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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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基本上分為這兩種人，他們站在各自的立場上，把自己痛苦的感受加以詩化，賦予正義的或可同情的性質，注入形象之中，染上悲劇的色彩，前一種情況如夏多布裡昂和他的人物勒内，後一種情況則有塞南古和他的奧培曼、諾迪埃和他的沙爾，這就好像歌詞與曲調，雖然歌詞各有不同，但&ldquo痛苦&rdquo與&ldquo憂郁&rdquo是它們共同的曲調，而其共同的深刻的病根，則又都是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
顯然，這裡有一個文學形象的類型的問題。
在世界文學的人物畫廊中，總可以找到一些類型或一些系列，作家所描繪出來的人物，往往不可避免地屬于某一種類型或某一種系列，這是因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作家往往面臨相同的矛盾、相同的格局，而他們所描寫的人性又往往有着共同的或相似的表現形式。
不過，傑出的作家之所以傑出，就在于他的人物盡管屬于某種類型，然而并不公式化、程式化，而總有内在的充實的時代社會内容。
奧克塔夫當然也帶有類型性、系列性，而他的憂郁與痛苦也同樣來自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問題在于，他的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究竟有什麼具體的社會時代内容以及表現得是否深刻？ 司湯達把奧克塔夫的故事安排在複辟王朝時代，這正是法國十九世紀曆史發展中的一個曲折與倒退的時期。
被一七八九年資産階級大革命推翻了的波旁王朝，又在哥薩克的刺刀保護下回到了巴黎，并進而企圖恢複革命前的封建貴族土地所有制與封建君主專制的政治統治，在封建勢力這種倒行逆施的過程中，一八二五年波旁王朝的禦用工具&ldquo無雙議會&rdquo通過向革命時期流亡國外的貴族賠償十億法郎的法案，就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事件。
司湯達在一八二七年把這個事件當作他小說故事的曆史背景，本身就具有尖銳的社會政治意義。
而且，他又在這個背景上，展現出&ldquo一八二七年巴黎沙龍的幾個場面&rdquo，實際上就是制作出複辟時期貴族社會的縮影。
他通過粗略但清晰的線條，勾畫了一些貴族社會的人物，表現出他們那種陳腐的精神狀态和逆潮流而動的意志願望。
他們在一個已經揚棄了他們的世紀裡回光返照、苟延殘喘，然而卻自以為是在迎着舊朝代複興的偉大的曙光；他們在法國這片土地上已經失去了他們的根基、他們的财富與力量，但他們仍生活在自我陶醉之中，以祖先、血統、門第這些早已沒有實用價值的東西而自傲，以裝腔作勢來掩蓋他們的虛弱與貧乏，用虛榮的、硬撐門面的辦法來掩蓋他們的寒酸與破落；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早已經是一個&ldquo最缺乏生命的階級&rdquo，然而他們卻頑固地夢想恢複早已被大革命徹底清掃了的舊秩序，自不量力地要扭轉時代曆史的車輪；而從他們的人品與私德來說，他們絕不是一批為垂暮的盛世殉道的悲壯激昂的人物，而是一群沒有見識、沒有崇高的感情、沒有純正的趣味、空虛無聊的小人，在他們之中，卑劣的感情、&ldquo壞心眼&rdquo、邪惡與陰險、自私自利等則到處可見。
這就是奧克塔夫所處的，也是他與之對立的社會環境。
而奧克塔夫的個性呢？是什麼樣的個性？這一個性的全部内容幾乎都與他的社會環境針鋒相對。
他從不掩飾自己對這樣一個社會環境的反感，在他看來，這個上流社會裡的人無一不是卑鄙的，在這個社會裡，他不是傲氣十足，就是不屑于理睬；與此同時，他對自己是這個社會裡的一員、與這些人同類而感到痛苦，因而，離群索居竟是他最大的樂趣，即使對自己所享受的物質條件，那座舒适的府第，他也很是厭惡，甯可回到學校裡那簡樸的寝室裡去；他是陳腐的貴族的血統門第觀念、特權觀念的對立面，竟然那麼厭棄直接關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賠償法案；他與複辟時期貴族社會裡那種力圖恢複封建專制舊秩序的反動願望與反動意志相反，與他們作為垂死的階級而有的全部卑劣的計較相反，具有&ldquo正直而堅強的心靈&rdquo、&ldquo高尚的品格&rdquo和&ldquo榮譽感&rdquo，并且還根據他的良知拟訂過各種各樣的行動計劃，而最後，他也的确采取了拜倫式的出走行動，當即将抵達為争取民族獨立而戰的希臘時，他在一種對&ldquo英雄的國家&rdquo的敬意中離開了這個世界。
奧克塔夫的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是整個
顯然，這裡有一個文學形象的類型的問題。
在世界文學的人物畫廊中，總可以找到一些類型或一些系列，作家所描繪出來的人物，往往不可避免地屬于某一種類型或某一種系列，這是因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作家往往面臨相同的矛盾、相同的格局，而他們所描寫的人性又往往有着共同的或相似的表現形式。
不過，傑出的作家之所以傑出，就在于他的人物盡管屬于某種類型，然而并不公式化、程式化，而總有内在的充實的時代社會内容。
奧克塔夫當然也帶有類型性、系列性，而他的憂郁與痛苦也同樣來自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問題在于，他的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究竟有什麼具體的社會時代内容以及表現得是否深刻？ 司湯達把奧克塔夫的故事安排在複辟王朝時代，這正是法國十九世紀曆史發展中的一個曲折與倒退的時期。
被一七八九年資産階級大革命推翻了的波旁王朝，又在哥薩克的刺刀保護下回到了巴黎，并進而企圖恢複革命前的封建貴族土地所有制與封建君主專制的政治統治，在封建勢力這種倒行逆施的過程中，一八二五年波旁王朝的禦用工具&ldquo無雙議會&rdquo通過向革命時期流亡國外的貴族賠償十億法郎的法案，就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事件。
司湯達在一八二七年把這個事件當作他小說故事的曆史背景，本身就具有尖銳的社會政治意義。
而且，他又在這個背景上，展現出&ldquo一八二七年巴黎沙龍的幾個場面&rdquo，實際上就是制作出複辟時期貴族社會的縮影。
他通過粗略但清晰的線條，勾畫了一些貴族社會的人物，表現出他們那種陳腐的精神狀态和逆潮流而動的意志願望。
他們在一個已經揚棄了他們的世紀裡回光返照、苟延殘喘，然而卻自以為是在迎着舊朝代複興的偉大的曙光；他們在法國這片土地上已經失去了他們的根基、他們的财富與力量，但他們仍生活在自我陶醉之中，以祖先、血統、門第這些早已沒有實用價值的東西而自傲，以裝腔作勢來掩蓋他們的虛弱與貧乏，用虛榮的、硬撐門面的辦法來掩蓋他們的寒酸與破落；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早已經是一個&ldquo最缺乏生命的階級&rdquo，然而他們卻頑固地夢想恢複早已被大革命徹底清掃了的舊秩序，自不量力地要扭轉時代曆史的車輪；而從他們的人品與私德來說，他們絕不是一批為垂暮的盛世殉道的悲壯激昂的人物，而是一群沒有見識、沒有崇高的感情、沒有純正的趣味、空虛無聊的小人，在他們之中，卑劣的感情、&ldquo壞心眼&rdquo、邪惡與陰險、自私自利等則到處可見。
這就是奧克塔夫所處的，也是他與之對立的社會環境。
而奧克塔夫的個性呢？是什麼樣的個性？這一個性的全部内容幾乎都與他的社會環境針鋒相對。
他從不掩飾自己對這樣一個社會環境的反感，在他看來，這個上流社會裡的人無一不是卑鄙的，在這個社會裡，他不是傲氣十足，就是不屑于理睬；與此同時，他對自己是這個社會裡的一員、與這些人同類而感到痛苦，因而，離群索居竟是他最大的樂趣，即使對自己所享受的物質條件，那座舒适的府第，他也很是厭惡，甯可回到學校裡那簡樸的寝室裡去；他是陳腐的貴族的血統門第觀念、特權觀念的對立面，竟然那麼厭棄直接關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賠償法案；他與複辟時期貴族社會裡那種力圖恢複封建專制舊秩序的反動願望與反動意志相反，與他們作為垂死的階級而有的全部卑劣的計較相反，具有&ldquo正直而堅強的心靈&rdquo、&ldquo高尚的品格&rdquo和&ldquo榮譽感&rdquo，并且還根據他的良知拟訂過各種各樣的行動計劃，而最後，他也的确采取了拜倫式的出走行動，當即将抵達為争取民族獨立而戰的希臘時，他在一種對&ldquo英雄的國家&rdquo的敬意中離開了這個世界。
奧克塔夫的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是整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