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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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還将使所有期望有朝一日變成第三等級的人脫離。
大部分貴族階級已經死亡，這并非因為貴族階級在世上建立不平等，而是因為貴族階級要永久維持不平等，使一些個人得利，使另一些個人受害。
人們憎恨的是某種不平等，而非一般的不平等。
也不能認為，貴族階級滅亡最經常是由于貴族特權的泛濫；相反，倒是這些巨大的特權，支持了貴族階級。
假如每個人都相信有一天能進入傑出人物團體，那麼，這團體權利之大，一定會使它在尚未跻身其間者眼中變得無比珍貴。
這樣，連這個制度的弊病本身也成了它的力量；且别說，進入貴族的機會是微小的：隻要目标樹高，這也無關緊要。
最吸引人心的，不是小小成功的可靠性，而是飛黃騰達的可能性。
如果增大追求的目标，你就不怕減少得标的機會。
一個窮人并非不可能最終掌權的國家，比起那些窮人沒有希望掌權的國家來，更易于将窮人永遠排除在政府之外；以為有朝一日能被召掌權，這種臆想中的高升的念頭，不斷地使窮人看不見他的真實苦難。
這是一種完全憑運氣的賭博，可能的赢頭之大吸引着他的靈魂，全然不顧輸的可能。
他愛貴族就像愛買彩票一樣。
法國存在的不同貴族成分間的這種分裂，在貴族内部布置下某種内戰局面，從中獲利者唯有民主力量。
第三等級主要成員受到貴族階級的排擠，因此，為了對貴族階級作戰，不得不依靠一些用得着的時候有用、其效力本身卻很危險的原則。
第三等級本是貴族階級的一部分，它反抗貴族階級的另一部分，被迫宣揚平等的普遍思想，以便同與之敵對的不平等的特殊思想鬥争。
甚至在貴族階級内部，不平等也每天遭受攻擊，即使不是在原則上，至少也是在它的某些不同運用上。
佩劍貴族傲慢地斥責穿袍貴族，穿袍貴族則抱怨佩劍貴族享受的優勢地位。
宮廷貴族喜歡嘲笑鄉村貴族的微小領主權利，而鄉村貴族則對廷臣享受的恩寵感到憤怒。
出身古老貴族世家的貴族看不起敕封貴族，敕封貴族則嫉羨前者的尊榮。
不同種類特權者之間的所有這些非難指責，都損害着特權的總利益。
人民對其頭領們的辯論冷眼旁觀，隻從他們的言詞中取出對己有用的東西。
在國民中逐漸傳播唯有平等才符合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思想；組織一個治理良好的社會應根據包含于平等之中的簡單普遍的思想。
這些理論一直深入到貴族的頭腦中，他們雖然還享受着特權，卻也開始把擁有特權視為一種福份，而不視為體面的權利。
一般來說，習俗比法律跟随思想更緊。
貴族制的原則在政治社會中還占上風，風尚卻已經變成民主的，在被立法分割開的人們之間，建立起無數各種各樣的聯系。
對促進公民社會的這種混合格外有利的是作家每日每時所争得的地位。
在财富是貴族制的唯一基礎或僅僅主要基礎的國家裡，金錢除了能給所有社會都帶來享樂之外，還能帶來權力。
有了這兩種好處，金錢便将人的全部想象力都吸引過來，而且可以說，金錢最終變為人們追求的唯一榮耀。
在這類國家裡，文學一般不大發展，因之文藝才能并不吸引公衆的注意。
在血統貴族統治的民族中，人們看不到為獲取财富而迸發的這種普遍沖動。
人類心靈不會受同一欲望單方面的推動，而是歡迎人類愛好的天然多樣性。
假如這些民族文明開化，其中必有大量公民珍惜精神享受，并推崇制造精神産品的人們。
許多雄心勃勃的人蔑視金錢，由于出身平民不愛經商，遂避而研究文學，文學研究成了他們的歸宿，他們追求文藝榮譽，這是他們可以得到的唯一榮譽。
這樣，他們在政界之外，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無可争議的顯赫地位。
在有錢就有權的那些國家裡，人的重要性或多或少與他擁有的财富有關，而财富每時每刻都會喪失和取得，因此貴族成員終日都在提心吊膽，生怕喪失自己占有的社會地位，生怕其他公民瓜分貴族特權。
政界盛行的這種經常變動性，使貴族成員的靈魂處于永久不安的狀态。
他們隻能忐忑不安地享受其财富，急急忙忙地抓住财産帶來的福利。
他們不斷用不安的眼光打量自己，看看到底丢失了什麼。
他們向所有其他的人投射充滿疑懼與嫉妒的視線，以便發現他們周圍是否發生了什麼變化。
某個地方發生的一切，都會引起他們不安。
唯獨建立于出身之上的貴族階級，看到在它之外閃光的東西不太經心，因為貴族階級擁有一種優勢，依其性質，既不能被瓜分，也不會喪失。
人可變富，但必須生來就貴。
法國貴族曆來向作家伸手，樂于與作家接近。
18世紀尤其是這樣：這是個閑散的時代，貴族階級幾乎和平民一樣，被免去了治國職責，而知識正在傳播，給大家帶來了文學娛樂的高尚情趣。
路易十四統治下，貴族尊重和保護作家；但真正說起來，貴族并未與作家攙合在一起。
他們分别形成兩個階級，彼此間經常接觸，但卻從不混同。
到18世紀末，形勢改觀。
并不是說作家已被允許分享貴族的特權，也不是說作家在政界已獲得公認的地位。
貴族階級并沒有召喚作家加入貴族行列，而許多貴族卻置身于作家的行列。
文學因此變成一個中立地帶，平等便栖身于此。
文人和大領主在這兒相會，并不互相尋釁，也不互相害怕，在這世外桃源，盛行着一種想象的民主，在這裡每個人都回複其天然優勢。
這種形勢雖對科學和文學的飛速發展十分有利，卻遠不能滿足緻力于科學和文學的人們。
确實，他們占有顯赫的地位，但這種地位并未明确，總是引起争議。
他們分享大領主的喜悅，但大領主的權利始終沒有他們的份。
貴族和他們相當靠近，使他們能具體看到出身所賦予的所有好處，但貴族還和他們保持相當的距離，以緻他們無法分享或品嘗這些好處。
在作家的眼前仿佛放着一個平等的幻影，當他們靠近想抓住它，平等即行消失。
這樣，貴族階級如此寵愛的作家們組成第三等級中最焦急不安的那一部分，他們竟然在特權者的宮殿裡诽謗種種特權。
這一民主傾向不僅出現在經常與貴族交往的作家身上，而且出現在已變成作家的貴族身上。
大多數成為作家的貴族高談闊論那些在作家中間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學說；他們絲毫未将貴族精神引進文學，反而将可以稱為文學精神的東西輸入貴族階級。
當上層階級逐漸衰落，中間階級逐步上升，一種無形的運動一天天使他們接近的時候，地産分配發生了變化，其性質格外有利于民主制的建立和統治。
幾乎所有外國人都想象，在法國，地産劃分隻是從有關繼承的法律發生變化的年代，從大多數隸屬貴族的領地被沒收的時期才開始的，但是，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革命爆發之際，大多數省份内，土地已被大量瓜分。
法國革命隻不過使個别地區的現象擴大到整個法國領土而已。
将地産聚集在某些人手中的傾向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一個是物質力量。
征服者奪取被征服者的土地，并在少數同夥中瓜分。
通過這種方式，原所有者的權利被剝奪了。
但是還有其他方式，假如有人自願出讓權利。
我設想這樣一個民族，其中工商品業衆多，出産極其豐富，這個民族很有知識，每個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發現工商業提供的所有發财機會。
我假定，通過法律、風尚、舊思想的結合，地産在這一民族之中仍是尊重與權力的主要源泉。
發财緻富的捷徑是出賣土地，以便投資商業。
相反，享受既得财産的最好方式是把錢從商業中抽回去購置土地；土地遂變為奢侈與雄心追求的目标而非貪财的對象。
獲取土地時，人們渴望得到的乃是榮譽與權力，絕不是收獲。
這樣一來，小片領地依舊出售，但人們隻買大片領地。
因為賣主和買主的目的和地位不同。
前者相形之下，是一個追求富裕的窮人；後者是有錢人，要将大量多餘錢财用于享樂。
假如在這些普遍原因之上，再加上立法的特殊作用，——因為立法在有利于動産轉移的同時，卻使獲得土地變得既費錢又困難，以緻唯獨嗜好擁有土地的富人，才有辦法獲得土地，——你便很容易明白，在這樣的民族中，小片地産必将不斷趨于消失，溶入數量不多的大片地産中。
随着工業手段的完善和增多，知識的傳播又使窮人發現了這些新工具，我剛才描述的運動必将變得更加迅速。
工商業的繁榮将更有力地促使小所有者出賣土地，這同一原因将不斷創造龐大的動産，而龐大動産擁有者随後将獲得大片領地。
這樣，地産的過度聚集現象将存在于文明的兩端：當人們尚處在半野蠻狀态，隻珍惜，而且可以說，隻認識地産時；當人類已經變得非常文明開化，并發現了無數其他方式發财緻富時。
我上面繪制的圖畫絲毫未曾适用于法國。
在法國，野蠻人征服時代，土地從未普遍、系統地在征服者之間劃分，與諾曼底人侵入英國後發生的情況不同。
法蘭克人不如諾曼底人那樣開化文明，控制暴力的技術不如諾曼底人高明。
況且，法蘭克人征服的年代更加久遠，其影響衰退得更早。
因此在法國，許多領地似乎從來就沒有受封建法律支配，服從封建法律的領地似乎比其他許多歐洲國家面積要小。
故而土地從未被聚集，或者至少很久以來便已停止聚集。
我們已看到，大革命以前很久，地産便不再是敬重和權力的主要源泉。
同一時期，工商業的發展不太迅速，人民雖已有足夠的教養來設想和追求比目前更好的處境，但他們遠未獲得能使他們發現成功捷徑的知識。
土地對于有錢人來說不再是奢侈品，與此同時，它對窮人來說反倒成為謀生之道，可以說是唯一謀生之道。
有錢人出賣土地是為了方便和增加自己的享樂，窮人購買土地是為增加其富庶。
地産就這樣悄悄地脫離貴族之手，開始在人民手中瓜分。
随着舊的土地所有者财産的喪失，大量平民逐漸獲得了财産。
但是，他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達到目的，而且憑借極不完善的手段。
大地産因此逐日減少，卻沒有積聚起大宗流動财富；在大領地的原址，通過節衣縮食，慘淡經營，興起了許多小領地。
土地分割方面的這些變化大大促進了不久即将爆發的政治大革命。
有些人認為無需在公民社會中引入某種平等，就能在政治領域中永久确立徹底平等，我看這些人犯了一個危險的錯誤。
我想，誰也不能不受懲罰地使人們時而極強，時而極弱，讓人們在一點上達到極端的平等，在其他點上卻忍受極端不平等，這樣一來，不用很久人們肯定會渴望全面強大或者變得全面軟弱。
但是一切不平等中最危險的，是由于不分地而産生的不平等。
擁有土地賦予人們以某些特殊的思想和習慣，認識這些極為重要，而擁有動産是不會或很少産生這些思想和習慣的。
大地産以某種方式使财富的影響限于某個地方，使它在某些地點，對某些人發揮特殊作用，影響更大、更持久。
動産的不均使一些個人富有；不動産的不均使一些家族富足，它使有錢人彼此聯系，把幾代人之間也聯合起來，并在國家中建立一個單獨的小民族，他們在自己所在的大民族中，總能獲得某種淩駕于大民族之上的權力。
對民主制政府最為有害的恰恰是這些東西。
相反，對民主制統治最為有利的，莫過于将土地劃分為小塊産業。
擁有少量動産的人幾乎永遠或多或少地仰賴于他人的情緒。
他必須或者屈從于某一聯合會的規章，或者屈從于某個人的意願。
他要服從于國家工商業命運的最細微變遷。
他的生活不斷被富裕與窮困的無常變化所打亂，這些支配他命運的動蕩，很少不引起他思想的混亂，不經常改變他的愛好。
小土地所有者則相反，隻聽命于自身的動力；他的範圍狹窄，但他在其間活動自由。
他的财富增長緩慢，但卻絲毫不受意外風險的影響。
他的精神與他的命運一樣平穩，他的愛好與他的勞作一樣有條不紊；正因為不依靠任何人，所以他将獨立精神置于貧窮之中。
人們不會懷疑，大量公民心中的這種精神安定、這種安靜和這種單純的欲望，這種習慣和這種對獨立的愛好，大大有利
大部分貴族階級已經死亡，這并非因為貴族階級在世上建立不平等，而是因為貴族階級要永久維持不平等，使一些個人得利，使另一些個人受害。
人們憎恨的是某種不平等，而非一般的不平等。
也不能認為，貴族階級滅亡最經常是由于貴族特權的泛濫；相反，倒是這些巨大的特權，支持了貴族階級。
假如每個人都相信有一天能進入傑出人物團體，那麼，這團體權利之大，一定會使它在尚未跻身其間者眼中變得無比珍貴。
這樣，連這個制度的弊病本身也成了它的力量；且别說，進入貴族的機會是微小的：隻要目标樹高，這也無關緊要。
最吸引人心的，不是小小成功的可靠性，而是飛黃騰達的可能性。
如果增大追求的目标，你就不怕減少得标的機會。
一個窮人并非不可能最終掌權的國家，比起那些窮人沒有希望掌權的國家來，更易于将窮人永遠排除在政府之外；以為有朝一日能被召掌權，這種臆想中的高升的念頭，不斷地使窮人看不見他的真實苦難。
這是一種完全憑運氣的賭博，可能的赢頭之大吸引着他的靈魂，全然不顧輸的可能。
他愛貴族就像愛買彩票一樣。
法國存在的不同貴族成分間的這種分裂，在貴族内部布置下某種内戰局面，從中獲利者唯有民主力量。
第三等級主要成員受到貴族階級的排擠，因此，為了對貴族階級作戰，不得不依靠一些用得着的時候有用、其效力本身卻很危險的原則。
第三等級本是貴族階級的一部分，它反抗貴族階級的另一部分，被迫宣揚平等的普遍思想，以便同與之敵對的不平等的特殊思想鬥争。
甚至在貴族階級内部，不平等也每天遭受攻擊，即使不是在原則上，至少也是在它的某些不同運用上。
佩劍貴族傲慢地斥責穿袍貴族，穿袍貴族則抱怨佩劍貴族享受的優勢地位。
宮廷貴族喜歡嘲笑鄉村貴族的微小領主權利，而鄉村貴族則對廷臣享受的恩寵感到憤怒。
出身古老貴族世家的貴族看不起敕封貴族，敕封貴族則嫉羨前者的尊榮。
不同種類特權者之間的所有這些非難指責，都損害着特權的總利益。
人民對其頭領們的辯論冷眼旁觀，隻從他們的言詞中取出對己有用的東西。
在國民中逐漸傳播唯有平等才符合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思想；組織一個治理良好的社會應根據包含于平等之中的簡單普遍的思想。
這些理論一直深入到貴族的頭腦中，他們雖然還享受着特權，卻也開始把擁有特權視為一種福份，而不視為體面的權利。
一般來說，習俗比法律跟随思想更緊。
貴族制的原則在政治社會中還占上風，風尚卻已經變成民主的，在被立法分割開的人們之間，建立起無數各種各樣的聯系。
對促進公民社會的這種混合格外有利的是作家每日每時所争得的地位。
在财富是貴族制的唯一基礎或僅僅主要基礎的國家裡，金錢除了能給所有社會都帶來享樂之外，還能帶來權力。
有了這兩種好處，金錢便将人的全部想象力都吸引過來，而且可以說，金錢最終變為人們追求的唯一榮耀。
在這類國家裡，文學一般不大發展，因之文藝才能并不吸引公衆的注意。
在血統貴族統治的民族中，人們看不到為獲取财富而迸發的這種普遍沖動。
人類心靈不會受同一欲望單方面的推動，而是歡迎人類愛好的天然多樣性。
假如這些民族文明開化，其中必有大量公民珍惜精神享受，并推崇制造精神産品的人們。
許多雄心勃勃的人蔑視金錢，由于出身平民不愛經商，遂避而研究文學，文學研究成了他們的歸宿，他們追求文藝榮譽，這是他們可以得到的唯一榮譽。
這樣，他們在政界之外，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無可争議的顯赫地位。
在有錢就有權的那些國家裡，人的重要性或多或少與他擁有的财富有關，而财富每時每刻都會喪失和取得，因此貴族成員終日都在提心吊膽，生怕喪失自己占有的社會地位，生怕其他公民瓜分貴族特權。
政界盛行的這種經常變動性，使貴族成員的靈魂處于永久不安的狀态。
他們隻能忐忑不安地享受其财富，急急忙忙地抓住财産帶來的福利。
他們不斷用不安的眼光打量自己，看看到底丢失了什麼。
他們向所有其他的人投射充滿疑懼與嫉妒的視線，以便發現他們周圍是否發生了什麼變化。
某個地方發生的一切，都會引起他們不安。
唯獨建立于出身之上的貴族階級，看到在它之外閃光的東西不太經心，因為貴族階級擁有一種優勢，依其性質，既不能被瓜分，也不會喪失。
人可變富，但必須生來就貴。
法國貴族曆來向作家伸手，樂于與作家接近。
18世紀尤其是這樣：這是個閑散的時代，貴族階級幾乎和平民一樣，被免去了治國職責，而知識正在傳播，給大家帶來了文學娛樂的高尚情趣。
路易十四統治下，貴族尊重和保護作家；但真正說起來，貴族并未與作家攙合在一起。
他們分别形成兩個階級，彼此間經常接觸，但卻從不混同。
到18世紀末，形勢改觀。
并不是說作家已被允許分享貴族的特權，也不是說作家在政界已獲得公認的地位。
貴族階級并沒有召喚作家加入貴族行列，而許多貴族卻置身于作家的行列。
文學因此變成一個中立地帶，平等便栖身于此。
文人和大領主在這兒相會，并不互相尋釁，也不互相害怕，在這世外桃源，盛行着一種想象的民主，在這裡每個人都回複其天然優勢。
這種形勢雖對科學和文學的飛速發展十分有利，卻遠不能滿足緻力于科學和文學的人們。
确實，他們占有顯赫的地位，但這種地位并未明确，總是引起争議。
他們分享大領主的喜悅，但大領主的權利始終沒有他們的份。
貴族和他們相當靠近，使他們能具體看到出身所賦予的所有好處，但貴族還和他們保持相當的距離，以緻他們無法分享或品嘗這些好處。
在作家的眼前仿佛放着一個平等的幻影，當他們靠近想抓住它，平等即行消失。
這樣，貴族階級如此寵愛的作家們組成第三等級中最焦急不安的那一部分，他們竟然在特權者的宮殿裡诽謗種種特權。
這一民主傾向不僅出現在經常與貴族交往的作家身上，而且出現在已變成作家的貴族身上。
大多數成為作家的貴族高談闊論那些在作家中間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學說；他們絲毫未将貴族精神引進文學，反而将可以稱為文學精神的東西輸入貴族階級。
當上層階級逐漸衰落，中間階級逐步上升，一種無形的運動一天天使他們接近的時候，地産分配發生了變化，其性質格外有利于民主制的建立和統治。
幾乎所有外國人都想象，在法國，地産劃分隻是從有關繼承的法律發生變化的年代，從大多數隸屬貴族的領地被沒收的時期才開始的，但是，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革命爆發之際，大多數省份内，土地已被大量瓜分。
法國革命隻不過使個别地區的現象擴大到整個法國領土而已。
将地産聚集在某些人手中的傾向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一個是物質力量。
征服者奪取被征服者的土地，并在少數同夥中瓜分。
通過這種方式，原所有者的權利被剝奪了。
但是還有其他方式，假如有人自願出讓權利。
我設想這樣一個民族，其中工商品業衆多，出産極其豐富，這個民族很有知識，每個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發現工商業提供的所有發财機會。
我假定，通過法律、風尚、舊思想的結合，地産在這一民族之中仍是尊重與權力的主要源泉。
發财緻富的捷徑是出賣土地，以便投資商業。
相反，享受既得财産的最好方式是把錢從商業中抽回去購置土地；土地遂變為奢侈與雄心追求的目标而非貪财的對象。
獲取土地時，人們渴望得到的乃是榮譽與權力，絕不是收獲。
這樣一來，小片領地依舊出售，但人們隻買大片領地。
因為賣主和買主的目的和地位不同。
前者相形之下，是一個追求富裕的窮人；後者是有錢人，要将大量多餘錢财用于享樂。
假如在這些普遍原因之上，再加上立法的特殊作用，——因為立法在有利于動産轉移的同時，卻使獲得土地變得既費錢又困難，以緻唯獨嗜好擁有土地的富人，才有辦法獲得土地，——你便很容易明白，在這樣的民族中，小片地産必将不斷趨于消失，溶入數量不多的大片地産中。
随着工業手段的完善和增多，知識的傳播又使窮人發現了這些新工具，我剛才描述的運動必将變得更加迅速。
工商業的繁榮将更有力地促使小所有者出賣土地，這同一原因将不斷創造龐大的動産，而龐大動産擁有者随後将獲得大片領地。
這樣，地産的過度聚集現象将存在于文明的兩端：當人們尚處在半野蠻狀态，隻珍惜，而且可以說，隻認識地産時；當人類已經變得非常文明開化，并發現了無數其他方式發财緻富時。
我上面繪制的圖畫絲毫未曾适用于法國。
在法國，野蠻人征服時代，土地從未普遍、系統地在征服者之間劃分，與諾曼底人侵入英國後發生的情況不同。
法蘭克人不如諾曼底人那樣開化文明，控制暴力的技術不如諾曼底人高明。
況且，法蘭克人征服的年代更加久遠，其影響衰退得更早。
因此在法國，許多領地似乎從來就沒有受封建法律支配，服從封建法律的領地似乎比其他許多歐洲國家面積要小。
故而土地從未被聚集，或者至少很久以來便已停止聚集。
我們已看到，大革命以前很久，地産便不再是敬重和權力的主要源泉。
同一時期，工商業的發展不太迅速，人民雖已有足夠的教養來設想和追求比目前更好的處境，但他們遠未獲得能使他們發現成功捷徑的知識。
土地對于有錢人來說不再是奢侈品，與此同時，它對窮人來說反倒成為謀生之道，可以說是唯一謀生之道。
有錢人出賣土地是為了方便和增加自己的享樂，窮人購買土地是為增加其富庶。
地産就這樣悄悄地脫離貴族之手，開始在人民手中瓜分。
随着舊的土地所有者财産的喪失，大量平民逐漸獲得了财産。
但是，他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達到目的，而且憑借極不完善的手段。
大地産因此逐日減少，卻沒有積聚起大宗流動财富；在大領地的原址，通過節衣縮食，慘淡經營，興起了許多小領地。
土地分割方面的這些變化大大促進了不久即将爆發的政治大革命。
有些人認為無需在公民社會中引入某種平等，就能在政治領域中永久确立徹底平等，我看這些人犯了一個危險的錯誤。
我想，誰也不能不受懲罰地使人們時而極強，時而極弱，讓人們在一點上達到極端的平等，在其他點上卻忍受極端不平等，這樣一來，不用很久人們肯定會渴望全面強大或者變得全面軟弱。
但是一切不平等中最危險的，是由于不分地而産生的不平等。
擁有土地賦予人們以某些特殊的思想和習慣，認識這些極為重要，而擁有動産是不會或很少産生這些思想和習慣的。
大地産以某種方式使财富的影響限于某個地方，使它在某些地點，對某些人發揮特殊作用，影響更大、更持久。
動産的不均使一些個人富有；不動産的不均使一些家族富足，它使有錢人彼此聯系，把幾代人之間也聯合起來，并在國家中建立一個單獨的小民族，他們在自己所在的大民族中，總能獲得某種淩駕于大民族之上的權力。
對民主制政府最為有害的恰恰是這些東西。
相反，對民主制統治最為有利的，莫過于将土地劃分為小塊産業。
擁有少量動産的人幾乎永遠或多或少地仰賴于他人的情緒。
他必須或者屈從于某一聯合會的規章，或者屈從于某個人的意願。
他要服從于國家工商業命運的最細微變遷。
他的生活不斷被富裕與窮困的無常變化所打亂，這些支配他命運的動蕩，很少不引起他思想的混亂，不經常改變他的愛好。
小土地所有者則相反，隻聽命于自身的動力；他的範圍狹窄，但他在其間活動自由。
他的财富增長緩慢，但卻絲毫不受意外風險的影響。
他的精神與他的命運一樣平穩，他的愛好與他的勞作一樣有條不紊；正因為不依靠任何人，所以他将獨立精神置于貧窮之中。
人們不會懷疑，大量公民心中的這種精神安定、這種安靜和這種單純的欲望，這種習慣和這種對獨立的愛好，大大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