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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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我們還不準備談這些條件，但是我們在此不妨談談追擊的總的特點，以免我們在它可能出現的場合一再重複。
對繼續追擊，就其程度也可分為三種：單純的尾随、真正的緊追，以及旨在切斷敵人退路的平行行軍。
單純的尾随使敵人得以繼續退卻，直到他認為可以再度向我們發起戰鬥，因此單純的尾随能夠使追擊者的既得優勢發揮到極緻，而且得到失敗者所不能帶走的一切，例如傷病員、疲憊不堪的士兵、一些行李和各種車輛等。
但是這種單純的尾随不能像下面兩種程度的追擊那樣使對手進一步瓦解。
如果我們不滿足于尾随敵人到其原來的營壘，以及占領敵人願意放棄給我們的地區，而是每次都索取更多的東西，也就是說，每當敵人的後衛部隊要占領陣地時，我們就用做好進攻準備的前衛部隊向他發起進攻，那麼這就可以促使敵人加速退卻，促使敵人瓦解。
敵人的瓦解主要是由敵人在退卻中不停地逃跑引起的。
對官兵來說，最痛苦的莫過于在疲憊不堪的行軍後正想休息時，又聽到敵人的炮聲。
如果在一段時間内天天遇到這種情況，就可能導緻部隊驚慌失措。
在這種情況下，失敗者往往不得不承認對手的意志是無法抗拒的，自己已經無力抵抗，而這種意識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部隊的精神力量。
如果追擊者能以此迫使對手在夜間行軍，那麼這種緊追不舍的效果就會升至最大。
如果勝利者傍晚時将失敗者從其事先選定的營壘中又給吓跑了（無論這個營壘是部隊本身用的，還是其後衛部隊用的），那麼失敗者就隻好要麼夜行軍，要麼至少連夜變換陣地，繼續退卻。
失敗者的這兩種結果是差不多的，而勝利者卻可以安然度過一夜。
在緊追不舍的情況下，追擊者行軍的部署和陣地的選擇還要取決于很多其他的條件，特别是要取決于給養、大的地形障礙、大的市鎮等。
因此，如果人們以幾何圖形來展示追擊者如何通過擺布退卻者迫使其在夜間行軍，而自己卻可在夜間休息，那就是可笑的、書呆子式的做法。
盡管如此，人們在部署追擊時向這個方向努力，以便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追擊的效果，還是正确和可取的。
如果說人們在實施中很少考慮到這一點，那是因為即使是追擊的部隊，它在向這個方向努力時也比正常情況下的一站一站行軍和安排一日作息要困難得多。
早晨适時出發，以便中午進入營壘，剩下的白天時間用于籌集軍需品，夜間用于休息，這比準确根據敵人的運動來确定自己的運動要輕松得多。
因為在後一種情況下，追擊者總是在最後一刻才能做出如何運動的決定，有時要在清晨出發，有時要在傍晚出發，一天之中總有多個小時處在敵人眼皮底下，與敵人相互炮戰，不斷進行零星的戰鬥，反複部署迂回，簡單說就是要采取各種必需的戰術舉措。
這對追擊的部隊來說，當然是沉重的負擔，而在負擔已經很多的戰争中，人們總是傾向于擺脫那些看上去并非必要的負擔。
上述這些考察是正确的，它們可以用于整個部隊，或者通常用于一支大的前衛部隊。
由于上述提及的原因，第二種程度的追擊，即緊跟退卻者的追擊是相當少見的，甚至拿破侖在1812年俄國戰局中也很少使用這種方法，令人矚目的原因就是在他達到目的以前，僅是這一戰局遇到的諸多困苦就已經讓他的部隊面臨全軍覆滅的危險。
相反，法國人在其他戰局中由于他們的毅力，在緊追不舍方面表現得還是很出色的。
最後，第三種程度的、也是最有效的一種追擊是向失敗者退卻的下一個目的地平行行軍。
任何一支失敗的部隊當然在他後面的或近或遠處有他首先渴望達到的地點，包括：一旦被追擊者占領，可能威脅退卻者繼續退卻的地方，例如隘路；退卻者先于追敵抵達這些地點，對于這些地點本身非常重要，例如首都、物資庫等；或者退卻者抵達後能夠獲得新的抵抗能力的地方，例如堅固的陣地、與友軍的會合點等。
如果勝利者此時沿着與失敗者平行的道路向這一地點行進，那麼顯而易見這會讓失敗者不得不加速退卻，使退卻變成慌不擇路，最後變成潰逃。
失敗者對此隻有三個對付的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撲向追敵，通過出敵不意的進攻赢得成功的可能性。
不過從失敗者的處境來看，獲得這種成功的可能性總的來說不大。
要想獲得成功，顯然要求有一位勇敢和富于進取的統帥和一支雖戰敗但并未徹底大敗的優秀軍隊。
因此這種辦法大概隻有在極少的情況下才能為失敗者所用。
第二個辦法是加速退卻。
但這恰好是勝利者所希望的，而且這很容易使部隊過度勞頓，出現大量掉隊人員，丢失和損壞火炮和各種車輛，從而造成更大的損失。
第三個辦法是避開敵人，以便繞過容易被追敵切斷退路的地點，在距敵人較遠的地方，付出較少的勞頓行軍，從而減少因匆忙退卻而帶來的損失。
這最後的辦法是三個辦法中最糟糕的，因為通常隻能将它視為一個無力償還債務的人又欠下一筆新債，從而導緻更為窘迫的局面。
但是在有些情況下，這個辦法還是值得推薦的，有時還是唯一可行的辦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
然而一般來說，人們采用這個辦法事實上大多不是由于确信它可以更有把握地達到目的，而是出于另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理由，即害怕與敵人交手。
害怕與敵人交手的統帥是多麼可憐啊！無論部隊的士氣受到多大的打擊，無論對自己與敵人遭遇時在士氣方面處于劣勢的擔心是多麼正确，膽怯地回避一切與敵人作戰的機會隻會使自己的處境變得更糟。
假如拿破侖在1813年回避哈瑙會戰[14]，改由曼海姆[15]或科布倫茨附近過萊茵河，那麼他就不可能把哈瑙會戰後尚餘的3萬至4萬人帶過萊茵河。
失敗者恰恰可以通過小心準備和進行的小規模戰鬥以及由于是防禦者而擁有的利用地形方面的優勢，而能首先讓部隊的士氣重新振作起來。
在這裡，防禦者的哪怕是最小的戰果所産生的有利效果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但是對大多數的指揮官來說，要想做這種嘗試，首先要克服自己的疑慮；而上述第三個辦法即避開敵人，初看上去似乎容易得多，以至人們往往願意這樣做。
然而失敗者這樣避開敵人，通常恰恰最能推動勝利者達成意圖，從而使自己徹底失敗。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這裡指的是整個部隊，至于一支被切斷退路的部隊試圖通過繞路重新與其餘部隊會合，則是另一回事，因為這種情況是不同的，而且成功的例子并不少見。
這種奔向同一目标的賽跑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追擊者要有一支部隊徑直跟在退卻者的後面，收獲起所有被遺棄的東西，并且讓退卻者一直覺得追兵就在後面。
布呂歇爾從滑鐵盧[16]到巴黎追擊法軍的行軍，在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唯有這一點沒有做到。
這樣的行軍當然也會一并削弱追擊者。
如果逃敵被他另一支較大規模的部隊接應，如果率領它的是一位傑出的統帥，而追擊者沒有充分做好消滅敵人的準備，那麼就不宜使用這種方法進行追擊。
但是如果情況允許，這種手段就能像一部大機器那樣發揮作用。
在這樣的追擊下，敗軍會由于不得不丢下傷員和疲憊不堪者而不成比例地受到損失，部隊由于時刻擔心失敗而士氣低落，以緻幾乎不能設想會進行認真的抵抗；每天都會有數以千計的人未經戰鬥即成為追兵的俘虜。
勝利者在這種充滿幸運的時刻不能害怕分兵，這樣才能把他和他的部隊所能得到的一切都納入勝利的旋渦，才能切斷敵軍此前外派小部隊的退路，攻占敵軍未做防禦準備的要塞，以及占領大的城鎮，等等。
在新的狀态[17]出現以前，勝利者可以為所欲為，而且他越是敢作敢為，新狀态就出現得越遲。
在拿破侖的戰争中，不乏通過大的勝利和出色的追擊而取得輝煌戰果的例子。
我們隻要回憶一下耶拿會戰、雷根斯堡會戰[18]、萊比錫會戰和&ldquo美好姻緣&rdquo會戰就夠了。
*** [1]指面臨危險與所獲戰果之間的關系：要取得較大的戰果，就要冒較大的危險，而如果不願冒較大的風險，則取得的戰果往往也較小。
&mdash&mdash譯者注 [2]參閱本書第三卷第七篇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及第七篇所附《關于勝利的頂點》一文。
&mdash&mdash譯者注 [3]1757年12月5日，普奧兩軍在洛伊滕附近進行的會戰于下午5時左右結束，奧軍失敗。
弗裡德裡希二世親率3個近衛步兵營追擊，擊敗奧軍後衛部隊，擴大了戰果。
在1815年6月18日的&ldquo美好姻緣&rdquo會戰（滑鐵盧會戰）中，拿破侖傍晚投入最後一支預備隊，但未能扭轉敗局。
普軍進攻法軍右翼側和背後，法軍被迫退卻。
弗裡德裡希·馮·比洛和格奈澤瑙率領普軍立即追擊，使法軍的退卻成了毫無秩序的潰退。
&mdash&mdash譯者注 [4]1812年，拿破侖進攻俄國失敗後，普魯士于次年3月27日向法國宣戰。
5月2日，拿破侖率主力前往萊比錫。
俄普聯軍趁機襲擊位于大格爾申（Grossgörschen，今德國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城市呂岑的一部分）附近的法軍奈伊元帥。
拿破侖急忙率主力返回，與聯軍反複争奪大、小格爾申等4個村莊。
最後，聯軍向包岑退卻。
法軍由于騎兵較少而未進行追擊。
&mdash&mdash譯者注 [5]1813年5月18日，拿破侖從德累斯頓前往包岑。
20日，拿破侖命烏迪諾進攻聯軍左翼，奈伊進攻聯軍右翼，自己則率主力從正面進攻。
21日，聯軍大敗，法軍因騎兵不足而未進行追擊。
&mdash&mdash譯者注 [6]即貝納多特（Jean-BaptisteJulesBernadotte，1763&mdash1844），侯爵，法國元帥，瑞典國王。
因他是瑞典國王卡爾十三世的養子，國王去世後，于1810年8月被瑞典國會選為瑞典王儲。
1813年統率瑞典、俄國和奧地利聯軍在萊比錫大會戰中擊敗拿破侖。
1818年，登基為瑞典國王，即卡爾十四世（1818&mdash1844）。
&mdash&mdash譯者注 [7]1813年8月23日，烏迪諾所率法國和薩克森聯軍在大貝倫（Grossbeeren，今德國勃蘭登堡州一小鎮）附近被貝納多特所率普魯士、俄國、瑞典聯軍擊敗。
拿破侖複命奈伊北征。
9月6日，在登納維茨（Dennewitz，今德國勃蘭登堡州一小鎮）也被貝納多特擊敗。
在兩次會戰後，貝納多特都沒有進行追擊。
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他過于謹慎，也有人認為是由于他礙于自己曾是法軍将領，故不願追擊拿破侖。
&mdash&mdash譯者注 [8]沃東庫爾（FrédéricFrançoisVaudoncourt，1772&mdash1845），法國将軍，軍事著作家。
曾長期跟随拿破侖，著有《1812年法俄戰争回憶錄》。
&mdash&mdash譯者注 [9]尚布雷（GeorgesdeChambray，1783&mdash1848），侯爵，法國炮兵将軍和軍事理論家。
著有《遠征俄國史》。
&mdash&mdash譯者注 [10]塞居爾（PhilippePaulSégur，1780&mdash1873），法國将軍、作家和曆史學家，著有《1800&mdash1812年，一位拿破侖随軍軍官的回憶錄》，是研究拿破侖的重要資料。
&mdash&mdash譯者注 [11]涅曼河（dieNjemen），今白俄羅斯和立陶宛境内的一條河流，流入波羅的海，長937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2]俄法雙方在1812年9月7日的博羅季諾會戰中均受到很大損失，俄軍損失4.5萬人（一說5.2萬人，占當時俄軍正規軍兵力的一半；作者在本書第七卷中給出的數字是3萬人），法軍損失3.5萬人（一說2.8萬人，其中1792名軍官；作者在本書第七卷中給出的數字是2萬人），雙方均自稱獲勝。
實際上，此次會戰未能決出真正的勝負，但為俄軍消耗法軍和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
&mdash&mdash譯者注 [13]此處&ldquo完成了的工作&rdquo指進攻。
&mdash&mdash譯者注 [14]此處&ldquo第一個行動&rdquo指獲勝後的初步追擊。
&mdash&mdash譯者注 [15]1813年10月，萊比錫會戰後，拿破侖在退卻途中在哈瑙受到奧地利、巴伐利亞和俄國聯軍的阻擊。
30日，拿破侖率剩下的3.5萬餘人擊敗聯軍，保證了退路的安全。
&mdash&mdash譯者注 [16]曼海姆（Mannheim），今德國巴登-符騰堡州一城市，位于内卡河流入萊茵河河口附近。
&mdash&mdash譯者注 [17]滑鐵盧（Waterloo），今比利時瓦隆-布拉班特省一小鎮，北距首都布魯塞爾16公裡，位于蘇瓦涅森林南端。
&mdash&mdash譯者注 [18]指勝利者與失敗者之間遲早會出現的均勢狀态。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三章 會戰失敗後的退卻 在失敗的會戰中，敗軍的力量受到破壞，而且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壞比物質力量受到的破壞更大。
如果敗軍在新的有利情況出現以前進行第二次會戰，将會招緻徹底大敗，甚至全軍覆滅。
這是一條軍事上的公理。
退卻就其本性來說，應該進行到雙方力量重新平衡為止，無論是由于敗軍得到了增援，還是由于敗軍得到了堅固要塞的保護，或者是由于敗軍利用了大的地形障礙，又或是由于勝利者的兵力過于分散。
力量再度平衡出現的遲早，取決于敗軍所受損失的程度和失敗的大小，但更多是取決于追擊者的特點。
一支敗軍的處境自會戰後竟然沒有任何變化，在退卻不遠處就得以重新部署就緒，這樣的例子還少嗎？究其原因，要麼是因為勝利者士氣不振，要麼是因為勝利者在會戰中所獲得的優勢不足以進行強有力的追擊。
為了利用追擊者的這些弱點或錯誤，為了不在形勢所迫的範圍以外再多退一步，更主要的是為了将自己的精神力量保持在盡量有利的一個水平，敗軍就非常有必要緩慢地且戰且退，而且隻要追擊者超出限度地利用其優勢，退卻者就應立即進行勇敢和大膽的反擊。
傑出的統帥和久經戰争曆練的軍隊在退卻時，總是像一隻受傷的獅子一樣退去。
這無疑也是有關退卻的最好的理論。
我們确實看到，當人們要擺脫一個危險處境時，往往不是迅速地擺脫危險，而是喜歡玩弄一些無濟于事的形式，導緻無謂地浪費時間，從而變得危險。
有經驗的指揮官認為&ldquo迅速擺脫危險&rdquo這一原則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們不應将會戰失敗後的總的退卻與一般的擺脫危險相混淆。
誰要是認為在會戰失敗後的總退卻中通過幾次急行軍就可以擺脫敵人，就可以比較容易地站穩腳跟，誰就是大錯特錯了。
在進行總退卻時，一開始必須盡量緩慢地退卻，一般要以未受敵人擺布為原則。
為堅持這個原則，就必須與緊追的敵人進行血戰，為此做出犧牲是值得的。
如果退卻者不遵守這一原則，加速自己的退卻，不久就會成為潰退。
在潰退的情況下，僅是掉隊士兵的數量就會比進行後衛戰時可能犧牲的人還要多。
此外，退卻者剩下的最後一點勇氣也會因此而喪失得一幹二淨。
用最優秀的部隊組成一支強大的後衛部隊，由最勇敢的将軍率領，在最重要的時刻得到整個軍團的支援，仔細認真地利用地形，每當敵前衛部隊冒進和地形對我有利時，就進行強有力的伏擊&mdash&mdash簡而言之，退卻者準備和計劃進行一系列真正的小規模會戰，是貫徹上述原則的手段。
一方在會戰時面臨的有利條件有多有少，堅持的時間有長有短，因此這一方在會戰失敗後退卻時面臨的困難自然也有大有小。
從耶拿會戰和&ldquo美好姻緣&rdquo會戰中，我們可以看到，竭盡全力抵抗優勢對手後在退卻時會混亂到什麼程度。
不時出現分兵退卻的論調[1]，主張分成小股部隊退卻，甚至做離心狀的退卻。
我們這裡要考察的不是那種隻是為了便于行動而進行的分兵，在這種情況下，分開的部隊依然有可能共同作戰，而且始終保持共同作戰的意圖。
除此以外，任何其他分兵的做法都是極其危險的，是違背事物本性的，因此是大錯特錯的。
任何一場失敗的會戰都是一種削弱和瓦解的因素，這時最迫切需要的是集中兵力，并在集中的過程中恢複秩序、勇氣和信心。
退卻者在敵人乘勝追擊的時刻，以分開的小股部隊去騷擾敵人的兩側&mdash&mdash這完全是荒謬的想法。
如果敵人是一個膽小的書呆子，那麼這種辦法也許能起到作用和收到效果；如果退卻者不能肯定對手有這種弱點，那麼他就不應該采用這種辦法。
如果會戰後的戰略形勢要求退卻者向左右派出部隊，以保護自己的兩側，那也隻能在情形許可的範圍内進行。
但是對這種分兵必須總是視為迫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而且退卻者在會戰結束的當天也很少能夠做到這一點。
弗裡德裡希大帝在科林會戰和放棄圍攻布拉格[2]以後，分三路退卻，但他不是主動選擇這樣做的，而是因為他當時的部隊位置和保護薩克森的任務讓他隻能這樣做。
拿破侖在布裡昂會戰[3]後命令馬爾蒙向奧布河方向退卻，他自己則渡過塞納河[4]轉向特魯瓦[5]。
這次行動之所以沒有給他帶來什麼不利，隻是因為聯軍沒有追擊他，且分散了兵力，一部分（布呂歇爾）轉向馬恩河，另一部分（施瓦岑貝格）則由于擔心兵力不足，隻是十分緩慢地推進。
*** [1]1809年4月，拿破侖率法軍進攻南德意志。
具體是達武進攻雷根斯堡，馬塞納進攻奧格斯堡，拿破侖率主力居中策應。
卡爾大公企圖各個擊破法軍，命令希勒率一部向蘭茨胡特迎擊馬塞納，自率主力向雷根斯堡挺進。
21日，希勒所率奧軍于蘭茨胡特被法軍擊敗。
22日，拿破侖率主力從蘭茨胡特向卡爾大公的背後雷根斯堡迂回，與達武夾擊奧軍。
卡爾大公大敗，渡過多瑙河，退向維也納。
&mdash&mdash譯者注 [2]勞埃德和亞當·馮·比洛。
&mdash&mdash作者注 [3]布拉格（Prag），今捷克共和國首都，位于伏爾塔瓦河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4]1814年1月29日，拿破侖在布裡昂（Brienne-le-Château，今法國奧布省一城市，位于奧布河河畔）擊敗布呂歇爾率領的俄普聯軍，但2月1日在附近的拉羅蒂埃會戰中負于聯軍。
有的學者認為這兩次會戰為同一事件，将其統稱為布裡昂會戰。
聯軍在會戰勝利後并未追擊，反而分兵。
很多評論家認為，如果聯軍當時集中兵力挺進巴黎，那麼拿破侖就無法挽回敗局。
&mdash&mdash譯者注 [5]塞納河（dieSeine），法國北部一條河流，流經裡昂、巴黎等城市，流入英吉利海峽，長777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四章 夜戰 夜戰是怎樣進行的，其過程的特點是什麼，這些是戰術上的問題。
在這裡，我們隻是把夜戰作為一個特殊的手段來考察。
其實，任何夜間進攻都隻是程度較強的襲擊。
初看上去，夜間進攻似乎是十分有效的，因為在人們的想象中，防禦者受到的進攻是其意料之外的，而進攻者對于所要發生的一切肯定早就做好了準備。
防禦者和進攻者的處境是多麼不同啊！人們把夜戰想象成一方面防禦者處于極其混亂的狀态，而另一方面進攻者隻要忙着收獲果實就行了。
因此那些無須指揮任何部隊、無須負任何責任的人常常會有夜襲的想法，然而在現實中，夜襲是很少見的。
上述種種想象都是以下述情形為前提的：進攻者了解防禦者的舉措，因為那些舉措是防禦者事先采取的和明顯的，無法躲過進攻者的火力偵察和分析；相反，進攻者的舉措是在進攻之前才采取的，防禦者想必是無從了解的。
但是實際上防禦者對進攻者的舉措并非完全無法知道；進攻者對防禦者的舉措更不是完全能夠了解的。
如果我們與對手的距離不是近到他就在我們眼皮底下（就像霍赫基爾希會戰前，弗裡德裡希大帝就在奧地利人眼皮底下），那麼我們隻能從火力偵察和巡邏得到的情況，以及從俘虜和探子的陳述中了解敵人的部署情況。
這樣了解到的情況總是很不全面的，從來不是準确可靠的，因為這些情報或多或少總是過時的，敵人的位置可能自情報上報後又有了變化。
再有就是，在過去軍隊采用舊的戰術和宿營方法時，要了解對手的位置比現在容易得多。
宿營帳篷組成的一條線比茅草屋營壘或露營容易識别得多，部隊在展開的、有規律的前線上宿營也比目前經常出現的多路部署的各個師更容易識别。
現在我們眼前有可能就是敵人某個分成多路宿營的師，但我們卻無法了解到它的任何部署情況。
而防禦者的部署情況還遠不是進攻者要了解的全部，了解防禦者在戰鬥過程中計劃采取的舉措同樣重要，因為防禦者的舉措肯定不隻是向四外射擊。
與以往戰争相比，防禦者的舉措讓近代戰争中的夜襲更加困難，因為在近代戰争中，這些在戰鬥過程中采取的舉措比在戰鬥前采取的舉措要多得多。
在我們的戰鬥中，防禦者的部署大多是臨時采取的，而不是固定不變的，因此在我們的戰争中，防禦者比過去更能出敵不意地打擊進攻者。
因此除了直接觀察以外，進攻者在夜襲時很少或者根本無法了解有關防禦者的更多情況。
相反，防禦者一方甚至還有一個小的有利條件：他對構成自己陣地的地帶比進攻者更熟悉，就好像一個人在自己家裡，即使是在黑暗中也比陌生人更容易辨明方向。
比起進攻者，防禦者更清楚自己部隊各部分的位置，可以更容易地抵達那裡。
由此可見，在夜戰中，進攻者和防禦者一樣需要好的眼力，因此隻有特殊的原因才能讓人決定發起夜間進攻。
這些特殊的原因大多與部隊的從屬部分有關，很少與部隊本身有關，因此通常隻是在從屬的戰鬥中出現夜襲，在大的會戰中很少有夜襲。
如果其他情況有利，我們就可以用大的優勢兵力進攻敵軍的一個從屬部分，把它包圍起來，或者予以全殲，或者在對其不利的戰鬥中讓它蒙受重大損失。
但是我們必須出敵不意地行動，否則這種意圖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敵人的任何一個從屬部分都不會自願投入這樣一個不利的戰鬥，而是會回避這種戰鬥。
然而除了利用十分隐蔽的地形這一少數情況以外，隻有在夜間才能達到高度的出敵不意。
因此，如果打算利用敵軍某一從屬部分漏洞百出的部署來實現上述意圖，就必須利用夜間。
即使戰鬥本身将在拂曉開始，至少也要在夜間做好預先的戰鬥部署。
對敵軍前哨或小部隊的小規模夜襲就是這樣進行的，其關鍵在于通過優勢兵力和迂回，出敵不意地讓敵人卷入一場不利的戰鬥，以緻他不受到大的損失就無法脫身。
受到進攻的部隊越大，對它進行這種夜襲的難度就越大，因為兵力較大的部隊在内部擁有更多的手段，在援軍到來以前，能夠利用縱深抵抗較長時間。
由于上述原因，進攻者通常根本不能把敵人整個部隊作為夜間進攻的對象，因為即使沒有外來的援軍，敵人整個部隊本身也有足夠的手段應對來自多方面的進攻。
特别是在現代，任何人對這種普通的進攻形式都是一開始就有戒備的。
多面進攻能否取得戰果，通常并不取決于是否出敵不意，而完全取決于其他條件。
在這裡我們不想研究這些條件，而隻是想指出：利用迂回固然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也帶來很大的危險；因此除個别情況外，要想成功迂回，就必須具有如同進攻敵軍的某一從屬部分那樣所必需的優勢兵力。
但是包圍和迂回敵軍的一支小部隊，特别是在漆黑的夜裡，還是比較可行的，因為我們投入的部隊無論對敵人這支小部隊有多大的優勢，畢竟很可能隻是自己整個部隊的一個從屬部分。
在這種冒着巨大危險的賭博中，比起用整個部隊，人們還是可以用這一部分兵力做賭注的。
此外，我們部隊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通常都可以支援和接應前去冒險的這支部隊，從而可以減少這次行動面臨的危險。
但是夜襲之所以隻能由較小的部隊來實施，不僅是因為它在冒險，而且也因為它在實施上面臨很多困難。
由于出敵不意是夜襲的本意所在，那麼隐蔽行動就是實施夜襲時的基本條件。
小部隊比大部隊更容易隐蔽行動，而對整個部隊的幾路部隊來說就很少能做到這一點。
出于這一原因，這樣的夜襲行動在多數情況下也隻是針對敵軍的單個前哨。
至于針對較大的部隊，隻有當它們沒有足夠的前哨時，才能對它們進行夜襲。
例如弗裡德裡希大帝在霍赫基爾希會戰中就是由于沒有足夠的前哨才受到夜襲的。
比起從屬部分，整個部隊本身受到夜襲的情況更少見。
近代戰争進行得比以前迅速和有力得多，雙方部隊的營地經常相距很近，而且沒有強大的前哨配系，因為雙方總是處于決戰前不久的危機狀态中。
不過在這樣的年代，雙方的戰鬥準備都更充分。
相反，以往戰争中的一個習慣做法是：雙方即使除了相互牽制以外沒有任何其他打算，也還是面對面地進入各自的營壘，于是相持時間很長。
弗裡德裡希大帝就經常和奧地利人在近到可以相互炮擊的距離上相持數周。
這種更便于夜襲的設營方法在近代戰争中已經不用了。
現在軍隊已經不再攜帶全部給養和宿營必需品，因此通常有必要在敵我之間保持一日行程的距離。
如果我們仍想特别關注一下對敵軍進行夜襲的問題，那麼可以得出結論：現在已經很少能夠出現足以促成夜襲的動機了。
這些動機包括： 1.敵人特别粗心或者魯莽，但這種情況很少見。
即使有這種情況，通常會得到敵人士氣方面很大優勢的彌補。
2.敵軍驚慌失措，或者我軍中的精神力量極占優勢，以至僅此優勢就足以代替指揮。
3.要突破敵人優勢兵力包圍，因為此時一切都取決于出敵不意，而且這個單純的突出重圍的意圖可以使兵力更好地集中起來。
4.最後，敵我雙方兵力懸殊，我方處于絕望的境地，以至我方隻有采取極為冒險的行動才有可能成功。
但是在上述這些情況中總還是要具備一個條件，即敵軍就在我們眼前，而且沒有前衛部隊保護。
此外，大多數的夜間戰鬥在開始時就要考慮到它是随日出而結束的，接近敵人和發起進攻都必須在暗夜的掩護下進行，因為這樣進攻者就能更好地利用給對手造成的混亂。
相反，如果隻利用暗夜接近敵人，而戰鬥要在拂曉才開始，那就不能算是夜戰了。
對繼續追擊，就其程度也可分為三種：單純的尾随、真正的緊追，以及旨在切斷敵人退路的平行行軍。
單純的尾随使敵人得以繼續退卻，直到他認為可以再度向我們發起戰鬥，因此單純的尾随能夠使追擊者的既得優勢發揮到極緻，而且得到失敗者所不能帶走的一切，例如傷病員、疲憊不堪的士兵、一些行李和各種車輛等。
但是這種單純的尾随不能像下面兩種程度的追擊那樣使對手進一步瓦解。
如果我們不滿足于尾随敵人到其原來的營壘，以及占領敵人願意放棄給我們的地區，而是每次都索取更多的東西，也就是說，每當敵人的後衛部隊要占領陣地時，我們就用做好進攻準備的前衛部隊向他發起進攻，那麼這就可以促使敵人加速退卻，促使敵人瓦解。
敵人的瓦解主要是由敵人在退卻中不停地逃跑引起的。
對官兵來說，最痛苦的莫過于在疲憊不堪的行軍後正想休息時，又聽到敵人的炮聲。
如果在一段時間内天天遇到這種情況，就可能導緻部隊驚慌失措。
在這種情況下，失敗者往往不得不承認對手的意志是無法抗拒的，自己已經無力抵抗，而這種意識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部隊的精神力量。
如果追擊者能以此迫使對手在夜間行軍，那麼這種緊追不舍的效果就會升至最大。
如果勝利者傍晚時将失敗者從其事先選定的營壘中又給吓跑了（無論這個營壘是部隊本身用的，還是其後衛部隊用的），那麼失敗者就隻好要麼夜行軍，要麼至少連夜變換陣地，繼續退卻。
失敗者的這兩種結果是差不多的，而勝利者卻可以安然度過一夜。
在緊追不舍的情況下，追擊者行軍的部署和陣地的選擇還要取決于很多其他的條件，特别是要取決于給養、大的地形障礙、大的市鎮等。
因此，如果人們以幾何圖形來展示追擊者如何通過擺布退卻者迫使其在夜間行軍，而自己卻可在夜間休息，那就是可笑的、書呆子式的做法。
盡管如此，人們在部署追擊時向這個方向努力，以便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追擊的效果，還是正确和可取的。
如果說人們在實施中很少考慮到這一點，那是因為即使是追擊的部隊，它在向這個方向努力時也比正常情況下的一站一站行軍和安排一日作息要困難得多。
早晨适時出發，以便中午進入營壘，剩下的白天時間用于籌集軍需品，夜間用于休息，這比準确根據敵人的運動來确定自己的運動要輕松得多。
因為在後一種情況下，追擊者總是在最後一刻才能做出如何運動的決定，有時要在清晨出發，有時要在傍晚出發，一天之中總有多個小時處在敵人眼皮底下，與敵人相互炮戰，不斷進行零星的戰鬥，反複部署迂回，簡單說就是要采取各種必需的戰術舉措。
這對追擊的部隊來說，當然是沉重的負擔，而在負擔已經很多的戰争中，人們總是傾向于擺脫那些看上去并非必要的負擔。
上述這些考察是正确的，它們可以用于整個部隊，或者通常用于一支大的前衛部隊。
由于上述提及的原因，第二種程度的追擊，即緊跟退卻者的追擊是相當少見的，甚至拿破侖在1812年俄國戰局中也很少使用這種方法，令人矚目的原因就是在他達到目的以前，僅是這一戰局遇到的諸多困苦就已經讓他的部隊面臨全軍覆滅的危險。
相反，法國人在其他戰局中由于他們的毅力，在緊追不舍方面表現得還是很出色的。
最後，第三種程度的、也是最有效的一種追擊是向失敗者退卻的下一個目的地平行行軍。
任何一支失敗的部隊當然在他後面的或近或遠處有他首先渴望達到的地點，包括：一旦被追擊者占領，可能威脅退卻者繼續退卻的地方，例如隘路；退卻者先于追敵抵達這些地點，對于這些地點本身非常重要，例如首都、物資庫等；或者退卻者抵達後能夠獲得新的抵抗能力的地方，例如堅固的陣地、與友軍的會合點等。
如果勝利者此時沿着與失敗者平行的道路向這一地點行進，那麼顯而易見這會讓失敗者不得不加速退卻，使退卻變成慌不擇路，最後變成潰逃。
失敗者對此隻有三個對付的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撲向追敵，通過出敵不意的進攻赢得成功的可能性。
不過從失敗者的處境來看，獲得這種成功的可能性總的來說不大。
要想獲得成功，顯然要求有一位勇敢和富于進取的統帥和一支雖戰敗但并未徹底大敗的優秀軍隊。
因此這種辦法大概隻有在極少的情況下才能為失敗者所用。
第二個辦法是加速退卻。
但這恰好是勝利者所希望的，而且這很容易使部隊過度勞頓，出現大量掉隊人員，丢失和損壞火炮和各種車輛，從而造成更大的損失。
第三個辦法是避開敵人，以便繞過容易被追敵切斷退路的地點，在距敵人較遠的地方，付出較少的勞頓行軍，從而減少因匆忙退卻而帶來的損失。
這最後的辦法是三個辦法中最糟糕的，因為通常隻能将它視為一個無力償還債務的人又欠下一筆新債，從而導緻更為窘迫的局面。
但是在有些情況下，這個辦法還是值得推薦的，有時還是唯一可行的辦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
然而一般來說，人們采用這個辦法事實上大多不是由于确信它可以更有把握地達到目的，而是出于另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理由，即害怕與敵人交手。
害怕與敵人交手的統帥是多麼可憐啊！無論部隊的士氣受到多大的打擊，無論對自己與敵人遭遇時在士氣方面處于劣勢的擔心是多麼正确，膽怯地回避一切與敵人作戰的機會隻會使自己的處境變得更糟。
假如拿破侖在1813年回避哈瑙會戰[14]，改由曼海姆[15]或科布倫茨附近過萊茵河，那麼他就不可能把哈瑙會戰後尚餘的3萬至4萬人帶過萊茵河。
失敗者恰恰可以通過小心準備和進行的小規模戰鬥以及由于是防禦者而擁有的利用地形方面的優勢，而能首先讓部隊的士氣重新振作起來。
在這裡，防禦者的哪怕是最小的戰果所産生的有利效果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但是對大多數的指揮官來說，要想做這種嘗試，首先要克服自己的疑慮；而上述第三個辦法即避開敵人，初看上去似乎容易得多，以至人們往往願意這樣做。
然而失敗者這樣避開敵人，通常恰恰最能推動勝利者達成意圖，從而使自己徹底失敗。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這裡指的是整個部隊，至于一支被切斷退路的部隊試圖通過繞路重新與其餘部隊會合，則是另一回事，因為這種情況是不同的，而且成功的例子并不少見。
這種奔向同一目标的賽跑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追擊者要有一支部隊徑直跟在退卻者的後面，收獲起所有被遺棄的東西，并且讓退卻者一直覺得追兵就在後面。
布呂歇爾從滑鐵盧[16]到巴黎追擊法軍的行軍，在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唯有這一點沒有做到。
這樣的行軍當然也會一并削弱追擊者。
如果逃敵被他另一支較大規模的部隊接應，如果率領它的是一位傑出的統帥，而追擊者沒有充分做好消滅敵人的準備，那麼就不宜使用這種方法進行追擊。
但是如果情況允許，這種手段就能像一部大機器那樣發揮作用。
在這樣的追擊下，敗軍會由于不得不丢下傷員和疲憊不堪者而不成比例地受到損失，部隊由于時刻擔心失敗而士氣低落，以緻幾乎不能設想會進行認真的抵抗；每天都會有數以千計的人未經戰鬥即成為追兵的俘虜。
勝利者在這種充滿幸運的時刻不能害怕分兵，這樣才能把他和他的部隊所能得到的一切都納入勝利的旋渦，才能切斷敵軍此前外派小部隊的退路，攻占敵軍未做防禦準備的要塞，以及占領大的城鎮，等等。
在新的狀态[17]出現以前，勝利者可以為所欲為，而且他越是敢作敢為，新狀态就出現得越遲。
在拿破侖的戰争中，不乏通過大的勝利和出色的追擊而取得輝煌戰果的例子。
我們隻要回憶一下耶拿會戰、雷根斯堡會戰[18]、萊比錫會戰和&ldquo美好姻緣&rdquo會戰就夠了。
*** [1]指面臨危險與所獲戰果之間的關系：要取得較大的戰果，就要冒較大的危險，而如果不願冒較大的風險，則取得的戰果往往也較小。
&mdash&mdash譯者注 [2]參閱本書第三卷第七篇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及第七篇所附《關于勝利的頂點》一文。
&mdash&mdash譯者注 [3]1757年12月5日，普奧兩軍在洛伊滕附近進行的會戰于下午5時左右結束，奧軍失敗。
弗裡德裡希二世親率3個近衛步兵營追擊，擊敗奧軍後衛部隊，擴大了戰果。
在1815年6月18日的&ldquo美好姻緣&rdquo會戰（滑鐵盧會戰）中，拿破侖傍晚投入最後一支預備隊，但未能扭轉敗局。
普軍進攻法軍右翼側和背後，法軍被迫退卻。
弗裡德裡希·馮·比洛和格奈澤瑙率領普軍立即追擊，使法軍的退卻成了毫無秩序的潰退。
&mdash&mdash譯者注 [4]1812年，拿破侖進攻俄國失敗後，普魯士于次年3月27日向法國宣戰。
5月2日，拿破侖率主力前往萊比錫。
俄普聯軍趁機襲擊位于大格爾申（Grossgörschen，今德國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城市呂岑的一部分）附近的法軍奈伊元帥。
拿破侖急忙率主力返回，與聯軍反複争奪大、小格爾申等4個村莊。
最後，聯軍向包岑退卻。
法軍由于騎兵較少而未進行追擊。
&mdash&mdash譯者注 [5]1813年5月18日，拿破侖從德累斯頓前往包岑。
20日，拿破侖命烏迪諾進攻聯軍左翼，奈伊進攻聯軍右翼，自己則率主力從正面進攻。
21日，聯軍大敗，法軍因騎兵不足而未進行追擊。
&mdash&mdash譯者注 [6]即貝納多特（Jean-BaptisteJulesBernadotte，1763&mdash1844），侯爵，法國元帥，瑞典國王。
因他是瑞典國王卡爾十三世的養子，國王去世後，于1810年8月被瑞典國會選為瑞典王儲。
1813年統率瑞典、俄國和奧地利聯軍在萊比錫大會戰中擊敗拿破侖。
1818年，登基為瑞典國王，即卡爾十四世（1818&mdash1844）。
&mdash&mdash譯者注 [7]1813年8月23日，烏迪諾所率法國和薩克森聯軍在大貝倫（Grossbeeren，今德國勃蘭登堡州一小鎮）附近被貝納多特所率普魯士、俄國、瑞典聯軍擊敗。
拿破侖複命奈伊北征。
9月6日，在登納維茨（Dennewitz，今德國勃蘭登堡州一小鎮）也被貝納多特擊敗。
在兩次會戰後，貝納多特都沒有進行追擊。
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他過于謹慎，也有人認為是由于他礙于自己曾是法軍将領，故不願追擊拿破侖。
&mdash&mdash譯者注 [8]沃東庫爾（FrédéricFrançoisVaudoncourt，1772&mdash1845），法國将軍，軍事著作家。
曾長期跟随拿破侖，著有《1812年法俄戰争回憶錄》。
&mdash&mdash譯者注 [9]尚布雷（GeorgesdeChambray，1783&mdash1848），侯爵，法國炮兵将軍和軍事理論家。
著有《遠征俄國史》。
&mdash&mdash譯者注 [10]塞居爾（PhilippePaulSégur，1780&mdash1873），法國将軍、作家和曆史學家，著有《1800&mdash1812年，一位拿破侖随軍軍官的回憶錄》，是研究拿破侖的重要資料。
&mdash&mdash譯者注 [11]涅曼河（dieNjemen），今白俄羅斯和立陶宛境内的一條河流，流入波羅的海，長937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12]俄法雙方在1812年9月7日的博羅季諾會戰中均受到很大損失，俄軍損失4.5萬人（一說5.2萬人，占當時俄軍正規軍兵力的一半；作者在本書第七卷中給出的數字是3萬人），法軍損失3.5萬人（一說2.8萬人，其中1792名軍官；作者在本書第七卷中給出的數字是2萬人），雙方均自稱獲勝。
實際上，此次會戰未能決出真正的勝負，但為俄軍消耗法軍和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
&mdash&mdash譯者注 [13]此處&ldquo完成了的工作&rdquo指進攻。
&mdash&mdash譯者注 [14]此處&ldquo第一個行動&rdquo指獲勝後的初步追擊。
&mdash&mdash譯者注 [15]1813年10月，萊比錫會戰後，拿破侖在退卻途中在哈瑙受到奧地利、巴伐利亞和俄國聯軍的阻擊。
30日，拿破侖率剩下的3.5萬餘人擊敗聯軍，保證了退路的安全。
&mdash&mdash譯者注 [16]曼海姆（Mannheim），今德國巴登-符騰堡州一城市，位于内卡河流入萊茵河河口附近。
&mdash&mdash譯者注 [17]滑鐵盧（Waterloo），今比利時瓦隆-布拉班特省一小鎮，北距首都布魯塞爾16公裡，位于蘇瓦涅森林南端。
&mdash&mdash譯者注 [18]指勝利者與失敗者之間遲早會出現的均勢狀态。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三章 會戰失敗後的退卻 在失敗的會戰中，敗軍的力量受到破壞，而且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壞比物質力量受到的破壞更大。
如果敗軍在新的有利情況出現以前進行第二次會戰，将會招緻徹底大敗，甚至全軍覆滅。
這是一條軍事上的公理。
退卻就其本性來說，應該進行到雙方力量重新平衡為止，無論是由于敗軍得到了增援，還是由于敗軍得到了堅固要塞的保護，或者是由于敗軍利用了大的地形障礙，又或是由于勝利者的兵力過于分散。
力量再度平衡出現的遲早，取決于敗軍所受損失的程度和失敗的大小，但更多是取決于追擊者的特點。
一支敗軍的處境自會戰後竟然沒有任何變化，在退卻不遠處就得以重新部署就緒，這樣的例子還少嗎？究其原因，要麼是因為勝利者士氣不振，要麼是因為勝利者在會戰中所獲得的優勢不足以進行強有力的追擊。
為了利用追擊者的這些弱點或錯誤，為了不在形勢所迫的範圍以外再多退一步，更主要的是為了将自己的精神力量保持在盡量有利的一個水平，敗軍就非常有必要緩慢地且戰且退，而且隻要追擊者超出限度地利用其優勢，退卻者就應立即進行勇敢和大膽的反擊。
傑出的統帥和久經戰争曆練的軍隊在退卻時，總是像一隻受傷的獅子一樣退去。
這無疑也是有關退卻的最好的理論。
我們确實看到，當人們要擺脫一個危險處境時，往往不是迅速地擺脫危險，而是喜歡玩弄一些無濟于事的形式，導緻無謂地浪費時間，從而變得危險。
有經驗的指揮官認為&ldquo迅速擺脫危險&rdquo這一原則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們不應将會戰失敗後的總的退卻與一般的擺脫危險相混淆。
誰要是認為在會戰失敗後的總退卻中通過幾次急行軍就可以擺脫敵人，就可以比較容易地站穩腳跟，誰就是大錯特錯了。
在進行總退卻時，一開始必須盡量緩慢地退卻，一般要以未受敵人擺布為原則。
為堅持這個原則，就必須與緊追的敵人進行血戰，為此做出犧牲是值得的。
如果退卻者不遵守這一原則，加速自己的退卻，不久就會成為潰退。
在潰退的情況下，僅是掉隊士兵的數量就會比進行後衛戰時可能犧牲的人還要多。
此外，退卻者剩下的最後一點勇氣也會因此而喪失得一幹二淨。
用最優秀的部隊組成一支強大的後衛部隊，由最勇敢的将軍率領，在最重要的時刻得到整個軍團的支援，仔細認真地利用地形，每當敵前衛部隊冒進和地形對我有利時，就進行強有力的伏擊&mdash&mdash簡而言之，退卻者準備和計劃進行一系列真正的小規模會戰，是貫徹上述原則的手段。
一方在會戰時面臨的有利條件有多有少，堅持的時間有長有短，因此這一方在會戰失敗後退卻時面臨的困難自然也有大有小。
從耶拿會戰和&ldquo美好姻緣&rdquo會戰中，我們可以看到，竭盡全力抵抗優勢對手後在退卻時會混亂到什麼程度。
不時出現分兵退卻的論調[1]，主張分成小股部隊退卻，甚至做離心狀的退卻。
我們這裡要考察的不是那種隻是為了便于行動而進行的分兵，在這種情況下，分開的部隊依然有可能共同作戰，而且始終保持共同作戰的意圖。
除此以外，任何其他分兵的做法都是極其危險的，是違背事物本性的，因此是大錯特錯的。
任何一場失敗的會戰都是一種削弱和瓦解的因素，這時最迫切需要的是集中兵力，并在集中的過程中恢複秩序、勇氣和信心。
退卻者在敵人乘勝追擊的時刻，以分開的小股部隊去騷擾敵人的兩側&mdash&mdash這完全是荒謬的想法。
如果敵人是一個膽小的書呆子，那麼這種辦法也許能起到作用和收到效果；如果退卻者不能肯定對手有這種弱點，那麼他就不應該采用這種辦法。
如果會戰後的戰略形勢要求退卻者向左右派出部隊，以保護自己的兩側，那也隻能在情形許可的範圍内進行。
但是對這種分兵必須總是視為迫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而且退卻者在會戰結束的當天也很少能夠做到這一點。
弗裡德裡希大帝在科林會戰和放棄圍攻布拉格[2]以後，分三路退卻，但他不是主動選擇這樣做的，而是因為他當時的部隊位置和保護薩克森的任務讓他隻能這樣做。
拿破侖在布裡昂會戰[3]後命令馬爾蒙向奧布河方向退卻，他自己則渡過塞納河[4]轉向特魯瓦[5]。
這次行動之所以沒有給他帶來什麼不利，隻是因為聯軍沒有追擊他，且分散了兵力，一部分（布呂歇爾）轉向馬恩河，另一部分（施瓦岑貝格）則由于擔心兵力不足，隻是十分緩慢地推進。
*** [1]1809年4月，拿破侖率法軍進攻南德意志。
具體是達武進攻雷根斯堡，馬塞納進攻奧格斯堡，拿破侖率主力居中策應。
卡爾大公企圖各個擊破法軍，命令希勒率一部向蘭茨胡特迎擊馬塞納，自率主力向雷根斯堡挺進。
21日，希勒所率奧軍于蘭茨胡特被法軍擊敗。
22日，拿破侖率主力從蘭茨胡特向卡爾大公的背後雷根斯堡迂回，與達武夾擊奧軍。
卡爾大公大敗，渡過多瑙河，退向維也納。
&mdash&mdash譯者注 [2]勞埃德和亞當·馮·比洛。
&mdash&mdash作者注 [3]布拉格（Prag），今捷克共和國首都，位于伏爾塔瓦河河畔。
&mdash&mdash譯者注 [4]1814年1月29日，拿破侖在布裡昂（Brienne-le-Château，今法國奧布省一城市，位于奧布河河畔）擊敗布呂歇爾率領的俄普聯軍，但2月1日在附近的拉羅蒂埃會戰中負于聯軍。
有的學者認為這兩次會戰為同一事件，将其統稱為布裡昂會戰。
聯軍在會戰勝利後并未追擊，反而分兵。
很多評論家認為，如果聯軍當時集中兵力挺進巴黎，那麼拿破侖就無法挽回敗局。
&mdash&mdash譯者注 [5]塞納河（dieSeine），法國北部一條河流，流經裡昂、巴黎等城市，流入英吉利海峽，長777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十四章 夜戰 夜戰是怎樣進行的，其過程的特點是什麼，這些是戰術上的問題。
在這裡，我們隻是把夜戰作為一個特殊的手段來考察。
其實，任何夜間進攻都隻是程度較強的襲擊。
初看上去，夜間進攻似乎是十分有效的，因為在人們的想象中，防禦者受到的進攻是其意料之外的，而進攻者對于所要發生的一切肯定早就做好了準備。
防禦者和進攻者的處境是多麼不同啊！人們把夜戰想象成一方面防禦者處于極其混亂的狀态，而另一方面進攻者隻要忙着收獲果實就行了。
因此那些無須指揮任何部隊、無須負任何責任的人常常會有夜襲的想法，然而在現實中，夜襲是很少見的。
上述種種想象都是以下述情形為前提的：進攻者了解防禦者的舉措，因為那些舉措是防禦者事先采取的和明顯的，無法躲過進攻者的火力偵察和分析；相反，進攻者的舉措是在進攻之前才采取的，防禦者想必是無從了解的。
但是實際上防禦者對進攻者的舉措并非完全無法知道；進攻者對防禦者的舉措更不是完全能夠了解的。
如果我們與對手的距離不是近到他就在我們眼皮底下（就像霍赫基爾希會戰前，弗裡德裡希大帝就在奧地利人眼皮底下），那麼我們隻能從火力偵察和巡邏得到的情況，以及從俘虜和探子的陳述中了解敵人的部署情況。
這樣了解到的情況總是很不全面的，從來不是準确可靠的，因為這些情報或多或少總是過時的，敵人的位置可能自情報上報後又有了變化。
再有就是，在過去軍隊采用舊的戰術和宿營方法時，要了解對手的位置比現在容易得多。
宿營帳篷組成的一條線比茅草屋營壘或露營容易識别得多，部隊在展開的、有規律的前線上宿營也比目前經常出現的多路部署的各個師更容易識别。
現在我們眼前有可能就是敵人某個分成多路宿營的師，但我們卻無法了解到它的任何部署情況。
而防禦者的部署情況還遠不是進攻者要了解的全部，了解防禦者在戰鬥過程中計劃采取的舉措同樣重要，因為防禦者的舉措肯定不隻是向四外射擊。
與以往戰争相比，防禦者的舉措讓近代戰争中的夜襲更加困難，因為在近代戰争中，這些在戰鬥過程中采取的舉措比在戰鬥前采取的舉措要多得多。
在我們的戰鬥中，防禦者的部署大多是臨時采取的，而不是固定不變的，因此在我們的戰争中，防禦者比過去更能出敵不意地打擊進攻者。
因此除了直接觀察以外，進攻者在夜襲時很少或者根本無法了解有關防禦者的更多情況。
相反，防禦者一方甚至還有一個小的有利條件：他對構成自己陣地的地帶比進攻者更熟悉，就好像一個人在自己家裡，即使是在黑暗中也比陌生人更容易辨明方向。
比起進攻者，防禦者更清楚自己部隊各部分的位置，可以更容易地抵達那裡。
由此可見，在夜戰中，進攻者和防禦者一樣需要好的眼力，因此隻有特殊的原因才能讓人決定發起夜間進攻。
這些特殊的原因大多與部隊的從屬部分有關，很少與部隊本身有關，因此通常隻是在從屬的戰鬥中出現夜襲，在大的會戰中很少有夜襲。
如果其他情況有利，我們就可以用大的優勢兵力進攻敵軍的一個從屬部分，把它包圍起來，或者予以全殲，或者在對其不利的戰鬥中讓它蒙受重大損失。
但是我們必須出敵不意地行動，否則這種意圖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敵人的任何一個從屬部分都不會自願投入這樣一個不利的戰鬥，而是會回避這種戰鬥。
然而除了利用十分隐蔽的地形這一少數情況以外，隻有在夜間才能達到高度的出敵不意。
因此，如果打算利用敵軍某一從屬部分漏洞百出的部署來實現上述意圖，就必須利用夜間。
即使戰鬥本身将在拂曉開始，至少也要在夜間做好預先的戰鬥部署。
對敵軍前哨或小部隊的小規模夜襲就是這樣進行的，其關鍵在于通過優勢兵力和迂回，出敵不意地讓敵人卷入一場不利的戰鬥，以緻他不受到大的損失就無法脫身。
受到進攻的部隊越大，對它進行這種夜襲的難度就越大，因為兵力較大的部隊在内部擁有更多的手段，在援軍到來以前，能夠利用縱深抵抗較長時間。
由于上述原因，進攻者通常根本不能把敵人整個部隊作為夜間進攻的對象，因為即使沒有外來的援軍，敵人整個部隊本身也有足夠的手段應對來自多方面的進攻。
特别是在現代，任何人對這種普通的進攻形式都是一開始就有戒備的。
多面進攻能否取得戰果，通常并不取決于是否出敵不意，而完全取決于其他條件。
在這裡我們不想研究這些條件，而隻是想指出：利用迂回固然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也帶來很大的危險；因此除個别情況外，要想成功迂回，就必須具有如同進攻敵軍的某一從屬部分那樣所必需的優勢兵力。
但是包圍和迂回敵軍的一支小部隊，特别是在漆黑的夜裡，還是比較可行的，因為我們投入的部隊無論對敵人這支小部隊有多大的優勢，畢竟很可能隻是自己整個部隊的一個從屬部分。
在這種冒着巨大危險的賭博中，比起用整個部隊，人們還是可以用這一部分兵力做賭注的。
此外，我們部隊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通常都可以支援和接應前去冒險的這支部隊，從而可以減少這次行動面臨的危險。
但是夜襲之所以隻能由較小的部隊來實施，不僅是因為它在冒險，而且也因為它在實施上面臨很多困難。
由于出敵不意是夜襲的本意所在，那麼隐蔽行動就是實施夜襲時的基本條件。
小部隊比大部隊更容易隐蔽行動，而對整個部隊的幾路部隊來說就很少能做到這一點。
出于這一原因，這樣的夜襲行動在多數情況下也隻是針對敵軍的單個前哨。
至于針對較大的部隊，隻有當它們沒有足夠的前哨時，才能對它們進行夜襲。
例如弗裡德裡希大帝在霍赫基爾希會戰中就是由于沒有足夠的前哨才受到夜襲的。
比起從屬部分，整個部隊本身受到夜襲的情況更少見。
近代戰争進行得比以前迅速和有力得多，雙方部隊的營地經常相距很近，而且沒有強大的前哨配系，因為雙方總是處于決戰前不久的危機狀态中。
不過在這樣的年代，雙方的戰鬥準備都更充分。
相反，以往戰争中的一個習慣做法是：雙方即使除了相互牽制以外沒有任何其他打算，也還是面對面地進入各自的營壘，于是相持時間很長。
弗裡德裡希大帝就經常和奧地利人在近到可以相互炮擊的距離上相持數周。
這種更便于夜襲的設營方法在近代戰争中已經不用了。
現在軍隊已經不再攜帶全部給養和宿營必需品，因此通常有必要在敵我之間保持一日行程的距離。
如果我們仍想特别關注一下對敵軍進行夜襲的問題，那麼可以得出結論：現在已經很少能夠出現足以促成夜襲的動機了。
這些動機包括： 1.敵人特别粗心或者魯莽，但這種情況很少見。
即使有這種情況，通常會得到敵人士氣方面很大優勢的彌補。
2.敵軍驚慌失措，或者我軍中的精神力量極占優勢，以至僅此優勢就足以代替指揮。
3.要突破敵人優勢兵力包圍，因為此時一切都取決于出敵不意，而且這個單純的突出重圍的意圖可以使兵力更好地集中起來。
4.最後，敵我雙方兵力懸殊，我方處于絕望的境地，以至我方隻有采取極為冒險的行動才有可能成功。
但是在上述這些情況中總還是要具備一個條件，即敵軍就在我們眼前，而且沒有前衛部隊保護。
此外，大多數的夜間戰鬥在開始時就要考慮到它是随日出而結束的，接近敵人和發起進攻都必須在暗夜的掩護下進行，因為這樣進攻者就能更好地利用給對手造成的混亂。
相反，如果隻利用暗夜接近敵人，而戰鬥要在拂曉才開始，那就不能算是夜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