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個體性自戀與群體性自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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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雖然有所不同，但從心理學角度講，我們所面對的，是同一種自戀現象及其引發的狂熱和毀滅。
(16) 在群體性自戀日益壯大勢力的同時，作為其對立面的人文主義也在向前發展。
在十八、十九世紀，從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羅素、赫爾德、康德到歌德和馬克思，&ldquo人類的每一個個體自身都具備人性的一切方面&rdquo以及&ldquo堅決不允許存在任何宣稱其各種特權是基于其内在優越性的特權群體&rdquo，這些思想觀念得到了發展和推廣。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人文主義來說是一次沉重打擊，它催生了愈演愈烈的群體性自戀狂歡：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有參戰國的全國性歇斯底裡大發作、希特勒的種族主義、西方國家的狂熱反共浪潮。
群體性自戀花樣百出的這些表現形式，已經把全世界帶到了全面毀滅的深淵邊緣。
在人類所面臨的這種威脅之下，我們今天在全球各個國家、多元意識形态之中都可以看到人文主義的複興；在天主教和新教神學家、社會主義者和非社會主義哲學家之中，都有激進的人文主義者。
全面毀滅的危險是否會真正降臨，新人文主義者們的思想觀念和新通訊手段在人與人之間形成的聯結紐帶是否足以阻止群體性自戀的效應，這是一個可能會決定人類未來命運的問題。
群體性自戀不斷加強，從前體現在宗教組織，如今隻是改頭換面變成了國家、種族和黨派自戀，這的确是個很奇怪的現象。
首先是因為自文藝複興以來人文主義思想力量取得的進展，我們在上文已有論述。
其次是科學思想的不斷發展，它會逐漸削弱自戀。
科學的方法要求客觀性和務實精神，要求我們實事求是地看待世界，而不被自己的欲望和恐懼所扭曲。
它要求我們在客觀現實面前保持謙卑之心，放棄一切無所不能和無所不知的妄想。
它需要批判性思維、實驗方法、客觀證據和懷疑态度，這些都是科學研究的典型特征，也正是這些思想方法往往對自戀傾向起着反作用。
毫無疑問，科學的思維方式對當代新人文主義思想的發展産生了影響，而且我們這個時代大多數傑出的自然科學家都是人文主義者，這一點也并非偶然。
然而，雖然絕大部分西方人曾經在中小學或者大學裡&ldquo學過&rdquo科學的方法，但他們從未切實領會科學方法和批判性思維的真實内涵；甚至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大部分專業人士也僅僅隻是技術人員，尚不具備真正的科學态度。
對大多數人來說，學校教給他們的科學方法就更沒什麼重要性可言了。
雖然我們可以說，高等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往往對個體自戀和群體性自戀起到緩和削弱的作用，但這并沒能阻止大部分&ldquo受過教育&rdquo的人們熱情洋溢地投身于各種國家性的、種族性的和政治性的運動中去，而這些運動所體現的，正是當代群體性自戀。
情況看上去與預期背道而馳，科學締造了新的自戀對象&mdash&mdash技術。
人類創造了一個從前無法想象的世界，發明或發現了無線電、電視機、原子能、太空旅行，他對此懷有自戀式的驕傲，他甚至對自己有可能毀滅整個地球也深感驕傲。
人類為他自戀性的自我膨脹創造了一個新對象。
在研究現代曆史上自戀發展的方方面面時，我們難免會想到弗洛伊德所說的：哥白尼、達爾文以及他自己，徹底推翻了人認為其在宇宙中扮演着獨一無二的角色、認為其意識是不可化簡的基本存在這一信念，此舉深深地傷害了人的自戀之心。
人的自戀之心以這種方式受到傷害，看上去程度被大大削弱了，然而實際并非如此。
作為應對，人轉移目标，把他的自戀瞄準别的對象：民族/國家、種族、政治信條、技術。
有關群體性自戀的病理性特征，最明顯常見的症狀是缺乏客觀性和理性判斷，這一點與個體自戀相同。
仔細觀察貧窮的白人對黑人或者納粹分子對猶太人所做的判斷，我們就能輕易發現他們在各自的判斷中存在歪曲事實的特性。
一星半點的真相摻雜其中，由此得到的整個故事都是謊言捏造而成的。
倘若有人憑着其自戀性的自命不凡采取政治行動，那麼客觀性的缺乏往往會引發災難性的後果。
我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已經目睹了民族性自戀後果的兩個極其顯著的例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多年以前，法國奉行的戰略理念宣稱，法國軍隊不需要太多重型火炮或大量機槍，法國士兵被認為極具法蘭西大無畏精神和高昂士氣，一把刺刀便足以殺退敵軍。
而事實卻是，成千上萬名法國士兵在德國人的機槍掃射之下應聲倒地，隻是因為德軍出現戰略性失誤以及美國施以援手，才使法國免于潰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出現類似失誤。
希特勒，一個極度自戀之人，成功激發了幾百萬德國人的群體性自戀，卻高估了德國的實力，低估了美國的實力，并且和另一位自戀的軍事将領拿破侖一樣，低估了俄國的嚴冬酷寒。
即便有如此聰明才智，希特勒也無法客觀看待現實，因為比起軍隊的裝備和天氣現實情況，戰勝和統治的願望對他具有更重大的影響。
與個體自戀一樣，群體性自戀也需要得到滿足。
這種滿足在某種程度上是通過其所在群體成員共有的自認優越、所有其他人都低劣的思想意識得以實現的。
在宗教性群體中，這種滿足很輕易就能通過下面這種想法得到實現：我所在的群體是唯一信仰真正上帝的群體，既然我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那麼所有其他群體都由誤入歧途的異教徒聚集而成。
即便不假借上帝來充當自己優越性的見證人，群體性自戀也能在世俗層面得到類似的結論。
在美國某些地區和南非的白人自戀地堅信自己優于黑人，這就表明：個體的自我優越感或他人群體的低劣感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然而，一個群體的這些自戀性自我形象也需要在現實中得到某種程度的證實。
隻要美國南部亞拉巴馬州或者南非的白人手握實權，能通過社會、經濟和政治性的歧視行為來表明其對黑人具有的優越性，那麼他們的自戀信念就具備某些現實支持，繼而進一步增強其整個自戀思想體系。
這一點同樣适用于納粹分子：猶太人的滅絕淨盡必須被當成證據，證明雅利安人比他們更優越（對一個施虐者來說，他掌握了别人的生殺大權就能證明他更優越）。
然而，倘若這個因自戀膨脹起來的群體找不到另一個成員較少且無能無助到足以淪為他人自戀性滿足對象的群體，那麼前者的自戀傾向很容易催生軍事征服的欲望。
這就是1914年之前的泛德意志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發展路徑。
在這兩個例子中，每個國家都被賦予&ldquo受上帝垂愛之國&rdquo的角色，比所有其他國家都更具優越性，因此對那些不接受其優越性的國家發動攻擊是正當合理的。
我并不是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ldquo原因&rdquo是泛德意志和泛斯拉夫運動的自戀傾向，但他們的狂熱無疑是導緻大戰爆發的原因之一。
然而除此之外，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戰争一旦打響，各國政府便會試圖激發全國性的自戀浪潮，以此作為成功發動戰争的必要心理條件。
倘若群體性自戀受到傷害，我們會發現，前文論及個體自戀時所說的狂怒反應同樣也會發生。
曆史上有很多這類例子，因為象征着群體性自戀的符号或标志遭人鄙薄，常常引起人們近乎瘋狂的暴怒。
污損某國旗幟，亵渎某人尊奉的上帝、君王或領袖，戰敗和喪失領土&mdash&mdash這些常常激起強烈的群衆性複仇心理，繼而引發新一輪戰争。
隻有鎮壓或征服冒犯他們的人，使對方不再侮蔑他們的自戀之心，其自戀的傷口才能愈合。
個人也好，國家民族也罷，複仇之舉往往是因為其自戀之心受到傷害，并且需要通過毀滅冒犯者來最終&ldquo治愈&rdquo傷痛。
自戀的病理特征還有最後一個要素不得不提。
極度自戀的群體渴望有一個他們能産生認同感的領袖。
這位領袖受到群體的尊崇，群體把其自戀投射到他身上。
臣服于這位強大領袖，這在深層來講是一種共生和身份認同行為；在這種臣服行為中，個體的自戀被轉移至領袖。
領袖越偉大，其追随者就越偉大。
在個體層面特别自戀的風雲人物最适合實現這一功能。
這位領袖相信自己很偉大，并且從無疑慮。
對那些臣服者的自戀具有吸引力的，正是他這份自戀。
他客觀判斷的缺乏、他遭遇任何挫敗時出現的暴怒反應、他想要時刻保持無所不能自我形象的需要，這些都可能會刺激他出現各種失誤，從而導緻毀滅；但在此之前，這位半瘋的領袖通常是最成功的一位。
然而，總有一些天賦異禀的半精神病患者前仆後繼，滿足自戀群體的各種需求。
至此，我們已經探讨了自戀現象，對其展開了病理、生物學功能以及社會學功能方面的分析。
由此我們或許可以得出結論，當處于良性形式且不超出某種阈限時，自戀是一種必要且有價值的傾向。
但是，我們的描述并不完整。
人類關心的不是隻有生物學意義和社會意義上的生存問題，還有各種價值觀，因為價值觀的存在和發展，他才成其為人。
從價值觀的角度來看，自戀顯然與理性和愛相沖突。
這一點幾乎不言自明。
因為自戀傾向的這種本質，隻要它存在，便會使人在某種程度上無法實事求是地看待現實，也就是無法形成客觀認識；換言之，它會妨礙理性。
它對愛的妨礙可能沒有這麼顯而易見，尤其我們還記得弗洛伊德曾經說過：所有的愛都含有強烈的自戀成分；愛上一個女人的男人把她變成他自戀的對象，因此她變得迷人又性感，因為她是他的一部分；她也可能對他做同樣的事，于是就出現了人們所說的&ldquo偉大的愛情&rdquo，但這往往隻是感應性精神病，而不是真正的愛情。
男女雙方都保留着本身具有的自戀，他們對彼此并沒有産生真實、濃厚的興趣（更勿論對任何其他人），他們仍然敏感易怒、多疑猜忌，而且極有可能各自都需要一個新人為自己帶來新鮮的自戀滿足。
對自戀者來說，伴侶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或實在的個體；他隻作為自戀者因自戀膨脹起來的自我的影子而存在。
與此對照的是，非病理性的愛并不以相互自戀為基礎，它是各自體驗為獨立實體的兩個人形成的一種關系，他們能向對方敞開自我，并與對方合為一體。
将欲體驗愛情，必先體驗分離。
倘若我們認為所有偉大的人文主義宗教教義都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克服自戀是人的奮鬥目标，那麼從道德-精神角度來看自戀現象具有怎樣的重要性，就變得特别清晰了。
對這一原則的表述，或許沒有哪家學說比佛教更激進的了。
佛陀的教義相當于表示，人隻有從他的幻覺中醒來并保持對現實的清醒才能拯救自己脫離苦海；這些現實包括生老病死，也包括人的貪婪欲望不可能永遠得到滿足的現實。
在佛陀的教導之下&ldquo幡然醒悟&rdquo的人，就是克服了自戀的人，因而也是能保持完全清醒的人。
這種觀點或許我們可以換一種說法：人隻有消除他&ldquo擁有堅不可摧的自我&rdquo這種幻想，且一并放棄所有其他貪求之物，才能對世界敞開，并與之産生充分的關聯。
這一徹底清醒的過程與個體通過與世界産生關聯來替換内心的自戀，二者在心理上是完全一樣的。
在希伯來人和基督徒的傳統中，這一相同目标有着各種不同的表述方式，指的也是對自戀的克服。
《舊約全書》說：&ldquo你要愛鄰如己。
&rdquo這就要求人們克服自己的自戀，至少要達到相信鄰居和自己一樣重要程度。
但《舊約全書》不止如此，它還要求人們愛&ldquo寄居者&rdquo(17)（你們在埃及地作過寄居的，知道寄居者的心情）。
寄居者（陌生人）是不屬于我所在的宗族、家庭、國家的人；他不屬于我自戀依附着的群體；他僅僅是個人類。
正如赫爾曼·科恩（HermannCohen）所言，人們在陌生人身上發現的，隻是&ldquo他是個人&rdquo(18)。
在對陌生人的愛裡，自戀之愛消失了，因為這意味着我對另一個人的愛是出于他的本真和我倆之間的不同，而非出于他像我。
《新約全書》說：&ldquo愛你們的仇敵。
&rdquo這更是直截了當地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倘若這個陌生人對你來說已經成為一個完全的人，那麼也就不存在什麼仇敵了，因為你已經成為一個真實的人。
唯有在自戀被克服、唯有&ldquo我就是你&rdquo的時候，愛陌生人和愛仇敵才可能成為現實。
反對偶像崇拜，是先知書的中心議題，這同時也是反對自戀。
在偶像崇拜中，人的部分能力被絕對化，并被尊為偶像。
于是，人以一種異化的方式崇拜他自己。
他潛入其中的這尊偶像變成了他自戀激情的對象。
與此相反的是，&ldquo上帝&rdquo這個觀念其實是對自戀的否定，因為隻有上帝，而不是人類，才是無所不知和無所不能的。
一個無法界定和難以形容的上帝，是對偶像崇拜和自戀的否定。
然而很快上帝又成為偶像，人以一種自戀的方式對上帝産生認同，因此與上帝概念最原初的功能完全對立的是，宗教成了群體性自戀的一種表現。
人隻有徹底擺脫自戀之後才能完全成熟，包括個體自戀和群體性自戀。
心理學研究中所說的心智發展，其目标與人類曆史上偉大的精神領袖們用宗教-精神術語所說的目标，本質上是一樣的。
概念表述各有不同，但實質和各種概念所涉及的人類經驗是一樣的。
我們生活的曆史時期，其特點是人的智力發展與從前相比有了巨大的飛躍，這使我們造出了最具毀滅性的武器；心智-情緒發展方面也同樣如此，這使我們仍處于一種顯著的自戀狀态，并表現出所有的病态症狀。
這種發展很容易引發重大災難，我們又該當如何才能避免呢？在可預見的未來，人究竟有沒有可能縱使所有的宗教教義都擺在眼前也要邁出從來不曾邁出的一步？會不會自戀在人心之中根深蒂固，深到他永遠都無法克服他的&ldquo自戀内核&rdquo，就像弗洛伊德想的那樣？有沒有可能在人有機會成為完整的人之前，他的自戀性癫狂不至于使人類毀滅？我們還能懷揣任何這樣的希望嗎？這些問題沒有人能給出一個确切的答案。
我們隻能研究最理想的可能性有哪些，或許隻有這些可能性才能幫助人類避免那場大災難。
我們不妨從看上去最容易的方式入手。
在不減弱每個人的
(16) 在群體性自戀日益壯大勢力的同時，作為其對立面的人文主義也在向前發展。
在十八、十九世紀，從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羅素、赫爾德、康德到歌德和馬克思，&ldquo人類的每一個個體自身都具備人性的一切方面&rdquo以及&ldquo堅決不允許存在任何宣稱其各種特權是基于其内在優越性的特權群體&rdquo，這些思想觀念得到了發展和推廣。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人文主義來說是一次沉重打擊，它催生了愈演愈烈的群體性自戀狂歡：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有參戰國的全國性歇斯底裡大發作、希特勒的種族主義、西方國家的狂熱反共浪潮。
群體性自戀花樣百出的這些表現形式，已經把全世界帶到了全面毀滅的深淵邊緣。
在人類所面臨的這種威脅之下，我們今天在全球各個國家、多元意識形态之中都可以看到人文主義的複興；在天主教和新教神學家、社會主義者和非社會主義哲學家之中，都有激進的人文主義者。
全面毀滅的危險是否會真正降臨，新人文主義者們的思想觀念和新通訊手段在人與人之間形成的聯結紐帶是否足以阻止群體性自戀的效應，這是一個可能會決定人類未來命運的問題。
群體性自戀不斷加強，從前體現在宗教組織，如今隻是改頭換面變成了國家、種族和黨派自戀，這的确是個很奇怪的現象。
首先是因為自文藝複興以來人文主義思想力量取得的進展，我們在上文已有論述。
其次是科學思想的不斷發展，它會逐漸削弱自戀。
科學的方法要求客觀性和務實精神，要求我們實事求是地看待世界，而不被自己的欲望和恐懼所扭曲。
它要求我們在客觀現實面前保持謙卑之心，放棄一切無所不能和無所不知的妄想。
它需要批判性思維、實驗方法、客觀證據和懷疑态度，這些都是科學研究的典型特征，也正是這些思想方法往往對自戀傾向起着反作用。
毫無疑問，科學的思維方式對當代新人文主義思想的發展産生了影響，而且我們這個時代大多數傑出的自然科學家都是人文主義者，這一點也并非偶然。
然而，雖然絕大部分西方人曾經在中小學或者大學裡&ldquo學過&rdquo科學的方法，但他們從未切實領會科學方法和批判性思維的真實内涵；甚至自然科學領域中的大部分專業人士也僅僅隻是技術人員，尚不具備真正的科學态度。
對大多數人來說，學校教給他們的科學方法就更沒什麼重要性可言了。
雖然我們可以說，高等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往往對個體自戀和群體性自戀起到緩和削弱的作用，但這并沒能阻止大部分&ldquo受過教育&rdquo的人們熱情洋溢地投身于各種國家性的、種族性的和政治性的運動中去，而這些運動所體現的，正是當代群體性自戀。
情況看上去與預期背道而馳，科學締造了新的自戀對象&mdash&mdash技術。
人類創造了一個從前無法想象的世界，發明或發現了無線電、電視機、原子能、太空旅行，他對此懷有自戀式的驕傲，他甚至對自己有可能毀滅整個地球也深感驕傲。
人類為他自戀性的自我膨脹創造了一個新對象。
在研究現代曆史上自戀發展的方方面面時，我們難免會想到弗洛伊德所說的：哥白尼、達爾文以及他自己，徹底推翻了人認為其在宇宙中扮演着獨一無二的角色、認為其意識是不可化簡的基本存在這一信念，此舉深深地傷害了人的自戀之心。
人的自戀之心以這種方式受到傷害，看上去程度被大大削弱了，然而實際并非如此。
作為應對，人轉移目标，把他的自戀瞄準别的對象：民族/國家、種族、政治信條、技術。
有關群體性自戀的病理性特征，最明顯常見的症狀是缺乏客觀性和理性判斷，這一點與個體自戀相同。
仔細觀察貧窮的白人對黑人或者納粹分子對猶太人所做的判斷，我們就能輕易發現他們在各自的判斷中存在歪曲事實的特性。
一星半點的真相摻雜其中，由此得到的整個故事都是謊言捏造而成的。
倘若有人憑着其自戀性的自命不凡采取政治行動，那麼客觀性的缺乏往往會引發災難性的後果。
我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已經目睹了民族性自戀後果的兩個極其顯著的例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多年以前，法國奉行的戰略理念宣稱，法國軍隊不需要太多重型火炮或大量機槍，法國士兵被認為極具法蘭西大無畏精神和高昂士氣，一把刺刀便足以殺退敵軍。
而事實卻是，成千上萬名法國士兵在德國人的機槍掃射之下應聲倒地，隻是因為德軍出現戰略性失誤以及美國施以援手，才使法國免于潰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出現類似失誤。
希特勒，一個極度自戀之人，成功激發了幾百萬德國人的群體性自戀，卻高估了德國的實力，低估了美國的實力，并且和另一位自戀的軍事将領拿破侖一樣，低估了俄國的嚴冬酷寒。
即便有如此聰明才智，希特勒也無法客觀看待現實，因為比起軍隊的裝備和天氣現實情況，戰勝和統治的願望對他具有更重大的影響。
與個體自戀一樣，群體性自戀也需要得到滿足。
這種滿足在某種程度上是通過其所在群體成員共有的自認優越、所有其他人都低劣的思想意識得以實現的。
在宗教性群體中，這種滿足很輕易就能通過下面這種想法得到實現：我所在的群體是唯一信仰真正上帝的群體，既然我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那麼所有其他群體都由誤入歧途的異教徒聚集而成。
即便不假借上帝來充當自己優越性的見證人，群體性自戀也能在世俗層面得到類似的結論。
在美國某些地區和南非的白人自戀地堅信自己優于黑人，這就表明：個體的自我優越感或他人群體的低劣感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然而，一個群體的這些自戀性自我形象也需要在現實中得到某種程度的證實。
隻要美國南部亞拉巴馬州或者南非的白人手握實權，能通過社會、經濟和政治性的歧視行為來表明其對黑人具有的優越性，那麼他們的自戀信念就具備某些現實支持，繼而進一步增強其整個自戀思想體系。
這一點同樣适用于納粹分子：猶太人的滅絕淨盡必須被當成證據，證明雅利安人比他們更優越（對一個施虐者來說，他掌握了别人的生殺大權就能證明他更優越）。
然而，倘若這個因自戀膨脹起來的群體找不到另一個成員較少且無能無助到足以淪為他人自戀性滿足對象的群體，那麼前者的自戀傾向很容易催生軍事征服的欲望。
這就是1914年之前的泛德意志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發展路徑。
在這兩個例子中，每個國家都被賦予&ldquo受上帝垂愛之國&rdquo的角色，比所有其他國家都更具優越性，因此對那些不接受其優越性的國家發動攻擊是正當合理的。
我并不是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ldquo原因&rdquo是泛德意志和泛斯拉夫運動的自戀傾向，但他們的狂熱無疑是導緻大戰爆發的原因之一。
然而除此之外，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戰争一旦打響，各國政府便會試圖激發全國性的自戀浪潮，以此作為成功發動戰争的必要心理條件。
倘若群體性自戀受到傷害，我們會發現，前文論及個體自戀時所說的狂怒反應同樣也會發生。
曆史上有很多這類例子，因為象征着群體性自戀的符号或标志遭人鄙薄，常常引起人們近乎瘋狂的暴怒。
污損某國旗幟，亵渎某人尊奉的上帝、君王或領袖，戰敗和喪失領土&mdash&mdash這些常常激起強烈的群衆性複仇心理，繼而引發新一輪戰争。
隻有鎮壓或征服冒犯他們的人，使對方不再侮蔑他們的自戀之心，其自戀的傷口才能愈合。
個人也好，國家民族也罷，複仇之舉往往是因為其自戀之心受到傷害，并且需要通過毀滅冒犯者來最終&ldquo治愈&rdquo傷痛。
自戀的病理特征還有最後一個要素不得不提。
極度自戀的群體渴望有一個他們能産生認同感的領袖。
這位領袖受到群體的尊崇，群體把其自戀投射到他身上。
臣服于這位強大領袖，這在深層來講是一種共生和身份認同行為；在這種臣服行為中，個體的自戀被轉移至領袖。
領袖越偉大，其追随者就越偉大。
在個體層面特别自戀的風雲人物最适合實現這一功能。
這位領袖相信自己很偉大，并且從無疑慮。
對那些臣服者的自戀具有吸引力的，正是他這份自戀。
他客觀判斷的缺乏、他遭遇任何挫敗時出現的暴怒反應、他想要時刻保持無所不能自我形象的需要，這些都可能會刺激他出現各種失誤，從而導緻毀滅；但在此之前，這位半瘋的領袖通常是最成功的一位。
然而，總有一些天賦異禀的半精神病患者前仆後繼，滿足自戀群體的各種需求。
至此，我們已經探讨了自戀現象，對其展開了病理、生物學功能以及社會學功能方面的分析。
由此我們或許可以得出結論，當處于良性形式且不超出某種阈限時，自戀是一種必要且有價值的傾向。
但是，我們的描述并不完整。
人類關心的不是隻有生物學意義和社會意義上的生存問題，還有各種價值觀，因為價值觀的存在和發展，他才成其為人。
從價值觀的角度來看，自戀顯然與理性和愛相沖突。
這一點幾乎不言自明。
因為自戀傾向的這種本質，隻要它存在，便會使人在某種程度上無法實事求是地看待現實，也就是無法形成客觀認識；換言之，它會妨礙理性。
它對愛的妨礙可能沒有這麼顯而易見，尤其我們還記得弗洛伊德曾經說過：所有的愛都含有強烈的自戀成分；愛上一個女人的男人把她變成他自戀的對象，因此她變得迷人又性感，因為她是他的一部分；她也可能對他做同樣的事，于是就出現了人們所說的&ldquo偉大的愛情&rdquo，但這往往隻是感應性精神病，而不是真正的愛情。
男女雙方都保留着本身具有的自戀，他們對彼此并沒有産生真實、濃厚的興趣（更勿論對任何其他人），他們仍然敏感易怒、多疑猜忌，而且極有可能各自都需要一個新人為自己帶來新鮮的自戀滿足。
對自戀者來說，伴侶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或實在的個體；他隻作為自戀者因自戀膨脹起來的自我的影子而存在。
與此對照的是，非病理性的愛并不以相互自戀為基礎，它是各自體驗為獨立實體的兩個人形成的一種關系，他們能向對方敞開自我，并與對方合為一體。
将欲體驗愛情，必先體驗分離。
倘若我們認為所有偉大的人文主義宗教教義都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克服自戀是人的奮鬥目标，那麼從道德-精神角度來看自戀現象具有怎樣的重要性，就變得特别清晰了。
對這一原則的表述，或許沒有哪家學說比佛教更激進的了。
佛陀的教義相當于表示，人隻有從他的幻覺中醒來并保持對現實的清醒才能拯救自己脫離苦海；這些現實包括生老病死，也包括人的貪婪欲望不可能永遠得到滿足的現實。
在佛陀的教導之下&ldquo幡然醒悟&rdquo的人，就是克服了自戀的人，因而也是能保持完全清醒的人。
這種觀點或許我們可以換一種說法：人隻有消除他&ldquo擁有堅不可摧的自我&rdquo這種幻想，且一并放棄所有其他貪求之物，才能對世界敞開，并與之産生充分的關聯。
這一徹底清醒的過程與個體通過與世界産生關聯來替換内心的自戀，二者在心理上是完全一樣的。
在希伯來人和基督徒的傳統中，這一相同目标有着各種不同的表述方式，指的也是對自戀的克服。
《舊約全書》說：&ldquo你要愛鄰如己。
&rdquo這就要求人們克服自己的自戀，至少要達到相信鄰居和自己一樣重要程度。
但《舊約全書》不止如此，它還要求人們愛&ldquo寄居者&rdquo(17)（你們在埃及地作過寄居的，知道寄居者的心情）。
寄居者（陌生人）是不屬于我所在的宗族、家庭、國家的人；他不屬于我自戀依附着的群體；他僅僅是個人類。
正如赫爾曼·科恩（HermannCohen）所言，人們在陌生人身上發現的，隻是&ldquo他是個人&rdquo(18)。
在對陌生人的愛裡，自戀之愛消失了，因為這意味着我對另一個人的愛是出于他的本真和我倆之間的不同，而非出于他像我。
《新約全書》說：&ldquo愛你們的仇敵。
&rdquo這更是直截了當地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倘若這個陌生人對你來說已經成為一個完全的人，那麼也就不存在什麼仇敵了，因為你已經成為一個真實的人。
唯有在自戀被克服、唯有&ldquo我就是你&rdquo的時候，愛陌生人和愛仇敵才可能成為現實。
反對偶像崇拜，是先知書的中心議題，這同時也是反對自戀。
在偶像崇拜中，人的部分能力被絕對化，并被尊為偶像。
于是，人以一種異化的方式崇拜他自己。
他潛入其中的這尊偶像變成了他自戀激情的對象。
與此相反的是，&ldquo上帝&rdquo這個觀念其實是對自戀的否定，因為隻有上帝，而不是人類，才是無所不知和無所不能的。
一個無法界定和難以形容的上帝，是對偶像崇拜和自戀的否定。
然而很快上帝又成為偶像，人以一種自戀的方式對上帝産生認同，因此與上帝概念最原初的功能完全對立的是，宗教成了群體性自戀的一種表現。
人隻有徹底擺脫自戀之後才能完全成熟，包括個體自戀和群體性自戀。
心理學研究中所說的心智發展，其目标與人類曆史上偉大的精神領袖們用宗教-精神術語所說的目标，本質上是一樣的。
概念表述各有不同，但實質和各種概念所涉及的人類經驗是一樣的。
我們生活的曆史時期，其特點是人的智力發展與從前相比有了巨大的飛躍，這使我們造出了最具毀滅性的武器；心智-情緒發展方面也同樣如此，這使我們仍處于一種顯著的自戀狀态，并表現出所有的病态症狀。
這種發展很容易引發重大災難，我們又該當如何才能避免呢？在可預見的未來，人究竟有沒有可能縱使所有的宗教教義都擺在眼前也要邁出從來不曾邁出的一步？會不會自戀在人心之中根深蒂固，深到他永遠都無法克服他的&ldquo自戀内核&rdquo，就像弗洛伊德想的那樣？有沒有可能在人有機會成為完整的人之前，他的自戀性癫狂不至于使人類毀滅？我們還能懷揣任何這樣的希望嗎？這些問題沒有人能給出一個确切的答案。
我們隻能研究最理想的可能性有哪些，或許隻有這些可能性才能幫助人類避免那場大災難。
我們不妨從看上去最容易的方式入手。
在不減弱每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