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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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奧地利簽訂和約。
奧地利不聽英國斡旋，命卡爾親王攻打弗裡德裡希二世。
當時普軍處境非常困難，急需補充給養，但交通線受到奧地利和薩克森聯軍威脅。
9月，弗裡德裡希二世決定率1.9萬名普軍從波希米亞撤退。
30日，卡爾親王率3.2萬名聯軍在索爾（Soor，即今捷克小鎮哈伊尼茨）附近與普軍展開會戰。
最後聯軍損失7000餘人，普軍擊退聯軍，從而确保自己退往西裡西亞。
&mdash&mdash譯者注 [4]勞西茨（dieLausitz），地區名，包括今德國勃蘭登堡州南部、薩克森州東部和波蘭下西裡西亞省和盧布斯卡省的部分地區。
自北向南分為下勞西茨、上勞西茨和勞西茨山地三個部分。
&mdash&mdash譯者注 [5]1745年11月初，弗裡德裡希二世獲悉奧地利和薩克森聯軍準備進攻柏林，便于11月中旬到西裡西亞誘卡爾親王會戰。
11月23日，在卡托利施-亨内斯多夫（Katholisch-Hennersdorf，即今波蘭小鎮盧班的一部分盧班地區亨利科夫）附近擊敗卡爾親王的前衛部隊（薩克森軍隊），卡爾親王随後退向波希米亞。
&mdash&mdash譯者注 [6]1745年11月底，弗裡德裡希二世從西裡西亞向薩克森進軍，同時命令德紹侯爵從萊比錫向德累斯頓前進，阻擊魯托夫斯基伯爵率領的奧地利和薩克森聯軍。
12月15日，德紹侯爵在凱瑟爾斯多夫附近與聯軍發生會戰，聯軍大敗。
17日，德累斯頓投降。
25日簽訂《德累斯頓和約》（FriedenvonDresden）。
這是第二次西裡西亞戰争的最後一次會戰。
&mdash&mdash譯者注 [7]1745年12月25日，普奧雙方簽訂《德累斯頓和約》，結束第二次西裡西亞戰争。
和約重申第一次西裡西亞戰争結束時簽訂的《布雷斯勞和約》（FriedenvonBreslau）内容，承認普魯士占有西裡西亞。
&mdash&mdash譯者注 [8]即滑鐵盧會戰。
&ldquo美好姻緣&rdquo（BelleAlliance）系當時位于比利時小鎮滑鐵盧以南5公裡處的一家鄉間餐館，因女主人和一位男仆成婚而得名。
拿破侖1815年6月17日曾在此設大本營和觀察哨。
滑鐵盧會戰是拿破侖的最後一次會戰。
1815年，英、奧、普、俄等國結成第七次反法聯盟。
6月16日，拿破侖在利尼會戰中擊敗布呂歇爾後，于18日向英軍陣地發起進攻，遇到威靈頓的頑強抵抗，但後者逐漸不支。
在此危急時刻，布呂歇爾率領普軍突然出現，沖向拿破侖的右翼側，最後聯軍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法軍在退卻中迅速崩潰，傷亡和被俘3.2萬人（被俘人員中包括21名将軍），損失200餘門火炮。
聯軍還繳獲了大量軍費現金，以及裝有拿破侖佩劍、帽子、勳章的車輛。
22日，拿破侖被迫退位，後被流放到大西洋的聖赫勒拿島。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五章 戰鬥的意義 我們在前一章考察了戰鬥的絕對形态，也就是把戰鬥當作整個戰争的縮影進行考察。
現在我們把戰鬥作為一個更大整體的一部分，來研究它與其他部分的關系。
首先我們要探讨一場戰鬥可能具有的更确切的意義。
由于戰争無非是雙方試圖消滅對方的行為，那麼想象中（也許現實中也是這樣）最為自然的似乎就是每一方均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并用這些力量在一次大規模的進攻中解決所有問題。
這種想象肯定有很多真實的地方，而且如果我們堅持這樣想象，并因此而把最初的小規模戰鬥隻視為不可避免的損耗，就如同木工活計必出的刨屑，那麼這種想象總的來看也是很有益的。
但是問題絕不是這麼簡單就可以解決的。
戰鬥之所以增多，是因為分兵，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對各個戰鬥的進一步的目的要與分兵一并讨論。
但是這些目的以及連帶它們的大量戰鬥，一般是可以分為特定類型的。
而如果現在就認識這些類型，是有助于闡明我們觀點的。
消滅敵軍當然是所有戰鬥的目的，不過其他目的也有可能與這一目的聯系在一起，甚至成為主要目的。
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消滅敵軍是要務；另一種是消滅敵軍更多是一個手段。
除了消滅敵軍以外，占有一個地方和占有一個目标也可能是一次戰鬥的一般任務，就是說要麼是這三項任務中的單獨一項，要麼是多項一起構成一次戰鬥的一般任務。
在多項任務的情況下，通常有一項是主要的。
在我們不久要談到的進攻和防禦這兩種主要作戰形式中，上述三項任務中的第一項是相同的，其他兩項則不相同。
如果我們要就此列表的話，就是下面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火力偵察和佯動，那麼上述任務就似乎未包括所有任務領域，因為上述三項中的任何一項顯然都不是火力偵察和佯動的目的。
這确實讓我們不得不承認還有第四種情況的存在。
火力偵察是為了使敵人暴露，騷擾是為了拖垮敵人，佯動是為了使敵人不離開某地或者将其引到另一地。
所有這些目的隻有假借上述三種目的中的一種（通常是第二種）才能間接地達到，因為一方要進行火力偵察，就必須裝出真要進攻、打擊或者驅逐另一方的樣子。
不過，如果我們仔細考察的話，就可以看出，這種假借的目的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我們在這裡要讨論的隻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我們必須在進攻者的上述三個目的之外再加上第四個目的&mdash&mdash誤導對手采取錯誤的舉措，或者換句話說，就是發起一次佯攻戰鬥。
至于說人們隻能通過攻勢行動達到這個目的，則是由事物本性決定的。
另外，我們必須指出，防守一個地點可以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絕對的，也就是說根本不允許放棄某地；另一種是相對的，即隻需防守一段時間。
後一種情況經常出現在前哨戰和後衛戰中。
戰鬥任務特性的不同，對戰鬥本身的部署有重要的影響，這應該是很清楚的。
比如，隻想把敵人的哨兵從其所在地趕走與要全部消滅他們，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
又比如，不惜任何代價堅守一個地點與隻是阻擊敵人一段時間，所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在前一種情況下，很少考慮到退卻，而在後一種情況下，退卻是要務。
但是這些考察都屬于戰術範疇，在這裡隻是作為例子說明問題而已。
至于在戰略上如何看待戰鬥的不同目的，我們将在涉及這些目的的章節中進行論述，在這裡隻做幾點一般的說明。
首先，這些目的的重要性大緻是按上面表中所列的次序依次遞減的；其次，這些目的中的第一個在主力會戰中總是應該占首要地位；最後，防禦戰鬥的後兩個目的其實不會帶來任何更多的好處，也就是說這兩個目的完全是消極的，隻能通過減輕達到積極目的難度而間接地起作用。
因此，如果這類戰鬥變得過于頻繁，就說明這一方的戰略處境惡化了。
第六章 戰鬥的持續時間 如果我們不再從戰鬥本身，而是從它與其餘部隊關系的角度進行考察，那麼戰鬥的持續時間就有了自己的意義。
戰鬥的持續時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戰鬥除勝負以外的第二個從屬的結果。
對勝利者來說，決出戰鬥勝負從來就是越快越好，迅速獲勝說明勝利的潛力較大[1]；而對戰敗者來說，戰鬥是持續得越久越好，能将決戰推遲到大敗時，對他來說就已經是一個成果了。
上述觀點一般來說是正确的，但實際上在相對防禦的戰鬥中，運用這一觀點才變得重要。
在相對防禦的戰鬥中，全部戰果往往隻體現在戰鬥的持續時間上。
這就是我們把戰鬥的持續時間列為戰略要素的理由。
戰鬥的持續時間與戰鬥的要素之間有一種必然的聯系。
這些要素是：兵力的絕對數量，雙方兵力和兵種的比例，以及地形的特點。
例如2萬人不會像2000人那樣很快地相互消耗掉；抵抗比自己兵力多兩三倍的敵人，不可能像抵抗兵力相等的敵人那樣久；騎兵戰鬥比步兵戰鬥能更快地決出勝負，單純使用步兵的戰鬥比有炮兵參加的戰鬥能更快地決出勝負；在山地和林地中前進的速度不可能像在平原上那樣快。
所有這一切本身都是顯而易見的。
由此可見，如果要通過戰鬥的持續時間達成某一意圖，就必須考慮兵力、兵種比例和部署情況。
但是我們在專門考察這一問題時，重要的不是得出這一規律，而是盡快把經驗在這方面所得出的主要結論與這一規律結合起來。
一個由各兵種組成的8000人至1萬人的普通師，即使是面對兵力占很大優勢的敵人，而且是在不怎麼有利的地形上，也能抵抗數小時；如果敵人的優勢不大或根本不占優勢，那麼也許能夠抵抗半天。
一個由3至4個師組成的軍的抵抗時間能比一個師的抵抗時間多一倍，而一個8萬至10萬人的軍團的抵抗時間大約可以延長3至4倍。
也就是說，可以讓這些大部隊在上述時間内單獨作戰。
如果在這一時間内能調來其他部隊，而且其發揮的作用能迅速地與已經進行的戰鬥所取得的結果形成整體效果，那麼這就仍然是同一場戰鬥。
上述數字是我們從經驗中得來的，但是我們認為進一步闡明決出勝負和結束戰鬥的時刻的特點，同樣是重要的。
*** [1]1812年9月7日，俄法兩軍在博羅季諾（Borodino，今俄羅斯西部一村莊，東距莫斯科約100公裡，位于莫斯科河右岸）附近進行會戰。
拿破侖率法軍約13萬人向俄軍約12萬人發起進攻，激戰後占領博羅季諾，但拿破侖未敢将其最後的預備隊&mdash&mdash近衛軍投入戰鬥，故未能擴大戰果。
庫圖佐夫率餘部撤離戰場，敞開了通向莫斯科的大門。
拿破侖于14日進入莫斯科。
雙方在此次會戰中損失慘重：俄軍傷亡4.5萬人（一說5.2萬人，占當時俄軍正規軍兵力的一半；作者在本書第七卷中給出的數字是3萬人），法軍傷亡3.5萬人（一說2.8萬人，其中1792名軍官；作者在本書第七卷中給出的數字是2萬人），但雙方均自稱獲勝。
實際上，此次會戰未能決出真正的勝負，但為俄軍消耗法軍和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七章 戰鬥勝負的決出 盡管在每場戰鬥中都有對勝負起到主要作用的非常重要的時刻，但任何戰鬥都不是在某個單獨的時刻決出勝負的。
一場戰鬥的失敗猶如天平一端的秤盤下降，是逐漸形成的，但是在任何戰鬥中，都有一個此次戰鬥的勝負可視為已定的時刻，過了這個時刻再進行的戰鬥則是一場新的戰鬥，而非原來那場戰鬥的繼續。
對這個時刻有個明确的概念，對于判斷一場戰鬥能否由趕來的援軍仍有益地進行下去，是很重要的。
人們往往在無法重建的戰鬥中無謂地犧牲新的力量，在尚可扭轉局勢的戰鬥中卻往往錯過投入新力量扭轉局勢的機會。
下面兩個例子最能說明這一點。
1806年，霍恩洛厄侯爵在耶拿附近以3.5萬人與拿破侖率領的約6萬至7萬人進行會戰，結果失敗了，而且一敗塗地，可以說是幾乎全軍覆滅，這時呂歇爾[1]将軍試圖以大約1.2萬人的兵力重開會戰，結果轉瞬之間同樣遭到了毀滅。
與此相反，在同一天，普軍約2.5萬人在奧爾施泰特[2]附近與達武[3]率領的法軍2.8萬人一直戰鬥到中午，雖然失敗了，但是部隊并沒有潰散，沒有比對手遭受更多的損失（對手完全沒有騎兵）。
但是普軍錯過機會，沒有利用卡爾克羅伊特[4]将軍指揮的1.8萬人的預備隊扭轉局勢。
如果普軍當時利用了預備隊，那麼就不會輸掉這次會戰了。
每場戰鬥都是一個整體，各部分戰鬥的結果在這個整體中彙成一個總的結果，而在這個總結果中就有戰鬥的勝負。
這個結果無須恰好是我們在第六章中所說的那種勝利[5]，因為人們往往沒有制訂取得如此勝利的計劃，或者如果敵人過早避開，則人們往往沒有機會取得如此勝利，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使是在敵人進行了頑強抵抗的戰鬥中，勝負決出的時刻也往往比主要構成勝利概念的那個成果出現得早。
于是我們要問：通常究竟什麼是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也就是說，從什麼時刻起即使投入一支新的、适量的部隊，也無法再扭轉一場不利的戰鬥？ 如果我們繞開本性上本無勝負的佯攻戰鬥不談，那麼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就是： 1.如果戰鬥的目的是占有一個可移動的目标，那麼失去這個目标就是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
2.如果戰鬥的目的是占有一個地帶，那麼失去這個地帶大多就是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但并非總是這樣，即隻有在這個地帶特别易守難攻時才是這樣。
如果是一個容易進入的地帶，那麼不管它多麼重要，都可以不冒大的危險再重新攻占它。
3.在上述兩種情況未決出戰鬥勝負的所有其他情況下，尤其是在以消滅敵軍為主要目的時，當勝利者不再處于松散狀态，即不再處于某種無力的狀态，另一方逐步使用兵力（我們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談過此點）已經帶不來什麼好處時，就是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
出于這個原因，我們在戰略上是根據這一時刻來劃分戰鬥單位的。
如果推進的一方在戰鬥中根本沒有或者隻有小部分部隊出現秩序混亂和無力行動的情況，而我方卻或多或少已經渙散，那麼我們也是無法重建戰鬥的。
如果對手已經恢複了作戰能力，我們同樣是無法重建戰鬥的。
因此我們實際參戰的那部分兵力越小，留作預備隊的那部分兵力越大（單是它的存在就可以一并決定勝負），對手的一支新銳力量從我們手中奪回勝利的可能性就越小。
那些最善于親率最适量的兵力作戰，并處處充分發揮強大預備隊的精神效果的統帥和軍隊，是最有把握走向勝利的。
在近代，人們必須承認，法國人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特别是當拿破侖統率他們時。
此外，整個部隊的規模越小，其勝利後擺脫戰鬥危機狀态和恢複原有作戰能力的時刻就出現得越早。
一小隊用于警戒的騎兵在臨時快速追擊敵人後，幾分鐘就可以恢複原來的序列，危機也不會持續得更長，而整個騎兵團要恢複序列就要用更長的時間；分散成單個散兵線的步兵恢複序列所需要的時間就更長，至于各兵種組成的部隊，如果其各部分行進方向不同，而且序列受到了戰鬥幹擾，通常由于相互間不确知位置，序列就開始變得更加混亂，恢複序列就需要更長的時間。
勝利者要把在戰鬥中混亂不堪和部分陷入無序狀态的部隊重新集合起來，再稍加整頓，部署在适當的地點，即重新恢複戰場的秩序，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可以說，整個部隊的規模越大，恢複序列的時刻就來得越遲。
此外，當勝利者還處于危機狀态時，黑夜突然降臨也會推遲序列恢複的時刻。
最後，如果地形複雜和便于隐蔽，也會推遲這一時刻的到來。
但對這兩點我們要指出，黑夜也是一個有效的防護手段，因為人們極少有條件适合從夜間進攻中取得好的結果。
像1814年3月10日約克[6]在拉昂附近成功夜襲馬爾蒙[7]的例子是不多見的[8]。
同樣，複雜和便于隐蔽的地形也可成為處于較長危機狀态中的勝利者的保護者，使他不至于受到反擊。
因此，兩者（夜間和便于隐蔽的複雜地形）是加大而非減輕失敗者恢複戰鬥的難度。
截至目前，我們認為正遭受損失的一方，其趕來的援軍隻是單純地增加兵力，也就是說把它視為一支徑直從後方過來的援軍，這是常見的情況。
但是如果這支援軍進攻對手的側面或背後，情況就會變得完全不同。
對于側面和背後進攻在戰略範疇的效果，我們将在其他地方讨論。
我們在這裡讨論的為建立戰鬥而進行的側面和背後進攻主要屬戰術範疇。
隻是因為我們談的是戰術結果，我們的觀點必須深入到戰術範疇，所以我們才讨論側面和背後進攻。
部隊向敵人側面和背後發起進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進攻的效果，但未必總是這樣，它同樣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進攻的效果。
這個問題和其他任何問題一樣，都是由戰鬥所處的環境決定的，我們在這裡不去深入讨論它。
但以下兩點對我們當前研究的問題是重要的。
第一，在決出勝負後發起的側面和背後進攻一般比在決出勝負前發起的側面和背後進攻更有利于取得戰果。
人們在建立戰鬥時，首先要争取的是對自己有利的決戰，而不是追求戰果有多大。
考慮到這一點，人們會認為，一支趕來幫助我們建立戰鬥的援軍如果與我們分開而去進攻對手的側面和背後，不如直接與我們會合更有利。
肯定不乏這樣直接會合的情況，不過人們還是要承認，在多數情況下并非如此，具體是由于在此對我們很重要的下述第二點。
第二，一支為建立戰鬥而趕來的援軍一般都帶有出敵不意所具有的精神力量。
出敵不意地進攻敵人的側面和背後，效果總是很大的。
正處于勝利之後危機狀态的敵人是分散和混亂的，很難針對這種進攻采取反措施。
誰都會感覺到，在戰鬥初期，敵人的兵力是集中的，對側面和背後進攻總是有防備的，因此這種進攻不會起多大作用，但是在戰鬥的最後時刻采取這種進攻的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因此，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承認，在大多數情況下，一支從對手側面或背後過來的援軍能産生更大的效果，就好比同樣的力在杠杆上作用于力臂較長端時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以至一支從正面進攻不足以建立戰鬥的部隊，如果進攻敵人側面或背後，就能把戰鬥建立起來。
精神力量在這裡起着主要作用，其效果幾乎是無法估量的，這裡正是大膽和冒險的用武之地。
在難以确定能否挽回一個不利的戰鬥時，人們必須注意到上述這一切，必須考慮到上述所有共同起作用的力量。
如果還不能認為戰鬥已經結束，那麼借助于趕來的援軍開啟的新的戰鬥就會和此前的戰鬥彙為一體，即彙成一個共同的結果，此前的不利也就從賬單中完全消失了。
而如果已經決出勝負，情況就不是這樣了，這時就有兩個相互分開的結果。
如果趕來的援軍力量有限，即本身無法與對手抗衡，那麼就很難指望這第二場戰鬥獲得有利的結果；如果這支援軍規模很大，以至它可以不考慮前一個戰鬥的結果就能進行第二場戰鬥，那麼它雖然能夠以有利的結果補償前一個戰鬥，甚至還有更大的收獲，但從來不能使前一個戰鬥從賬單中消失。
在庫讷斯多夫會戰中，弗裡德裡希大帝在第一次進攻時占領了俄軍陣地的左翼，繳獲了70門火炮，在會戰結束時又把兩者丢掉了，第一次戰鬥的全部成果就這樣從進賬中消失了。
假如他在第一次戰鬥後适可而止，将會戰的第二部分推遲到次日，那麼即使他輸掉了會戰，第一次戰鬥所取得的好處也總是可以抵消這個失利的。
但是如果我們在一個不利的戰鬥未結束時就已經預見到其不利的結果，并且把它扭轉了過來，那麼這一不利的結果不僅可以從我們的賬單上消失，而且還會成為我們奪取更大勝利的基礎。
就是說，如果人們仔細設想一下戰鬥的戰術過程，就不難看出，在戰鬥結束之前，各部分戰鬥的所有結果就都隻是人們一時的判斷，在總的結果中不僅可能被消除，還有可能向反方向轉化。
我方部隊損失得越多，敵人為此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敵人面臨的危機就越和我們一樣嚴峻，我方新銳力量的優勢也就變得越大。
如果這時總的結果轉而對我們有利，我們從敵人手中重新奪回了戰場和戰利品，那麼敵人以前奪取戰場和戰利品所耗費的一切力量就成為我們的現實好處，而我們以前的大敗成為我們走向更大勝利的階梯。
這時對手在勝利時所取得的最輝煌的、以至讓他可以無視為之所失去兵力的戰績就化為烏有，剩下的隻是對這些失去了的兵力的懊悔。
勝利的魅力和大敗的厄運就是這樣改變着有關要素[9]所特有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我們占有明确的優勢，能夠以更大的勝利來報複敵人的勝利，也最好是趕在一次不利的戰鬥結束之前去扭轉它（如果它有一定重要性的話），而不是發起第二次戰鬥。
1760年，道恩元帥在利格尼茨附近曾試圖援助正在戰鬥中的勞東将軍。
但是在勞東失利後，盡管道恩有足夠的兵力，卻沒有嘗試于次日進攻普魯士國王。
由此可見，對于在會戰之前進行浴血的前衛戰，隻能看作迫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應該加以避免。
我們還要研究另一個問題。
既然一次結束了的戰鬥是一件了結了的事情，那麼它就不能成為決定進行一次新的戰鬥的理由。
決定進行一次新的戰鬥必須出于其他因素。
但是這個結論與我們必須顧及的一種精神力量是相抵觸的，這就是複仇和報複的情感。
從最高統帥直到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會缺乏這種情感，因此沒有什麼比要挽回損失這種情緒更能激起部隊的鬥志了。
不過這要有一個前提，就是被擊敗的部隊不是整個部隊中過于重要的一部分，否則那種複仇情感就會消失并轉變成為無能為力的感覺。
為盡快挽回損失，利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因此如果其他條件許可，應優先考慮進行第二次戰鬥。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第二次戰鬥應該是進攻，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
人們在大量從屬性的戰鬥中可以找到很多這種報複行動的例子，而大的會戰通常是很多其他原因決定的，不是由報複這一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呂歇爾在他的兩個軍在蒙米賴附近被擊敗三天後，于1814年2月14日率領第三個軍前往該戰場。
毫無疑問，這是複仇的情感驅使他這樣做的。
假如他知道在那裡還會遭遇到拿破侖本人，那他自然會有充分的理由推遲複仇，但他當時是希望找馬爾蒙報仇，結果他那高貴的複仇欲望沒有收獲到什麼好處，反而由于失算而失敗。
應共同作戰的幾個大部隊之間應相距多遠，這取決于戰鬥的持續時間及其決戰的時刻。
本來隻要這一部署是為了進行同一場戰鬥，它就是戰術部署，不過隻有當這幾支大部隊部署得相距很近，以至它們不可能進行兩個分開的戰鬥時，也就是說它們整個所占的空間在戰略上隻能視為一個點時，才能把這種部署視為戰術部署。
然而在戰争中常常出現的情況是，人們不得不把那些計劃共同作戰的部隊也分開部署得很遠，以至盡管主要意圖是将其集結後共同作戰，但它們還是有可能分開作戰，因此這種部署就是戰略部署了。
此類戰略部署包括：分為數路大部隊和縱隊的行軍，前衛部隊和側面部隊，受命支援一個以上戰略點的預備隊，集結分散宿營的數個軍，等等。
人們看到，這類戰略部署不斷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戰略家當中的輔币，而主力會戰和與其同樣重要的一切則是金币和銀币。
*** [1]指迅速獲勝可使勝利者的損失和疲憊程度較小，可以更好地追擊敵人。
&mdash&mdash譯者注 [2]呂歇爾（ErnstWilhelmFriedrichPhilippvonRüchel，1754&mdash1823），普魯士将軍。
1806年耶拿會戰時指揮普軍右翼。
&mdash&mdash譯者注 [3]奧爾施泰特（Auerstedt），今德國圖林根州一小鎮，西南距耶拿約25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達武（Louis-NicolasDavout，1770&mdash1823），法國元帥。
由于在1806年奧爾施泰特會戰和1809年埃克米爾會戰中建立功勳，被拿破侖封為奧爾施泰特公爵和埃克米爾侯爵。
1815年出任國防大臣和法軍總司令。
其作戰頑強、紀律嚴明，被士兵們稱為&ldquo鋼鐵元帥&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5]卡爾克羅伊特（FriedrichAdolfKalckreuth，1737&mdash1818），伯爵，普魯士元帥。
在1806年奧爾施泰特會戰中指揮預備隊。
曾激烈反對普魯士軍事改革。
&mdash&mdash譯者注 [6]指本篇第四章中所說的取得大量戰利品的大規模勝利。
&mdash&mdash譯者注 [7]約克（HansDavidLudwigYork，1759&mdash1830），伯爵，普魯士元帥。
1812年12月與俄國簽訂《陶拉蓋協議》（KonventionvonTauroggen），反對拿破侖。
以後曾參加包岑、萊比錫、蒙米賴、拉昂等會戰。
&mdash&mdash譯者注 [8]馬爾蒙（AugustFrédéricLouisMarmont，1774&mdash1852），公爵，法國元帥。
&mdash&mdash譯者注 [9]1814年3月初，拿破侖将布呂歇爾趕過埃納河，後者退守拉昂。
3月9日傍晚，馬爾蒙在拉昂附近擊敗普軍約克部，但在夜間受到約克偷襲，馬爾蒙敗退。
當時，布呂歇爾正在患病，雙目發炎，無法指揮，因此沒有進行猛烈的追擊。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八章 戰鬥是否需經雙方同意 &ldquo未經雙方同意，戰鬥就不會發生&rdquo，這一觀點構成了決鬥的全部基礎。
一些曆史著作家的妙論就源于這一觀點，誤導出很多模糊的和錯誤的概念。
這些著作家的考察常常圍繞着這樣一點進行：雙方中的一位統帥向另一位統帥發起了會戰，而後者未應戰。
但戰鬥是一種有了很大變化的決鬥，戰鬥的基礎不僅存在于雙方的鬥争欲望（同意戰鬥），還存在于與戰鬥相聯系的目的。
這些目的總是屬于更大的整體[1]，由于整個戰争（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場戰鬥）擁有的政治目的和條件也屬于更大的整體[2]，因此這些目的就更是屬于更大的整體了。
于是戰勝對方的純粹欲望就處于一個完全從屬的關系，更确切地說，它已經不能獨立存在，隻能視為更高的意志得以活動的神經。
&ldquo白白地向敵人發起了會戰&rdquo這一表述，在古代民族中間，以及後來又在常備軍出現的初期，比起現代有更多的含意。
古代各民族是在沒有任何障礙的開闊的戰場上進行戰鬥的，這是一切部署的出發點，因此當時的全部軍事藝術都體現在部隊的部署和組成上，即體現在戰鬥序列上。
由于當時部隊通常駐紮在設防營壘中，因此營壘中的陣地被看作難以侵犯。
隻有當對手離開其營壘，像進入競技場一樣來到可進入的地帶，才有可能進行會戰。
如果有人說，漢尼拔白白地向法比尤斯[3]發起了挑戰，那麼對法比尤斯來說，這句話無非是說這一會戰不在其計劃之内，這句話本身并不能證明漢尼拔在物質或精神方面占有優勢；但是對漢尼拔來說，這一表述是正确的，因為漢尼拔的确是想要進行會戰。
在近代常備軍出現初期，進行大的戰鬥和會戰時也面臨類似的情況。
就是說，
奧地利不聽英國斡旋，命卡爾親王攻打弗裡德裡希二世。
當時普軍處境非常困難，急需補充給養，但交通線受到奧地利和薩克森聯軍威脅。
9月，弗裡德裡希二世決定率1.9萬名普軍從波希米亞撤退。
30日，卡爾親王率3.2萬名聯軍在索爾（Soor，即今捷克小鎮哈伊尼茨）附近與普軍展開會戰。
最後聯軍損失7000餘人，普軍擊退聯軍，從而确保自己退往西裡西亞。
&mdash&mdash譯者注 [4]勞西茨（dieLausitz），地區名，包括今德國勃蘭登堡州南部、薩克森州東部和波蘭下西裡西亞省和盧布斯卡省的部分地區。
自北向南分為下勞西茨、上勞西茨和勞西茨山地三個部分。
&mdash&mdash譯者注 [5]1745年11月初，弗裡德裡希二世獲悉奧地利和薩克森聯軍準備進攻柏林，便于11月中旬到西裡西亞誘卡爾親王會戰。
11月23日，在卡托利施-亨内斯多夫（Katholisch-Hennersdorf，即今波蘭小鎮盧班的一部分盧班地區亨利科夫）附近擊敗卡爾親王的前衛部隊（薩克森軍隊），卡爾親王随後退向波希米亞。
&mdash&mdash譯者注 [6]1745年11月底，弗裡德裡希二世從西裡西亞向薩克森進軍，同時命令德紹侯爵從萊比錫向德累斯頓前進，阻擊魯托夫斯基伯爵率領的奧地利和薩克森聯軍。
12月15日，德紹侯爵在凱瑟爾斯多夫附近與聯軍發生會戰，聯軍大敗。
17日，德累斯頓投降。
25日簽訂《德累斯頓和約》（FriedenvonDresden）。
這是第二次西裡西亞戰争的最後一次會戰。
&mdash&mdash譯者注 [7]1745年12月25日，普奧雙方簽訂《德累斯頓和約》，結束第二次西裡西亞戰争。
和約重申第一次西裡西亞戰争結束時簽訂的《布雷斯勞和約》（FriedenvonBreslau）内容，承認普魯士占有西裡西亞。
&mdash&mdash譯者注 [8]即滑鐵盧會戰。
&ldquo美好姻緣&rdquo（BelleAlliance）系當時位于比利時小鎮滑鐵盧以南5公裡處的一家鄉間餐館，因女主人和一位男仆成婚而得名。
拿破侖1815年6月17日曾在此設大本營和觀察哨。
滑鐵盧會戰是拿破侖的最後一次會戰。
1815年，英、奧、普、俄等國結成第七次反法聯盟。
6月16日，拿破侖在利尼會戰中擊敗布呂歇爾後，于18日向英軍陣地發起進攻，遇到威靈頓的頑強抵抗，但後者逐漸不支。
在此危急時刻，布呂歇爾率領普軍突然出現，沖向拿破侖的右翼側，最後聯軍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法軍在退卻中迅速崩潰，傷亡和被俘3.2萬人（被俘人員中包括21名将軍），損失200餘門火炮。
聯軍還繳獲了大量軍費現金，以及裝有拿破侖佩劍、帽子、勳章的車輛。
22日，拿破侖被迫退位，後被流放到大西洋的聖赫勒拿島。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五章 戰鬥的意義 我們在前一章考察了戰鬥的絕對形态，也就是把戰鬥當作整個戰争的縮影進行考察。
現在我們把戰鬥作為一個更大整體的一部分，來研究它與其他部分的關系。
首先我們要探讨一場戰鬥可能具有的更确切的意義。
由于戰争無非是雙方試圖消滅對方的行為，那麼想象中（也許現實中也是這樣）最為自然的似乎就是每一方均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并用這些力量在一次大規模的進攻中解決所有問題。
這種想象肯定有很多真實的地方，而且如果我們堅持這樣想象，并因此而把最初的小規模戰鬥隻視為不可避免的損耗，就如同木工活計必出的刨屑，那麼這種想象總的來看也是很有益的。
但是問題絕不是這麼簡單就可以解決的。
戰鬥之所以增多，是因為分兵，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對各個戰鬥的進一步的目的要與分兵一并讨論。
但是這些目的以及連帶它們的大量戰鬥，一般是可以分為特定類型的。
而如果現在就認識這些類型，是有助于闡明我們觀點的。
消滅敵軍當然是所有戰鬥的目的，不過其他目的也有可能與這一目的聯系在一起，甚至成為主要目的。
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消滅敵軍是要務；另一種是消滅敵軍更多是一個手段。
除了消滅敵軍以外，占有一個地方和占有一個目标也可能是一次戰鬥的一般任務，就是說要麼是這三項任務中的單獨一項，要麼是多項一起構成一次戰鬥的一般任務。
在多項任務的情況下，通常有一項是主要的。
在我們不久要談到的進攻和防禦這兩種主要作戰形式中，上述三項任務中的第一項是相同的，其他兩項則不相同。
如果我們要就此列表的話，就是下面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火力偵察和佯動，那麼上述任務就似乎未包括所有任務領域，因為上述三項中的任何一項顯然都不是火力偵察和佯動的目的。
這确實讓我們不得不承認還有第四種情況的存在。
火力偵察是為了使敵人暴露，騷擾是為了拖垮敵人，佯動是為了使敵人不離開某地或者将其引到另一地。
所有這些目的隻有假借上述三種目的中的一種（通常是第二種）才能間接地達到，因為一方要進行火力偵察，就必須裝出真要進攻、打擊或者驅逐另一方的樣子。
不過，如果我們仔細考察的話，就可以看出，這種假借的目的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我們在這裡要讨論的隻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我們必須在進攻者的上述三個目的之外再加上第四個目的&mdash&mdash誤導對手采取錯誤的舉措，或者換句話說，就是發起一次佯攻戰鬥。
至于說人們隻能通過攻勢行動達到這個目的，則是由事物本性決定的。
另外，我們必須指出，防守一個地點可以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絕對的，也就是說根本不允許放棄某地；另一種是相對的，即隻需防守一段時間。
後一種情況經常出現在前哨戰和後衛戰中。
戰鬥任務特性的不同，對戰鬥本身的部署有重要的影響，這應該是很清楚的。
比如，隻想把敵人的哨兵從其所在地趕走與要全部消滅他們，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
又比如，不惜任何代價堅守一個地點與隻是阻擊敵人一段時間，所使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
在前一種情況下，很少考慮到退卻，而在後一種情況下，退卻是要務。
但是這些考察都屬于戰術範疇，在這裡隻是作為例子說明問題而已。
至于在戰略上如何看待戰鬥的不同目的，我們将在涉及這些目的的章節中進行論述，在這裡隻做幾點一般的說明。
首先，這些目的的重要性大緻是按上面表中所列的次序依次遞減的；其次，這些目的中的第一個在主力會戰中總是應該占首要地位；最後，防禦戰鬥的後兩個目的其實不會帶來任何更多的好處，也就是說這兩個目的完全是消極的，隻能通過減輕達到積極目的難度而間接地起作用。
因此，如果這類戰鬥變得過于頻繁，就說明這一方的戰略處境惡化了。
第六章 戰鬥的持續時間 如果我們不再從戰鬥本身，而是從它與其餘部隊關系的角度進行考察，那麼戰鬥的持續時間就有了自己的意義。
戰鬥的持續時間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戰鬥除勝負以外的第二個從屬的結果。
對勝利者來說，決出戰鬥勝負從來就是越快越好，迅速獲勝說明勝利的潛力較大[1]；而對戰敗者來說，戰鬥是持續得越久越好，能将決戰推遲到大敗時，對他來說就已經是一個成果了。
上述觀點一般來說是正确的，但實際上在相對防禦的戰鬥中，運用這一觀點才變得重要。
在相對防禦的戰鬥中，全部戰果往往隻體現在戰鬥的持續時間上。
這就是我們把戰鬥的持續時間列為戰略要素的理由。
戰鬥的持續時間與戰鬥的要素之間有一種必然的聯系。
這些要素是：兵力的絕對數量，雙方兵力和兵種的比例，以及地形的特點。
例如2萬人不會像2000人那樣很快地相互消耗掉；抵抗比自己兵力多兩三倍的敵人，不可能像抵抗兵力相等的敵人那樣久；騎兵戰鬥比步兵戰鬥能更快地決出勝負，單純使用步兵的戰鬥比有炮兵參加的戰鬥能更快地決出勝負；在山地和林地中前進的速度不可能像在平原上那樣快。
所有這一切本身都是顯而易見的。
由此可見，如果要通過戰鬥的持續時間達成某一意圖，就必須考慮兵力、兵種比例和部署情況。
但是我們在專門考察這一問題時，重要的不是得出這一規律，而是盡快把經驗在這方面所得出的主要結論與這一規律結合起來。
一個由各兵種組成的8000人至1萬人的普通師，即使是面對兵力占很大優勢的敵人，而且是在不怎麼有利的地形上，也能抵抗數小時；如果敵人的優勢不大或根本不占優勢，那麼也許能夠抵抗半天。
一個由3至4個師組成的軍的抵抗時間能比一個師的抵抗時間多一倍，而一個8萬至10萬人的軍團的抵抗時間大約可以延長3至4倍。
也就是說，可以讓這些大部隊在上述時間内單獨作戰。
如果在這一時間内能調來其他部隊，而且其發揮的作用能迅速地與已經進行的戰鬥所取得的結果形成整體效果，那麼這就仍然是同一場戰鬥。
上述數字是我們從經驗中得來的，但是我們認為進一步闡明決出勝負和結束戰鬥的時刻的特點，同樣是重要的。
*** [1]1812年9月7日，俄法兩軍在博羅季諾（Borodino，今俄羅斯西部一村莊，東距莫斯科約100公裡，位于莫斯科河右岸）附近進行會戰。
拿破侖率法軍約13萬人向俄軍約12萬人發起進攻，激戰後占領博羅季諾，但拿破侖未敢将其最後的預備隊&mdash&mdash近衛軍投入戰鬥，故未能擴大戰果。
庫圖佐夫率餘部撤離戰場，敞開了通向莫斯科的大門。
拿破侖于14日進入莫斯科。
雙方在此次會戰中損失慘重：俄軍傷亡4.5萬人（一說5.2萬人，占當時俄軍正規軍兵力的一半；作者在本書第七卷中給出的數字是3萬人），法軍傷亡3.5萬人（一說2.8萬人，其中1792名軍官；作者在本書第七卷中給出的數字是2萬人），但雙方均自稱獲勝。
實際上，此次會戰未能決出真正的勝負，但為俄軍消耗法軍和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
&mdash&mdash譯者注 第七章 戰鬥勝負的決出 盡管在每場戰鬥中都有對勝負起到主要作用的非常重要的時刻，但任何戰鬥都不是在某個單獨的時刻決出勝負的。
一場戰鬥的失敗猶如天平一端的秤盤下降，是逐漸形成的，但是在任何戰鬥中，都有一個此次戰鬥的勝負可視為已定的時刻，過了這個時刻再進行的戰鬥則是一場新的戰鬥，而非原來那場戰鬥的繼續。
對這個時刻有個明确的概念，對于判斷一場戰鬥能否由趕來的援軍仍有益地進行下去，是很重要的。
人們往往在無法重建的戰鬥中無謂地犧牲新的力量，在尚可扭轉局勢的戰鬥中卻往往錯過投入新力量扭轉局勢的機會。
下面兩個例子最能說明這一點。
1806年，霍恩洛厄侯爵在耶拿附近以3.5萬人與拿破侖率領的約6萬至7萬人進行會戰，結果失敗了，而且一敗塗地，可以說是幾乎全軍覆滅，這時呂歇爾[1]将軍試圖以大約1.2萬人的兵力重開會戰，結果轉瞬之間同樣遭到了毀滅。
與此相反，在同一天，普軍約2.5萬人在奧爾施泰特[2]附近與達武[3]率領的法軍2.8萬人一直戰鬥到中午，雖然失敗了，但是部隊并沒有潰散，沒有比對手遭受更多的損失（對手完全沒有騎兵）。
但是普軍錯過機會，沒有利用卡爾克羅伊特[4]将軍指揮的1.8萬人的預備隊扭轉局勢。
如果普軍當時利用了預備隊，那麼就不會輸掉這次會戰了。
每場戰鬥都是一個整體，各部分戰鬥的結果在這個整體中彙成一個總的結果，而在這個總結果中就有戰鬥的勝負。
這個結果無須恰好是我們在第六章中所說的那種勝利[5]，因為人們往往沒有制訂取得如此勝利的計劃，或者如果敵人過早避開，則人們往往沒有機會取得如此勝利，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即使是在敵人進行了頑強抵抗的戰鬥中，勝負決出的時刻也往往比主要構成勝利概念的那個成果出現得早。
于是我們要問：通常究竟什麼是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也就是說，從什麼時刻起即使投入一支新的、适量的部隊，也無法再扭轉一場不利的戰鬥？ 如果我們繞開本性上本無勝負的佯攻戰鬥不談，那麼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就是： 1.如果戰鬥的目的是占有一個可移動的目标，那麼失去這個目标就是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
2.如果戰鬥的目的是占有一個地帶，那麼失去這個地帶大多就是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但并非總是這樣，即隻有在這個地帶特别易守難攻時才是這樣。
如果是一個容易進入的地帶，那麼不管它多麼重要，都可以不冒大的危險再重新攻占它。
3.在上述兩種情況未決出戰鬥勝負的所有其他情況下，尤其是在以消滅敵軍為主要目的時，當勝利者不再處于松散狀态，即不再處于某種無力的狀态，另一方逐步使用兵力（我們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談過此點）已經帶不來什麼好處時，就是勝負已經決出的時刻。
出于這個原因，我們在戰略上是根據這一時刻來劃分戰鬥單位的。
如果推進的一方在戰鬥中根本沒有或者隻有小部分部隊出現秩序混亂和無力行動的情況，而我方卻或多或少已經渙散，那麼我們也是無法重建戰鬥的。
如果對手已經恢複了作戰能力，我們同樣是無法重建戰鬥的。
因此我們實際參戰的那部分兵力越小，留作預備隊的那部分兵力越大（單是它的存在就可以一并決定勝負），對手的一支新銳力量從我們手中奪回勝利的可能性就越小。
那些最善于親率最适量的兵力作戰，并處處充分發揮強大預備隊的精神效果的統帥和軍隊，是最有把握走向勝利的。
在近代，人們必須承認，法國人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特别是當拿破侖統率他們時。
此外，整個部隊的規模越小，其勝利後擺脫戰鬥危機狀态和恢複原有作戰能力的時刻就出現得越早。
一小隊用于警戒的騎兵在臨時快速追擊敵人後，幾分鐘就可以恢複原來的序列，危機也不會持續得更長，而整個騎兵團要恢複序列就要用更長的時間；分散成單個散兵線的步兵恢複序列所需要的時間就更長，至于各兵種組成的部隊，如果其各部分行進方向不同，而且序列受到了戰鬥幹擾，通常由于相互間不确知位置，序列就開始變得更加混亂，恢複序列就需要更長的時間。
勝利者要把在戰鬥中混亂不堪和部分陷入無序狀态的部隊重新集合起來，再稍加整頓，部署在适當的地點，即重新恢複戰場的秩序，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可以說，整個部隊的規模越大，恢複序列的時刻就來得越遲。
此外，當勝利者還處于危機狀态時，黑夜突然降臨也會推遲序列恢複的時刻。
最後，如果地形複雜和便于隐蔽，也會推遲這一時刻的到來。
但對這兩點我們要指出，黑夜也是一個有效的防護手段，因為人們極少有條件适合從夜間進攻中取得好的結果。
像1814年3月10日約克[6]在拉昂附近成功夜襲馬爾蒙[7]的例子是不多見的[8]。
同樣，複雜和便于隐蔽的地形也可成為處于較長危機狀态中的勝利者的保護者，使他不至于受到反擊。
因此，兩者（夜間和便于隐蔽的複雜地形）是加大而非減輕失敗者恢複戰鬥的難度。
截至目前，我們認為正遭受損失的一方，其趕來的援軍隻是單純地增加兵力，也就是說把它視為一支徑直從後方過來的援軍，這是常見的情況。
但是如果這支援軍進攻對手的側面或背後，情況就會變得完全不同。
對于側面和背後進攻在戰略範疇的效果，我們将在其他地方讨論。
我們在這裡讨論的為建立戰鬥而進行的側面和背後進攻主要屬戰術範疇。
隻是因為我們談的是戰術結果，我們的觀點必須深入到戰術範疇，所以我們才讨論側面和背後進攻。
部隊向敵人側面和背後發起進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進攻的效果，但未必總是這樣，它同樣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進攻的效果。
這個問題和其他任何問題一樣，都是由戰鬥所處的環境決定的，我們在這裡不去深入讨論它。
但以下兩點對我們當前研究的問題是重要的。
第一，在決出勝負後發起的側面和背後進攻一般比在決出勝負前發起的側面和背後進攻更有利于取得戰果。
人們在建立戰鬥時，首先要争取的是對自己有利的決戰，而不是追求戰果有多大。
考慮到這一點，人們會認為，一支趕來幫助我們建立戰鬥的援軍如果與我們分開而去進攻對手的側面和背後，不如直接與我們會合更有利。
肯定不乏這樣直接會合的情況，不過人們還是要承認，在多數情況下并非如此，具體是由于在此對我們很重要的下述第二點。
第二，一支為建立戰鬥而趕來的援軍一般都帶有出敵不意所具有的精神力量。
出敵不意地進攻敵人的側面和背後，效果總是很大的。
正處于勝利之後危機狀态的敵人是分散和混亂的，很難針對這種進攻采取反措施。
誰都會感覺到，在戰鬥初期，敵人的兵力是集中的，對側面和背後進攻總是有防備的，因此這種進攻不會起多大作用，但是在戰鬥的最後時刻采取這種進攻的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因此，我們必須毫不猶豫地承認，在大多數情況下，一支從對手側面或背後過來的援軍能産生更大的效果，就好比同樣的力在杠杆上作用于力臂較長端時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以至一支從正面進攻不足以建立戰鬥的部隊，如果進攻敵人側面或背後，就能把戰鬥建立起來。
精神力量在這裡起着主要作用，其效果幾乎是無法估量的，這裡正是大膽和冒險的用武之地。
在難以确定能否挽回一個不利的戰鬥時，人們必須注意到上述這一切，必須考慮到上述所有共同起作用的力量。
如果還不能認為戰鬥已經結束，那麼借助于趕來的援軍開啟的新的戰鬥就會和此前的戰鬥彙為一體，即彙成一個共同的結果，此前的不利也就從賬單中完全消失了。
而如果已經決出勝負，情況就不是這樣了，這時就有兩個相互分開的結果。
如果趕來的援軍力量有限，即本身無法與對手抗衡，那麼就很難指望這第二場戰鬥獲得有利的結果；如果這支援軍規模很大，以至它可以不考慮前一個戰鬥的結果就能進行第二場戰鬥，那麼它雖然能夠以有利的結果補償前一個戰鬥，甚至還有更大的收獲，但從來不能使前一個戰鬥從賬單中消失。
在庫讷斯多夫會戰中，弗裡德裡希大帝在第一次進攻時占領了俄軍陣地的左翼，繳獲了70門火炮，在會戰結束時又把兩者丢掉了，第一次戰鬥的全部成果就這樣從進賬中消失了。
假如他在第一次戰鬥後适可而止，将會戰的第二部分推遲到次日，那麼即使他輸掉了會戰，第一次戰鬥所取得的好處也總是可以抵消這個失利的。
但是如果我們在一個不利的戰鬥未結束時就已經預見到其不利的結果，并且把它扭轉了過來，那麼這一不利的結果不僅可以從我們的賬單上消失，而且還會成為我們奪取更大勝利的基礎。
就是說，如果人們仔細設想一下戰鬥的戰術過程，就不難看出，在戰鬥結束之前，各部分戰鬥的所有結果就都隻是人們一時的判斷，在總的結果中不僅可能被消除，還有可能向反方向轉化。
我方部隊損失得越多，敵人為此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敵人面臨的危機就越和我們一樣嚴峻，我方新銳力量的優勢也就變得越大。
如果這時總的結果轉而對我們有利，我們從敵人手中重新奪回了戰場和戰利品，那麼敵人以前奪取戰場和戰利品所耗費的一切力量就成為我們的現實好處，而我們以前的大敗成為我們走向更大勝利的階梯。
這時對手在勝利時所取得的最輝煌的、以至讓他可以無視為之所失去兵力的戰績就化為烏有，剩下的隻是對這些失去了的兵力的懊悔。
勝利的魅力和大敗的厄運就是這樣改變着有關要素[9]所特有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我們占有明确的優勢，能夠以更大的勝利來報複敵人的勝利，也最好是趕在一次不利的戰鬥結束之前去扭轉它（如果它有一定重要性的話），而不是發起第二次戰鬥。
1760年，道恩元帥在利格尼茨附近曾試圖援助正在戰鬥中的勞東将軍。
但是在勞東失利後，盡管道恩有足夠的兵力，卻沒有嘗試于次日進攻普魯士國王。
由此可見，對于在會戰之前進行浴血的前衛戰，隻能看作迫不得已而為之的下策，在沒有必要的情況下，應該加以避免。
我們還要研究另一個問題。
既然一次結束了的戰鬥是一件了結了的事情，那麼它就不能成為決定進行一次新的戰鬥的理由。
決定進行一次新的戰鬥必須出于其他因素。
但是這個結論與我們必須顧及的一種精神力量是相抵觸的，這就是複仇和報複的情感。
從最高統帥直到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會缺乏這種情感，因此沒有什麼比要挽回損失這種情緒更能激起部隊的鬥志了。
不過這要有一個前提，就是被擊敗的部隊不是整個部隊中過于重要的一部分，否則那種複仇情感就會消失并轉變成為無能為力的感覺。
為盡快挽回損失，利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因此如果其他條件許可，應優先考慮進行第二次戰鬥。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第二次戰鬥應該是進攻，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
人們在大量從屬性的戰鬥中可以找到很多這種報複行動的例子，而大的會戰通常是很多其他原因決定的，不是由報複這一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呂歇爾在他的兩個軍在蒙米賴附近被擊敗三天後，于1814年2月14日率領第三個軍前往該戰場。
毫無疑問，這是複仇的情感驅使他這樣做的。
假如他知道在那裡還會遭遇到拿破侖本人，那他自然會有充分的理由推遲複仇，但他當時是希望找馬爾蒙報仇，結果他那高貴的複仇欲望沒有收獲到什麼好處，反而由于失算而失敗。
應共同作戰的幾個大部隊之間應相距多遠，這取決于戰鬥的持續時間及其決戰的時刻。
本來隻要這一部署是為了進行同一場戰鬥，它就是戰術部署，不過隻有當這幾支大部隊部署得相距很近，以至它們不可能進行兩個分開的戰鬥時，也就是說它們整個所占的空間在戰略上隻能視為一個點時，才能把這種部署視為戰術部署。
然而在戰争中常常出現的情況是，人們不得不把那些計劃共同作戰的部隊也分開部署得很遠，以至盡管主要意圖是将其集結後共同作戰，但它們還是有可能分開作戰，因此這種部署就是戰略部署了。
此類戰略部署包括：分為數路大部隊和縱隊的行軍，前衛部隊和側面部隊，受命支援一個以上戰略點的預備隊，集結分散宿營的數個軍，等等。
人們看到，這類戰略部署不斷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戰略家當中的輔币，而主力會戰和與其同樣重要的一切則是金币和銀币。
*** [1]指迅速獲勝可使勝利者的損失和疲憊程度較小，可以更好地追擊敵人。
&mdash&mdash譯者注 [2]呂歇爾（ErnstWilhelmFriedrichPhilippvonRüchel，1754&mdash1823），普魯士将軍。
1806年耶拿會戰時指揮普軍右翼。
&mdash&mdash譯者注 [3]奧爾施泰特（Auerstedt），今德國圖林根州一小鎮，西南距耶拿約25公裡。
&mdash&mdash譯者注 [4]達武（Louis-NicolasDavout，1770&mdash1823），法國元帥。
由于在1806年奧爾施泰特會戰和1809年埃克米爾會戰中建立功勳，被拿破侖封為奧爾施泰特公爵和埃克米爾侯爵。
1815年出任國防大臣和法軍總司令。
其作戰頑強、紀律嚴明，被士兵們稱為&ldquo鋼鐵元帥&rdquo。
&mdash&mdash譯者注 [5]卡爾克羅伊特（FriedrichAdolfKalckreuth，1737&mdash1818），伯爵，普魯士元帥。
在1806年奧爾施泰特會戰中指揮預備隊。
曾激烈反對普魯士軍事改革。
&mdash&mdash譯者注 [6]指本篇第四章中所說的取得大量戰利品的大規模勝利。
&mdash&mdash譯者注 [7]約克（HansDavidLudwigYork，1759&mdash1830），伯爵，普魯士元帥。
1812年12月與俄國簽訂《陶拉蓋協議》（KonventionvonTauroggen），反對拿破侖。
以後曾參加包岑、萊比錫、蒙米賴、拉昂等會戰。
&mdash&mdash譯者注 [8]馬爾蒙（AugustFrédéricLouisMarmont，1774&mdash1852），公爵，法國元帥。
&mdash&mdash譯者注 [9]1814年3月初，拿破侖将布呂歇爾趕過埃納河，後者退守拉昂。
3月9日傍晚，馬爾蒙在拉昂附近擊敗普軍約克部，但在夜間受到約克偷襲，馬爾蒙敗退。
當時，布呂歇爾正在患病，雙目發炎，無法指揮，因此沒有進行猛烈的追擊。
&mdash&mdash譯者注 第八章 戰鬥是否需經雙方同意 &ldquo未經雙方同意，戰鬥就不會發生&rdquo，這一觀點構成了決鬥的全部基礎。
一些曆史著作家的妙論就源于這一觀點，誤導出很多模糊的和錯誤的概念。
這些著作家的考察常常圍繞着這樣一點進行：雙方中的一位統帥向另一位統帥發起了會戰，而後者未應戰。
但戰鬥是一種有了很大變化的決鬥，戰鬥的基礎不僅存在于雙方的鬥争欲望（同意戰鬥），還存在于與戰鬥相聯系的目的。
這些目的總是屬于更大的整體[1]，由于整個戰争（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場戰鬥）擁有的政治目的和條件也屬于更大的整體[2]，因此這些目的就更是屬于更大的整體了。
于是戰勝對方的純粹欲望就處于一個完全從屬的關系，更确切地說，它已經不能獨立存在，隻能視為更高的意志得以活動的神經。
&ldquo白白地向敵人發起了會戰&rdquo這一表述，在古代民族中間，以及後來又在常備軍出現的初期，比起現代有更多的含意。
古代各民族是在沒有任何障礙的開闊的戰場上進行戰鬥的，這是一切部署的出發點，因此當時的全部軍事藝術都體現在部隊的部署和組成上，即體現在戰鬥序列上。
由于當時部隊通常駐紮在設防營壘中，因此營壘中的陣地被看作難以侵犯。
隻有當對手離開其營壘，像進入競技場一樣來到可進入的地帶，才有可能進行會戰。
如果有人說，漢尼拔白白地向法比尤斯[3]發起了挑戰，那麼對法比尤斯來說，這句話無非是說這一會戰不在其計劃之内，這句話本身并不能證明漢尼拔在物質或精神方面占有優勢；但是對漢尼拔來說，這一表述是正确的，因為漢尼拔的确是想要進行會戰。
在近代常備軍出現初期，進行大的戰鬥和會戰時也面臨類似的情況。
就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