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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策變化的某些其他因素予以應有的注意。
從這樣一種新的立場出發，采用曆史比較的方法，通過展示東漢王朝的瓦解給世界造成的影響，來對公元3世紀發生的侵擾事件加以解釋。
也許會有人認為，如果隻談論蠻夷部族對某個沒落帝國的進攻，那麼這種方法對于其他曆史問題就無法進行有成果的研究，或者說，盡管這種方法闡明了某一些相關的曆史事件，但這類現象畢竟不多，因而它還不可以成為一種曆史科學研究的基礎。
因此，這裡有必要說明，由相關的事件構成的課題實際上是無限的，決不僅限于蠻族入侵和戰争的爆發。
為了證明這一點，可以舉一個與前面完全不同的例子。
我要提到偉大的宗教運動，它是與波斯（Persia）的索羅亞斯特（Zoroaster）、中國的老子和孔子、印度的摩珂毗羅（Mahavira，耆那教創始人）和佛祖釋迦牟尼、愛奧尼亞（Ionia）的預言家以西傑（Ezekiel）和以塞亞第二（SecondIsaiah）泰勒斯（Thales），以及南意大利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等人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
他們同為公元前6世紀的著名哲人，他們的在世無疑是一組互有聯系的大事。
雖然有關他們之間的關系已經多有評述(2)，但還沒有人真正做過認真嚴肅的探索。
現在我便能夠以此作為一個需要進行系統考察的課題(3)，僅僅使用一隻簡單的時間羅盤，去發現、研究這些偉大的先導者們的生平。
如果不是這樣去認識問題，我們又怎能領悟這種人類的精神活動呢？人類成就的曆史，确實表現了世界的沉浮變遷。
如何說明人類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所取得的光輝成就呢？想想古代埃及和巴比倫吧！如何解釋那些無與倫比的偉大時代呢？想想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莎士比亞（Shakespeare）吧！如何理解文明發展的中斷呢？想想那遠古時代的敵手希臘和波斯吧！在這些問題上，人們耗費了多少心思，撰寫了多少書文，可是沒有誰能像自然科學家研究氫原子那樣耐心地對待這些問題，盡管對這些問題進行系統深入的探讨不是不可能的。
據此，我們若要理解這個由人類利益和人的活動構成的世界中&ldquo萬物變遷之途&rdquo，要确知使人類産生高度才能的社會環境，要探求文明遭受破壞的潛因，就應該看到，本書所提倡的将人類在不同地區所經曆的事予以比較的方法，是絕不可或缺的。
最後，如果我們不陷入&ldquo革命是進步的必由之路&rdquo的教條主義之中，就必須竭力去追尋人類賴以發展的實際條件和真正途徑。
由于生活的引導，若不回到煉丹術的時代，我們就不會接受任何一種臆測的曆史哲學。
最終的抉擇隻是，以現代科學工作的精神，用曆史比較的方法，為闡明人類生存繁衍的諸多課題，專心緻力于曆史研究。
弗雷德裡克．J．梯加特 伯克利，加利福尼亞 1938年8月1日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曆史環境本體論》，載《美國雜志》（1910.7）；《曆史之序言》（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16）；《曆史之進程》（耶魯大學出版社，1918）；《曆史理論》（耶魯大學出版社，1925）。
(2)一部最近的著作是斯坦利．A．庫克教授寫的&mdash&mdash《舊約全書诠釋》（劍橋，1936），230頁。
(3)以往常有提及應對此類現象加以注意的建議，但僅是強調在對重大曆史課題的考察中，歸納的方法并未被當做一種基本的條件，如：阿道夫·布德羅貝克：《索羅亞斯特》（萊比錫，1893），21頁。
緻謝 本項研究成果是由于先後得到了研究委員會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科學院的鼎力支持才得以問世的。
在此，我要向研究委員會和社會科學院，以及長期擔任委員會主席的A．O．劉什奈爾教授表示誠摯的敬意。
當我從事将涉及五百餘年曆史時期的各種數據資料加以歸納整理的繁雜工作時，我幸運地得到格雷絲·當伯格小姐長期而卓有成效的協助，但極為遺憾的是，在這項工作的最後五六年，即對所搜集的資料加以審查并将要進一步得出結論之時，卻失去了她淵博知識的合作。
我要提到雷奧娜·法塞特小姐，由于她的辛勞才使我的記錄和手稿變成标準的打字稿。
此外，東方語言系的P．A．布德伯格教授對本項研究自始至終予以熱心的關注；本書之付梓，更是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的哈諾德．A．斯摩爾先生傾注了大量心血之後才得以實現的。
在此，一并深緻謝意。
從這樣一種新的立場出發，采用曆史比較的方法，通過展示東漢王朝的瓦解給世界造成的影響，來對公元3世紀發生的侵擾事件加以解釋。
也許會有人認為，如果隻談論蠻夷部族對某個沒落帝國的進攻，那麼這種方法對于其他曆史問題就無法進行有成果的研究，或者說，盡管這種方法闡明了某一些相關的曆史事件，但這類現象畢竟不多，因而它還不可以成為一種曆史科學研究的基礎。
因此，這裡有必要說明，由相關的事件構成的課題實際上是無限的，決不僅限于蠻族入侵和戰争的爆發。
為了證明這一點，可以舉一個與前面完全不同的例子。
我要提到偉大的宗教運動，它是與波斯（Persia）的索羅亞斯特（Zoroaster）、中國的老子和孔子、印度的摩珂毗羅（Mahavira，耆那教創始人）和佛祖釋迦牟尼、愛奧尼亞（Ionia）的預言家以西傑（Ezekiel）和以塞亞第二（SecondIsaiah）泰勒斯（Thales），以及南意大利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等人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
他們同為公元前6世紀的著名哲人，他們的在世無疑是一組互有聯系的大事。
雖然有關他們之間的關系已經多有評述(2)，但還沒有人真正做過認真嚴肅的探索。
現在我便能夠以此作為一個需要進行系統考察的課題(3)，僅僅使用一隻簡單的時間羅盤，去發現、研究這些偉大的先導者們的生平。
如果不是這樣去認識問題，我們又怎能領悟這種人類的精神活動呢？人類成就的曆史，确實表現了世界的沉浮變遷。
如何說明人類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所取得的光輝成就呢？想想古代埃及和巴比倫吧！如何解釋那些無與倫比的偉大時代呢？想想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莎士比亞（Shakespeare）吧！如何理解文明發展的中斷呢？想想那遠古時代的敵手希臘和波斯吧！在這些問題上，人們耗費了多少心思，撰寫了多少書文，可是沒有誰能像自然科學家研究氫原子那樣耐心地對待這些問題，盡管對這些問題進行系統深入的探讨不是不可能的。
據此，我們若要理解這個由人類利益和人的活動構成的世界中&ldquo萬物變遷之途&rdquo，要确知使人類産生高度才能的社會環境，要探求文明遭受破壞的潛因，就應該看到，本書所提倡的将人類在不同地區所經曆的事予以比較的方法，是絕不可或缺的。
最後，如果我們不陷入&ldquo革命是進步的必由之路&rdquo的教條主義之中，就必須竭力去追尋人類賴以發展的實際條件和真正途徑。
由于生活的引導，若不回到煉丹術的時代，我們就不會接受任何一種臆測的曆史哲學。
最終的抉擇隻是，以現代科學工作的精神，用曆史比較的方法，為闡明人類生存繁衍的諸多課題，專心緻力于曆史研究。
弗雷德裡克．J．梯加特 伯克利，加利福尼亞 1938年8月1日 &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mdash (1)《曆史環境本體論》，載《美國雜志》（1910.7）；《曆史之序言》（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16）；《曆史之進程》（耶魯大學出版社，1918）；《曆史理論》（耶魯大學出版社，1925）。
(2)一部最近的著作是斯坦利．A．庫克教授寫的&mdash&mdash《舊約全書诠釋》（劍橋，1936），230頁。
(3)以往常有提及應對此類現象加以注意的建議，但僅是強調在對重大曆史課題的考察中，歸納的方法并未被當做一種基本的條件，如：阿道夫·布德羅貝克：《索羅亞斯特》（萊比錫，1893），21頁。
緻謝 本項研究成果是由于先後得到了研究委員會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科學院的鼎力支持才得以問世的。
在此，我要向研究委員會和社會科學院，以及長期擔任委員會主席的A．O．劉什奈爾教授表示誠摯的敬意。
當我從事将涉及五百餘年曆史時期的各種數據資料加以歸納整理的繁雜工作時，我幸運地得到格雷絲·當伯格小姐長期而卓有成效的協助，但極為遺憾的是，在這項工作的最後五六年，即對所搜集的資料加以審查并将要進一步得出結論之時，卻失去了她淵博知識的合作。
我要提到雷奧娜·法塞特小姐，由于她的辛勞才使我的記錄和手稿變成标準的打字稿。
此外，東方語言系的P．A．布德伯格教授對本項研究自始至終予以熱心的關注；本書之付梓，更是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的哈諾德．A．斯摩爾先生傾注了大量心血之後才得以實現的。
在此，一并深緻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