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關燈
小
中
大
者至少與這個政策所引起的局勢變化有關。
這裡略舉一例，或許可以更清楚地說明曆史事件之間的互相影響。
東漢的偉大使臣班超，曾在塔裡木盆地一帶地區維護了中國的政權和聲威，曆時達31年。
班超于公元102年獲準告老還鄉。
他剛離開西域，從甘肅到帕米爾高原一線便爆發了戰争。
其後，中國軍隊不得不于公元105～107年間撤離西域。
進而，公元105～106年，在近東，帕西亞（Parthia）國王帕柯魯斯（Pacorus）被推翻，與此同時，柯奈裡烏斯·帕爾瑪（CorneliusPalma）占領了皮特拉（Petra），吞并了阿拉伯（Arabia）。
在歐洲，公元106年，圖拉真（Trajan）入侵達西亞（Dacia），并于公元107年将其吞并。
再看看更遠的地方。
約在公元106～108年，羅馬人被迫撤離了蘇格蘭（Scotland）。
此時，匈奴人正從中國人手中奪得車師後王庭和吐魯番（公元105年），而與此事相關的，則是公元107年蠻族入侵潘諾尼亞（Pannonia），即多瑙河以西的匈牙利（Hungarv）境。
以上分析所得出的一項重要成果是，（首次）建立了曆史事件之間的聯系。
應該看到，這種聯系本身也是一種曆史事實。
雖然有一些史實迄今尚未被探明真相，但其中的互相聯系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
而且，某些史實之所以含混不清，正是由于專家們總是孤立地而不是聯系地對各國各地區的曆史加以研究。
到目前為止，這種對歐亞大陸上發生的曆史事件進行比較的方法，尚未對史學研究形成影響。
本書所進行的嘗試，證明了這種在曆史事件之間建立聯系的方法，對于研究歐洲曆史，至少是15世紀末以前的曆史，是非常必要的。
若要了解曆史上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更徹底更全面地采用上述方法，就顯得尤其重要了。
誠然，對于當代世界來說，并不需要将現今發生的重要事件一一描述才能開展研究。
但是，如果想弄清歐洲向海外擴張所引起的世界局勢的實際變化，那麼詳盡地了解那些在古老的陸路貿易活動影響下發生的曆史事件的起因與發展過程，則是一個最基本的前提。
在各種曆史事件之間建立聯系的方法，固然不可能解答為什麼在中歐不斷發生入侵事件的問題，但它的确為解釋這個問題提供了一條嶄新的捷徑。
那麼，對于羅馬在亞美尼亞的戰争引起萊茵河和多瑙河下遊的蠻族起義，以及中國在天山的戰争引起匈奴人類似的暴亂，又應作何解釋呢？我們若按上述方法進行一番比較研究，這個問題就出現一種出乎意料的情況，它要求一種更為複雜的探索，而不僅僅是前面所采用的年表式的編寫方法。
換言之，研究的重點不可拘泥于年代的對比和審查，而是要考慮到這些事件發生的地理條件，進而揭示各有關民族間可能存在着的某種聯系。
例如，隔于黑海東西的亞美尼亞人和羅馬尼亞（Rumania）人之間，隔于準噶爾盆地、西西伯利亞（WesternSiberia）、俄羅斯（Russia）和波蘭兩邊的天山民族和匈牙利之間的聯系。
在此序言中，當然不可能去對托勒密（Ptolemy）關于歐亞大陸北部地區浩繁費解的記述進行讨論，需要說明的是，對這一方面所作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東方的戰争、西方的侵擾，其原因皆歸于商路的遮斷。
在這裡，似有必要利用此機會強調對以下問題進行探讨的迫切性，即商路的通斷興衰是了解世界各民族間關系的重要因素（無論是在公元1世紀還是20世紀，均是如此）。
另外商路的變遷和貿易的中斷，不但影響到蠻夷部落的安定，也對更大的政體組織造成震動。
對這個問題加以深入研讨也是十分必要的。
從以上觀點來看，戰争遮斷了經過帕西亞的&ldquo絲綢之路&rdquo，其對于羅馬帝國曆史形成的影響也就顯而易見了。
西塞羅（Cicero）強調指出這樣一個事實：若不根本動搖羅馬的貨币市場，東方就不可能發生戰争。
然而在各民族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上，除了考慮中國政府的政策對羅馬帝國首都的金融恐慌所施加的影響以外，似乎再也沒有更好的解釋了。
本書也就北方蠻族對羅馬帝國的入侵展開了研究，因為這種侵擾也是曆來為曆史學家們所确認的曆史事件。
前面已經指出，歐洲的戰争大多數（40次中的27次）與發生在中國西部的遼闊省區新疆的戰亂有關。
在考察羅馬帝國邊境上的一系列騷亂時，本書也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結論，它表明中國這個極重要的國家對于遙遠的西方所起的獨特作用。
而另一方面，中國的戰争和政策卻并不受制于歐洲局勢的變化。
本書所涉及的諸多入侵事件，隻不過是随着中華帝國局勢發生變化之後而出現的複雜形勢的一個方面而已。
因此可以這麼說，要了解總的歐亞大陸的曆史，或者單純地了解歐洲曆史，就必須将中國曆史推到幕前，本書即采取了這樣的讨論方式。
并且，也對影響到中
這裡略舉一例，或許可以更清楚地說明曆史事件之間的互相影響。
東漢的偉大使臣班超，曾在塔裡木盆地一帶地區維護了中國的政權和聲威，曆時達31年。
班超于公元102年獲準告老還鄉。
他剛離開西域，從甘肅到帕米爾高原一線便爆發了戰争。
其後，中國軍隊不得不于公元105～107年間撤離西域。
進而，公元105～106年，在近東，帕西亞（Parthia）國王帕柯魯斯（Pacorus）被推翻，與此同時，柯奈裡烏斯·帕爾瑪（CorneliusPalma）占領了皮特拉（Petra），吞并了阿拉伯（Arabia）。
在歐洲，公元106年，圖拉真（Trajan）入侵達西亞（Dacia），并于公元107年将其吞并。
再看看更遠的地方。
約在公元106～108年，羅馬人被迫撤離了蘇格蘭（Scotland）。
此時，匈奴人正從中國人手中奪得車師後王庭和吐魯番（公元105年），而與此事相關的，則是公元107年蠻族入侵潘諾尼亞（Pannonia），即多瑙河以西的匈牙利（Hungarv）境。
以上分析所得出的一項重要成果是，（首次）建立了曆史事件之間的聯系。
應該看到，這種聯系本身也是一種曆史事實。
雖然有一些史實迄今尚未被探明真相，但其中的互相聯系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
而且，某些史實之所以含混不清，正是由于專家們總是孤立地而不是聯系地對各國各地區的曆史加以研究。
到目前為止，這種對歐亞大陸上發生的曆史事件進行比較的方法，尚未對史學研究形成影響。
本書所進行的嘗試，證明了這種在曆史事件之間建立聯系的方法，對于研究歐洲曆史，至少是15世紀末以前的曆史，是非常必要的。
若要了解曆史上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更徹底更全面地采用上述方法，就顯得尤其重要了。
誠然，對于當代世界來說，并不需要将現今發生的重要事件一一描述才能開展研究。
但是，如果想弄清歐洲向海外擴張所引起的世界局勢的實際變化，那麼詳盡地了解那些在古老的陸路貿易活動影響下發生的曆史事件的起因與發展過程，則是一個最基本的前提。
在各種曆史事件之間建立聯系的方法，固然不可能解答為什麼在中歐不斷發生入侵事件的問題，但它的确為解釋這個問題提供了一條嶄新的捷徑。
那麼，對于羅馬在亞美尼亞的戰争引起萊茵河和多瑙河下遊的蠻族起義，以及中國在天山的戰争引起匈奴人類似的暴亂，又應作何解釋呢？我們若按上述方法進行一番比較研究，這個問題就出現一種出乎意料的情況，它要求一種更為複雜的探索，而不僅僅是前面所采用的年表式的編寫方法。
換言之，研究的重點不可拘泥于年代的對比和審查，而是要考慮到這些事件發生的地理條件，進而揭示各有關民族間可能存在着的某種聯系。
例如，隔于黑海東西的亞美尼亞人和羅馬尼亞（Rumania）人之間，隔于準噶爾盆地、西西伯利亞（WesternSiberia）、俄羅斯（Russia）和波蘭兩邊的天山民族和匈牙利之間的聯系。
在此序言中，當然不可能去對托勒密（Ptolemy）關于歐亞大陸北部地區浩繁費解的記述進行讨論，需要說明的是，對這一方面所作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東方的戰争、西方的侵擾，其原因皆歸于商路的遮斷。
在這裡，似有必要利用此機會強調對以下問題進行探讨的迫切性，即商路的通斷興衰是了解世界各民族間關系的重要因素（無論是在公元1世紀還是20世紀，均是如此）。
另外商路的變遷和貿易的中斷，不但影響到蠻夷部落的安定，也對更大的政體組織造成震動。
對這個問題加以深入研讨也是十分必要的。
從以上觀點來看，戰争遮斷了經過帕西亞的&ldquo絲綢之路&rdquo，其對于羅馬帝國曆史形成的影響也就顯而易見了。
西塞羅（Cicero）強調指出這樣一個事實：若不根本動搖羅馬的貨币市場，東方就不可能發生戰争。
然而在各民族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上，除了考慮中國政府的政策對羅馬帝國首都的金融恐慌所施加的影響以外，似乎再也沒有更好的解釋了。
本書也就北方蠻族對羅馬帝國的入侵展開了研究，因為這種侵擾也是曆來為曆史學家們所确認的曆史事件。
前面已經指出，歐洲的戰争大多數（40次中的27次）與發生在中國西部的遼闊省區新疆的戰亂有關。
在考察羅馬帝國邊境上的一系列騷亂時，本書也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結論，它表明中國這個極重要的國家對于遙遠的西方所起的獨特作用。
而另一方面，中國的戰争和政策卻并不受制于歐洲局勢的變化。
本書所涉及的諸多入侵事件，隻不過是随着中華帝國局勢發生變化之後而出現的複雜形勢的一個方面而已。
因此可以這麼說，要了解總的歐亞大陸的曆史，或者單純地了解歐洲曆史，就必須将中國曆史推到幕前，本書即采取了這樣的讨論方式。
并且，也對影響到中