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舊制度與大革命》影響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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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城市》下述話裡闡述得再精彩不過了：‘對人來說，過去絕對不會徹底死亡。
人能把它忘掉，但卻總是把它保留在身上。
因為，就像它在各個時代的樣子，它是所有以前各個時代的産物和概括。
即使它深入人的靈魂，根據各個不同時代留在人身上的模樣，也能恢複與區别這些不同的時代。
’” 關于菲斯泰爾·德·庫朗日，可參閱瑞士曆史家E．菲特的重要著作《新編史學史》，慕尼黑與柏林，1911年，560及随後幾頁；E．尚皮翁：《菲斯泰爾·德·庫朗日的政治宗教思想》，巴黎，1903年；J.-M.圖爾納爾－奧蒙：《菲斯泰爾·德·庫朗日》，巴黎，1931年，59及随後幾頁。
此外，在前引朱利昂的著作中，還可找到對托克維爾著作重要地位所作的一個簡潔而又非常出色的評價，讀了将有所裨益：“托克維爾的著作與《古代城市》一起，是19世紀所産生的最新穎與寫得最出色的曆史著作……”（參見前引書84及随後幾頁。
）朱利昂将托克維爾列為哲學曆史家；我們今天也許要說他是社會學曆史家。
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會》可能是當代社會學曆史的典型範例。
阿爾貝·索雷爾的名著《歐洲與法國大革命》（8卷本，巴黎，1885—1904年）同樣帶有托克維爾始終不息的影響烙印。
歐仁·德希塔爾在其著作《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與自由民主》（巴黎，1897年）一書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論述《舊制度與大革命》，指出這部著作對阿爾貝·索雷爾的影響。
我們引用一段：“是否需要提到阿爾貝·索雷爾在其權威著作《歐洲與法國大革命》中，出色地把托克維爾的方法與思想擴大到革命的對外政策上，證明在對内對外政策上，‘革命并沒有帶來什麼不是來自曆史、不是由舊制度的先前政策可以解釋的結果，哪怕是最特殊的結果。
’他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地證明了托克維爾這段話中的真理：‘誰要是隻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
’”勒普萊肯定通過閱讀托克維爾著作得到了充實。
在《由對歐洲各民族的考察推斷出的法國社會改革》（巴黎，1874年，第三卷）中，有一段對《舊制度與大革命》非常有特色的評語；勒普萊寫道：“路易十五野蠻的不寬容政策保留了某些人道形式，僅僅以摧毀新教基督徒為目的。
1793年雅各賓派的不寬容政策則旨在完全摧毀所有宗教。
”這段話以下列注釋為依據：“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在一部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揭示了這一真理，這部著作若是有真正的書名并提出結論，就将成為傑作。
”我們認為勒普萊對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的評價是不正确的；他的決疑論和道德家精神絕不可能理解托克維爾的曆史社會學。
（參見J．－B．迪羅塞爾：《法國社會天主教的開端，1822—1870》，巴黎，1951年，672及随後幾頁。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有名讀者當中我們要提到喬治·索雷爾和讓·饒勒斯；《進步的幻想》（第一版，巴黎，1908年）非常頻繁地引證托克維爾著作，《法國大革命的社會主義史》（A．馬迪厄審訂版，8卷本，巴黎，1922—1924年）同樣有《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印記出現。
人們還可以引證傑出的法國法律史家A．埃斯曼的看法，他在《法國比較憲法學要素》（第四版，巴黎，1906年）一書中顯露出對托克維爾思想的敏銳理解力。
此外，不應忘記那些偉大的法國文學史家。
我們隻提幾位。
聖伯夫在《星期一叢談》（第三版，15卷本，巴黎，未注明年份，96及随後幾頁）中，清楚表明他從未理解托克維爾著作的社會學意義。
假如回想到他曾以何等熱情在《星期一叢談初集》中歡呼《論美國的民主》出版，人們就隻能推斷他的法蘭西學院偉大同事一定會對他嗤之以鼻……（見J．－P．邁耶：《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巴黎，1948年，156及随後幾頁。
）但是即使是在惡言惡語中，聖伯夫也永遠輝煌。
與聖伯夫形成對比，伯蒂·德·朱爾維爾在其《法國文學史》（巴黎，未注明年份，540頁）中寫道：“托克維爾在基佐的學校受到教育，于1835年發表了自《法的精神》問世以來人們所寫的社會哲學方面最紮實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20年以後（1856年）《舊制度與大革命》這部完全獨創、影響極大的新著，在拉馬丁的《吉倫特黨人史》取得轟動成功後不久，開始在法國，至少在引起反響的思想界，改變可稱為大革命神話的一切。
人們不再把大革命視為一場出乎意料的（英雄的或魔鬼的）飓風，而承認大革命乃是衆多遙遠深刻的原因的結果。
泰納完成了這種對輿論的矯正；但托克維爾開啟先河。
”——費迪南·布倫蒂埃在《法國文學史教程》（巴黎，1898年）這部很有價值的著作中，以筆記形式提出對托克維爾著作的評價：“……這部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甚至在構想大革命的起源的方式上标志了一個時代；——在描述大革命的方式上亦然。
——托克維爾看得何等清晰：⒈大革命通過所有廢墟與我們曆史最遙遠的過去連接在一起；⒉大革命的‘宗教’特征歸因于其原因的深刻性；⒊由于這一原故，要取消種種影響，不能靠任何政治力量。
——通過這兩部著作〔布倫蒂埃前邊已談到《論美國的民主》〕，托克維爾足以使曆史擺脫曆史家的武斷評價；準備好我們從當代形成的思想；并賦予曆史以科學所應當具備的一切特征。
”（前引書，441頁。
） 在其經典著作《法國文學史》（巴黎，1912年）中，居斯塔夫·朗松也給了我們一個對托克維爾著作的精彩評價：“……《舊制度與大革命》以曆史家的思想為基礎。
托克維爾像奧爾良派曆史家一樣，在大革命中看到了結果，看到了根源就在祖國開始的一場社會政治運動的終結，而對于正統派和民主派來說，大革命幾乎總是與過去的猛然決裂，是奇迹般的突然爆發，一些人詛咒，另一些人祝福，大家都以為1789年和1793年的法國與路易十四或聖路易的法國截然不同。
但奧爾良派用他們的曆史觀為黨派利益服務：托克維爾則始終是嚴格的曆史家，同時更有哲學家色彩，隻求證實我們的制度與我們的風尚的發展連續性；大革命爆發于1789年，因為它已經進行了一半，幾個世紀以來，一切都向平等和中央集權發展；封建權利與專制王權的最後障礙顯得更加礙手礙腳，因為它們已是最後一道障礙。
他闡述了文學與不信教對大革命的影響，平等感情壓倒自由激情。
托克維爾在闡述封建君主制度的毀滅後，接着打算證明新法國如何從舊法國的廢墟中重建：這幾乎就是泰納在《當代法國的起源》中實現了的龐大計劃。
但是托克維爾沒來得及完成自己的著作。
”（前引書，1019及随後幾頁。
）法國文學史史家們就這樣把托克維爾著作的成果傳給年輕一代，希望年輕一代從中獲益。
在結束《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法國的影響概觀時，我們還想給我們的讀者指出保爾·雅内的一本重要的小書《法國大革命的哲學》（巴黎，1875年）。
雅内很有眼光地看到1852年在法國大革命曆史觀上是一條有決定意義的分界線。
我們在他的書中讀到：“1852年引起了法國革命哲學的真正危機。
一種深深的失望，一種對這個國家直到此時一直珍視的各項原則的聞所未聞的背離（人們至少這樣認為），一種為了革命的物質成果而犧牲革命的精神成果的可悲傾向，一種在本應從世界上永遠掃除專制暴政的思想的影響下産生的新形式的專制主義，與此同時一種稍加擴展的科學，我們的狀況與毗鄰民族狀況的比較，那令人悲傷的信念——過多地為經驗證實——世界上有許多民族沒有經曆如此多的危機與災難，随世事的演變逐步達到了我們曾經夢想、曾經缺乏、甚至從社會自由的一些觀點來看我們已搶先達到并超過的這種政治自由；大西洋彼岸的偉大民族在其整個疆域同時實現了這個自由平等的偉大綱領，我們卻早就開始犧牲掉一半，隻待再晚些扔掉另一半：所有這些觀點，所有這些思考，經驗與比較，都使得大家在某種程度上抛棄了一向懷有的這種對革命的信仰……法國革命新理論由此而得到全新的方向。
人們開始感到震驚，革命很少尊重個人自由，革命崇拜武力，盲目信奉中央政權至高無上的權力；人們想，革命在現代社會确立了社會地位平等，誰能說革命不會像昔日的羅馬帝國一樣為新形式的專制暴政鋪平道路。
沒有哪一位政論家比著名的思想敏銳的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更為這種思想所打動，他比大家都先有這種思想。
他是第一人，在如此有獨到見解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身居和平、溫和、立憲的時代，便向現代各民族預示了‘恺撒專制的’危險，這奇怪的預見當時沒有任何條件任何事件任何明顯征兆可資依據。
以後，上述思想在某種程度為事件所證實，他在其卓越的
人能把它忘掉，但卻總是把它保留在身上。
因為，就像它在各個時代的樣子，它是所有以前各個時代的産物和概括。
即使它深入人的靈魂，根據各個不同時代留在人身上的模樣，也能恢複與區别這些不同的時代。
’” 關于菲斯泰爾·德·庫朗日，可參閱瑞士曆史家E．菲特的重要著作《新編史學史》，慕尼黑與柏林，1911年，560及随後幾頁；E．尚皮翁：《菲斯泰爾·德·庫朗日的政治宗教思想》，巴黎，1903年；J.-M.圖爾納爾－奧蒙：《菲斯泰爾·德·庫朗日》，巴黎，1931年，59及随後幾頁。
此外，在前引朱利昂的著作中，還可找到對托克維爾著作重要地位所作的一個簡潔而又非常出色的評價，讀了将有所裨益：“托克維爾的著作與《古代城市》一起，是19世紀所産生的最新穎與寫得最出色的曆史著作……”（參見前引書84及随後幾頁。
）朱利昂将托克維爾列為哲學曆史家；我們今天也許要說他是社會學曆史家。
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會》可能是當代社會學曆史的典型範例。
阿爾貝·索雷爾的名著《歐洲與法國大革命》（8卷本，巴黎，1885—1904年）同樣帶有托克維爾始終不息的影響烙印。
歐仁·德希塔爾在其著作《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與自由民主》（巴黎，1897年）一書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論述《舊制度與大革命》，指出這部著作對阿爾貝·索雷爾的影響。
我們引用一段：“是否需要提到阿爾貝·索雷爾在其權威著作《歐洲與法國大革命》中，出色地把托克維爾的方法與思想擴大到革命的對外政策上，證明在對内對外政策上，‘革命并沒有帶來什麼不是來自曆史、不是由舊制度的先前政策可以解釋的結果，哪怕是最特殊的結果。
’他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地證明了托克維爾這段話中的真理：‘誰要是隻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
’”勒普萊肯定通過閱讀托克維爾著作得到了充實。
在《由對歐洲各民族的考察推斷出的法國社會改革》（巴黎，1874年，第三卷）中，有一段對《舊制度與大革命》非常有特色的評語；勒普萊寫道：“路易十五野蠻的不寬容政策保留了某些人道形式，僅僅以摧毀新教基督徒為目的。
1793年雅各賓派的不寬容政策則旨在完全摧毀所有宗教。
”這段話以下列注釋為依據：“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在一部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揭示了這一真理，這部著作若是有真正的書名并提出結論，就将成為傑作。
”我們認為勒普萊對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的評價是不正确的；他的決疑論和道德家精神絕不可能理解托克維爾的曆史社會學。
（參見J．－B．迪羅塞爾：《法國社會天主教的開端，1822—1870》，巴黎，1951年，672及随後幾頁。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有名讀者當中我們要提到喬治·索雷爾和讓·饒勒斯；《進步的幻想》（第一版，巴黎，1908年）非常頻繁地引證托克維爾著作，《法國大革命的社會主義史》（A．馬迪厄審訂版，8卷本，巴黎，1922—1924年）同樣有《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印記出現。
人們還可以引證傑出的法國法律史家A．埃斯曼的看法，他在《法國比較憲法學要素》（第四版，巴黎，1906年）一書中顯露出對托克維爾思想的敏銳理解力。
此外，不應忘記那些偉大的法國文學史家。
我們隻提幾位。
聖伯夫在《星期一叢談》（第三版，15卷本，巴黎，未注明年份，96及随後幾頁）中，清楚表明他從未理解托克維爾著作的社會學意義。
假如回想到他曾以何等熱情在《星期一叢談初集》中歡呼《論美國的民主》出版，人們就隻能推斷他的法蘭西學院偉大同事一定會對他嗤之以鼻……（見J．－P．邁耶：《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巴黎，1948年，156及随後幾頁。
）但是即使是在惡言惡語中，聖伯夫也永遠輝煌。
與聖伯夫形成對比，伯蒂·德·朱爾維爾在其《法國文學史》（巴黎，未注明年份，540頁）中寫道：“托克維爾在基佐的學校受到教育，于1835年發表了自《法的精神》問世以來人們所寫的社會哲學方面最紮實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20年以後（1856年）《舊制度與大革命》這部完全獨創、影響極大的新著，在拉馬丁的《吉倫特黨人史》取得轟動成功後不久，開始在法國，至少在引起反響的思想界，改變可稱為大革命神話的一切。
人們不再把大革命視為一場出乎意料的（英雄的或魔鬼的）飓風，而承認大革命乃是衆多遙遠深刻的原因的結果。
泰納完成了這種對輿論的矯正；但托克維爾開啟先河。
”——費迪南·布倫蒂埃在《法國文學史教程》（巴黎，1898年）這部很有價值的著作中，以筆記形式提出對托克維爾著作的評價：“……這部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甚至在構想大革命的起源的方式上标志了一個時代；——在描述大革命的方式上亦然。
——托克維爾看得何等清晰：⒈大革命通過所有廢墟與我們曆史最遙遠的過去連接在一起；⒉大革命的‘宗教’特征歸因于其原因的深刻性；⒊由于這一原故，要取消種種影響，不能靠任何政治力量。
——通過這兩部著作〔布倫蒂埃前邊已談到《論美國的民主》〕，托克維爾足以使曆史擺脫曆史家的武斷評價；準備好我們從當代形成的思想；并賦予曆史以科學所應當具備的一切特征。
”（前引書，441頁。
） 在其經典著作《法國文學史》（巴黎，1912年）中，居斯塔夫·朗松也給了我們一個對托克維爾著作的精彩評價：“……《舊制度與大革命》以曆史家的思想為基礎。
托克維爾像奧爾良派曆史家一樣，在大革命中看到了結果，看到了根源就在祖國開始的一場社會政治運動的終結，而對于正統派和民主派來說，大革命幾乎總是與過去的猛然決裂，是奇迹般的突然爆發，一些人詛咒，另一些人祝福，大家都以為1789年和1793年的法國與路易十四或聖路易的法國截然不同。
但奧爾良派用他們的曆史觀為黨派利益服務：托克維爾則始終是嚴格的曆史家，同時更有哲學家色彩，隻求證實我們的制度與我們的風尚的發展連續性；大革命爆發于1789年，因為它已經進行了一半，幾個世紀以來，一切都向平等和中央集權發展；封建權利與專制王權的最後障礙顯得更加礙手礙腳，因為它們已是最後一道障礙。
他闡述了文學與不信教對大革命的影響，平等感情壓倒自由激情。
托克維爾在闡述封建君主制度的毀滅後，接着打算證明新法國如何從舊法國的廢墟中重建：這幾乎就是泰納在《當代法國的起源》中實現了的龐大計劃。
但是托克維爾沒來得及完成自己的著作。
”（前引書，1019及随後幾頁。
）法國文學史史家們就這樣把托克維爾著作的成果傳給年輕一代，希望年輕一代從中獲益。
在結束《舊制度與大革命》在法國的影響概觀時，我們還想給我們的讀者指出保爾·雅内的一本重要的小書《法國大革命的哲學》（巴黎，1875年）。
雅内很有眼光地看到1852年在法國大革命曆史觀上是一條有決定意義的分界線。
我們在他的書中讀到：“1852年引起了法國革命哲學的真正危機。
一種深深的失望，一種對這個國家直到此時一直珍視的各項原則的聞所未聞的背離（人們至少這樣認為），一種為了革命的物質成果而犧牲革命的精神成果的可悲傾向，一種在本應從世界上永遠掃除專制暴政的思想的影響下産生的新形式的專制主義，與此同時一種稍加擴展的科學，我們的狀況與毗鄰民族狀況的比較，那令人悲傷的信念——過多地為經驗證實——世界上有許多民族沒有經曆如此多的危機與災難，随世事的演變逐步達到了我們曾經夢想、曾經缺乏、甚至從社會自由的一些觀點來看我們已搶先達到并超過的這種政治自由；大西洋彼岸的偉大民族在其整個疆域同時實現了這個自由平等的偉大綱領，我們卻早就開始犧牲掉一半，隻待再晚些扔掉另一半：所有這些觀點，所有這些思考，經驗與比較，都使得大家在某種程度上抛棄了一向懷有的這種對革命的信仰……法國革命新理論由此而得到全新的方向。
人們開始感到震驚，革命很少尊重個人自由，革命崇拜武力，盲目信奉中央政權至高無上的權力；人們想，革命在現代社會确立了社會地位平等，誰能說革命不會像昔日的羅馬帝國一樣為新形式的專制暴政鋪平道路。
沒有哪一位政論家比著名的思想敏銳的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更為這種思想所打動，他比大家都先有這種思想。
他是第一人，在如此有獨到見解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身居和平、溫和、立憲的時代，便向現代各民族預示了‘恺撒專制的’危險，這奇怪的預見當時沒有任何條件任何事件任何明顯征兆可資依據。
以後，上述思想在某種程度為事件所證實，他在其卓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