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國人何以先要改革，後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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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看來是可供世界各國仿效的最完美的典範。
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
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獲得；隻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
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歎為觀止，心馳神往。
人們以為我們今天稱之為社會主義的那些破壞性理論是最近才産生的；這是一個錯誤：這些理論與最早期的經濟學派屬同一時代。
當經濟學派利用無比強大的政府，幻想靠它改變社會形式時，另一些人則一心想利用同一政權，毀滅社會基礎。
請讀摩萊裡的《自然法典》，你就會在書裡找到經濟學派有關國家的無限權力、國家權利不受限制的全部學說，就會找到最近這些年代使法蘭西最為害怕的許多政治理論，我們似乎正看着它們誕生：财産公有制、勞動權利、絕對平等、一切事物的劃一、一切個人活動的刻闆安排、一切由上級規定的專制制度和公民個性完全并入社會整體。
“社會上沒有什麼東西單獨屬于個人，也不作為财産屬于個人，”法典第一條說道。
“财産是可憎的，企圖恢複财産的人将被視為瘋子和人類之敵，終身監禁。
每個公民均将由公衆出資維持、供養和照料，”法典第二條說道。
“一切産品将積聚在公共商店内，分配給所有公民，用于他們的生活需要。
城市按同一規劃建設；所有供個人使用的建築物均應彼此一樣。
所有孩子到了五歲均将從家帶走，由國家出錢，按統一方法，共同撫養。
” 你大概以為這本書是昨天才寫的：其實已有100年了；它出版于1755年，正值魁奈創建其學派之際： 中央集權制與社會主義的确是同一土壤的産物；他們二者之間的相對關系是栽培的果實與野生幼樹的關系。
在他們時代的所有人當中，我們時代最不陌生的是經濟學派；他們對平等的熱愛是那樣明确，對自由的愛好是那樣不明朗，他們簡直就像是我們同時代的人。
當我讀到那些發動大革命的人們的演說和著作時，我立即覺得我被帶到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帶進一個我不認識的社會裡；但是，當我浏覽經濟學派的書籍時，我仿佛曾和這些人生活在一起，剛剛和他們促膝交談。
臨近1750年，全體國民對政治自由的要求還表現得不如經濟學派那樣迫切；由于國民們已經不再運用政治自由，他們對政治自由的興趣以至觀念也已消失。
他們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權利，假如當時有個見識和度量皆如腓特烈大帝的君主在位，我毫不懷疑他會在社會和政府中完成許多大革命所實現的重大變革，不僅不會喪失王位，而且會大大增加他的權威。
有人說路易十五最能幹的大臣之一德·馬肖爾先生曾模糊地預感到這一思想，并向他的主上建議；但是這類事業是不能根據建議決定的：隻有當人們能構想出這類事業時，才能去完成它們。
20年後，形勢改觀：政治自由的形象已呈現在法國人的精神中，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吸引人。
這方面迹象很多。
外省開始産生恢複自治的要求。
全體人民均有權參加治理的思想深入人心，占了上風。
對昔日的三級會議的回憶又複蘇了。
法蘭西民族厭惡自己的曆史，卻高興地回想起這段時期。
新潮流也席卷了經濟學派，他們不得不在中央集權體制中加進某些自由機構。
1771年，高等法院被廢除，這同一公衆，以往經常為高等法院的判例所苦，這時看到它的死亡卻深感激動。
仿佛高等法院一倒，這最後一道能夠約制國王專權的障礙就倒塌了。
民衆的反對使伏爾泰吃驚而且氣憤。
他緻函友人道：“差不多整個王國都陷入沸騰驚愕之中，外省同巴黎一樣民情鼎沸。
可是我覺得國王敕令充滿了有益的改革。
廢除賣官鬻爵，司法免費，阻止申訴者自王國邊陲來到巴黎而傾家蕩産，由國王負責償付領主法庭費用，難道這些措施于國家不是大有裨益嗎？況且，這些高等法院難道不常常是些迫害狂、野蠻人嗎？确實，我佩服那些野蠻人和這些桀傲不馴的資産者搞到一起。
至于我呢，我相信國王是對的，既然必須伺候人，不如在出身名門的雄獅下面賣命，因為它生來就比我強壯有力，也不去投奔200隻和我同類的鼠輩。
”他還自我辯白地說道：“想想看，我應當無限贊賞國王施予各地所有領主的恩典
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後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
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獲得；隻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
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歎為觀止，心馳神往。
人們以為我們今天稱之為社會主義的那些破壞性理論是最近才産生的；這是一個錯誤：這些理論與最早期的經濟學派屬同一時代。
當經濟學派利用無比強大的政府，幻想靠它改變社會形式時，另一些人則一心想利用同一政權，毀滅社會基礎。
請讀摩萊裡的《自然法典》，你就會在書裡找到經濟學派有關國家的無限權力、國家權利不受限制的全部學說，就會找到最近這些年代使法蘭西最為害怕的許多政治理論，我們似乎正看着它們誕生：财産公有制、勞動權利、絕對平等、一切事物的劃一、一切個人活動的刻闆安排、一切由上級規定的專制制度和公民個性完全并入社會整體。
“社會上沒有什麼東西單獨屬于個人，也不作為财産屬于個人，”法典第一條說道。
“财産是可憎的，企圖恢複财産的人将被視為瘋子和人類之敵，終身監禁。
每個公民均将由公衆出資維持、供養和照料，”法典第二條說道。
“一切産品将積聚在公共商店内，分配給所有公民，用于他們的生活需要。
城市按同一規劃建設；所有供個人使用的建築物均應彼此一樣。
所有孩子到了五歲均将從家帶走，由國家出錢，按統一方法，共同撫養。
” 你大概以為這本書是昨天才寫的：其實已有100年了；它出版于1755年，正值魁奈創建其學派之際： 中央集權制與社會主義的确是同一土壤的産物；他們二者之間的相對關系是栽培的果實與野生幼樹的關系。
在他們時代的所有人當中，我們時代最不陌生的是經濟學派；他們對平等的熱愛是那樣明确，對自由的愛好是那樣不明朗，他們簡直就像是我們同時代的人。
當我讀到那些發動大革命的人們的演說和著作時，我立即覺得我被帶到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帶進一個我不認識的社會裡；但是，當我浏覽經濟學派的書籍時，我仿佛曾和這些人生活在一起，剛剛和他們促膝交談。
臨近1750年，全體國民對政治自由的要求還表現得不如經濟學派那樣迫切；由于國民們已經不再運用政治自由，他們對政治自由的興趣以至觀念也已消失。
他們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權利，假如當時有個見識和度量皆如腓特烈大帝的君主在位，我毫不懷疑他會在社會和政府中完成許多大革命所實現的重大變革，不僅不會喪失王位，而且會大大增加他的權威。
有人說路易十五最能幹的大臣之一德·馬肖爾先生曾模糊地預感到這一思想，并向他的主上建議；但是這類事業是不能根據建議決定的：隻有當人們能構想出這類事業時，才能去完成它們。
20年後，形勢改觀：政治自由的形象已呈現在法國人的精神中，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吸引人。
這方面迹象很多。
外省開始産生恢複自治的要求。
全體人民均有權參加治理的思想深入人心，占了上風。
對昔日的三級會議的回憶又複蘇了。
法蘭西民族厭惡自己的曆史，卻高興地回想起這段時期。
新潮流也席卷了經濟學派，他們不得不在中央集權體制中加進某些自由機構。
1771年，高等法院被廢除，這同一公衆，以往經常為高等法院的判例所苦，這時看到它的死亡卻深感激動。
仿佛高等法院一倒，這最後一道能夠約制國王專權的障礙就倒塌了。
民衆的反對使伏爾泰吃驚而且氣憤。
他緻函友人道：“差不多整個王國都陷入沸騰驚愕之中，外省同巴黎一樣民情鼎沸。
可是我覺得國王敕令充滿了有益的改革。
廢除賣官鬻爵，司法免費，阻止申訴者自王國邊陲來到巴黎而傾家蕩産，由國王負責償付領主法庭費用，難道這些措施于國家不是大有裨益嗎？況且，這些高等法院難道不常常是些迫害狂、野蠻人嗎？确實，我佩服那些野蠻人和這些桀傲不馴的資産者搞到一起。
至于我呢，我相信國王是對的，既然必須伺候人，不如在出身名門的雄獅下面賣命，因為它生來就比我強壯有力，也不去投奔200隻和我同類的鼠輩。
”他還自我辯白地說道：“想想看，我應當無限贊賞國王施予各地所有領主的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