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盡管文明取得各方面進步，何以18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有時竟比13世紀還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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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地在那些從中漁利者的頭腦中紮了根，他們很快就不再覺得事情還有其他方法解決。
1776年，人們試圖将徭役改為地方稅，于是不平等馬上改頭換面，徭役化為新稅，不平等繼續存在。
徭役從原來的領主徭役改為王家徭役，并且逐漸擴及所有公共工程。
我看到在1719年，徭役竟然用來修建兵營！法令說道，各教區須派遣最佳工人，所有其他工程均為它讓路。
押送苦役犯進監獄，押送乞丐進慈善收容所，這都屬于徭役；每當軍隊換防時，軍隊用具的搬遷也屬于徭役：當時每支軍隊都拖着沉重的辎重，因此這種徭役十分繁重；必須從很遠的地方調集大量車輛和牛，才能拉走這些東西。
這類徭役起初不多，但當常規軍越來越多時，這就成為一種最沉重的徭役。
我讀到一些國家承包人大聲疾呼，要求給他們調派勞役，将建築木材從森林送往沿海的軍艦修造廠。
這些服徭役者通常領取工資，不過工資總是随意規定，數額很低。
賦稅負擔如此不合理，有時如此沉重，以至軍役稅收稅人憂心忡忡。
1751年，一位收稅人寫道：“為修路向農民征收的各項費用不久就要使他們無力繳納軍役稅了。
” 如果在農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錢又有教養的人，他們即使無意保護農民，至少有興緻、有權力在掌握窮人和富人命運的那個共同主宰面前，替農民求情，那麼所有這些新的壓迫能制定嗎？ 我讀過1774年一個大所有者寫給他所在省總督的信，懇請他開辟一條道路。
照他的說法，這條道路必将使全村富裕興旺，他擺出種種理由，随後他提到設立一個市集，他斷定，食品價格将因市集增加一倍。
這位好心的公民還說，隻要略加資助，人們便可創辦一所學校，為國王培養更加勤奮的臣民。
在此以前，他從未考慮到這些必要的改良；兩年前國王密劄将他軟禁于自己的城堡中，從那時起他才察覺這些問題。
他坦率地寫道：“兩年來在故土上的流放，使我确信所有這些事情是極端有用的。
” 但是，尤其在饑馑的年代，人們發現昔日維系農村大所有者和農民的那些庇護與依附關系已經松弛或破裂。
在那些危機時刻，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軟弱而深感恐懼；它想一時恢複被它摧毀了的那些個人影響或政治團體，呼籲他們前來幫助，但無人響應，它通常驚異地發現，原來那些人已經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剝奪生命的。
臨此危境，在最窮的那些省份，有一些總督，如像蒂爾戈，貿然抵觸法律，下令富庶的所有者必須養活他們的佃農，直到翌年收獲。
我找到許多本堂神甫1770年寫的信件，他們向總督建議向本教區内的大所有主抽稅，不管他們是在教的還是在俗的，他們寫道：“這些人擁有大宗田産，但并不在那裡居住，這些人從中攫取大筆收入，卻帶到别處去揮霍。
” 即使在正常年代，村子裡也遭乞丐侵擾；因為，正像勒特羅納所說，窮人在城裡得到救濟；但在農村裡，一到冬季，行乞便成為絕對必要。
人們不時以最殘暴的手段對付那些不幸的人。
1767年，舒瓦瑟爾公爵想一舉掃除法國的行乞現象。
在總督們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手段是何等殘酷。
騎警隊受命同時逮捕王國内的所有乞丐；據說這樣被捕的乞丐達5萬多人。
身強力壯的流浪漢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則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納：讓有錢人再發發善心豈不更好。
舊制度的這個政府，如同我說過的那樣，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樣溫良恭儉讓，當它對下層階級尤其是對農民下手時，卻常常是冷酷無情，并且總是猝不及防。
我看過的文件當中，沒有一份通報總督下令逮捕資産者；但是農民不斷遭到逮捕，無論是在服徭役，服軍役，行乞，治安，還是在這樣那樣的其他各種場合。
對于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人，使用的是獨立的法庭，長時間的辯論，監護性的公開審理；對于下層階級尤其農民，法官卻即席判決，不準上訴。
1785年内克寫道：“在人民和所有其他階級之間存在的巨大距離，容易轉移人們的眼光，使之不注意政府怎樣被操縱來對付所有小民百姓。
仁慈與人道已成為法國人的特征和世紀精神，舍此這個問題便會使那些對此屈辱抱有同情的人們感到無窮憂愁，盡管他們自己免受貧苦。
” 但是，壓迫不僅表現在這些不幸者處境惡化，而更多表現在不讓他們改善自己的處境。
他們是自由的所有者，他們差不多仍和他們的農奴祖先一樣愚昧，而且往往更加窮苦。
身處工藝奇迹倍出的時代，他們卻毫無技藝；置身光輝燦爛的知識世界，他們卻尚未開化。
他們身上保留着他們種族特有的智慧和敏銳，但并沒學會如何使用；種地本是他們的唯一營生，他們甚至連地也種不好。
“在我眼前看到的是10世紀的農業”，一位有名的英國農學家說道。
他們擅長的惟有當兵打仗；至少在這個行當，他們和其他階級還有着天生的必要聯系。
農民就是生活在這道孤立
1776年，人們試圖将徭役改為地方稅，于是不平等馬上改頭換面，徭役化為新稅，不平等繼續存在。
徭役從原來的領主徭役改為王家徭役，并且逐漸擴及所有公共工程。
我看到在1719年，徭役竟然用來修建兵營！法令說道，各教區須派遣最佳工人，所有其他工程均為它讓路。
押送苦役犯進監獄，押送乞丐進慈善收容所，這都屬于徭役；每當軍隊換防時，軍隊用具的搬遷也屬于徭役：當時每支軍隊都拖着沉重的辎重，因此這種徭役十分繁重；必須從很遠的地方調集大量車輛和牛，才能拉走這些東西。
這類徭役起初不多，但當常規軍越來越多時，這就成為一種最沉重的徭役。
我讀到一些國家承包人大聲疾呼，要求給他們調派勞役，将建築木材從森林送往沿海的軍艦修造廠。
這些服徭役者通常領取工資，不過工資總是随意規定，數額很低。
賦稅負擔如此不合理，有時如此沉重，以至軍役稅收稅人憂心忡忡。
1751年，一位收稅人寫道：“為修路向農民征收的各項費用不久就要使他們無力繳納軍役稅了。
” 如果在農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錢又有教養的人，他們即使無意保護農民，至少有興緻、有權力在掌握窮人和富人命運的那個共同主宰面前，替農民求情，那麼所有這些新的壓迫能制定嗎？ 我讀過1774年一個大所有者寫給他所在省總督的信，懇請他開辟一條道路。
照他的說法，這條道路必将使全村富裕興旺，他擺出種種理由，随後他提到設立一個市集，他斷定，食品價格将因市集增加一倍。
這位好心的公民還說，隻要略加資助，人們便可創辦一所學校，為國王培養更加勤奮的臣民。
在此以前，他從未考慮到這些必要的改良；兩年前國王密劄将他軟禁于自己的城堡中，從那時起他才察覺這些問題。
他坦率地寫道：“兩年來在故土上的流放，使我确信所有這些事情是極端有用的。
” 但是，尤其在饑馑的年代，人們發現昔日維系農村大所有者和農民的那些庇護與依附關系已經松弛或破裂。
在那些危機時刻，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軟弱而深感恐懼；它想一時恢複被它摧毀了的那些個人影響或政治團體，呼籲他們前來幫助，但無人響應，它通常驚異地發現，原來那些人已經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剝奪生命的。
臨此危境，在最窮的那些省份，有一些總督，如像蒂爾戈，貿然抵觸法律，下令富庶的所有者必須養活他們的佃農，直到翌年收獲。
我找到許多本堂神甫1770年寫的信件，他們向總督建議向本教區内的大所有主抽稅，不管他們是在教的還是在俗的，他們寫道：“這些人擁有大宗田産，但并不在那裡居住，這些人從中攫取大筆收入，卻帶到别處去揮霍。
” 即使在正常年代，村子裡也遭乞丐侵擾；因為，正像勒特羅納所說，窮人在城裡得到救濟；但在農村裡，一到冬季，行乞便成為絕對必要。
人們不時以最殘暴的手段對付那些不幸的人。
1767年，舒瓦瑟爾公爵想一舉掃除法國的行乞現象。
在總督們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手段是何等殘酷。
騎警隊受命同時逮捕王國内的所有乞丐；據說這樣被捕的乞丐達5萬多人。
身強力壯的流浪漢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則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納：讓有錢人再發發善心豈不更好。
舊制度的這個政府，如同我說過的那樣，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樣溫良恭儉讓，當它對下層階級尤其是對農民下手時，卻常常是冷酷無情，并且總是猝不及防。
我看過的文件當中，沒有一份通報總督下令逮捕資産者；但是農民不斷遭到逮捕，無論是在服徭役，服軍役，行乞，治安，還是在這樣那樣的其他各種場合。
對于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人，使用的是獨立的法庭，長時間的辯論，監護性的公開審理；對于下層階級尤其農民，法官卻即席判決，不準上訴。
1785年内克寫道：“在人民和所有其他階級之間存在的巨大距離，容易轉移人們的眼光，使之不注意政府怎樣被操縱來對付所有小民百姓。
仁慈與人道已成為法國人的特征和世紀精神，舍此這個問題便會使那些對此屈辱抱有同情的人們感到無窮憂愁，盡管他們自己免受貧苦。
” 但是，壓迫不僅表現在這些不幸者處境惡化，而更多表現在不讓他們改善自己的處境。
他們是自由的所有者，他們差不多仍和他們的農奴祖先一樣愚昧，而且往往更加窮苦。
身處工藝奇迹倍出的時代，他們卻毫無技藝；置身光輝燦爛的知識世界，他們卻尚未開化。
他們身上保留着他們種族特有的智慧和敏銳，但并沒學會如何使用；種地本是他們的唯一營生，他們甚至連地也種不好。
“在我眼前看到的是10世紀的農業”，一位有名的英國農學家說道。
他們擅長的惟有當兵打仗；至少在這個行當，他們和其他階級還有着天生的必要聯系。
農民就是生活在這道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