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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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嗎？難道理論不更應努力地去找到有效的手段來消除這種影響嗎？對這個問題做肯定的答複似乎是很自然的，但願上天保佑我們，别像大多數理論家那樣由此而誤入既贊成又反對的自相矛盾的歧途！
勝利的上述影響當然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因為這一影響是事物的本性決定的。
即使我們找到了針對它的方法，它仍然存在，就猶如一枚炮彈，即使它是從東向西發射的，因這一相反方向的運動損失了部分速度，但它仍然是随着地球的自轉方向自西向東運動的。
整個戰争的進行是以人的弱點為前提的，同時也是針對這一弱點的。
如果說我們以後在另一個場合還要思考主力會戰失敗後應該怎麼辦，如果說我們還要研究在最絕望的處境中尚有可能剩下的手段，如果說我們即使是在這樣的處境中仍相信有可能把失去的一切奪回來，但這指的并不是能使這樣一次大敗的影響逐漸變成零，因為人們用于挽回敗局的力量和手段本來是可以用于積極目的的。
這些力量不僅指精神力量，也包括物質力量。
另一個問題是，一次主力會戰的失敗是否也許會喚起一些否則根本不會出現的力量[5]。
這種情況當然是可以設想的，而且在很多國家的民衆中确實已經出現過。
但是激起這種強烈的反作用已經不屬于軍事藝術研究的範圍。
軍事藝術隻能是在必須以這種作用為前提的情況下要顧及它。
勝利給勝利者帶來的結果可能由于它喚起的失敗者的力量所形成的反作用而看似不利。
這種情況當然屬于極少的例外，但這也讓人更有把握地認為，由于戰敗的民衆或國家有不同的特點，同樣的勝利所引起的結果是不同的。
*** [1]1759年9月，薩克森首府德累斯頓的普魯士守軍向神聖羅馬帝國軍隊投降。
弗裡德裡希二世試圖挽回局勢，命令芬克中将率領1.5萬人佯動至馬克森（Maxen，今德國薩克森州米克利茨塔爾的一部分，西北距德累斯頓18公裡）附近，威脅奧軍主力後面的交通線，以迫使奧軍退向波希米亞。
11月20日，芬克被3.2萬人的優勢之敵包圍，次日率部投降。
&mdash&mdash譯者注 [2]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本篇第四章。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三十年戰争時期。
&mdash&mdash譯者注 [4]參閱第六篇第八章。
&mdash&mdash譯者注 [5]1757年12月，弗裡德裡希二世挾羅斯巴赫會戰勝利的餘威，率部馳援西裡西亞。
5日，在洛伊滕（Leuthen，西裡西亞一村莊，位于布雷斯勞附近）向兩倍于己的奧軍發起進攻。
會戰中，弗裡德裡希二世佯攻奧軍右翼，實際上利用有利的地形，将主力轉向奧軍的左翼，擊潰奧軍，成為弗裡德裡希二世用斜向戰鬥序列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一章 主力會戰（續二） 會戰的運用 無論戰争在具體情況下是如何進行的，無論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進行的戰争其結果中有什麼是必然的，我們隻能從戰争的概念出發，以便堅定地确認以下幾點： 1.消滅敵軍是戰争的主要原則，對采取積極行動的一方來說，是達到目标的主要途徑。
2.消滅敵軍主要是在戰鬥中實現的。
3.隻有大規模的和具有一般目的的戰鬥能取得大的戰果。
4.如果若幹戰鬥彙成一次大的會戰，戰果就會變得最大。
5.隻有在一次主力會戰中，統帥才親自指揮部隊。
此時他最相信的是他自己，這是事物的本性決定的。
從上述五個事實中得出一個雙重法則，它包含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應主要在大規模會戰及其戰果中尋求消滅敵軍；大會戰的主要目的必須是消滅敵軍。
當然在其他手段中也或多或少有消滅敵軍的因素，也有因條件有利，在一次小規模戰鬥中不同尋常地消滅很多敵軍的情況（例如馬克森會戰）；另一方面，在一次主力會戰中，奪取或守住一個哨所[1]有時也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但總的來說，主要的事實是：進行主力會戰隻是為了消滅敵軍，隻有通過主力會戰才能實現消滅敵軍。
因此，人們應該把主力會戰視為戰争的集中表現，是整個戰争或戰局的重心。
就像陽光在凸透鏡的焦點上聚成完整的像并發出極高的熱度一樣，戰争的各種力量和條件在主力會戰中彙聚起來，集中産生出最大的效果。
把軍事力量集結成一個大的整體，這是在一切戰争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的一個情況。
這一行為已經表明一種意圖，即不管是進攻者主動地，還是防禦者被動地，都想用這個整體進行一場大的戰鬥。
如果這樣的大戰鬥沒有發生，那就說明有其他緩和的和抑制的因素影響了最初的敵對動機，削弱、改變或完全阻止了行動。
然而即使是在這種雙方均不采取行動的狀态下（這是很多戰争的基本狀态），對雙方來說，進行主力會戰的想法仍是未來行動的着眼點，是他們構建下一步行動時的遠焦點。
戰争越是成為真正的戰争，越是成為了結敵對關系和仇恨以及互相制服的手段，一切活動就越集中在浴血的戰鬥中，主力會戰也就越重要。
對一個以大的、積極的目的（深深地侵入到對手的利益中）為目标的人來說，主力會戰就是最自然的手段，因此也是最好的手段（我們以後還要進一步說明）。
通常如果誰害怕進行大的決戰而繞開主力會戰，誰就會自食其果。
積極的目的屬于進攻者，因此主力會戰也主要是進攻者的手段。
盡管我們在這裡不能更詳細地确定進攻和防禦的概念，但還是要指出，即便是防禦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也隻有主力會戰這唯一有效的手段，以便遲早滿足其處境的需要，完成其任務。
主力會戰是解決問題的最慘烈的途徑。
正如我們在下一章還要詳細說明的那樣，盡管主力會戰不等于純粹的相互殺戮，其作用更多是扼殺敵人的勇氣，而非敵人的士兵，但是流血永遠是它的代價，而&ldquo會戰&rdquo這個詞既表示了會戰的名稱，又說明了它的特點[2]。
統帥中人性的一面會使他在會戰面前畏縮。
但是使統帥的精神壓力更大的，是他想到要通過唯一的一次戰鬥決定勝負。
在這裡，所有行動都集中到空間和時間的一個點上。
在這種時刻，我們内心會有一種模糊的感覺，仿佛我們的力量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無法展開和活動，仿佛我們隻要花時間等待就已經能夠赢得很多好處（即使我們根本沒有這個時間）。
這種感覺隻是一種錯覺，但即使是錯覺也是有些影響的。
人們在做任何其他大的決定時也會受錯覺這一弱點的影響。
當一位統帥要在一個點上進行如此重要的主力會戰時，正是這一弱點會在他内心變得更大。
因此，各時代都有政府和統帥總是試圖在決定性的會戰以外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以便要麼不通過決定性的會戰就達到其目标，要麼悄悄地放棄其目标。
于是那些曆史和理論著作家就費盡心思，從那些以其他方法進行的戰局和戰争中不僅想找到錯過的會戰決戰的替代物，甚至還想找到一種更高超的藝術。
這樣一來，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就有人根據戰争中合理用兵的原則，幾乎把主力會戰視為一種由于錯誤而成為必然的禍害，視為一種病态的力量宣洩，認為一場正常的、慎重的戰争從來就不必導緻這種宣洩。
他們認為隻有那些懂得以不流血的方式進行戰争的統帥才有資格戴上桂冠，而他們那種婆羅門教真經式的戰争理論就是專門傳授這種藝術的。
現代曆史已經摧毀了這種妄想，但是沒人能保證這種妄想不會在這裡或那裡，在較長或較短的時間内又回來，吸引領導者相信這種錯誤觀點（因為它符合人的弱點，易為人們接受）。
也許不久以後人們會認為拿破侖的戰局和會戰是野蠻和近乎愚蠢的，并再次以滿意和信任的眼神看待那些過時的、空洞的和花架子式的部署和打法。
如果理論能夠提醒人們警惕這些東西，那麼它就是對那些願意傾聽其忠告的人做出了重要貢獻。
但願我們成功地向那些在可愛的祖國中對軍事問題擁有權威影響的人伸出了手，以便作為這一領域的向導為他們服務，并請他們對有關問題做開誠布公的檢驗。
不僅是戰争的概念，而且經驗也告訴我們，隻應在一場大會戰中尋求決出大的勝負。
自古以來，隻有大的勝利才能導緻大的戰果，對進攻者來說必然是這樣，對防禦者來說或多或少也是這樣。
即使是拿破侖，假如他害怕流血，那麼他也不會取得烏爾姆會戰的勝利（這是他以分兵方式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勝利[3]），其勝利隻會更多地被視為他以往戰局勝利的二茬收獲。
曾試圖以決定性的會戰這一重要的冒險手段來完成其大業的，不隻是大膽的、魯莽的和無畏的統帥們，而且是所有幸運的統帥們都曾試圖這樣做。
這些統帥對這個範圍如此之廣的問題所做的回答是令我們滿意的。
對那些未經流血而獲勝的統帥，我們不感興趣。
如果說血腥的殺戮是可怕的，那麼這隻應促使我們更加嚴肅地對待戰争，而不應促使我們出于人道而逐漸讓佩劍變鈍，直到不知什麼時候蹿出某個人，手執利劍活活地将我們的手臂砍掉。
我們把一次大會戰視為一次主力決戰，當然不是把它視為一場戰争或戰局不可或缺的、唯一的一次主力決戰。
一次大會戰決定整個戰局勝負的情況，隻有在近代才是常見的，而一次大會戰決定整個戰争勝負的情況，則是極為少見的例外。
一次大會戰決定的勝負，其意義當然不僅取決于大會戰本身的規模（集結到會戰中的部隊的多少和會戰勝利的大小），還取決于交戰國雙方和各自盟國的很多其他情況。
不過由現有部隊的主力進行的大規模決戰，開啟的當然就是主力決戰，其規模雖然在某些方面是可以預見到的，但不是在所有方面。
這樣的主力決戰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畢竟是首次決戰，而且作為首次決戰對以後的決戰也會産生影響，因此對一個有意進行的主力會戰，根據其不同的情況，人們應或多或少在某種程度上始終将其視為當前整個軍事行動的中心和重點。
一位統帥越是以真正的戰争和鬥争的精神出征，越是具備必須和将要打垮對手的感覺和想法（意識），他就越會把一切都放到首次會戰這個秤盤上，希望并力争在首次會戰中奪取一切。
拿破侖在其所有戰争中大概沒有一次不是在出征時即想要在首次會戰中就打垮對手。
弗裡德裡希大帝進行的戰争雖然規模較小，面臨的危機也有限，但當他率領一支不大的部隊從背後進攻俄國人或帝國軍隊[4]而想打開一個新的局面時，同樣也是有這種想法的。
我們在上面說過，由主力會戰決出的勝負的意義，部分取決于主力會戰本身，即取決于參加會戰的部隊的數量和戰果的大小。
對于第一點，統帥可以通過增加參戰部隊來提升會戰的重要性，這是顯而易見的。
現在我們隻想指出，主力會戰的規模越大，它一并決定的事情也就越多。
因此，那些有自信、喜歡大決戰的統帥在不錯過其他要點的情況下，總是盡可能把他絕大部分的兵力投入到主力會戰中去。
至于會戰的戰果，或者更确切地說，勝利的大小程度，則主要取決于以下四個因素： 1.進行會戰時的戰術形态。
2.地形的特點。
3.各兵種比例。
4.兵力對比。
采取正面進攻而沒有迂回的會戰，很少能像進行了迂回或者迫使對方或多或少改變了正面的會戰那樣得到大的戰果。
在溝壑縱橫的地形或山地進行會戰的戰果同樣較小，因為進攻的力量在這種地形上到處都受到削弱。
如果失敗者的騎兵與勝利者的騎兵相比一樣多或者占優勢，那麼勝利者追擊的效果就會降低，從而失去很大一部分勝利成果。
最後，本身可以理解的是，如果利用優勢兵力迂回或迫使敵人改變正面，這樣取得的勝利比以劣勢兵力取得的勝利能帶來更大的戰果。
洛伊滕會戰的結果可能會讓人們懷疑這個原則的實際正确性，但是請允許我們在這裡說句我們一般不愛說的話：凡事有例外。
因此，統帥可以以上述四個因素為手段，賦予會戰決定性的特點。
他面臨的危險固然會随之加大，但是他的全部活動本來就是要服從精神世界中的這個活躍法則[5]的。
這樣在戰争中，主力會戰是最重要的了，因此戰略上最大的智慧就表現在為主力會戰提供手段，巧妙地确定主力會戰的時間、地點和用兵方向，以及利用主力會戰的戰果。
上述這些雖然很重要，但是人們不能從中就得出結論，認為它們具有很複雜和捉摸不定的本性。
恰恰相反，這一切都很簡單，并不需要很多綜合運用的藝術，但很需要對各種現象的敏銳的判斷力，很需要幹勁和堅定的一以貫之的信念以及朝氣蓬勃的進取精神，即我們以後還要時常談到的英雄特質。
統帥在這裡不怎麼需要書本中能傳授的東西，而是需要很多通過書本以外的其他途徑（如果能夠通過傳授學到的話）掌握的東西。
統帥對主力會戰的渴望，以及自主而有把握地前往主力會戰的運動，應來自對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對會戰必要性的明确認識，換句話說，應來自天生的勇氣和經過豐富閱曆磨煉而成就的敏銳洞察力。
大的戰例是最好的教師，但是如果理論中的偏見像雲一樣遮住這些戰例，則是件糟糕的事，因為即使是陽光，在雲中也會折射和變色。
這些偏見有時像瘴氣那樣形成和傳播。
粉碎這些偏見是理論的一個迫切任務，因為對人們頭腦中錯誤地産生的東西，也可以用頭腦再消除它。
*** [1]指失利一方的普通民衆。
&mdash&mdash譯者注 [2]作者所用的&ldquo哨所&rdquo（Posten）概念涵蓋範圍遠大于一般的哨所，不僅指&ldquo哨兵或警戒分隊所在的處所&rdquo，有時也指一處要塞或一座城市。
&mdash&mdash譯者注 [3]德語&ldquo會戰&rdquo（dieSchlacht）一詞是從&ldquo屠殺&rdquo（schlachten）這個動詞派生出來的。
&mdash&mdash譯者注 [4]第三次反法聯盟戰争中，法軍和奧軍為争奪烏爾姆（Ulm，今德國巴登-符騰堡州一城市，位于多瑙河河畔）于1805年10月8&mdash20日進行的一系列戰鬥和會戰的總稱。
1805年秋，奧軍在萊茵河-蒂羅爾一線暫取守勢，準備在俄軍到達後共同進攻法軍。
奧軍斐迪南大公的參謀長馬克率7.2萬人到烏爾姆占領陣地。
拿破侖率領15萬人，沒有采取慣用的集中優勢兵力、一路進擊的戰法，而是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牽制敵人，同時分兵數路進行大規模迂回，切斷了奧軍通往奧地利的退路，于10月17日迫使馬克同意率其2.5萬餘人攜60門火炮投降，并于20日正式交出武器。
&mdash&mdash譯者注 [5]帝國軍隊（dieReichsarmee），指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由帝國議會組建，是帝國執行機構&mdash&mdash帝國議會的工具，其任務是捍衛帝國内外的安全，必要時由帝國議會派出。
1806年，神聖羅馬帝國解體，帝國軍隊也不複存在。
作者在書中提到帝國軍隊若是1806年以後的，一般是指德意志諸邦的軍隊。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二章 利用勝利的戰略手段 盡最大可能為赢得勝利做準備是一件更困難的事，是戰略默默做出的功勞。
戰略在這方面幾乎得不到什麼贊揚，它通過取得的勝利，顯示其光彩和榮耀。
會戰能有哪些特殊目的，會戰是如何影響戰争的整個體系的，勝利之路依不同情況的本性能通向何處，以及勝利的頂點在什麼地方，所有這些問題我們以後才能讨論[1]。
但是對所有能想到的情況而言，事實是：不進行追擊，任何勝利都不會取得大的效果；無論勝利之路是如何短，勝利者總應進行初步的追擊。
為了不用處處重複這一點，我們想總的談一下追擊（這是勝利者戰勝對手後有必要追加的一個任務）。
對戰敗的對手的追擊是從他放棄戰鬥、離開其要塞的時刻開始的。
此前的一切進退運動都不能算是追擊，而是屬于會戰進程本身。
通常在對手放棄戰鬥、離開其要塞的時刻，對勝利者來說，即使勝利已經無可置疑，但勝利畢竟還很弱小，如果不通過當天的追擊加以完善，那麼勝利就不會為接下來的一系列戰事提供多少切實的好處。
如前所述，在大多數情況下，體現勝利的那些戰利品是通過這種追擊才得到的。
我們想先來談談這種追擊。
交戰雙方在會戰前夕的各種活動大多是緊迫的，因此雙方通常是在體力消耗已經很大的情況下進入會戰的。
此前長時間的搏鬥使雙方體力消耗很大，最終筋疲力盡。
此外，勝利者在部隊分散和隊形混亂方面并不比失敗者好多少，因此有必要重建秩序，集結走散的人員，為用盡彈藥者補充彈藥。
這一切使勝利者自己也處于危機狀态，這是我們講過的。
如果被擊敗的隻是敵軍的一個從屬部分，可能得到敵軍其他部隊的接應，或者有望得到大部隊的增援，那麼顯而易見，勝利者就很容易面臨喪失勝利的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勝利者考慮到這種危險，就會很快停止追擊，或者至少給追擊規定一個很大的限度。
即使勝利者并不擔心失敗者會得到大量援軍，但勝利者處于上述危機狀态，在追擊時也會感到自己的沖擊力遇到很大的阻力。
即使勝利者不必擔心勝利會被奪走，但畢竟可能發生不利的戰鬥，它們可能減少勝利者的既得好處。
此外，人們在生理上的需要和弱點也會對統帥的意志施加全部壓力。
統帥指揮下的成千上萬的官兵都需要休息和恢複體力，都要求暫且避免危險和勞頓。
隻有少數可以視為例外的人能看到和感受到比眼前更遠的東西。
隻有這少數人還有足夠發揮勇氣的餘地，在完成了必要的任務後還能想到其他戰果，這些戰果此刻在别人看來不過是美化勝利的奢侈品而已。
但是千萬官兵的呼聲，在統帥周圍是會有人反映的，人們的這種切身利益通過各級指揮官會如實地傳到統帥那裡。
統帥本人由于精神和身體的緊張勞頓，其内心活動也會或多或少地受到削弱。
于是出于這種人之常情，人們實際做到的往往比本來可以做到的要少，而且之所以做出些事情，也隻是由于最高統帥渴望榮譽，有幹勁，也許還有嚴厲。
隻有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有很多統帥在以優勢兵力取得了勝利以後，對擴大勝利猶豫不決。
勝利後的初步追擊，我們認為一般隻限于當天，必要時到當天夜間，因為在這個時段以後，追擊者自己也需要休整，故在任何情況下都應中止追擊。
這種初步追擊有自然形成的不同的程度： 第一種程度的追擊是隻用騎兵進行的。
這種追擊其實更多是為驚吓和觀察敵人，而不是真正緊追敵人，因為往往很小的地形障礙就會擋住追擊者。
騎兵雖然能追擊受到震撼和削弱的敵軍中的零星隊伍，但在追擊整個敵軍時，它始終隻是一個輔助兵種，因為敵人可以用新銳的預備隊來掩護退卻，利用就近的不大的地形障礙就能夠結合各兵種進行有效的抵抗。
隻有追擊真正逃竄的和完全瓦解的部隊才是這裡的一個例外。
第二種程度的追擊是以一支大的、由諸兵種組成的前衛部隊進行的。
其中自然包括絕大部分騎兵。
這種追擊可以把對手一直擠壓到其後衛部隊的下一個堅固陣地，或者擠壓到其整個部隊的下一個部署地。
通常敗退者沒有機會立刻利用這兩種陣地，于是勝利者可以繼續追擊，但行程大多不超過一小時，最多不超過兩個小時，否則前衛部隊就會擔心得不到充分的支援。
第三種，也是程度最強的一種追擊，是勝利的部隊本身隻要力量足夠即保持推進。
在這種情況下，失敗者隻要觀察到追擊者準備進攻或包圍，就會離開大部分地形提供給他的可以稍做抵抗的部署地，而他的後衛部隊就更不敢進行頑強的抵抗了。
在這三種情況下，即使整個追擊行動尚未結束，如果黑夜到來，勝利者通常也會停止追擊。
對少數情況下的徹夜追擊應視為極其猛烈的追擊。
如果人們考慮到，夜間戰鬥或多或少要取決于偶然性，而且在會戰臨近尾聲時，各部分之間的正常聯系和會戰的正常步驟已經受到嚴重破壞，那麼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雙方統帥都害怕在夜間繼續戰鬥。
除非失敗者已經完全瓦解，或者勝利者的部隊在尚武精神方面具有罕見的優勢，有成功的把握，否則在夜戰中幾乎一切都隻能碰運氣，而這是任何人，甚至是最莽撞的統帥也不願做的。
因此，通常黑夜會使人們停止追擊，即使會戰是在天黑前不久才決出勝負的也是如此。
黑夜可以直接給失敗者一個喘息和收攏部隊的機會，如果他想在夜間繼續退卻，可以先行一步，以擺脫敵人。
黑夜過去，失敗者的處境會顯著好轉。
很多走散的士兵重新歸隊，彈藥得到補充，整個部隊會恢複秩序。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還要繼續與勝利者作戰，那麼這個戰鬥就是一個新的戰鬥，而非上次戰鬥的延續。
即使這一新的戰鬥中還遠不能讓失敗者有一個絕對好的結果，但它畢竟是一次新的戰鬥，而不隻是勝利者順帶收獲的失敗者上次戰鬥的殘局。
因此，在勝利者可以徹夜追擊的情況下，即使隻是用各兵種組成的大的前衛部隊進行追擊，也能極大地增加勝利的效果。
洛伊滕會戰和&ldquo美好姻緣&rdquo會戰就是例證[2]。
這種追擊的全部活動其實是一種戰術活動，我們談到它，隻是為了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勝利後追擊和沒有追擊所得到的效果是不同的。
在初步追擊中将敵人追到他的下一個集結點，這是每個勝利者的權利，幾乎不受其後續計劃和情況的任何限制。
這些後續計劃和情況有可能使勝利者投入主力所獲勝利的積極成果大為減少，但是不會妨礙對勝利的這一初步利用。
即使我們可以設想有這樣的情況，但這種情況至少是極為罕見的，以至理論可以不去考慮它。
當然在這裡我們必須承認，現代戰争為人的魄力開辟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在過去那些規模較小、局限性較大的戰争中，有很多方面，尤其是追擊受到一種不必要的傳統限制。
在當時的統帥看來，勝利的概念和榮譽是十分重要的，以至他們在勝利時很少想到原本消滅敵軍的問題。
在他們看來，消滅敵軍不過是戰争的衆多手段之一，連主要手段都不是，更談不上是唯一手段了。
一旦對手放下劍，他們便樂于把自己的劍也插回鞘中。
在他們看來，勝負一旦決出，就可以停止戰鬥了，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了，而如果繼續流血就是無謂的殘忍。
盡管這種錯誤的理論不是人們做出全部決定的唯一依據，但它能使一種觀點易于被人接受并有大的分量，即認為所有力量都已經耗盡，于是體力上已經無法繼續戰鬥。
如果一位統帥隻有一支部隊，而且預計這支部隊不久會遇到無力完成任務的情況（通常攻勢中的每次前進都會導緻出現這種情況），那麼他當然要愛惜這支部隊，這個他奪取勝利的工具。
不過顯而易見，這種計算是錯誤的，因為在追擊中，自己部隊受到的損失要比對方的損失小得多。
這種看法之所以一再産生，是因為人們沒有把消滅敵軍視為要務。
因此我們看到，在過去的戰争中，隻有像卡爾十二世、馬爾伯勒、歐仁、弗裡德裡希大帝這樣一些真正的英雄人物，才在已經赢得足夠勝利的情況下仍進行有力的追擊，而其他統帥則通常隻是滿足于占領戰場。
到了近代，由于導緻戰争的因素更多，使作戰更加激烈，才打破了這種因循守舊的限制。
追擊成了勝利者的要務，戰利品的數量因此而大幅增加。
即使人們在近代會戰中看到不追擊的情況，但那隻是些例外，總是由一些特殊情況造成的。
例如在大格爾申會戰[3]和包岑會戰[4]中，聯軍隻是由于騎兵占有優勢，才避免了徹底的大敗；在大貝倫會戰和登納維茨會戰中，是由于瑞典王儲[5]不願意而未進行追擊[6]；在拉昂會戰中，是由于年邁的布呂歇爾身體虛弱而未進行追擊。
博羅季諾會戰也屬于這方面的例子。
關于這個例子，我們還要多講幾句，因為我們并不認為單單責備一下拿破侖就完事了，還因為這一情況以及很多與它類似的情況（統帥在會戰開始前就被局勢束縛住了手腳）似乎是極其罕見的。
法國一些著名著作家和拿破侖的崇拜者（例如沃東庫爾[7]、尚布雷[8]、塞居爾[9]）明确地責備拿破侖，怪他沒有把俄軍全部逐出戰場，沒有用他最後的兵力粉碎俄軍，否則就可以讓這場俄軍隻是失利的會戰變成俄軍徹底大敗的會戰。
在此詳細地描述雙方軍隊當時的情況，會讓我們離題太遠，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當拿破侖渡過涅曼河[10]時，他準備接下來打博羅季諾會戰的部隊有30萬人，而到博羅季諾會戰時隻剩下12萬人。
他可能擔心這些兵力不足以向莫斯科進軍，而莫斯科看來是決定一切問題的關鍵點。
拿破侖在取得博羅季諾會戰勝利後相當有把握地認為可以占領這個首都，因為俄國人看上去極不可能在8天内發起第二次會戰。
拿破侖是希望在莫斯科締結和約的。
當然，假如拿破侖在進占莫斯科之前把俄軍打垮，他締結和約的把握就會更大，但首個前提是要抵達莫斯科，就是說要率領一支實力雄厚的部隊抵達莫斯科，依靠這支部隊控制首都，從而在俄國及其政府面前以統治者的身份出現。
後來的事實表明，他帶到莫斯科的兵力已經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
但是假如拿破侖在博羅季諾會戰中為打垮俄軍而把自己的部隊一起搞垮了，那他帶到莫斯科的兵力就更少了。
拿破侖深深感覺到了這一點。
在我們看來，他在博羅季諾會戰中未投入全部兵力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這種情況不能因此就算作&ldquo統帥因總的形勢而放棄通過初步追擊擴大勝利&rdquo的例子，因為這裡還根本談不上單純的追擊。
當天下午4時，勝負已經決出，但是俄軍仍保有絕大部分陣地，而且不打算放棄它。
他們準備在拿破侖重新發起進攻時再進行頑強的抵抗，盡管這種抵抗一定會以徹底大敗而結束，但會讓對手付出很多血的代價。
因此人們應把博羅季諾會戰計入包岑會戰那樣的會戰，是沒有進行到底的會戰。
在包岑會戰中，是失敗者傾向于早些離開戰場；在博羅季諾會戰中，是勝利者傾向于滿足得到半個勝利，這不是因為他懷疑最終能否取得勝利，而是因為他的兵力不足以獲取全部勝利[11]。
讓我們回到正題上來。
從我們的考察中，對初步追擊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勝利的價值大小主要取決于追擊時的猛烈程度；追擊是取得勝利的第二個行動，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比第一個行動更重要；戰略在此向戰術靠近，以便從它手中接過完成了的工作[12]，其權威的第一個行動[13]就是要求勝利完美。
在極少情況下，即使進行了這種初步的追擊，勝利的效果也沒有再加大。
隻有勝利具有快速沖擊力，真正的擴大戰果之路才會開啟。
我們曾經說過，擴大戰果之路是由其他條件決定的。
在這
即使我們找到了針對它的方法，它仍然存在，就猶如一枚炮彈，即使它是從東向西發射的，因這一相反方向的運動損失了部分速度，但它仍然是随着地球的自轉方向自西向東運動的。
整個戰争的進行是以人的弱點為前提的，同時也是針對這一弱點的。
如果說我們以後在另一個場合還要思考主力會戰失敗後應該怎麼辦，如果說我們還要研究在最絕望的處境中尚有可能剩下的手段，如果說我們即使是在這樣的處境中仍相信有可能把失去的一切奪回來，但這指的并不是能使這樣一次大敗的影響逐漸變成零，因為人們用于挽回敗局的力量和手段本來是可以用于積極目的的。
這些力量不僅指精神力量，也包括物質力量。
另一個問題是，一次主力會戰的失敗是否也許會喚起一些否則根本不會出現的力量[5]。
這種情況當然是可以設想的，而且在很多國家的民衆中确實已經出現過。
但是激起這種強烈的反作用已經不屬于軍事藝術研究的範圍。
軍事藝術隻能是在必須以這種作用為前提的情況下要顧及它。
勝利給勝利者帶來的結果可能由于它喚起的失敗者的力量所形成的反作用而看似不利。
這種情況當然屬于極少的例外，但這也讓人更有把握地認為，由于戰敗的民衆或國家有不同的特點，同樣的勝利所引起的結果是不同的。
*** [1]1759年9月，薩克森首府德累斯頓的普魯士守軍向神聖羅馬帝國軍隊投降。
弗裡德裡希二世試圖挽回局勢，命令芬克中将率領1.5萬人佯動至馬克森（Maxen，今德國薩克森州米克利茨塔爾的一部分，西北距德累斯頓18公裡）附近，威脅奧軍主力後面的交通線，以迫使奧軍退向波希米亞。
11月20日，芬克被3.2萬人的優勢之敵包圍，次日率部投降。
&mdash&mdash譯者注 [2]原文如此，疑誤。
應為本篇第四章。
&mdash&mdash譯者注 [3]指三十年戰争時期。
&mdash&mdash譯者注 [4]參閱第六篇第八章。
&mdash&mdash譯者注 [5]1757年12月，弗裡德裡希二世挾羅斯巴赫會戰勝利的餘威，率部馳援西裡西亞。
5日，在洛伊滕（Leuthen，西裡西亞一村莊，位于布雷斯勞附近）向兩倍于己的奧軍發起進攻。
會戰中，弗裡德裡希二世佯攻奧軍右翼，實際上利用有利的地形，将主力轉向奧軍的左翼，擊潰奧軍，成為弗裡德裡希二世用斜向戰鬥序列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一章 主力會戰（續二） 會戰的運用 無論戰争在具體情況下是如何進行的，無論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進行的戰争其結果中有什麼是必然的，我們隻能從戰争的概念出發，以便堅定地确認以下幾點： 1.消滅敵軍是戰争的主要原則，對采取積極行動的一方來說，是達到目标的主要途徑。
2.消滅敵軍主要是在戰鬥中實現的。
3.隻有大規模的和具有一般目的的戰鬥能取得大的戰果。
4.如果若幹戰鬥彙成一次大的會戰，戰果就會變得最大。
5.隻有在一次主力會戰中，統帥才親自指揮部隊。
此時他最相信的是他自己，這是事物的本性決定的。
從上述五個事實中得出一個雙重法則，它包含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應主要在大規模會戰及其戰果中尋求消滅敵軍；大會戰的主要目的必須是消滅敵軍。
當然在其他手段中也或多或少有消滅敵軍的因素，也有因條件有利，在一次小規模戰鬥中不同尋常地消滅很多敵軍的情況（例如馬克森會戰）；另一方面，在一次主力會戰中，奪取或守住一個哨所[1]有時也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但總的來說，主要的事實是：進行主力會戰隻是為了消滅敵軍，隻有通過主力會戰才能實現消滅敵軍。
因此，人們應該把主力會戰視為戰争的集中表現，是整個戰争或戰局的重心。
就像陽光在凸透鏡的焦點上聚成完整的像并發出極高的熱度一樣，戰争的各種力量和條件在主力會戰中彙聚起來，集中産生出最大的效果。
把軍事力量集結成一個大的整體，這是在一切戰争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的一個情況。
這一行為已經表明一種意圖，即不管是進攻者主動地，還是防禦者被動地，都想用這個整體進行一場大的戰鬥。
如果這樣的大戰鬥沒有發生，那就說明有其他緩和的和抑制的因素影響了最初的敵對動機，削弱、改變或完全阻止了行動。
然而即使是在這種雙方均不采取行動的狀态下（這是很多戰争的基本狀态），對雙方來說，進行主力會戰的想法仍是未來行動的着眼點，是他們構建下一步行動時的遠焦點。
戰争越是成為真正的戰争，越是成為了結敵對關系和仇恨以及互相制服的手段，一切活動就越集中在浴血的戰鬥中，主力會戰也就越重要。
對一個以大的、積極的目的（深深地侵入到對手的利益中）為目标的人來說，主力會戰就是最自然的手段，因此也是最好的手段（我們以後還要進一步說明）。
通常如果誰害怕進行大的決戰而繞開主力會戰，誰就會自食其果。
積極的目的屬于進攻者，因此主力會戰也主要是進攻者的手段。
盡管我們在這裡不能更詳細地确定進攻和防禦的概念，但還是要指出，即便是防禦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也隻有主力會戰這唯一有效的手段，以便遲早滿足其處境的需要，完成其任務。
主力會戰是解決問題的最慘烈的途徑。
正如我們在下一章還要詳細說明的那樣，盡管主力會戰不等于純粹的相互殺戮，其作用更多是扼殺敵人的勇氣，而非敵人的士兵，但是流血永遠是它的代價，而&ldquo會戰&rdquo這個詞既表示了會戰的名稱，又說明了它的特點[2]。
統帥中人性的一面會使他在會戰面前畏縮。
但是使統帥的精神壓力更大的，是他想到要通過唯一的一次戰鬥決定勝負。
在這裡，所有行動都集中到空間和時間的一個點上。
在這種時刻，我們内心會有一種模糊的感覺，仿佛我們的力量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無法展開和活動，仿佛我們隻要花時間等待就已經能夠赢得很多好處（即使我們根本沒有這個時間）。
這種感覺隻是一種錯覺，但即使是錯覺也是有些影響的。
人們在做任何其他大的決定時也會受錯覺這一弱點的影響。
當一位統帥要在一個點上進行如此重要的主力會戰時，正是這一弱點會在他内心變得更大。
因此，各時代都有政府和統帥總是試圖在決定性的會戰以外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以便要麼不通過決定性的會戰就達到其目标，要麼悄悄地放棄其目标。
于是那些曆史和理論著作家就費盡心思，從那些以其他方法進行的戰局和戰争中不僅想找到錯過的會戰決戰的替代物，甚至還想找到一種更高超的藝術。
這樣一來，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就有人根據戰争中合理用兵的原則，幾乎把主力會戰視為一種由于錯誤而成為必然的禍害，視為一種病态的力量宣洩，認為一場正常的、慎重的戰争從來就不必導緻這種宣洩。
他們認為隻有那些懂得以不流血的方式進行戰争的統帥才有資格戴上桂冠，而他們那種婆羅門教真經式的戰争理論就是專門傳授這種藝術的。
現代曆史已經摧毀了這種妄想，但是沒人能保證這種妄想不會在這裡或那裡，在較長或較短的時間内又回來，吸引領導者相信這種錯誤觀點（因為它符合人的弱點，易為人們接受）。
也許不久以後人們會認為拿破侖的戰局和會戰是野蠻和近乎愚蠢的，并再次以滿意和信任的眼神看待那些過時的、空洞的和花架子式的部署和打法。
如果理論能夠提醒人們警惕這些東西，那麼它就是對那些願意傾聽其忠告的人做出了重要貢獻。
但願我們成功地向那些在可愛的祖國中對軍事問題擁有權威影響的人伸出了手，以便作為這一領域的向導為他們服務，并請他們對有關問題做開誠布公的檢驗。
不僅是戰争的概念，而且經驗也告訴我們，隻應在一場大會戰中尋求決出大的勝負。
自古以來，隻有大的勝利才能導緻大的戰果，對進攻者來說必然是這樣，對防禦者來說或多或少也是這樣。
即使是拿破侖，假如他害怕流血，那麼他也不會取得烏爾姆會戰的勝利（這是他以分兵方式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勝利[3]），其勝利隻會更多地被視為他以往戰局勝利的二茬收獲。
曾試圖以決定性的會戰這一重要的冒險手段來完成其大業的，不隻是大膽的、魯莽的和無畏的統帥們，而且是所有幸運的統帥們都曾試圖這樣做。
這些統帥對這個範圍如此之廣的問題所做的回答是令我們滿意的。
對那些未經流血而獲勝的統帥，我們不感興趣。
如果說血腥的殺戮是可怕的，那麼這隻應促使我們更加嚴肅地對待戰争，而不應促使我們出于人道而逐漸讓佩劍變鈍，直到不知什麼時候蹿出某個人，手執利劍活活地将我們的手臂砍掉。
我們把一次大會戰視為一次主力決戰，當然不是把它視為一場戰争或戰局不可或缺的、唯一的一次主力決戰。
一次大會戰決定整個戰局勝負的情況，隻有在近代才是常見的，而一次大會戰決定整個戰争勝負的情況，則是極為少見的例外。
一次大會戰決定的勝負，其意義當然不僅取決于大會戰本身的規模（集結到會戰中的部隊的多少和會戰勝利的大小），還取決于交戰國雙方和各自盟國的很多其他情況。
不過由現有部隊的主力進行的大規模決戰，開啟的當然就是主力決戰，其規模雖然在某些方面是可以預見到的，但不是在所有方面。
這樣的主力決戰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畢竟是首次決戰，而且作為首次決戰對以後的決戰也會産生影響，因此對一個有意進行的主力會戰，根據其不同的情況，人們應或多或少在某種程度上始終将其視為當前整個軍事行動的中心和重點。
一位統帥越是以真正的戰争和鬥争的精神出征，越是具備必須和将要打垮對手的感覺和想法（意識），他就越會把一切都放到首次會戰這個秤盤上，希望并力争在首次會戰中奪取一切。
拿破侖在其所有戰争中大概沒有一次不是在出征時即想要在首次會戰中就打垮對手。
弗裡德裡希大帝進行的戰争雖然規模較小，面臨的危機也有限，但當他率領一支不大的部隊從背後進攻俄國人或帝國軍隊[4]而想打開一個新的局面時，同樣也是有這種想法的。
我們在上面說過，由主力會戰決出的勝負的意義，部分取決于主力會戰本身，即取決于參加會戰的部隊的數量和戰果的大小。
對于第一點，統帥可以通過增加參戰部隊來提升會戰的重要性，這是顯而易見的。
現在我們隻想指出，主力會戰的規模越大，它一并決定的事情也就越多。
因此，那些有自信、喜歡大決戰的統帥在不錯過其他要點的情況下，總是盡可能把他絕大部分的兵力投入到主力會戰中去。
至于會戰的戰果，或者更确切地說，勝利的大小程度，則主要取決于以下四個因素： 1.進行會戰時的戰術形态。
2.地形的特點。
3.各兵種比例。
4.兵力對比。
采取正面進攻而沒有迂回的會戰，很少能像進行了迂回或者迫使對方或多或少改變了正面的會戰那樣得到大的戰果。
在溝壑縱橫的地形或山地進行會戰的戰果同樣較小，因為進攻的力量在這種地形上到處都受到削弱。
如果失敗者的騎兵與勝利者的騎兵相比一樣多或者占優勢，那麼勝利者追擊的效果就會降低，從而失去很大一部分勝利成果。
最後，本身可以理解的是，如果利用優勢兵力迂回或迫使敵人改變正面，這樣取得的勝利比以劣勢兵力取得的勝利能帶來更大的戰果。
洛伊滕會戰的結果可能會讓人們懷疑這個原則的實際正确性，但是請允許我們在這裡說句我們一般不愛說的話：凡事有例外。
因此，統帥可以以上述四個因素為手段，賦予會戰決定性的特點。
他面臨的危險固然會随之加大，但是他的全部活動本來就是要服從精神世界中的這個活躍法則[5]的。
這樣在戰争中，主力會戰是最重要的了，因此戰略上最大的智慧就表現在為主力會戰提供手段，巧妙地确定主力會戰的時間、地點和用兵方向，以及利用主力會戰的戰果。
上述這些雖然很重要，但是人們不能從中就得出結論，認為它們具有很複雜和捉摸不定的本性。
恰恰相反，這一切都很簡單，并不需要很多綜合運用的藝術，但很需要對各種現象的敏銳的判斷力，很需要幹勁和堅定的一以貫之的信念以及朝氣蓬勃的進取精神，即我們以後還要時常談到的英雄特質。
統帥在這裡不怎麼需要書本中能傳授的東西，而是需要很多通過書本以外的其他途徑（如果能夠通過傳授學到的話）掌握的東西。
統帥對主力會戰的渴望，以及自主而有把握地前往主力會戰的運動，應來自對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對會戰必要性的明确認識，換句話說，應來自天生的勇氣和經過豐富閱曆磨煉而成就的敏銳洞察力。
大的戰例是最好的教師，但是如果理論中的偏見像雲一樣遮住這些戰例，則是件糟糕的事，因為即使是陽光，在雲中也會折射和變色。
這些偏見有時像瘴氣那樣形成和傳播。
粉碎這些偏見是理論的一個迫切任務，因為對人們頭腦中錯誤地産生的東西，也可以用頭腦再消除它。
*** [1]指失利一方的普通民衆。
&mdash&mdash譯者注 [2]作者所用的&ldquo哨所&rdquo（Posten）概念涵蓋範圍遠大于一般的哨所，不僅指&ldquo哨兵或警戒分隊所在的處所&rdquo，有時也指一處要塞或一座城市。
&mdash&mdash譯者注 [3]德語&ldquo會戰&rdquo（dieSchlacht）一詞是從&ldquo屠殺&rdquo（schlachten）這個動詞派生出來的。
&mdash&mdash譯者注 [4]第三次反法聯盟戰争中，法軍和奧軍為争奪烏爾姆（Ulm，今德國巴登-符騰堡州一城市，位于多瑙河河畔）于1805年10月8&mdash20日進行的一系列戰鬥和會戰的總稱。
1805年秋，奧軍在萊茵河-蒂羅爾一線暫取守勢，準備在俄軍到達後共同進攻法軍。
奧軍斐迪南大公的參謀長馬克率7.2萬人到烏爾姆占領陣地。
拿破侖率領15萬人，沒有采取慣用的集中優勢兵力、一路進擊的戰法，而是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牽制敵人，同時分兵數路進行大規模迂回，切斷了奧軍通往奧地利的退路，于10月17日迫使馬克同意率其2.5萬餘人攜60門火炮投降，并于20日正式交出武器。
&mdash&mdash譯者注 [5]帝國軍隊（dieReichsarmee），指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由帝國議會組建，是帝國執行機構&mdash&mdash帝國議會的工具，其任務是捍衛帝國内外的安全，必要時由帝國議會派出。
1806年，神聖羅馬帝國解體，帝國軍隊也不複存在。
作者在書中提到帝國軍隊若是1806年以後的，一般是指德意志諸邦的軍隊。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二章 利用勝利的戰略手段 盡最大可能為赢得勝利做準備是一件更困難的事，是戰略默默做出的功勞。
戰略在這方面幾乎得不到什麼贊揚，它通過取得的勝利，顯示其光彩和榮耀。
會戰能有哪些特殊目的，會戰是如何影響戰争的整個體系的，勝利之路依不同情況的本性能通向何處，以及勝利的頂點在什麼地方，所有這些問題我們以後才能讨論[1]。
但是對所有能想到的情況而言，事實是：不進行追擊，任何勝利都不會取得大的效果；無論勝利之路是如何短，勝利者總應進行初步的追擊。
為了不用處處重複這一點，我們想總的談一下追擊（這是勝利者戰勝對手後有必要追加的一個任務）。
對戰敗的對手的追擊是從他放棄戰鬥、離開其要塞的時刻開始的。
此前的一切進退運動都不能算是追擊，而是屬于會戰進程本身。
通常在對手放棄戰鬥、離開其要塞的時刻，對勝利者來說，即使勝利已經無可置疑，但勝利畢竟還很弱小，如果不通過當天的追擊加以完善，那麼勝利就不會為接下來的一系列戰事提供多少切實的好處。
如前所述，在大多數情況下，體現勝利的那些戰利品是通過這種追擊才得到的。
我們想先來談談這種追擊。
交戰雙方在會戰前夕的各種活動大多是緊迫的，因此雙方通常是在體力消耗已經很大的情況下進入會戰的。
此前長時間的搏鬥使雙方體力消耗很大，最終筋疲力盡。
此外，勝利者在部隊分散和隊形混亂方面并不比失敗者好多少，因此有必要重建秩序，集結走散的人員，為用盡彈藥者補充彈藥。
這一切使勝利者自己也處于危機狀态，這是我們講過的。
如果被擊敗的隻是敵軍的一個從屬部分，可能得到敵軍其他部隊的接應，或者有望得到大部隊的增援，那麼顯而易見，勝利者就很容易面臨喪失勝利的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勝利者考慮到這種危險，就會很快停止追擊，或者至少給追擊規定一個很大的限度。
即使勝利者并不擔心失敗者會得到大量援軍，但勝利者處于上述危機狀态，在追擊時也會感到自己的沖擊力遇到很大的阻力。
即使勝利者不必擔心勝利會被奪走，但畢竟可能發生不利的戰鬥，它們可能減少勝利者的既得好處。
此外，人們在生理上的需要和弱點也會對統帥的意志施加全部壓力。
統帥指揮下的成千上萬的官兵都需要休息和恢複體力，都要求暫且避免危險和勞頓。
隻有少數可以視為例外的人能看到和感受到比眼前更遠的東西。
隻有這少數人還有足夠發揮勇氣的餘地，在完成了必要的任務後還能想到其他戰果，這些戰果此刻在别人看來不過是美化勝利的奢侈品而已。
但是千萬官兵的呼聲，在統帥周圍是會有人反映的，人們的這種切身利益通過各級指揮官會如實地傳到統帥那裡。
統帥本人由于精神和身體的緊張勞頓，其内心活動也會或多或少地受到削弱。
于是出于這種人之常情，人們實際做到的往往比本來可以做到的要少，而且之所以做出些事情，也隻是由于最高統帥渴望榮譽，有幹勁，也許還有嚴厲。
隻有這樣才能解釋為什麼有很多統帥在以優勢兵力取得了勝利以後，對擴大勝利猶豫不決。
勝利後的初步追擊，我們認為一般隻限于當天，必要時到當天夜間，因為在這個時段以後，追擊者自己也需要休整，故在任何情況下都應中止追擊。
這種初步追擊有自然形成的不同的程度： 第一種程度的追擊是隻用騎兵進行的。
這種追擊其實更多是為驚吓和觀察敵人，而不是真正緊追敵人，因為往往很小的地形障礙就會擋住追擊者。
騎兵雖然能追擊受到震撼和削弱的敵軍中的零星隊伍，但在追擊整個敵軍時，它始終隻是一個輔助兵種，因為敵人可以用新銳的預備隊來掩護退卻，利用就近的不大的地形障礙就能夠結合各兵種進行有效的抵抗。
隻有追擊真正逃竄的和完全瓦解的部隊才是這裡的一個例外。
第二種程度的追擊是以一支大的、由諸兵種組成的前衛部隊進行的。
其中自然包括絕大部分騎兵。
這種追擊可以把對手一直擠壓到其後衛部隊的下一個堅固陣地，或者擠壓到其整個部隊的下一個部署地。
通常敗退者沒有機會立刻利用這兩種陣地，于是勝利者可以繼續追擊，但行程大多不超過一小時，最多不超過兩個小時，否則前衛部隊就會擔心得不到充分的支援。
第三種，也是程度最強的一種追擊，是勝利的部隊本身隻要力量足夠即保持推進。
在這種情況下，失敗者隻要觀察到追擊者準備進攻或包圍，就會離開大部分地形提供給他的可以稍做抵抗的部署地，而他的後衛部隊就更不敢進行頑強的抵抗了。
在這三種情況下，即使整個追擊行動尚未結束，如果黑夜到來，勝利者通常也會停止追擊。
對少數情況下的徹夜追擊應視為極其猛烈的追擊。
如果人們考慮到，夜間戰鬥或多或少要取決于偶然性，而且在會戰臨近尾聲時，各部分之間的正常聯系和會戰的正常步驟已經受到嚴重破壞，那麼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雙方統帥都害怕在夜間繼續戰鬥。
除非失敗者已經完全瓦解，或者勝利者的部隊在尚武精神方面具有罕見的優勢，有成功的把握，否則在夜戰中幾乎一切都隻能碰運氣，而這是任何人，甚至是最莽撞的統帥也不願做的。
因此，通常黑夜會使人們停止追擊，即使會戰是在天黑前不久才決出勝負的也是如此。
黑夜可以直接給失敗者一個喘息和收攏部隊的機會，如果他想在夜間繼續退卻，可以先行一步，以擺脫敵人。
黑夜過去，失敗者的處境會顯著好轉。
很多走散的士兵重新歸隊，彈藥得到補充，整個部隊會恢複秩序。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還要繼續與勝利者作戰，那麼這個戰鬥就是一個新的戰鬥，而非上次戰鬥的延續。
即使這一新的戰鬥中還遠不能讓失敗者有一個絕對好的結果，但它畢竟是一次新的戰鬥，而不隻是勝利者順帶收獲的失敗者上次戰鬥的殘局。
因此，在勝利者可以徹夜追擊的情況下，即使隻是用各兵種組成的大的前衛部隊進行追擊，也能極大地增加勝利的效果。
洛伊滕會戰和&ldquo美好姻緣&rdquo會戰就是例證[2]。
這種追擊的全部活動其實是一種戰術活動，我們談到它，隻是為了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勝利後追擊和沒有追擊所得到的效果是不同的。
在初步追擊中将敵人追到他的下一個集結點，這是每個勝利者的權利，幾乎不受其後續計劃和情況的任何限制。
這些後續計劃和情況有可能使勝利者投入主力所獲勝利的積極成果大為減少，但是不會妨礙對勝利的這一初步利用。
即使我們可以設想有這樣的情況，但這種情況至少是極為罕見的，以至理論可以不去考慮它。
當然在這裡我們必須承認，現代戰争為人的魄力開辟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在過去那些規模較小、局限性較大的戰争中，有很多方面，尤其是追擊受到一種不必要的傳統限制。
在當時的統帥看來，勝利的概念和榮譽是十分重要的，以至他們在勝利時很少想到原本消滅敵軍的問題。
在他們看來，消滅敵軍不過是戰争的衆多手段之一，連主要手段都不是，更談不上是唯一手段了。
一旦對手放下劍，他們便樂于把自己的劍也插回鞘中。
在他們看來，勝負一旦決出，就可以停止戰鬥了，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了，而如果繼續流血就是無謂的殘忍。
盡管這種錯誤的理論不是人們做出全部決定的唯一依據，但它能使一種觀點易于被人接受并有大的分量，即認為所有力量都已經耗盡，于是體力上已經無法繼續戰鬥。
如果一位統帥隻有一支部隊，而且預計這支部隊不久會遇到無力完成任務的情況（通常攻勢中的每次前進都會導緻出現這種情況），那麼他當然要愛惜這支部隊，這個他奪取勝利的工具。
不過顯而易見，這種計算是錯誤的，因為在追擊中，自己部隊受到的損失要比對方的損失小得多。
這種看法之所以一再産生，是因為人們沒有把消滅敵軍視為要務。
因此我們看到，在過去的戰争中，隻有像卡爾十二世、馬爾伯勒、歐仁、弗裡德裡希大帝這樣一些真正的英雄人物，才在已經赢得足夠勝利的情況下仍進行有力的追擊，而其他統帥則通常隻是滿足于占領戰場。
到了近代，由于導緻戰争的因素更多，使作戰更加激烈，才打破了這種因循守舊的限制。
追擊成了勝利者的要務，戰利品的數量因此而大幅增加。
即使人們在近代會戰中看到不追擊的情況，但那隻是些例外，總是由一些特殊情況造成的。
例如在大格爾申會戰[3]和包岑會戰[4]中，聯軍隻是由于騎兵占有優勢，才避免了徹底的大敗；在大貝倫會戰和登納維茨會戰中，是由于瑞典王儲[5]不願意而未進行追擊[6]；在拉昂會戰中，是由于年邁的布呂歇爾身體虛弱而未進行追擊。
博羅季諾會戰也屬于這方面的例子。
關于這個例子，我們還要多講幾句，因為我們并不認為單單責備一下拿破侖就完事了，還因為這一情況以及很多與它類似的情況（統帥在會戰開始前就被局勢束縛住了手腳）似乎是極其罕見的。
法國一些著名著作家和拿破侖的崇拜者（例如沃東庫爾[7]、尚布雷[8]、塞居爾[9]）明确地責備拿破侖，怪他沒有把俄軍全部逐出戰場，沒有用他最後的兵力粉碎俄軍，否則就可以讓這場俄軍隻是失利的會戰變成俄軍徹底大敗的會戰。
在此詳細地描述雙方軍隊當時的情況，會讓我們離題太遠，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當拿破侖渡過涅曼河[10]時，他準備接下來打博羅季諾會戰的部隊有30萬人，而到博羅季諾會戰時隻剩下12萬人。
他可能擔心這些兵力不足以向莫斯科進軍，而莫斯科看來是決定一切問題的關鍵點。
拿破侖在取得博羅季諾會戰勝利後相當有把握地認為可以占領這個首都，因為俄國人看上去極不可能在8天内發起第二次會戰。
拿破侖是希望在莫斯科締結和約的。
當然，假如拿破侖在進占莫斯科之前把俄軍打垮，他締結和約的把握就會更大，但首個前提是要抵達莫斯科，就是說要率領一支實力雄厚的部隊抵達莫斯科，依靠這支部隊控制首都，從而在俄國及其政府面前以統治者的身份出現。
後來的事實表明，他帶到莫斯科的兵力已經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
但是假如拿破侖在博羅季諾會戰中為打垮俄軍而把自己的部隊一起搞垮了，那他帶到莫斯科的兵力就更少了。
拿破侖深深感覺到了這一點。
在我們看來，他在博羅季諾會戰中未投入全部兵力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這種情況不能因此就算作&ldquo統帥因總的形勢而放棄通過初步追擊擴大勝利&rdquo的例子，因為這裡還根本談不上單純的追擊。
當天下午4時，勝負已經決出，但是俄軍仍保有絕大部分陣地，而且不打算放棄它。
他們準備在拿破侖重新發起進攻時再進行頑強的抵抗，盡管這種抵抗一定會以徹底大敗而結束，但會讓對手付出很多血的代價。
因此人們應把博羅季諾會戰計入包岑會戰那樣的會戰，是沒有進行到底的會戰。
在包岑會戰中，是失敗者傾向于早些離開戰場；在博羅季諾會戰中，是勝利者傾向于滿足得到半個勝利，這不是因為他懷疑最終能否取得勝利，而是因為他的兵力不足以獲取全部勝利[11]。
讓我們回到正題上來。
從我們的考察中，對初步追擊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勝利的價值大小主要取決于追擊時的猛烈程度；追擊是取得勝利的第二個行動，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比第一個行動更重要；戰略在此向戰術靠近，以便從它手中接過完成了的工作[12]，其權威的第一個行動[13]就是要求勝利完美。
在極少情況下，即使進行了這種初步的追擊，勝利的效果也沒有再加大。
隻有勝利具有快速沖擊力，真正的擴大戰果之路才會開啟。
我們曾經說過，擴大戰果之路是由其他條件決定的。
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