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論時代分期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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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是個身處森林的植物學家,倒像一位婦人,剪了幾朵花要在客廳安插。
在某種程度上,最偉大的曆史學家也是這樣。
我們無法進入過去這座真實叢林;這正是&ldquo過去&rdquo一詞的部分含義。
我們自然而然想到的第一個分期,是古代(Antiquity)和黑暗時代(theDarkAges)&mdash&mdash帝國衰亡,蠻夷入侵,歐洲基督化。
這當然是一場巨大而又多重的變遷,曆史思考不可能會發生革命,來否認這一事實。
切莫以為我打算貶低這一分期。
然而我必須指出,就以吉本為例吧,自從吉本時代以來,發生了三樣事情,使得這場變遷對于我們不再像對于他那樣顯得是個災難。
1.古代學問的部分失喪及其在文藝複興時的恢複,于他而言,都是獨一無二的事件。
這樣一種死而複生,史上無與倫比。
可是,我們此生卻見證了古代學問的第二次死亡。
曾一度為一切受教育者所掌握的某些東西,在我們的時代,萎縮成少數專家的技術造詣。
要是我們說,這算不上完全死亡,就會有人反駁說,在黑暗時代也沒有完全的死亡。
甚至有人會争辯說,作為黑暗時代文化的語言載體而存活下來的拉丁語,保存了法學和修辭學的拉丁語,使得古典遺産的某些部分在那些年代生活中的地位,相對于我們自己生活中專家的那些學術研究所能聲稱的地位,更活生生,更完整。
至于這兩場死亡的範圍和速度,倘若你要找一個盡管父親讀得懂維吉爾而自己卻讀不懂的人,在20世紀找起來,要比在15世紀容易。
2.對于吉本,從維吉爾到《貝奧武甫》或《希爾布蘭德之歌》的文學變遷,要是他讀過這些書的話,要比在我們眼中更為巨大。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些蠻族詩歌,跟《荒原》或瓊斯先生的《咒逐》(Anathemata)相比,實在算不上新異(anovelty)。
毋甯說,它們是最早的古典詩歌精神的無意識回歸。
荷馬的聽衆和《希爾布蘭德之歌》的聽衆,一旦他們懂得對方的語言和格律,就會發現,對方的詩歌完全可解。
可不是什麼新東西,來到這個世界。
3.歐洲的基督化,對我們所有的祖先來說,無論他們身為基督徒表示歡迎,還是身為人文主義的不信者,像吉本那般為之扼腕,都是個獨一無二的不可逆轉的事件。
不過,我們倒已經見證了相反過程。
我們時代歐洲的非基督化(un-christening),當然還不徹底;黑暗時代的基督化(chris-tening),也不徹底。
不過大略說來,我們倒可以說,對于祖先,全部曆史分為兩個時代,前基督時代和基督時代,而且隻分兩個;而對于我們,它則變成三個:前基督時代,基督時代,還有或許名至實歸的後基督時代(thepost-Christian)。
這必定會産生巨大差異。
無論是基督化還是非基督化,我這裡都不是從神學視點考慮。
我隻是将它們想作一場文化變遷。
這樣想的時候,在我眼中,第二場變遷要比第一場劇烈得多。
基督徒和異教徒,跟一位後基督徒相比,彼此共通之處頗多。
崇拜不同神靈的那些人之間的裂隙,不像敬神者跟不敬神者之間的裂隙那樣大。
異教時代和基督時代,鮑桑尼亞均會喚作&ldquo&rdquo(禮義)時代,[1]亦即稱情而立文的時代。
[2]獻祭,競技,凱旋,彌撒,比武,假面演出,露天慶典,頌詩。
還有其中的儀式或象征性裝扮,绶帶,桂冠,王冠,冠冕,法官的長袍,騎士的馬刺,傳令官的垂旌,甲胄,神甫的法衣,修士的僧袍&mdash&mdash因為每個頭銜、行當或場合,都有其明顯标志。
即便我們轉離這裡,去探測人們的思想氣質,我仿佛也看到了同樣的東西。
應該說,賴爾教授跟托馬斯·布朗之間的距離,比大貴格利(GregorytheGreat)跟維吉爾之間的距離,要大出很多吧。
應該說,塞涅卡跟約翰遜博士,相比于伯頓跟弗洛伊德,也親近得多吧。
諸位已經明白我的思考線路;而且,我也絕無将懸念留在最後的意思。
即便我已經試圖修正我們對從&ldquo古代&rdquo到&ldquo黑暗時代&rdquo的轉換的看法,那也隻是因為我相信,我們已經見證了一場更為深遠的變革。
接下來的一條分界線,盡管是新近才劃的,劃在了黑暗時代(theDarkAges)和中世紀(theMiddleAges)中間。
我們将這條線,劃在了12世紀早期的某個地方。
在宗教領域,這條界線跟前一條顯然無法争雄;前一條的民心歸向,它也無法自诩擁有。
不過,它還是在别的方面彌補了這些不足。
從古代到黑暗時代的轉變,畢竟主要在于若幹失落。
但也不盡然。
黑暗時代,并不像我們通常會想的那樣,止步不前。
他們看到了codex也即訂裝書籍,對書卷或volumen的勝利&mdash&mdash這項技術革新,就知識史而言,其重要堪與印刷術比肩。
一切嚴謹的學問,都仰仗于它。
如果說&mdash&mdash我這樣說不一定對&mdash&mdash他們也發明了馬镫的話,就作戰技術而論,他們做了跟發明坦克同樣重要的事情。
不過總體上,這是個倒退的年代:房屋更簡陋,排水系統更糟,浴室更少,道路更崎岖不平,更少安全感(我們在《貝奧武甫》中留意到,人們想着老劍比新劍更好使)。
而在中世紀,各方面都湧現出了顯著進步。
重新發現了亞裡士多德的文本。
阿爾伯特和托馬斯·阿奎那對這些文本的迅速吸收,打開了一個新的思想世界。
在建築領域,對技術難題的新的解決,産生了新的審美效果。
在文學上,那押尾韻有音步的韻文(rhymedandsyllabicverse)取代了舊的押頭韻多輔音的格律詩(theoldalliterativeandassonantalmetres),成了後來數個世紀歐洲詩歌的主要載體。
與此同時,詩人們探究一個全新的情感領域。
對這場變革,我一點都不低估。
前不久,我就被指責誇大了它。
不過&ldquo大&rdquo和&ldquo小&rdquo是相對而言。
要是不知道還有一場更大的,我仍會認為這場文學變遷是最大的。
我并不認為,吟遊詩人和克雷蒂安及其他人的詩歌,跟20世紀的詩作一樣新異。
一個受《羅蘭之歌》哺育的人,或
在某種程度上,最偉大的曆史學家也是這樣。
我們無法進入過去這座真實叢林;這正是&ldquo過去&rdquo一詞的部分含義。
我們自然而然想到的第一個分期,是古代(Antiquity)和黑暗時代(theDarkAges)&mdash&mdash帝國衰亡,蠻夷入侵,歐洲基督化。
這當然是一場巨大而又多重的變遷,曆史思考不可能會發生革命,來否認這一事實。
切莫以為我打算貶低這一分期。
然而我必須指出,就以吉本為例吧,自從吉本時代以來,發生了三樣事情,使得這場變遷對于我們不再像對于他那樣顯得是個災難。
1.古代學問的部分失喪及其在文藝複興時的恢複,于他而言,都是獨一無二的事件。
這樣一種死而複生,史上無與倫比。
可是,我們此生卻見證了古代學問的第二次死亡。
曾一度為一切受教育者所掌握的某些東西,在我們的時代,萎縮成少數專家的技術造詣。
要是我們說,這算不上完全死亡,就會有人反駁說,在黑暗時代也沒有完全的死亡。
甚至有人會争辯說,作為黑暗時代文化的語言載體而存活下來的拉丁語,保存了法學和修辭學的拉丁語,使得古典遺産的某些部分在那些年代生活中的地位,相對于我們自己生活中專家的那些學術研究所能聲稱的地位,更活生生,更完整。
至于這兩場死亡的範圍和速度,倘若你要找一個盡管父親讀得懂維吉爾而自己卻讀不懂的人,在20世紀找起來,要比在15世紀容易。
2.對于吉本,從維吉爾到《貝奧武甫》或《希爾布蘭德之歌》的文學變遷,要是他讀過這些書的話,要比在我們眼中更為巨大。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這些蠻族詩歌,跟《荒原》或瓊斯先生的《咒逐》(Anathemata)相比,實在算不上新異(anovelty)。
毋甯說,它們是最早的古典詩歌精神的無意識回歸。
荷馬的聽衆和《希爾布蘭德之歌》的聽衆,一旦他們懂得對方的語言和格律,就會發現,對方的詩歌完全可解。
可不是什麼新東西,來到這個世界。
3.歐洲的基督化,對我們所有的祖先來說,無論他們身為基督徒表示歡迎,還是身為人文主義的不信者,像吉本那般為之扼腕,都是個獨一無二的不可逆轉的事件。
不過,我們倒已經見證了相反過程。
我們時代歐洲的非基督化(un-christening),當然還不徹底;黑暗時代的基督化(chris-tening),也不徹底。
不過大略說來,我們倒可以說,對于祖先,全部曆史分為兩個時代,前基督時代和基督時代,而且隻分兩個;而對于我們,它則變成三個:前基督時代,基督時代,還有或許名至實歸的後基督時代(thepost-Christian)。
這必定會産生巨大差異。
無論是基督化還是非基督化,我這裡都不是從神學視點考慮。
我隻是将它們想作一場文化變遷。
這樣想的時候,在我眼中,第二場變遷要比第一場劇烈得多。
基督徒和異教徒,跟一位後基督徒相比,彼此共通之處頗多。
崇拜不同神靈的那些人之間的裂隙,不像敬神者跟不敬神者之間的裂隙那樣大。
異教時代和基督時代,鮑桑尼亞均會喚作&ldquo&rdquo(禮義)時代,[1]亦即稱情而立文的時代。
[2]獻祭,競技,凱旋,彌撒,比武,假面演出,露天慶典,頌詩。
還有其中的儀式或象征性裝扮,绶帶,桂冠,王冠,冠冕,法官的長袍,騎士的馬刺,傳令官的垂旌,甲胄,神甫的法衣,修士的僧袍&mdash&mdash因為每個頭銜、行當或場合,都有其明顯标志。
即便我們轉離這裡,去探測人們的思想氣質,我仿佛也看到了同樣的東西。
應該說,賴爾教授跟托馬斯·布朗之間的距離,比大貴格利(GregorytheGreat)跟維吉爾之間的距離,要大出很多吧。
應該說,塞涅卡跟約翰遜博士,相比于伯頓跟弗洛伊德,也親近得多吧。
諸位已經明白我的思考線路;而且,我也絕無将懸念留在最後的意思。
即便我已經試圖修正我們對從&ldquo古代&rdquo到&ldquo黑暗時代&rdquo的轉換的看法,那也隻是因為我相信,我們已經見證了一場更為深遠的變革。
接下來的一條分界線,盡管是新近才劃的,劃在了黑暗時代(theDarkAges)和中世紀(theMiddleAges)中間。
我們将這條線,劃在了12世紀早期的某個地方。
在宗教領域,這條界線跟前一條顯然無法争雄;前一條的民心歸向,它也無法自诩擁有。
不過,它還是在别的方面彌補了這些不足。
從古代到黑暗時代的轉變,畢竟主要在于若幹失落。
但也不盡然。
黑暗時代,并不像我們通常會想的那樣,止步不前。
他們看到了codex也即訂裝書籍,對書卷或volumen的勝利&mdash&mdash這項技術革新,就知識史而言,其重要堪與印刷術比肩。
一切嚴謹的學問,都仰仗于它。
如果說&mdash&mdash我這樣說不一定對&mdash&mdash他們也發明了馬镫的話,就作戰技術而論,他們做了跟發明坦克同樣重要的事情。
不過總體上,這是個倒退的年代:房屋更簡陋,排水系統更糟,浴室更少,道路更崎岖不平,更少安全感(我們在《貝奧武甫》中留意到,人們想着老劍比新劍更好使)。
而在中世紀,各方面都湧現出了顯著進步。
重新發現了亞裡士多德的文本。
阿爾伯特和托馬斯·阿奎那對這些文本的迅速吸收,打開了一個新的思想世界。
在建築領域,對技術難題的新的解決,産生了新的審美效果。
在文學上,那押尾韻有音步的韻文(rhymedandsyllabicverse)取代了舊的押頭韻多輔音的格律詩(theoldalliterativeandassonantalmetres),成了後來數個世紀歐洲詩歌的主要載體。
與此同時,詩人們探究一個全新的情感領域。
對這場變革,我一點都不低估。
前不久,我就被指責誇大了它。
不過&ldquo大&rdquo和&ldquo小&rdquo是相對而言。
要是不知道還有一場更大的,我仍會認為這場文學變遷是最大的。
我并不認為,吟遊詩人和克雷蒂安及其他人的詩歌,跟20世紀的詩作一樣新異。
一個受《羅蘭之歌》哺育的人,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