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國人何以先要改革，後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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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向國王提出這類計劃，他說道：“我敢擔保，陛下，十年以後，您的民族将會變得無法辯認，由于知識、良好風尚和報效國王陛下和祖國的滿腔熱忱，您的民族将遠遠超過其他一切民族。
現在才十歲的孩子到那時，将成為國家棟梁，他們熱愛國家，服從權威不是由于畏懼而是出于理性，對同胞熱情相助，養成了承認并尊重司法的習慣。
” 政治自由在法國久已廢除，政治自由的條件與效果是什麼，人們差不多已忘得一幹二淨。
況且，那些遺留下來的不成形的殘迹，以及似乎用來代替政治自由的種種制度，都使政治自由遭到懷疑，并常常産生對它的種種偏見。
那時尚存的大部分三級會議形式陳舊，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紀，因而遠遠不能有助于社會進步，隻能起阻礙作用；最高法院是唯一負責取代各種政治團體的機構，也不能防止政府作惡，卻常常阻止政府去行善。
在經濟學派看來，想依靠所有這些舊工具來完成他們想象的革命，是行不通的；委托已經成為革命主宰的國民來實現他們的計劃，這個想法同樣不能使他們滿意；因為怎樣才能使如此龐大、各部分之間聯系如此緊密的改革體系為全體人民所采納和履行呢？讓王室政府為他們的計劃服務，這在他們看來更容易，更适當。
這個新政權不是脫胎于中世紀制度；它絲毫不帶有中世紀的痕迹；在新政權的錯誤當中，經濟學派發現了它身上的某些良好傾向。
和經濟學派一樣，新政權天性偏愛地位平等，法規統一；同樣，它從心底裡痛恨所有産生于封建制度或傾向貴族制度的舊政權。
在歐洲其他地方，找不到一個同樣組織良好、同樣強大有力的政府機器；在法國遇到這樣的政府對他們簡直是天賜良機：倘若那時像今天一樣，時興讓上帝随時出來幹預，他們定會稱之為天意。
勒特羅納說道：“法國的形勢比英國好得多；因為在法國，人們在一瞬間就能完成改變國家整個狀況的改革，而在英國，這樣的改革總得受黨派的阻礙。
” 因此，問題不在于摧毀這個專制政權，而在于使它轉變。
梅西埃·德·拉·裡維埃說道：“國家必須遵照基本秩序的準則進行統治，而當國家這樣做時，它必須有無限權力。
”另一個人說道：“讓國家确切明了它的職責，然後給它行動自由。
”從魁奈到博多修院院長，你會發現他們都懷有同一心情。
他們不僅指望王室政府改革當代社會，而且向它部分地借鑒有關他們要建立的未來政府的想法。
由此及彼：看到這一個，就使他們産生另一個的形象。
按照經濟學派的觀點，國家不僅要号令國民，而且要以某種方式培育國民：國家應依照某種預先樹立的楷模來培養公民精神；國家的義務是用某些它認為必要的思想充實公民的頭腦，向公民心中灌輸某些它認為必需的情感。
實際上，對它的權利沒有限制，對它的所作所為也沒有界限；它不僅使人們改邪歸正，而且使他們徹底轉變；也許隻有國家才能将人培養成另一種人！“國家随心所欲造就人們，”博多說道。
這話概括了他們的全部理論。
經濟學派設想的那個龐大的社會權力不僅比他們眼前的任何政權更大，而且在起源和性質上也不相同。
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傳統絲毫無關；它是非個人的：它不再叫國王，而叫國家；它不是家族遺産，而是一切人的産物和代表，必須使每個人的權利服從于全體意志。
中世紀聞所未聞的這種名為民主專制制度的特殊專制形式，經濟學派已經熟悉。
社會中不再有等級，不再有階級劃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幾乎相同、完全平等的個人組成；這個混雜的群體被公認為唯一合法主宰，但卻被完全剝奪了親自領導甚至監督其政府的一切權力。
在它頭上有個獨一無二的代理人，他有權以他們的名義處理一切事務，而不必征求他們的意見。
控制他的是不帶機構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則是革命而不是法規：在法律上，他是聽命于人的執行者；在事實上，他是主人。
他們在四周找不到任何與這種理想相符的東西，便到亞洲的深處去尋找。
我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贊揚。
隻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贊美；由于對中國還很不了解，他們對我們講的盡是些無稽之談。
被一小撮歐洲人任意擺布的那個虛弱野蠻的政府
現在才十歲的孩子到那時，将成為國家棟梁，他們熱愛國家，服從權威不是由于畏懼而是出于理性，對同胞熱情相助，養成了承認并尊重司法的習慣。
” 政治自由在法國久已廢除，政治自由的條件與效果是什麼，人們差不多已忘得一幹二淨。
況且，那些遺留下來的不成形的殘迹，以及似乎用來代替政治自由的種種制度，都使政治自由遭到懷疑，并常常産生對它的種種偏見。
那時尚存的大部分三級會議形式陳舊，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紀，因而遠遠不能有助于社會進步，隻能起阻礙作用；最高法院是唯一負責取代各種政治團體的機構，也不能防止政府作惡，卻常常阻止政府去行善。
在經濟學派看來，想依靠所有這些舊工具來完成他們想象的革命，是行不通的；委托已經成為革命主宰的國民來實現他們的計劃，這個想法同樣不能使他們滿意；因為怎樣才能使如此龐大、各部分之間聯系如此緊密的改革體系為全體人民所采納和履行呢？讓王室政府為他們的計劃服務，這在他們看來更容易，更适當。
這個新政權不是脫胎于中世紀制度；它絲毫不帶有中世紀的痕迹；在新政權的錯誤當中，經濟學派發現了它身上的某些良好傾向。
和經濟學派一樣，新政權天性偏愛地位平等，法規統一；同樣，它從心底裡痛恨所有産生于封建制度或傾向貴族制度的舊政權。
在歐洲其他地方，找不到一個同樣組織良好、同樣強大有力的政府機器；在法國遇到這樣的政府對他們簡直是天賜良機：倘若那時像今天一樣，時興讓上帝随時出來幹預，他們定會稱之為天意。
勒特羅納說道：“法國的形勢比英國好得多；因為在法國，人們在一瞬間就能完成改變國家整個狀況的改革，而在英國，這樣的改革總得受黨派的阻礙。
” 因此，問題不在于摧毀這個專制政權，而在于使它轉變。
梅西埃·德·拉·裡維埃說道：“國家必須遵照基本秩序的準則進行統治，而當國家這樣做時，它必須有無限權力。
”另一個人說道：“讓國家确切明了它的職責，然後給它行動自由。
”從魁奈到博多修院院長，你會發現他們都懷有同一心情。
他們不僅指望王室政府改革當代社會，而且向它部分地借鑒有關他們要建立的未來政府的想法。
由此及彼：看到這一個，就使他們産生另一個的形象。
按照經濟學派的觀點，國家不僅要号令國民，而且要以某種方式培育國民：國家應依照某種預先樹立的楷模來培養公民精神；國家的義務是用某些它認為必要的思想充實公民的頭腦，向公民心中灌輸某些它認為必需的情感。
實際上，對它的權利沒有限制，對它的所作所為也沒有界限；它不僅使人們改邪歸正，而且使他們徹底轉變；也許隻有國家才能将人培養成另一種人！“國家随心所欲造就人們，”博多說道。
這話概括了他們的全部理論。
經濟學派設想的那個龐大的社會權力不僅比他們眼前的任何政權更大，而且在起源和性質上也不相同。
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傳統絲毫無關；它是非個人的：它不再叫國王，而叫國家；它不是家族遺産，而是一切人的産物和代表，必須使每個人的權利服從于全體意志。
中世紀聞所未聞的這種名為民主專制制度的特殊專制形式，經濟學派已經熟悉。
社會中不再有等級，不再有階級劃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幾乎相同、完全平等的個人組成；這個混雜的群體被公認為唯一合法主宰，但卻被完全剝奪了親自領導甚至監督其政府的一切權力。
在它頭上有個獨一無二的代理人，他有權以他們的名義處理一切事務，而不必征求他們的意見。
控制他的是不帶機構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則是革命而不是法規：在法律上，他是聽命于人的執行者；在事實上，他是主人。
他們在四周找不到任何與這種理想相符的東西，便到亞洲的深處去尋找。
我毫不誇張地說，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贊揚。
隻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贊美；由于對中國還很不了解，他們對我們講的盡是些無稽之談。
被一小撮歐洲人任意擺布的那個虛弱野蠻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