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一章 到18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後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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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法國人每天都在他的财産、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種舊法律、某種舊政治慣例、某些舊權力殘餘的妨礙，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醫治這種特殊疾病的藥方。
似乎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
然而在其他種種自由的廢墟裡，我們還保留了一種自由：我們還能夠差不多毫無限制地進行哲學思辯，論述社會的起源、政府的本質和人類的原始權利。
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礙的人不久便愛上了這種文學政治。
對文學政治的愛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會地位而遠離抽象思辯的人心中。
凡是受到不平等的軍役稅攤派損害的納稅人，無一不為人人均應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奮；遭貴族鄰居的兔子禍害的小所有者，聽說一切特權概應受理性的譴責，無不為之雀躍。
這樣，每種公衆激情都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占據了在自由國家裡通常由政黨領袖占有的位置。
再沒人能夠與作家争奪這個地位。
貴族階級在其盛期不僅領導事務，他們還領導輿論，給作家定調子，賦予思想以權威。
18世紀法國貴族完全喪失了這一部分統治權；貴族的信譽随其權力的命運消失：貴族在精神領域一向占有的統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裡能盡情擴張，獨自占有這個位置。
不僅如此，作家們奪走了貴族的位置，貴族卻支持作家的事業；貴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論受到承認，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激情和行動，因此貴族居然把與他們的特殊權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種種學說視為巧妙的精神娛樂；他們情願埋身其間，消磨時光，一邊穩穩當當地坐享豁免權與特權，一邊平心靜氣地論述所有根深蒂固的習俗如何荒謬。
看到舊制度的上層階級竟這樣盲目地促進自己的滅亡，常常令人驚異；但是他們從哪裡可以得到光明呢？要使主要公民們了解自己面臨的危險，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衛自己的權利一樣，自由的體制都是必要的。
公共生活的最後痕迹在我們當中消失了一個多世紀，從那時以來，最直接關心維持舊政體的人們對于這座古老建築的腐朽絲毫未加注意，從未聽見這座朽屋的任何撞擊和噪音。
由于表面上什麼也沒發生變化，他們以為一切都原封未動。
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他們先輩的觀點上面。
1789年貴族在陳情書裡對王權的侵越行為表示擔心，如同他們在15世紀陳情書裡表示的一樣。
在國王方面，伯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幸的路易十六在行将葬身于民主洪流前片刻，仍将貴族視為王權的首要敵手；他不信任貴族，仿佛人們還生活在投石黨運動的時代。
相反，資産階級和人民在他眼中，一如在他先王眼中一樣，是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
但是，我們已親眼見到那麼多場革命的殘迹，就更覺奇怪：在我們先輩的頭腦中竟沒有暴力革命這一概念。
人們既沒有讨論過也沒有設想過暴力革命。
公共自由不斷給穩如泰山的社會一次次輕微震動，每天提醒社會可能覆滅，必須保持警惕；但是，在就要落入深淵的這個18世紀法國社會，卻毫無即将傾覆的警告。
我細心閱讀過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前三個等級起草的陳情書；我講三個等級，即貴族等級、教士等級和第三等級。
我在這兒看到，人們要求改革法律，在那兒看到，要求改革慣例，我一一做下筆記。
這樣我繼續把這項浩繁的工作做完，當我把所有這些個别要求彙集在一起時，我驚恐地發現，人們所要求的乃是同時而系統地廢除所有現行的法律和慣例；我立即看到，這是有史以來一場規模最大最為危險的革命。
那些明天就将成為犧牲品的人對此全然不知，他們以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無震撼地對如此複雜、如此陳舊的社會進行一場全面而突然的改革。
這些可憐蟲！他們竟然忘掉了他們先輩四百年前用當時樸實有力的法語所表達的那句格言：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
長期以來，貴族和資産階級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們表現出這種獨特的缺乏經驗并不使人驚異；但是更加使人驚異的是，正是那些領導國家事務的人，大臣、行政官、總督，毫無先見之明。
他們中間許多人對于本職工作的确都精明強幹；他們洞悉當時政府的一切細微末節；但是，一涉及治國這門科學，這門教授如何理解社會普遍運動，如何判斷群衆精神動向并預見其後果的科學時，他們就和民衆一樣一竅不通。
事實上，隻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國安邦的要術完完全全教給政治家。
這點在1775年蒂爾戈緻國王呈文中看得十分清楚，他向國王進谏，要進行自由的全民選舉，每年在國王周圍召開為期六周的代議制議會，但不給議會任何實權。
議會隻談行政，絕不涉及政府，隻提供咨詢，不表達意志，說實話，隻有權讨論法律，無權制定法律。
蒂爾戈道：“這樣，王權就會得到啟發但不受阻礙，公衆輿論将會滿意，而無任何危險。
因為這些議會無權反對國王的必要行動，萬一——盡管不可能——它們不聽話，國王陛下永遠是國家主宰
似乎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
然而在其他種種自由的廢墟裡，我們還保留了一種自由：我們還能夠差不多毫無限制地進行哲學思辯，論述社會的起源、政府的本質和人類的原始權利。
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礙的人不久便愛上了這種文學政治。
對文學政治的愛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會地位而遠離抽象思辯的人心中。
凡是受到不平等的軍役稅攤派損害的納稅人，無一不為人人均應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奮；遭貴族鄰居的兔子禍害的小所有者，聽說一切特權概應受理性的譴責，無不為之雀躍。
這樣，每種公衆激情都喬裝成哲學；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作家控制了輿論的領導，一時間占據了在自由國家裡通常由政黨領袖占有的位置。
再沒人能夠與作家争奪這個地位。
貴族階級在其盛期不僅領導事務，他們還領導輿論，給作家定調子，賦予思想以權威。
18世紀法國貴族完全喪失了這一部分統治權；貴族的信譽随其權力的命運消失：貴族在精神領域一向占有的統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裡能盡情擴張，獨自占有這個位置。
不僅如此，作家們奪走了貴族的位置，貴族卻支持作家的事業；貴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論受到承認，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激情和行動，因此貴族居然把與他們的特殊權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種種學說視為巧妙的精神娛樂；他們情願埋身其間，消磨時光，一邊穩穩當當地坐享豁免權與特權，一邊平心靜氣地論述所有根深蒂固的習俗如何荒謬。
看到舊制度的上層階級竟這樣盲目地促進自己的滅亡，常常令人驚異；但是他們從哪裡可以得到光明呢？要使主要公民們了解自己面臨的危險，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衛自己的權利一樣，自由的體制都是必要的。
公共生活的最後痕迹在我們當中消失了一個多世紀，從那時以來，最直接關心維持舊政體的人們對于這座古老建築的腐朽絲毫未加注意，從未聽見這座朽屋的任何撞擊和噪音。
由于表面上什麼也沒發生變化，他們以為一切都原封未動。
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他們先輩的觀點上面。
1789年貴族在陳情書裡對王權的侵越行為表示擔心，如同他們在15世紀陳情書裡表示的一樣。
在國王方面，伯克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幸的路易十六在行将葬身于民主洪流前片刻，仍将貴族視為王權的首要敵手；他不信任貴族，仿佛人們還生活在投石黨運動的時代。
相反，資産階級和人民在他眼中，一如在他先王眼中一樣，是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
但是，我們已親眼見到那麼多場革命的殘迹，就更覺奇怪：在我們先輩的頭腦中竟沒有暴力革命這一概念。
人們既沒有讨論過也沒有設想過暴力革命。
公共自由不斷給穩如泰山的社會一次次輕微震動，每天提醒社會可能覆滅，必須保持警惕；但是，在就要落入深淵的這個18世紀法國社會，卻毫無即将傾覆的警告。
我細心閱讀過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前三個等級起草的陳情書；我講三個等級，即貴族等級、教士等級和第三等級。
我在這兒看到，人們要求改革法律，在那兒看到，要求改革慣例，我一一做下筆記。
這樣我繼續把這項浩繁的工作做完，當我把所有這些個别要求彙集在一起時，我驚恐地發現，人們所要求的乃是同時而系統地廢除所有現行的法律和慣例；我立即看到，這是有史以來一場規模最大最為危險的革命。
那些明天就将成為犧牲品的人對此全然不知，他們以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無震撼地對如此複雜、如此陳舊的社會進行一場全面而突然的改革。
這些可憐蟲！他們竟然忘掉了他們先輩四百年前用當時樸實有力的法語所表達的那句格言：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
長期以來，貴族和資産階級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們表現出這種獨特的缺乏經驗并不使人驚異；但是更加使人驚異的是，正是那些領導國家事務的人，大臣、行政官、總督，毫無先見之明。
他們中間許多人對于本職工作的确都精明強幹；他們洞悉當時政府的一切細微末節；但是，一涉及治國這門科學，這門教授如何理解社會普遍運動，如何判斷群衆精神動向并預見其後果的科學時，他們就和民衆一樣一竅不通。
事實上，隻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國安邦的要術完完全全教給政治家。
這點在1775年蒂爾戈緻國王呈文中看得十分清楚，他向國王進谏，要進行自由的全民選舉，每年在國王周圍召開為期六周的代議制議會，但不給議會任何實權。
議會隻談行政，絕不涉及政府，隻提供咨詢，不表達意志，說實話，隻有權讨論法律，無權制定法律。
蒂爾戈道：“這樣，王權就會得到啟發但不受阻礙，公衆輿論将會滿意，而無任何危險。
因為這些議會無權反對國王的必要行動，萬一——盡管不可能——它們不聽話，國王陛下永遠是國家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