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一章 到18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後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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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不會低估一項措施的意義和蒂爾戈所在時代的精神。
的确，常常在各次革命臨近尾聲時，人們才能不受指責地實行蒂爾戈提出的政策，那就是，并不給予真正的自由，隻給點自由的影子。
奧古斯都的嘗試曾獲得成功。
一國國民倦于冗長的辯論時，隻要能獲得安定，心甘情願地任人欺騙；曆史告訴我們，要使國民滿意，隻消在全國糾集若幹無名的或無獨立性的人，發給薪金，讓他們在國民面前扮演一下政治議會的角色就夠了。
這樣的例子多得很。
但是，在一場革命的開端，這種做法無不失敗，不僅不能使人民滿意，反倒使人民憤激。
自由國家最微末的公民尚且知道這一點；堂堂的行政官蒂爾戈卻一無所知。
法蘭西民族對自身事務極為生疏，沒有經驗，對國家制度感覺頭痛卻又無力加以改善，與此同時，它在當時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學修養、最鐘愛聰明才智的民族，想到這些，人們就不難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國的一種政治力量，而且最終成為首要力量。
在英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進實踐，另一些人借助事實來糾正和限定理論；然而在法國呢，政界仿佛始終劃分為兩個互不往來、彼此分割的區域。
在前一個區域，人們治國理民；在後一個區域，人們制定抽象原則，任何政府均應以此為基礎。
在這邊，人們采取日常事務所要求的具體措施，在那邊，人們宣揚普遍法則，從不考慮用何手段加以實施：有些人負責領導事務；另一些人負責指導思想。
現實社會的結構還是傳統的、混亂的、非正規的結構，法律仍舊是五花八門，互相矛盾，等級森嚴，社會地位一成不變，負擔不平等，在這個現實社會之上，逐漸建造起一個虛構的社會，在這裡，一切顯得簡單、協調、一緻、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
逐漸地，民衆的想象抛棄了現實社會，沉湎于虛構社會。
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将來可能如何，他們終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裡了。
人們常将我們的革命歸因于美國革命：的确，美國革命對法國革命有很多影響，但是，當時在美國的作為對于法國革命的影響并不及當時法國的思想對法國革命的影響。
當美國革命在歐洲其他國家還隻是一個新鮮奇特的事件時，對法國人來說它并不陌生，隻不過更有血有肉，更震撼人心罷了。
在歐洲，它令人震驚；在法國，它使人信服。
美國人仿佛隻是貫徹實行我們作家的設想：他們賦予我們頭腦中的夢想以現實的内容。
這就好比費内隆突然出現在薩朗特。
曆史上，偉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來進行，這真是一件新鮮事，這種情況也許最有力地決定了法國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國在革命後呈現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容貌。
作家們不僅向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還把自己的情緒氣質賦予人民。
全體國民接受了他們的長期教育，沒有任何别的啟蒙老師，對實踐茫然無知，因此，在閱讀時，就染上了作家們的本能、性情、好惡乃至癖性，以至當國民終于行動起來時，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人們研究法國革命史就會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評論治國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進行的：即本着對普遍理論，對完整的立法體系和精确對稱的法律的同一愛好；對現存事物的同樣蔑視；對理論的同樣信任；對于政治機構中獨特、精巧、新穎的東西的同一興緻；遵照邏輯法則，依據統一方案，一舉徹底改革結構，而不在枝節上修修補補的同一願望而進行的。
這是何等駭人的景象！因為在作家身上引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時卻是罪惡，那些常使人寫出優美著作的事物，卻能導緻龐大的革命。
那時連政治語言也從作家所講的語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語言中充滿了一般性的詞組、抽象的術語、浮誇之詞以及文學句式。
這種文風為政治熱潮所利用，滲入所有階級，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層階級。
早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經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權。
我發現農民在訴狀中稱鄰舍為同胞，稱總督為可敬的行政官，稱教區本堂神甫為聖壇使者，稱上帝為最高主宰，這些農民隻是不懂拼寫法，否則他們就能成為相當厲害的作家。
這些新品格與法蘭西性格的舊底子完全混為一體，以至有人常将僅僅由這種獨特教育産生的東西歸因于天性。
我聽到有人說，60年來我們在政治方面崇尚普遍思想，崇尚體系，崇尚誇大其詞，這種喜好或者酷愛是與我們種族的某一種屬性，即略加誇大的所謂法蘭西精神相關聯的，仿佛這個所謂的屬性一直隐藏在我們的曆史中，到臨近上世紀末才驟然間顯露出來。
奇怪的是，我們保持了取自文學的習氣，卻幾乎完全喪失了對文學的年深日久的熱愛。
在我參與公共生活期間，我看到人們不大讀18世紀的書，更不必說其他任何世紀的書了，對作家也極端蔑視，然而對于他們出生以前由文學精神顯示出的某些主要缺陷，他們卻忠實保留，對此我常感驚異。
”誰也不會低估一項措施的意義和蒂爾戈所在時代的精神。
的确，常常在各次革命臨近尾聲時，人們才能不受指責地實行蒂爾戈提出的政策，那就是，并不給予真正的自由，隻給點自由的影子。
奧古斯都的嘗試曾獲得成功。
一國國民倦于冗長的辯論時，隻要能獲得安定，心甘情願地任人欺騙；曆史告訴我們，要使國民滿意，隻消在全國糾集若幹無名的或無獨立性的人，發給薪金，讓他們在國民面前扮演一下政治議會的角色就夠了。
這樣的例子多得很。
但是，在一場革命的開端，這種做法無不失敗，不僅不能使人民滿意，反倒使人民憤激。
自由國家最微末的公民尚且知道這一點；堂堂的行政官蒂爾戈卻一無所知。
法蘭西民族對自身事務極為生疏，沒有經驗，對國家制度感覺頭痛卻又無力加以改善，與此同時，它在當時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學修養、最鐘愛聰明才智的民族，想到這些，人們就不難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國的一種政治力量，而且最終成為首要力量。
在英國，研究治國之道的作家與統治國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進實踐，另一些人借助事實來糾正和限定理論；然而在法國呢，政界仿佛始終劃分為兩個互不往來、彼此分割的區域。
在前一個區域，人們治國理民；在後一個區域，人們制定抽象原則，任何政府均應以此為基礎。
在這邊，人們采取日常事務所要求的具體措施，在那邊，人們宣揚普遍法則，從不考慮用何手段加以實施：有些人負責領導事務；另一些人負責指導思想。
現實社會的結構還是傳統的、混亂的、非正規的結構，法律仍舊是五花八門，互相矛盾，等級森嚴，社會地位一成不變，負擔不平等，在這個現實社會之上，逐漸建造起一個虛構的社會，在這裡，一切顯得簡單、協調、一緻、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
逐漸地，民衆的想象抛棄了現實社會，沉湎于虛構社會。
人們對現實狀況毫無興趣，他們想的是将來可能如何，他們終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來的那個理想國裡了。
人們常将我們的革命歸因于美國革命：的确，美國革命對法國革命有很多影響，但是，當時在美國的作為對于法國革命的影響并不及當時法國的思想對法國革命的影響。
當美國革命在歐洲其他國家還隻是一個新鮮奇特的事件時，對法國人來說它并不陌生，隻不過更有血有肉，更震撼人心罷了。
在歐洲，它令人震驚；在法國，它使人信服。
美國人仿佛隻是貫徹實行我們作家的設想：他們賦予我們頭腦中的夢想以現實的内容。
這就好比費内隆突然出現在薩朗特。
曆史上，偉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來進行，這真是一件新鮮事，這種情況也許最有力地決定了法國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國在革命後呈現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容貌。
作家們不僅向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還把自己的情緒氣質賦予人民。
全體國民接受了他們的長期教育，沒有任何别的啟蒙老師，對實踐茫然無知，因此，在閱讀時，就染上了作家們的本能、性情、好惡乃至癖性，以至當國民終于行動起來時，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人們研究法國革命史就會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評論治國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進行的：即本着對普遍理論，對完整的立法體系和精确對稱的法律的同一愛好；對現存事物的同樣蔑視；對理論的同樣信任；對于政治機構中獨特、精巧、新穎的東西的同一興緻；遵照邏輯法則，依據統一方案，一舉徹底改革結構，而不在枝節上修修補補的同一願望而進行的。
這是何等駭人的景象！因為在作家身上引為美德的東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時卻是罪惡，那些常使人寫出優美著作的事物，卻能導緻龐大的革命。
那時連政治語言也從作家所講的語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語言中充滿了一般性的詞組、抽象的術語、浮誇之詞以及文學句式。
這種文風為政治熱潮所利用，滲入所有階級，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層階級。
早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經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權。
我發現農民在訴狀中稱鄰舍為同胞，稱總督為可敬的行政官，稱教區本堂神甫為聖壇使者，稱上帝為最高主宰，這些農民隻是不懂拼寫法，否則他們就能成為相當厲害的作家。
這些新品格與法蘭西性格的舊底子完全混為一體，以至有人常将僅僅由這種獨特教育産生的東西歸因于天性。
我聽到有人說，60年來我們在政治方面崇尚普遍思想，崇尚體系，崇尚誇大其詞，這種喜好或者酷愛是與我們種族的某一種屬性，即略加誇大的所謂法蘭西精神相關聯的，仿佛這個所謂的屬性一直隐藏在我們的曆史中，到臨近上世紀末才驟然間顯露出來。
奇怪的是，我們保持了取自文學的習氣，卻幾乎完全喪失了對文學的年深日久的熱愛。
在我參與公共生活期間，我看到人們不大讀18世紀的書，更不必說其他任何世紀的書了，對作家也極端蔑視，然而對于他們出生以前由文學精神顯示出的某些主要缺陷，他們卻忠實保留，對此我常感驚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