它則變成三個：前基督時代，基督時代，還有或許名至實歸的後基督時代（thepost-Christian）。
這必定會産生巨大差異。
無論是基督化還是非基督化，我這裡都不是從神學視點考慮。
我隻是将它們想作一場文化變遷。
這樣想的時候，在我眼中，第二場變遷要比第一場劇烈得多。
基督徒和異教徒，跟一位後基督徒相比，彼此共通之處頗多。
崇拜不同神靈的那些人之間的裂隙，不像敬神者跟不敬神者之間的裂隙那樣大。
異教時代和基督時代，鮑桑尼亞均會喚作&ldquo&rdquo（禮義）時代，[1]亦即稱情而立文的時代。
[2]獻祭，競技，凱旋，彌撒，比武，假面演出，露天慶典，頌詩。
還有其中的儀式或象征性裝扮，绶帶，桂冠，王冠，冠冕，法官的長袍，騎士的馬刺，傳令官的垂旌，甲胄，神甫的法衣，修士的僧袍&mdash&mdash因為每個頭銜、行當或場合，都有其明顯标志。
即便我們轉離這裡，去探測人們的思想氣質，我仿佛也看到了同樣的東西。
應該說，賴爾教授跟托馬斯·布朗之間的距離，比大貴格利（GregorytheGreat）跟維吉爾之間的距離，要大出很多吧。
應該說，塞涅卡跟約翰遜博士，相比于伯頓跟弗洛伊德，也親近得多吧。
諸位已經明白我的思考線路；而且，我也絕無将懸念留在最後的意思。
即便我已經試圖修正我們對從&ldquo古代&rdquo到&ldquo黑暗時代&rdquo的轉換的看法，那也隻是因為我相信，我們已經見證了一場更為深遠的變革。
接下來的一條分界線，盡管是新近才劃的，劃在了黑暗時代（theDarkAges）和中世紀（theMiddleAges）中間。
我們将這條線，劃在了12世紀早期的某個地方。
在宗教領域，這條界線跟前一條顯然無法争雄；前一條的民心歸向，它也無法自诩擁有。
不過，它還是在别的方面彌補了這些不足。
從古代到黑暗時代的轉變，畢竟主要在于若幹失落。
但也不盡然。
黑暗時代，并不像我們通常會想的那樣，止步不前。
他們看到了codex也即訂裝書籍，對書卷或volumen的勝利&mdash&mdash這項技術革新，就知識史而言，其重要堪與印刷術比肩。
一切嚴謹的學問，都仰仗于它。
如果說&mdash&mdash我這樣說不一定對&mdash&mdash他們也發明了馬镫的話，就作戰技術而論，他們做了跟發明坦克同樣重要的事情。
不過總體上，這是個倒退的年代：房屋更簡陋，排水系統更糟，浴室更少，道路更崎岖不平，更少安全感（我們在《貝奧武甫》中留意到，人們想着老劍比新劍更好使）。
而在中世紀，各方面都湧現出了顯著進步。
重新發現了亞裡士多德的文本。
阿爾伯特和托馬斯·阿奎那對這些文本的迅速吸收，打開了一個新的思想世界。
在建築領域，對技術難題的新的解決，産生了新的審美效果。
在文學上，那押尾韻有音步的韻文（rhymedandsyllabicverse）取代了舊的押頭韻多輔音的格律詩（theoldalliterativeandassonantalmetres），成了後來數個世紀歐洲詩歌的主要載體。
與此同時，詩人們探究一個全新的情感領域。
對這場變革，我一點都不低估。
前不久，我就被指責誇大了它。
不過&ldquo大&rdquo和&ldquo小&rdquo是相對而言。
要是不知道還有一場更大的，我仍會認為這場文學變遷是最大的。
我并不認為，吟遊詩人和克雷蒂安及其他人的詩歌，跟20世紀的詩作一樣新異。
一個受《羅蘭之歌》哺育的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